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赵朴初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外友好交流活动，由他发起并通过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打开了中日民间外交的大门，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并为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不愧为“20世纪伟大的和平使者”。
【关键词】赵朴初/中日友好/和平使者
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中日邦交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是以“民间外交”为主导，通过两国有识之士长时期的友好交往和不懈努力，“以民促官”，最终实现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并使两国关系不断地加深和扩大，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大创举。中日友好关系史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是不可分割的，回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漫长而坎坷的历程，特别是以佛教文化交流为载体的两国“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我们不由自主地怀念起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先生，他一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事业，是中日民间外交的先驱，是中日友好的和平使者。
2005年5月21日是赵朴初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将走过三十三年的历程。为此，笔者谨撰此文，以纪念和缅怀为中日友好事业殚精竭虑、不息奔波的一代宗师赵朴初先生，并愿中日两国关系继续朝着健康的方向向前发展。
下面就赵朴初先生对中日友好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从三个阶段予以论述，不当之处敬请从事赵朴初研究的学术界同仁们批评教正。
一、一尊佛像渡日——首启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大门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政府与民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然而，自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血腥的侵略扩张，不仅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灾难，也使中日两国关系发生剧变，两国人民之间两千多年的传统友谊遭到严重破坏。这段黑暗历史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在日本军国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两国人民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主张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以恢复中日友好。
诚然，建立新型的双边关系既是中日两国新政府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必然选择，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希望和未来，是有着传统友谊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大事。
然而，这种合乎情理和民心的历史抉择，由于美国的介入和日本当局中的部分人物的从中作梗，迟迟难以付诸实施。相反，在美国的幕后策划和鼓动之下，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执行了一条“否认中国，承认台湾”的错误对华政策，不顾国内外舆论特别是新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与退守台湾一隅之地的蒋介石集团握手言和，建立起“外交”关系。日本政府的这种与邻为壑的行径，激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在日本国内也有人指责和批评吉田此举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它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严重不良的影响。
为了早日结束中日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尽快恢复两国人民自古以来保持着的密切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同时鉴于两国曾经是敌对国家，加上两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以及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观点不同，导致在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问题上，出现官方不易沟通，僵局一时难解的特殊情况。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从展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这一对日外交方针，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处理处于困难状态下的中日关系的政治远见。
以赵朴初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的指导下，开始酝酿以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作为突破口，尝试通过民间文化交流的形式，展开“国民外交”，争取以民间外交促成官方交往，打开僵局，使两国关系得以沟通、解冻，最终走上正常化之路。而1952年北京“亚太和会”的召开为实现赵朴初先生的这一构想提供了历史契机。
1952年10月2日至13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37个国家的344位(一说367名)正式代表应邀到会，其中，有17个国家的佛教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作为大会东道主国家的中国也向日本发出了邀请，日本有关团体和人士(包括佛教界代表)最初组织了40人的代表团准备出席大会，但由于日本政府拒绝签证而未能成行。后来，以南博(一桥大学教授)和龟田东伍(日本和平委员会)等为首的日本各界代表，不畏日本政府的阻挠，自行组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北京，出席了盛会，充分体现了日本人民对世界和平与中日友谊的向往之情。
