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罗恩·德尔默最近很忙。
自奥巴马政府和伊朗达成核协议以来，他就一直奔走于美国政坛两党各派系之间。他先是和一个亲以色列的福音派利益集团“基督徒团结为以色列”见面，向他们指出这个协议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战争；然后又邀请了一群共和党鹰派议员，希望这些议员能抵制奥巴马的这个协议在国会通过；接着又私下联络了一批国会民主党议员，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反对自己的总统，要勇敢的杀死这个协议；甚至他还接触了奥巴马在国会的铁杆，国会黑人议员党团，试图软化他们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在过去的近两年时间，他陆续和超过350名众议员和85名参议员见面，围绕伊朗核问题团结起反奥巴马势力来阻挠美伊这个历经12年谈判方取得的成果，而他很可能会笑到最后。
在这里，一个仅有八百万人口的小国的大使通过公开的、积极的、大量的活动来影响世界唯一霸权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他在华盛顿并不孤单，不仅英法德日等美国的盟国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国家的诉求，连很多拉美和欧洲的小国都有各自的渠道试图从与美国的关系中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对别国政策施加影响的努力也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就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也天天都在发生。前不久亚洲协会主席、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对美中关系发表演讲，就中美继续接触对话进行努力；而美国前财政保尔森也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甚至出了一本书告诉美国人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而打开微博微信，世界各国政要，各种官方非官方的机构都有自己的认证账号，借此向他们的中国订阅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活跃，试图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显得过于安静了。随着我们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来美国开拓市场，中国资本越来越多的来美国投资，中国民众越来越多来美国求学访问旅游，把中美关系仅仅局限在政府层面的对话是远远不足以捍卫我们企业的利益，人民的安全和资本的回报。在这个新形势下，如何全方位的对美国政策制订过程施加影响就显得非常必要，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企业应积极游说美国政府
在美国如果做生意做大了要绕开政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软当年的遭遇。20世纪末微软被司法部反垄断调查，面临政府将微软一分为二的绝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当时跑去华盛顿上下疏通急于自救，“好心”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国会众议员就赤裸裸的给他“指点迷津”：如果微软不在游说上投入巨资，那么微软就永远都会在国会山被“妖魔化”。一语惊醒梦中人，比尔盖茨马上就给华盛顿游说资金翻了四倍，雇佣了最专业的政治顾问在国会合纵连横，最后国会给司法部施压，反垄断调查不了了之。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沃尔玛身上，一个国会议员就明着说“他们不给钱，在国会就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改弦更张的沃尔玛也马上乖乖捐钱纳款，在总部专门设了战略办公室，每次选战都大撒钞票。如今国会上下都是自己人，也就没有人天天追在他们背后说“血汗工厂”。前几年苹果因为富士康的事情被各路媒体批评，但这或许可以从苹果与华盛顿的关系看出一点端倪：1989年到2014年苹果一共才捐了2289090美元，对比之下微软的员工2011年一年就捐了722000美元。后来者如谷歌，更是打一开始就在华盛顿砸巨资，不然凭谷歌搜索，邮箱，浏览器和视频等市场上的地位他们肯定难逃司法部调查。
不仅美国企业在政坛四处“投资”，就连外国企业也不例外。2000年至2010年期间，外国企业通过在美国的分公司和雇员累计为美国两党及候选人捐款六千万美元。而且自高院对捐款上限解禁以来，外国公司的捐款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仅2009年一年就砸下一千两百万。外国企业不仅给候选人捐钱，还聘请华盛顿的游说公司兜售他们所支持的政策，仅2008年一年就在游说上花费两亿美元。而如今外国公司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国会，还蔓延到了总统候选人和政府要员的层级。2012年加拿大某保险公司在大选前五周突然给罗姆尼砸下百万美元，而最近美国媒体更是爆出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其个人的基金会收受包括俄国铀矿企业在内七家外国企业数千万捐款，而该企业居然能买下北美最大的铀矿场这一核战略资源帮助俄国控制了世界铀供应链。
