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给侧的领导讲话刚一落音，“媒体经济学家”（笔者也很荣幸地被朋友归入此类）便以特有的中国速度接二连三地推出雄文，“供给经济学”立即成为蹿红网络的高频词汇。其实，正像不存在“需求经济学”一样，“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从来就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拆分的一对，分隔两者如同分隔电池的正、负极一样荒唐。媒体通俗语言所讲的“供给经济学”流行于1980年代的美国，泛指里根政府推行的以减税为中心的一套政策，加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统称“里根经济学”。
供给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萨伊定律”，根据这一定律，供给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值例子，说明萨伊定律的逻辑。设想经济中只有一家企业，满负荷运转可生产价值200万元的产品，如果所有产品在市场上都能销售出去，企业的收入为200万，分别用于支付设备、原材料、人工成本和企业家的报酬，那么设备、原材料供应商、工人和企业家所得到的收入加起来也是200万。200万的收入产生200万的需求，正好对应200万的产品，萨伊定律因此被不太严格地简化为供给决定需求，或者供给创造需求。
与萨伊针锋相对的是20世纪的凯恩斯，后者认为供给方创造的收入没有全部转化为需求，如果消费需求为150万，其余50万作为储蓄沉淀在金融体系中。银行固然可利用储蓄资金放贷给企业，产生投资需求，但市场经济中没有天然的机制保证投资正好等于储蓄。当投资低于储蓄比如说只有30万时，社会总需求为180万，企业虽有200万的生产能力，受需求限制，只能销售180万的产品，从而只能创造180万的收入和需求。凯恩斯主义者于是也不太严格地宣称：需求决定供给。不仅如此，凯恩斯学派还进一步建议政府增加开支，或者由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刺激企业投资，双管齐下，拉动需求以增加产出至200万。
萨伊和凯恩斯，究竟谁对谁错？单凭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无法做出判断，举例仅为方便读者了解两种不同思路的逻辑，现实经济远比这样的课堂推理游戏复杂。萨伊和凯恩斯的局限性都在于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静态平衡，而没有考察经济的动态发展，并且双方所做的都是总量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
凯恩斯学派并不考虑政府投资和货币松宽刺激投资的后果，对政策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来的消费需求不足视而不见。注意到财政开支通常向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倾斜，央行减息降低资金成本，同样鼓励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投资，可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总体上有利于钢铁、水泥、建材、能源、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和工资收入高速增长，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和轻工业在这种政策性景气繁荣中落在后面，工资增长也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就业的大部分集中在工资增长慢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重资本-轻劳动的生产结构导致了类似的国民收入（GDP）分配结构，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企业的资本收益（利润）以及政府税收比重不断上升。政府和企业收入主要用于投资，结果是居民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增加，过剩产能就这样出现和积累起来。
需要强调的是，出现过剩产能的原因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人为压低资金成本，扭曲了需求结构，投资需求过旺而带来的产能过度扩张。政府采取两种方式压低资金成本，一是以国家的主权信用在市场上发行低成本的国债，替代高成本的企业债和银行贷款，用财政投资替代企业的商业投资。第二，中央银行放松银根，直接降低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过度投资有可能通过预期效应进一步放大，在政策创造的景气繁荣中，企业误以为市场需求将继续强劲，非但没有为即将到来的衰退做好准备，反而增加投资，以防产能的短缺。
当经济中存在包括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在内的过剩产能时，对策绝不是新一轮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因为那无异于饮鸩止渴，用明天更多的过剩消化今天的闲置产能。到了这一步，面向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再也走不下去了，不仅无法保障经济的增长，而且留下亟待处理而又异常棘手的遗产：处于破裂边缘的资产泡沫、难以承受的政府和企业债务，以及不可避免的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
若要化解这些风险，必须消除过剩产能，行业重组因此不可避免。具有产品、技术和经营优势的企业收购兼并没有特色的中小企业，提高行业的集中度。人们不必对大企业的主导感到恐慌，这是从制造向研发转型的必经之路。研发需要人力资源和资金的支持，只有大型企业才具备这样的实力。另一方面，研发与创新的投入基本上是固定成本，企业规模越大，市场份额越高，分摊下来的平均研发成本就越低，研发的效益就越好。创新时代的行业格局常态是寡头竞争，而非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研发的规模经济效益。对于即将倒闭或被兼并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应出手相救，而要把宝贵的公共资源用在失业人员与家庭的生活保障上。
企业的倒闭、政府债务违约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回调都会引发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作为国有银行大股东的中央政府要准备足够的资源，核销坏账，充实银行资本金，现在就应研究和制定方案了，如果不是太晚的话。只有清除了需求政策在供给侧造成的过度与过剩，中国经济才有希望进入下一轮增长周期。笔者认为，这是当前强调供给侧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涉及价值的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实质。
在讨论增长之前，先让我们澄清一个概念。面向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是保增长的政策，其目标是让产出（GDP）尽可能接近产能（潜在GDP）。用上面的数值案例讲，就是尽可能地接近200万元，以实现充分就业。我们所说的增长是指产能或者潜在GDP的增长，也就是如何将200万的生产能力提高到250万甚至更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保证人均产出从而人均收入的增加，否则经济增长就是去其本来意义。
用公式来表达，Y=A•F(K,L) （注释1），Y是潜在GDP，A为技术水平，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F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组织方式。假如经济中总共有100名工人，可以生产200万的GDP，当存在劳动力闲置时，比如说有10个失业者，实际投入的L只有90，GDP则为180，低于充分就业的潜在GDP。凯恩斯的政策目标是在资本K、劳动L的存量不变、技术水平A和生产组织方式F也不变的情况下，如何增加就业（例如政府雇这10个失业工人修高铁），使GDP接近或等于200万。而我们所说的增长恰恰是如何改变K、L、A和F，以提高供应能力即潜在GDP，这与凯恩斯要解决的问题根本就是两回事。