参加大会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赵朴初先生一直期待着日本佛教界代表与会，但结果十分遗憾。为了表达中国佛教界希望与日本佛教界增进了解、发展友谊的良好愿望，使佛教成为沟通中日两国人民的桥梁和纽带，赵朴初先生匠心独运，利用世界和平大会这一良机，成功地设计了赠送佛像的友好活动，委托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向日本佛教界转赠了一尊象征慈悲与和平的观世音菩萨像(实际为药师佛)。在赠送佛像时，赵朴初先生非常诚恳地说：“中国和日本的佛教交流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种交流，但是，我们中国佛教界希望，能早日恢复与日本佛教界的交流，重新构筑和平与友好的关系。”希望通过与会代表转告日本佛教界同仁，加强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共同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友好的宏伟大业。
赵朴初先生后来在其回忆文章中说道：赠送佛像“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佛教徒友好接触的开始。观音菩萨是慈悲、和平、友好的象征，为两国佛教徒所共同崇信，从那时起，我们两国佛教徒便在这个伟大象征的感召下共同开展了重建中日友好大厦的工作。”
事实正是这样，佛像东渡日本，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中引起了轰动，日本佛教界成立了佛像奉迎委员会，且于1953年1月12日隆重举行了佛像正式接收仪式。为了表达友好之意，1953年1月25日，日本佛像奉迎委员会致函中国佛教协会，对中国佛教界馈赠象征和平的“神圣赠品”之举“铭感万分”;同时以历史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对日本佛教界“在过去的战争期间，没有勇敢地依照佛教的和平精神挺身而出努力防止战争，以至使贵国受到重大的损失，表示衷心的忏悔”，恳切希望与中国佛教界“密切联系，加深法谊，互相协助，努力发扬光大佛教精神，献身于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事业”。为了表示诚意，在来信中还提出，日本佛教界近期将呼吁政府尽快派人把当年劫持到日本务工殉难的中国同胞的遗骨送还中国，使之叶落归根。(注：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期间，从1943年至1945年大约有4万名中国劳工被抓到日本，在秋田县等地的矿山被迫从事非人的沉重劳动，他们几乎都被残酷地折磨至死，抛尸他乡。)
中国佛教协会高度评价了日本佛教界对和平和友好的真挚愿望，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佛教界勇于正视历史并对此进行深刻反省，同时以悔罪的心情表示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亦表示由衷的欣慰和赞赏。
1953年2月17日，以日本京都东本愿寺法师、参议员大谷莹润为首，倡导成立了“中国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大谷莹润担任委员长。具体负责遗骨送还工作的人员主要有东京浅草枣寺的菅原惠庆长老和日中友好协会总部的赤津益造、三浦赖子等人。他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将中国劳工死难者名单整理编册，把遗骨收集起来，并分批送往中国。从1953年开始，至1955年，大谷莹润率日本佛教界朋友，历尽坎坷和曲折，先后10次护送中国劳工的遗骨共计3000多具来中国。这项“战后急迫(需要处理)的善后问题，通过民间外交得到解决，对中日人民都是很大的安慰”，中国政府对日本佛教界人土的友好举动深表敬意，每一批护送遗骨的日本友人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并予以高度评价。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被日本抓去的中国劳工中，刘连仁(山东高密人)是唯一的幸存者，1945年7月他从日本北海道的一座煤矿中逃出后，进入了北海道荒无人烟的深山中，过了13年野人般的生活，直到1958年2月被一位日本猎手发现才得以解救。同年4月10日，在日中友好协会总部的赤津益造、三浦赖子等人的帮助和安排下，刘连仁这个飘零异乡十余年的中国劳工带着120位难友的遗骨终于踏上了故乡之路。
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赵朴初先生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成为主持中国佛教协会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从此，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7年9月至10月，应中国佛协赵朴初先生的邀请，以高阶珑仙为团长的全日本佛教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我国政府对第一次来访的日本佛教界友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安排他们出席了新中国建国8周年庆祝活动，毛泽东主席还与菅原惠庆长老亲切交谈，勉励佛教界为两国恢复邦交而“努力奋斗”。一次短暂的交谈，令日本高僧终身难忘，使之“充满自信，自豪地活动于中日友好第一线”。
在中日关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由于赵朴初先生的远见卓识，使得中断数年之久的中日两国佛教界的传统友谊，终于得到了恢复，从此“打开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大门”。
二、两邦共缅圣贤，开拓中日民间友好交往新局面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大门打开后，由于中国政府的积极主动，使得“通过民间交流不断发展壮大的中日友好运动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民间交往日益频繁，各阶层的代表团互访活动不断增加，中日“民间外交”迅速地发展起来：1952年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1953年中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开始护送日侨回国;1955年签订了民间渔业协定;1956、1957年宽大处理并释放了日本战犯，等等，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1955年8月，赵朴初先生代表中国佛教界首次前往日本广岛，参加一年一度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特别是日本人民一起，祈祷世界和平，共叙中日友好之情，井亲自将一尊观音菩萨像送给日本佛教界友人，从而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在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影响下;1960年7月上台组阁的池田勇人首相，表现出了与其前任岸信介政府不同的政治风度，表示在对华政策上，“不必采取与美国同样的态度。”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上的这种转变，给中日关系的好转提供了良机，尤其使两国民间外交又有了新的契机。
为了加快中日友好的步伐，并力促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赵朴初先生尽心竭力，积极投身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他成功地利用鉴真大师逝世1200周年和鉴真塑像回国巡展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使两国国民外交再次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中日关系史上，中国唐代高僧鉴真舍死忘生，在10年时间里，先后六次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并将盛唐文化传至日本，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成为历史上中日友好的奠基人和和平使者，被日本人民誉为佛教律宗的开山鼻祖和文化恩人。