相比之下，虽然中概股进军美国也有十来个年头，中国对美出口和在美投资也都是天文数字，阿里巴巴去年上市更是在华尔街搞了一个大新闻，可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却很有限。就以海外上市企业为例，中概股多年来屡屡被证监会调查，因为各种问题被做空机构围剿。虽然这些企业的确有各种各样的违法违纪问题，美国监管部门也非栽赃陷害，但这里面很可能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问题，因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庞氏骗局就发生在证监会的眼皮底下。早在21世纪初证监会就收到了针对麦道夫的举报和证据，可是在金融危机让麦道夫纸包不住火之前，证监会都没有对这个五百亿的骗局采取任何行动，这恐怕和麦道夫多年来给各级民选官员数百万直接间接的“打点”分不开关系。
而我们的眼光也不应局限于华盛顿，全美各地的政治规则都是大同小异。如果中国企业如果能加深对美国政治规则的了解，完全可以用“提供就业”，“推动经济”和“招商引资”作为筹码和各州政府进行谈判为自己争取最有利的政策环境，那些为求连任甚至有志白宫的州长们肯定不会放过这些能为自己政绩加分的项目。但可惜的是，虽然最近几年中国资本对美国投资大幅增长，但经济实力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没有让美国人感受到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因为中国的投资而发生的变化，更没有让美国各级别政客认可中国投资对他们政治前途的贡献，反而出现了中国花大钱惹来美国政府警惕和民众敌意的最糟糕结果。
政府应建立并加强与国会议员的关系
其实不仅外国企业在美国政坛左右逢源，外国政府在美国“政治投资”也是历史悠久。
继续以克林顿基金会为例，给他们捐款超过一百万的捐款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外国政府，这其中就包括阿尔及利亚这样在人权方面臭名昭著的国家。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导致阿尔及利亚的两个邻国突尼斯和利比亚先后陷入内乱，本·阿里和卡扎菲两个独裁者一死一逃，可自1999年起就在阿尔及利亚搞独裁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却在风波中安然无恙，这恐怕和他们花巨资请游说公司一年12次和希拉里的国务院密切接触离不开关系。
在阿拉伯之春幸存下来的独裁政权也不止阿尔及利亚一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等君主国也都给克林顿基金会几百万几千万的砸钱，而以上各国的人权状况恐怕未必陷入内乱的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国好多少。连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盟国也没有例外，虽然出手没有中东土豪大方，但也为克林顿家族的全球性慈善事业做出贡献。
克林顿家族的价码可能比较高，但“收买”国会议员们的难度却低的多。2009年华盛顿的游说专家威廉·尼克松在国会组织了一个“中亚关系连线”，旨在加强美国和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前后多达三十多位国会议员参与其中，并获得了哈国政府的竞选援助，而花在美属萨摩亚的议员的连任竞选上不过2400美元而已。为了报答哈萨克斯坦这位在任二十多年的总统，一位国会议员甚至提名其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2014年美国媒体还爆出墨西哥商界巨头通过皮包公司给捐款无上限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五十万美元的新闻，甚至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这样的政党官方机构也牵扯其中。
在中美关系的构建中，美国国会经常扮演反面角色：当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美国国会却支持印度和孟加拉与中国在边境对抗；当卡特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美国国会却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当中国试图收回香港的时候，美国国会却在1992年通过《香港政策法》；历史上大大小小的谴责，声明，决议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国会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我们过去一直重视与行政部门打交道，在这里吃了不少亏。但正如马云说的，问题出在“钱没给够”。
或许正是我们在国会事务上的投入“欠账”太多，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才会甚嚣尘上。因为我们不给钱，这些国会议员就会被台湾，日本，菲律宾聘请的游说人拉走，最后对中美关系制造“杂音”。21世纪初驻美大使馆只有一位负责国会事务的领事官，现在增加到十位，但这个规模与两国深切复杂的经济政治关系相比还是略显捉襟见肘。而美国国会中美工作组也仅仅有56名国会议员参加，仅占全部议员人数的十分之一，且没有固定和正式的组内日程安排，这和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极不相称。相比之下，法国事务会议组却有96人之多。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还有另一个对中国不甚友好的小组，“国会中国连线”，其成员大多是对中国崛起“表示关切”的共和党议员。
当然，我们近几年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2011年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曾经威胁要给“操纵货币”的国家设立惩罚性关税，奥巴马迫于选举压力只好保持沉默，该议案在参议院63-35轻松过关。可经验丰富的中国大使馆全面出击及时灭火，先是大使馆的国会联络团队对众议院的议员们全面施压，再去白宫试探消息确保奥巴马并不是幕后主导，然后发动包括中美商会在内多达68家美国各商贸机构游说反对该法案，并得到了波音霍尼韦尔等大公司的支持，还联络了一帮华盛顿顶级的游说公司出谋划策，最后这个法案在众议院连表决的机会都没得到就胎死腹中，避免了一场贸易战。在笔者看来，这比也门撤侨什么的难度高多了。
