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与创见

郑杭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的创立者。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目前不仅已为学术界所接受和肯定，而且对当代中国的转型实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今年11月9日下午亲切看望住院治疗的郑杭生教授时指出，郑杭生教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一面旗帜。笔者将大致按时间顺序对郑杭生先后创立的五个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探索过程及理论主旨做初步概括，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1980年代初期创立“社会运行论”，对社会运行的类型、“转型效应”和“迟发展效应”以及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社会运行论”是郑杭生创立的第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也是产生了较广泛影响的一个社会学理论。郑杭生后来将他开创的学派命名为“社会运行学派”，足见他对这一理论的重视及这一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社会运行论的主导观念，即“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初步形成于1980年代初期。郑杭生结合中国实际首次提出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改变了过去在划分社会运行类型中的非此即彼(如治世和乱世、盛世和衰世、良性运行和恶性运行)的做法。

1993年出版的《社会运行导论》是郑杭生社会运行理论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成果。郑杭生等人认为，马克思等人的有关“社会有机整体”思想和“社会系统”思想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思想的基础。以此为出发点，该书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社会运行条件”与“社会运行机制”，对我国社会运行产生特殊影响的转型时期的“转型效应”和迟发展国家的“迟发展效应”进行了专门研究。关于社会运行的机制，该书分别说明了社会运行的动力、整合、激励、控制、保障五大重要机制。对条件和机制的阐述，该书都力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以及人们关心的问题。

1980年代末，构建“社会转型论”，指出“社会转型加速期”特点，并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等新概念

早在1980年代末，郑杭生就提出了“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等概念，尝试在社会学理论上用它们来概括中国内地社会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他特别强调，回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是它安身立命之根基。

郑杭生根据与中国早期社会转型特点的比较，首次提出了“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概念，并用来特指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他根据发展速度的不同把中国从1840年至今的社会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4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是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是中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通称为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

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特点并推动有关社会转型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郑杭生通过深入研究和理论抽象，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等新概念。

社会转型度是用来说明和衡量中国社会转型程度和特点的概念，包括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社会转型势是对社会转型度的更深一步的研究。转型度反映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转型势则是更进一步地探测成为这一状况的原因。它从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入手，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或社区社会转型的能力、态势及其发展趋势。根据社会转型的不同，可以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等三级不同的转型地区。

郑杭生指出，对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社会、社区的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研究，总是围绕两个基本方面即社会转型的度和势展开的。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

世纪之交，构建“学科本土论”，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拓展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学科本土论”是郑杭生对自己于世纪之交构建的一个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的简称。它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经历的本土化过程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一次新的深入研究。

“西方化”倾向是实现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巨大障碍。对此，郑杭生明确指出：“毫无疑问，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学科是从西方引进或传入的，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知识和经验对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的壮大和发展颇为必要。但是，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研究和建设的西方化现象，却是一种病态现象，对社会学学科在这些国家的成长和发展极为有害。”这种有害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的西方化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学理论难以突破，处于肤浅状况，应用研究亦难有成效。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的西方化使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长期处于一种模仿他人研究的状态，最终使非西方国家社会学沦为西方社会学的附庸。

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使之能够和国际上的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构建是一项基础工作。为此，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社会学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并依循他提出的“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思路进行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拓展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工作。

21世纪初，从现代性的转换及其所导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化这一具体事实来构建“社会互构论”

肇始于西方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即社会现代化过程，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述，即是现代性的发生与拓展的过程。如果说现代性构成了以往社会学的观察和思考的视野，那么社会互构论的视野则来自于对现代性的新的感悟。

在这里，作为“以往社会学的观察和思考的视野”的现代性，郑杭生称之为“旧式现代性”，它起源于西方，贯穿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个人自由意志至高无上、个人行为自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理想价值是获得事业的成功)。这种价值观虽然对于西方的社会发展和文明扩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但也推动了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既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恶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最终，西方现代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人类为此付出了双重代价，这种现代性的不断扩展，甚至祸及“南方”和整个世界。这一过程造成的“独特的现代困境”——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紧张关系，构成了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论题。

社会互构论是关于社会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是奠基在新型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所谓互构，即指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行动主体互构关系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同向谐变、逆向冲突等都被视为共变的基本形式。社会互构论更强调对正向谐变的研究，把逆向冲突视为达到同向谐变必须解决的课题。

社会互构论的上述基本观点和理路，不仅是对西方传统或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超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的重建运动及其理论形态，也形成了根本的区别。

2007年，又构建“实践结构论”，提出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回答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结构的新变化

郑杭生指出，在当代世界、当今中国，有多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代表性新趋势或有新特点的主要趋势，即社会生产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影响，“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的继续，劳动与资本传统关系的变化，有形劳动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经济活动与社会安全、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多种因素的复合效应。它们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的结果，又是这一巨变的表现。

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有两个维度，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即“二维效应”。对于上述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他称之为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实践结构论”是对我国社会实践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做出的新的理论概括，对构建和谐社会所需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