1962年恰逢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公元762年鉴真在日本圆寂)，时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的赵朴初先生审时度势，精心构思，认为这是弘扬中日文化交流和传承两国友谊的难逢之机，于是鼓起勇气向周恩来总理建言：“中日邦交正常化可通过民间促官方，佛教是很好的载体，而鉴真大和尚的题材很好，可以担任民间大使。”建议由中日两国共同举办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活动(在此之前，赵朴初先生已向日本佛教界提议，对方非常赞成)，周总理非常赞赏赵朴初先生的建议，并经中央同意，由中日宗教界、文化界共同举行纪念活动。
在赵朴初先生的倡议下，日本佛教界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广泛宣传鉴真和尚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朽业绩和中日友好传统，并把1962年、1963年跨两年的纪念称之为“鉴真年”，实际上，这一活动一直延续到1964年。由于纪念活动时间长，参与人数多(当时日本佛教徒占国民总数的80%)，纪念范围广，因而在日本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掀起了加强中日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群众性热潮。
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界和文化界也在赵朴初先生的精心组织下，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鉴真大和尚逝世1200周年纪念委员会，赵朴初先生亲任主任委员。并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将鉴真和尚纪念活动的中心设在高僧鉴真的故里——江苏省扬州市。经过精心酝酿和筹备，中日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佛教文化盛会，于1963年9月在扬州大明寺隆重举行，中日两国人民的代表怀着深深的敬意，在此缅怀一代高僧献身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功绩，共同展望两国人民重建友谊的光明前途;在首都北京，我国佛教界、文化界和医药界也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并出版了纪念文集;在广东肇庆鼎湖山，修建了伴随鉴真东渡、圆寂在途中的日本僧人荣睿纪念碑，等等。另外，经国务院批准，在鉴真和尚的故居大明寺修建“鉴真纪念堂”，且举行了奠基仪式。这一系列盛大的纪蓬活动，与1962年开始并一直延续不断的日本人民的友好运动彼此呼应，在两国人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赢得了日本广大社会阶层的称赞，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个有广泛阶层参加的日中友好运动在日本全国蓬勃兴起，(他们不断)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在日本国民的影响下，池田首相和外相大平正芳等日本政府领导人开始积极思考和调整对华政策。1962年9月，池田首相派特使松村谦三来华，共商打开中日关系僵局之大计。松村在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后，确定了进一步通过“民间外交”的开展，“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的策略，对此，美国政府表示强烈反对。为了表示日本政府不再屈从于美国的态度和开展“民间外交”的决心，池田政府于1962年年底公开申明：“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根本不涉及什么问题，这是政府的方针，今后也没有必要改变”。 持续三年之久的“鉴真年”纪念活动和陆续开展的其他领域的两国“民间外交”，终于起到了“以民促官”的作用，1964年4月，中日双方达成了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协议，即《中日在对方首都设立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和联络处及相互交换记者的协议》，长期处于冰冻状态的中日关系终于解冻，发展到恢复邦交正常化前的最佳状态——半官半民阶段。虽然在随后的佐藤内阁时期(1964年11月～1972年7月)，由于其追随美国、与华对立的顽固政策，以及中国随后出现的“文革”动乱，使得“在60年代中期以后的若干年内，中日关系处于全面‘冷却状态’”，但两国民间的友好交往所奠定的群众基础已经形成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潮流，两国人民致力恢复邦交的良好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各类民间促进恢复邦交的组织也相继问世，并在日本掀起了一个广泛开展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群众运动”，由320余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超党派团体——“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和由经济界、政界、文化界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团体参加的“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组织，在70年代初相继成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加上在联合国大会上，“恢复中国席位、驱逐国民党政府”的议案以大多数优势获得通过，以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实施“越顶外交”，访问中国，并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等，国际形势亦向着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方向发展，中日邦交的恢复已指日可望。
1972年7月，已经走进死胡同的佐藤内阁被迫下台，新上任的田中角荣首相顺时依势，上任伊始便声称要“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民间外交”终于迎来了丰硕的成果，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签字仪式，中日两国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之后又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开辟了睦邻友好合作的广阔前景。