政府应支持美国高校与智库对中美关系进行积极性研究
今年年初，美国知名的亲华派学者沈大伟发表一篇颇有“中国崩溃论”风格的文章，引发两国学术界和政界的轩然大波。但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沈大伟的“倒戈”，而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只有沈大伟一个亲华派。
对比以色列，中国在美国智库和学术界的影响力可以说太小了。在美国，几乎稍微有点上规模的学校都有Jewish Studies（犹太问题研究）的本科专业，再大一点的学校还会有中东问题研究的专业，而各种项目，中心，课题更是多如牛毛，这背后都有世界各国的犹太裔富豪和以色列政府的巨额投资的支持。在美国顶级智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国家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院，传统基金会，哈德森基金会，外交政策分析研究院，国家安全事务犹太研究院等等，都极度仰赖犹太富豪们的捐款。2002年布鲁金斯研究院成立了“萨班中东政策中心”，以犹太媒体巨子萨班命名，而萨班曾对媒体说他“只关注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以色列”。而正是以色列在美国智库近乎无以伦比的影响力，美国的中东政策很自然的受到以色列的极大影响，以至于不少政客认为美国外交政策被以色列绑架。
而另一个在美国高校影响力颇大的外国势力就是以墨西哥为首的拉丁美洲，但因为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因此不如以色列那么显眼。最常见的研究领域就是移民问题研究，这在纽约、加州、佛州、德州等几个移民人口大州，恰好也是经济大州，的几乎所有高校都有一席之地。拉美研究则是另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共和党总统初选参选人杰布·布什当初就是德州大学拉美研究专业毕业的。因为移民问题不仅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也是一个敏感的国内政策问题，因此美国移民政策的变或不变对各方面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因此对此问题非常关注的墨西哥政府和商界也花巨资在美国“购买影响力”。
不仅是以色列墨西哥在美国政策制订上享有特权，其他国家也以各种方式“介入”到高校和智库的研究，前面提及的哈萨克斯坦就是个中高手。200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连出了三个研究报告，鼓吹哈萨克斯坦“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国家治理的成功”等等，可这三份报告的出资方正是哈萨克斯坦政府。与其说这是学术中立的报告，不如说这是哈国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打的一则广告。考虑到其中两份报告的“售价”不过五万多美元，这则“广告”可谓是物美价廉。
相比之下，虽然这几年国内大力加强了对智库的投资，各种智库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但这些智库大多并不具备国际影响力，指望他们能在短时间挤到国际学术界的前列也不大现实，因此最快转变美国学术界对华态度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资金上的支持。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都曾下大力气互相培植学术界的“第五纵队”，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几乎每一个社会变革背后和苏联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冷战最高峰的时候经济学巨擘萨缪尔森还执着的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连奥巴马年轻的时候都跟过信奉共产主义的“革命导师”。当然笑到最后的还是美国，一批批来美国求学的苏联学者回国之后都成了共产主义的抬棺人，为埋葬苏联做出了贡献。
中国企业应积极通过司法挑战的方式影响美国政策
“三一起诉奥巴马”可以说是这几年中美之间商业交流与国家安全利益冲突中最高光的一页，因为三一这个起诉不仅迫使美国政府在审核外资的时候提供更多程序透明度，更为中国企业指明了一条捍卫在美投资利益的新方法。
其实说新也不新。因为美国宪政遵循“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规则，作为宪法守护者的联邦法院是抵御白宫和国会滥权的最后屏障，任何权利受到侵犯的“少数派”都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挑战“多数派”制订的法律法规。在美国历史上，高院曾经凭一己之力废除了种族隔离，赋予了合法堕胎权，批准了同性恋婚姻，捍卫了报纸曝光国家机密的权利；也曾推翻了罗斯福新政的立法，斩断了杜鲁门钢企国有化的魔爪，逼迫尼克松交出水门事件录音带，甚至引发了内战。但正因为高院司法审查权的存在，美国政治问题商业问题经常遇到司法化的问题，给某些“少数派”在公共事务中不成比例的影响力。
三一的胜诉其实有误打误撞的成分在内。从三一聘请的律师团队可以看出，这是一群以小布什内阁总检察长和司法部副部长为首的共和党在野法律团队，这个律师事务所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参与了几乎所有针对奥巴马政府的大案要案，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奥巴马医保案”和“公民联合竞选资金案”。可以说任何能够给奥巴马施政使绊子下套子的案子，他们都会参与，因此三一等于被两党斗争当了回枪使。但不管如何，相比大多数遇事认怂的中国企业来说，三一可谓勇气可嘉。