注释1：这个公式也被称为生产函数，常见的形式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提高潜在GDP有两类方法，一是单纯增加资源使用量K和L，二是资源总量不变而提高技术水平A和改善生产组织方式F。我们称前者为“外延型数量增长”，后者为“基于效率的内生增长”。外延型增长不可持续，不仅因为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且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为了实现人均GDP的增长，资本投入的增加速度必须比劳动高，然而随着资本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位新增资本产生的效益递减，当资本的边际收益降到零时，再拉动投资也无法提高人均产出了，经济于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叫做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是普遍的经济规律。设想在一块农地上的肥料投入，第一公斤肥料提高收成10公斤，追加第二公斤，只能增产5公斤，第三公斤对收成几乎没影响，第四公斤可能就要造成减产，因为施肥太多烧死了庄稼。在宏观层面上，由于产能已经过剩，投资所形成的新产能没有需求对应，企业投资所获收入等于零，减去资金、人力等等成本，投资收益实际是负数，就像地里的肥料太多了一样。
照此逻辑，边际收益递减律岂不是宣布了经济增长的死刑？非也，读者不要忘记这一定律的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现实经济中，其他条件经常发生变化，并且正是通过改变其他条件，打破边际收益递减的诅咒，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这里的其他条件就是技术水平A和组织方式F。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经济的能力是无限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永无止境，即使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不变，A和F进步也有望驱动和保持经济的增长。
什么是技术A的进步？工业革命二百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进步史，从蒸汽机、铁路、电力、内燃机、化工、电子、核能、生物、医药、电脑到移动通讯和互联网，几乎是无间断的发明和创新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动力。什么是生产组织方式F的进步？中国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在1980年代初解散人民公社后，农村引入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地还是那么多地，人还是那么多人，技术还是相当初级的技术，农业产出却大幅度增长，不仅在解决了计划体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食品供应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了票证限量供应，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为随后展开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组织方式F的进步不消说，要通过制度改革来实现，技术A的进步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论证过，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在英国爆发，并非因为英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而是因为有着最先进的私人产权保护制度。
保护产权的目在于提高投资回报，补偿投资者承担的失败风险，保证企业家和投资者有足够的激励和足够的资金，持续地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前工业社会虽然也有技术进步，例如青铜器和铁器的发明，但都是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由偶然的发现和缓慢的改进而实现突破的。工业社会的创新不再是偶发和自然产生的，企业必须有意识地进行持续的研究与开发，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研发不仅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还面临巨大的风险，没有足够高的预期回报，就没有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产权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专利制度，防止盗版与山寨侵蚀创新投资的回报。产权制度防范的另一对象是公权力，诺斯引英国近代史为例，说明议会在阻止了国王政府以没收财产、征税等方式侵犯私人产权后，民间才出现储蓄和投资的高潮，企业才对创新技术发生兴趣，工业革命方在英国蓬勃展开，与其说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制度革命。诺斯的逻辑今天依然成立，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既得利益，采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禁止打车软件，致使前期开发投资无法回收，打击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损害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A和生产组织方式F都在供给侧，都在企业和市场侧，市场中的企业是提升技术的主体，市场中的企业和微观经济单位是资源组织方式的创新主体。这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政府的首要作用就是创造有利于改进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包括法治在内的保护产权的制度。供给侧根本不需要管理，而且想管也管不了。至于“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政策——减税，固然也可包纳在强调供给侧的经济学里，因为减税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投资的回报，但其重要性还不如放松和解除管制，后者可以为企业的创新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空间。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生产能力Y即潜在GDP随着A和F的改进而提高，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如果生产能力确实由于A和F的改进而提高，供给将自动创造需求。新技术、新产品必然有新的需求对应，就像智能手机一样，否则就不是创新了，需求不足的现象只发生在旧产品的能力扩张上。换言之，过剩产能的实质是创新能力的欠缺。即使A和F的改进没有体现为新产品，而只是降低了原有产品的成本，也会由低成本和低价格诱导出新的需求。这样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可以持续的，因为有创新所带来的低成本的支持，而单纯的降价促销无异于挖肉补疮，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利润随着价格的降低而缩小，待到无利可图甚至亏损时，企业就离关门不远了。
最后还有一个尚未回答的凯恩斯问题——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因为题目过大，超出了本文的篇幅，我们在这里只给出简单的结论：市场能够比政府更好地实现这个平衡。具体的逻辑推理，留待下回分解。
无论从微观动态演化的角度还是从宏观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问题，萨伊的见解较之凯恩斯真的是更为高明和更为深刻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