中日邦交正常化使中日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和原则，成为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风云变幻的70年代，中日两个制度不同、长期对立的大国能够迅速地从敌对变为和解，走向复交友好，虽有深刻国际背景的影响，是多种因素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但主要与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人士长时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下实现的”，而由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所掀起的两国民间友好活动，则“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群众基础”。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关系，标志着中日关系从以“民间为主”走上了“官民并举”的时代，在这一有利的历史条件下，经过赵朴初先生的不懈努力，于1980年又促成了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友好交流史上的又一件盛事——鉴真和尚像回国巡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鉴真和尚像回国巡展活动，最初是由日本佛教界主动提议的，具体人物是日本唐招提寺长老森本孝顺，他于1973年委托访华的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提出：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在他圆寂后，其弟子思托等人为他塑像，永世纪念。日本人民将塑像定为国宝，一直精心保护在唐招提寺御影堂内，每年只开放三次，供人瞻仰。为了不忘历史，传承中日友谊，应让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供故乡人民瞻仰。赵朴初先生对森本长老的这一提议深表赞同，认为这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使已经正常化的中日邦交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希望能尽快实现。然而，席卷全中国的“文革”浪潮使得两国人民的良好愿望迟迟难以实现。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影响的“文革”历史悲剧亦宣告结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我国第二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尤其是与我国隔海相望的邻邦日本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在对日外交方针上，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国第一代领导人重视“民间外交”的传统，主张把对日外交的着眼点放在争取日本国民，把两国人民当作中日友好的基本力量，“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邓小平同志关于中日友好的思想，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民间外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早日实现“鉴真回国”的宿愿，应日本“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简称“日宗恳”)和“日中友好佛教协会”的邀请，1978年4月10日至28日，赵朴初先生亲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此次访问受到日本宗教界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日中友好佛教协会理事长道端良秀盛赞“这次访问将成为近代以来中日佛教史上一大事件而永载史册，将成为将长期中断的中日佛教友好交流重新展开，再现昔日辉煌的良好开端。”日本佛教界表示要“为中日两国人民建立起钢铁般的团结关系而努力奋斗”。
赵朴初先生在参拜唐招提寺和鉴真墓后，激动并欣慰地告诉森本长老，中国已经告别政治动乱的时代，“鉴真回国”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在赵朴初先生的大力倡导下，随后相继访日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和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同志也先后参拜了唐招提寺，并向森本长老亲切表示，中国人民欢迎鉴真像回国巡展。
为了迎接佛像回国巡展，我国专门成立了以赵朴初先生为主任的“全国欢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委员会”，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赵朴初先生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千载一时的胜缘，一时千载的盛举”的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的历史意义，他说：
“鉴真大师像回国，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是和2000多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分不开的，和鉴真东渡之后1200多年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分不开的。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关系的进程。中日两国在近世纪经过一番曲折之后，两国人民都怀着恢复团结、友好、合作、互助的强烈愿望。”
鉴真大师坐像回国巡展的首展地在其故里扬州大明寺，时间定于1980年4月18日。为使展示活动顺利并如期举行，年已73岁高龄的赵朴初先生坐镇扬州，身体力行，呕心沥血地筹划“迎展”的各项准备工作，从佛殿维修及佛像彩绘到展厅布置等，一一过问，仔细检查。
并亲自集隋朝《龙藏寺碑》的字，将“法净寺”恢复为当年鉴真任住持时的寺名——“大明寺”(清朝乾隆皇帝巡游大明寺时，因忌讳“大明”二字，亲笔改为“法净寺”)。4月13日下午5时左右，运送鉴真像的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后，赵朴初先生冒雨亲往机场迎接，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随后，赵朴初先生和森本长老等人用特制专车，星夜兼程，亲自护送塑像运往扬州。1980年4月18日，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开幕式隆重举行，此时的古城扬州，正值烟花三月，春意盎然，如潮的人群挤满了大明寺内外，在庄严的气氛中恭迎一代高僧回故乡。面对盛况空前的欢迎场面，赵朴初先生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吟诵了一首《金缕曲——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欢迎礼赞》：“像在如人在。喜豪情，归来万里。浮天过海。千载一时之盛举，更是一时千载。添不尽恩情代代。还复大明明月归，共招提两岸腾光彩。兄与弟，倍亲爱。番番往事回思再，历艰难，舍身为法，初心不改。‘民族脊梁’非夸语，鲁迅由衷感慨。试瞻望，是何意态?坚定安详仁且勇，信千回百折能无碍。仰遗德，迎风拜。”赵朴初先生声情并茂，溢于言表的虔诚敬仰之意与激动之情，使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鉴真大师像在扬州首展后，又北上赴京展出，赵朴初先生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鉴真像，并主持了开幕剪彩仪式，叶剑英、邓颖超和班禅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首都各界人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纷纷前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法源寺两地瞻仰鉴真大师像，在鉴真像展出的21天中，前来参拜的民众多达50多万人次。
