刘国柱，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在2015年10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在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而且分别是守成大国和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美两国在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的进程中，既存在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又存在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治理理念，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成败的关键；同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过程，本身也是中美关系发展和调适的过程。
首先，中美两国需要共同面对一些全球问题的挑战。如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所强调的，现在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而全球最具实力的中美两国合作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涉及目前全球性的问题和事务，如果没有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要想解决是难以想象的。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已经就解决全球性问题进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2014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美中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宣布在2025年之前把二氧化碳的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百分之26-28，而中国首次承诺到2030年之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15年9月习主席访美，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再次取得重大进展：首先，美中双方各自在国内采取措施，实现去年商定的排放目标；其次，中国宣布贡献200亿元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低碳经济道路；第三，奥巴马与习近平同意彼此协作，确保今年12月的巴黎气候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我们同样可以预见，在涉及全球治理问题上，未来中美两国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其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并非是要推翻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变革，使其能够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从历史上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权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谁拥有主导权，谁就可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贸易规则等领域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二战结束后，英美大国之间通过国际协调以《布雷顿森林协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所反映的是二战结束初期国际经济格局的状况。在这一体系运行的70年间，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早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金融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量拉动的贡献甚至超过了美国。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发展推动了世界格局的调整，客观上要求提升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然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美国等发达国家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下降和主导权的弱化。这也是美国国会迟迟不通过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并不代表中美之间必然要走向对抗，美国等发达国家也逐步认识到，中国等新兴国家话语权的提升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目前来看，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奥巴马总统公开承诺，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支持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是美国首次对此事进行总统级别表态。这是中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革取得的巨大胜利。同时，美国还承诺尽快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提出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这将使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与此相对应，中国向美国承诺，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反对货币竞争性贬值。
第二，作为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补充，中国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特别是后者，创始会员国多达57个，遍及世界五大洲，囊括了除美国和日本之外的主要经济和金融大国。美国对待亚投行的态度颇为微妙，从一开始的“担忧”到“并不反对”，从“有条件的支持”到“支持”。最终，中国关于亚投行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补充的说法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中国也承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以透明、高效、有效的方式运作，并遵守现行的环保和治理标准；同时，中国还承诺增加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的贡献，包括对世界银行旗下国际开发协会以及区域开发银行旗下类似机构的贡献。
中美两国围绕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博弈，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在刚刚结束的香山论坛中提到，如何留出空间给中国成为重要课题，而这一课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否情愿，美国已经开始在做；第二，中国不仅仅是希望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同时也在对国际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不仅仅是在金融领域，在其他政经领域，中国也正在承担与本国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美国释出更多国际空间给中国，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将会成为未来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新常态。
再次，中美还可以将两国间存在的一些问题，纳入到全球治理体制中去解决，现在比较突出二就是网络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是全球治理体制中出现的新问题，尽管有不少国家宣称曾经受到过网络攻击，但像中美两国这样紧张的网络关系可以说绝无仅有。中国和欧盟的网络关系良好，双方曾联合举办的“中国——欧盟信息通信技术研究合作对话会议(Open China-ICT)”等。中国与俄罗斯也签署了协议，限制对彼此的黑客攻击。除此之外，中国与印度和日本的网络关系也谈不上紧张。但在美中之间，网络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2015年，几乎每一家在华盛顿有影响的智库都曾经举办过关于中国对美国网络安全威胁的政策辩论，而美国上至总统、下至内阁部长以及国会议员，关于中国支持网络攻击以及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美国国家公务人员个人信息的指控不绝于耳。2015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双方签署了中美网络安全协议，宣布美中两国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并且提供给企业获取利益的行为。一旦发生黑客攻击，两国立刻回应彼此对提供进一步资讯、打击黑客与援助的要求。但这个协议在美国被称作是“半拉子工程”，而且协议签署第二天，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就指责中国黑客试图窃取美国科技和制药公司的商业秘密。鉴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仅仅中美两国恐难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必须将这一问题放在全球治理的体制内来解决，即要取得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制定全球性的网络安全规则和标准以及惩罚机制。而作为全球治理的新领域，中国从一开始就要参与其中，从维护本国网络安全的角度出发，影响全球网络安全治理机制的形成。
以全球治理体制解决中美两国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对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有效的管控，避免火车迎头相撞。应该说，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和与现实性国家利益冲突，尽管不一定能够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但完全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管控，双方应谋求在不断变革的全球治理体制中共存和竞争。
《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