但既然司法挑战的方法证明行之有效，那么我们不仅要打官司，更要有规划。比如可以成立商会，通过加强行业内沟通的方式来找到最合适的案件。比如各种钢铁企业都面临各种类型的非贸易壁垒，那么钢协就可以请专业法律团队分析每一个案件，找到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案子，然后通过胜诉形成案例，从而造福其他企业。因为结成行业组织，由组织出面也可以避免打官司的企业独立承担高昂律师费，而其他企业免费搭便车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关乎企业利益的案子应该参与，关系社会公序良俗，人权保障，环境保护的案件企业出于自身的价值观一样可以参与。企业可以通过给相关法律援助机构捐款的方式去表达自身对美国各类社会问题的态度，通过诉讼的方式去鼓励这些问题在美国公共领域的讨论。如果时机巧的话，赶上大选年甚至可以扭转大选议题，直接干预大选走势。共和党在2011年因奥巴马医保起诉联邦政府，就是想把事情拖到2012年大选把话题炒热，起到一个动员选民的作用。
中国媒体应积极报道和参与美国政治
前几天BBC就中美关系采访希拉里在国务院的幕僚，从中得出了有关希拉里对华政策的第一手资料。新闻本身平淡无奇，但让人汗颜的是，这个采访并不是中央电视台做的，而是一个和中美关系没有直接关系的第三国公营媒体做的，无形中凸显了我国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虽然我们经常在时代广场打广告，可是在真正需要体现媒体实力和关系网的时事领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CNN还是强于我们几乎任何一家媒体，不然也不会出现马航失联的时候别人在爆料我们在煽情的一幕了。
从微博微信上上各种外国政要机构的公共号看得出来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他们都努力在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反过来，除了领导们极其罕见的接受各国主流媒体的采访专访之外，我们在欧美主流媒体上几乎没有自己的声音。也许有人会说西方媒体歧视我们，但西方媒体其实非常渴望听到我们的声音，希望我们的领导去给他们投稿，接受他们的采访。也许他们会带着偏见去解读我们的话，或者反驳我们的看法，但起码在这个信息时代他们会做到原文照发，即使有修改也需要得到被采访者的许可，至少这可以让外国人原汁原味的看到我们的观点。当然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早几年有驻英大使在外媒上论战日本大使，最近李克强总理也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但这样的事情还是太少。
不仅外国媒体等待我们的声音，外国政要其实在国内媒体上曝光度也很有限。我们关注的仅仅是总统副总统或者几个来访的部长，报道内容只有笼统的进展而没有多少涉及与会人员的采访。这些年中外交往更加频繁，欧美各国各层次的领导都曾访华，可是在外事报道上我们几乎只有新华社和央视那种千篇一律的新闻。而在报道国外新闻上，虽然我们的记者在美国大风大灾的时候比美国同行还拼命，可是真的要弄点政要身边助手的电话或某些政客私下的表态就无能为力。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的时候看到“某官员”的内幕消息，可我们却几乎没有多少这方面的资源，连批评美国人权白皮书都只能编译外国媒体的新闻而已。
这和我们外事采访被央视等媒体垄断有关，但如今这个新媒体时代我们也应该放开思想拿出行动来。笔者曾经为了写稿采访过美政府国土安全部前副部长，见面基本平易近人，预约大多轻松愉快，电话采访就拿手机下个录音软件的事而已。可这样的事情国内媒体却鲜有人去做，以至于被采访的政要都很意外会收到中国媒体采访的请求。国外专家也很友善，笔者就曾约过美国某国际法专家询问过中美投资谈判的问题，也就一封电邮的事情。如今在西方顶尖高校就职就读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越来越多，和西方高层在各种场合下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可这些接触并没有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除了间或可以在某些学者的文章中见到只鳞片爪之外，更多时候仅仅是在朋友圈炫耀的谈资而已。
几年前人民日报曾把微博比作舆论战场，认为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别人占领，可惜他们也就是嘴把式。我们自己把表达的内容限的太多，表达的渠道给的太少，就算是对中国最有善意的西方人也很难了解我们。而我们自己不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就会有别人来抢着代劳，爆各种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这等于把我们的对外形象交给了一群对我们不了解、有误会、甚至有敌意的人来打理。作为崛起大国的领导人，我们应该有自信去和西方媒体“刚正面”，与其拒发外国记者的签证，不如派自己人去进行对等的报道。
后记
曾有读者问过我为什么要关注美国大选，认为美国大选不管是谁上台都会对华不友好，觉得我这是一头热枉费心机。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讪讪的说这是个人兴趣。但读者的这个质疑一直盘桓在我脑海，于是觉得很有必要解释清楚，才有了此文。或许有人会觉得我这都是痴人说梦，但我们这不是在追逐中国梦么？
本文作者为《选·美 iAmElection》主编，2015年12月24日首发于和讯评论频道。《选·美 iAmElection》授权爱思想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