经过长达40天的巡展后，1980年5月28日，鉴真像启程回日本，赵朴初先生不顾年迈体衰和过度操劳，亲自护送鉴真像登上返程飞机。在登机前，赵朴初先生回想起鉴真大师“回国探亲”期间，故国人民所体现的一幕幕欣喜欢庆的情景，以及对中日两国人民不忘历史，团结友好，鉴往知来的憧憬之情，不禁感慨万千，即兴以日本传统俳句的格式赋诗3首：“看尽杜鹃花，不因隔海怨天涯，东西都是家。去住夏云闲，招提灯共大明龛，双照泪痕干。万绿正参天，好凭风月结来缘，像教住人间。”这组汉俳既是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更是赵朴初先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促进两国友好交往的和平思想的历史见证。
以赵朴初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友人以鉴真为文化载体，为了中日世代友好这一共同目标，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再次掀起了中日“民间外交”的新高潮。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三、三国“黄金纽带”，揭开中日和平友好关系新篇章
中日关系是中外关系中最为复杂的关系之—，特别是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变，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一方面继承了我国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重视“民间外交”的传统，把着眼点放在争取日本国民，“以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出发点，增进相互理解推动友好合作。同时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又赋予了中日关系新的使命，这就是中日两国有责任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彼此合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发挥作用”，中日两国要求同存异，着眼未来，使两国关系“在更高层次上向纵深发展”。
为了构建面向21世纪新的中日合作关系，在1992年即中日复交2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和日本天皇进行了成功互访，它“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日合作从迄今的双边逐步向多边合作发展，正在形成‘亚太中的中日关系’和‘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揭开了新的序幕”。
为了贯彻新时期我国对日外交的方针政策，以多边合作来促进中日双边关系，又以中日关系的发展来促进多边合作，为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服务，1993年9月，赵朴初先生第十五次率团出访日本，在有中日韩三国佛教界代表参加的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赵朴初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著名的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这一新的构想，他说：“中日韩三国佛教一脉相承，佛教文化交流是三国人民之间的黄金纽带，源远流长，值得我们珍惜、爱护和继续发展。衷心祝愿中日韩三国友谊万古长青。” 赵朴初先生在总结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黄金纽带”构想，是其和平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和升华，是晚年的赵朴初先生对中日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的又一贡献。“这一理念高度地概括了历史;精辟地展示了今天，明确地指明了今后的方向”。这一和平思想的宗旨，就是充分利用和发挥宗教的“五性”，即群众性(群众关系)、民族性(民族关系)、国际性(国际关系)、长期性(历史关系)和复杂性(文化关系)，使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关系像熠熠生辉的黄金纽带一样牢固缔结下去，以此推动中日韩三国的友好交往乃至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同时希望中日关系通过外延的扩大使其内涵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向着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这一构想，得到了我国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也得到了日韩两国政府的理解和赞同，更得到了三国佛教界的响应和推崇。经过三国佛教界的友好协商和积极筹备，首届“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于1995年5月22日在北京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三国代表共有105人，还有500多名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朋友列席会议。赵朴初先生先后为会议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他说：“中日韩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之间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有许许多多的纽带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在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可以说，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是我们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共同拥有的财富。”接着，他联系当前的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希望三国佛教界“继承和发扬长期友好合作的历史传统，使我们之间的黄金纽带延伸下去、扩展开来，联结更多的国家和民族，为亚洲的和平与幸福披精进铠，作大功德!”三国佛教界代表集聚一堂，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愿意携手共进，按照赵朴初先生倡导的建立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的构想和期望，不断推进三国佛教文化的友好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为亚洲的繁荣与稳定和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在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亲切会见了三国佛教界代表，并对这次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的国际盛会予以了高度评价。在北京会议以后，第二、三届“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又于1996年和1997年先后在汉城和东京如期举行，每次会议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充分体现了三国人民团结、友好、合作和互助的强烈愿望
赵朴初先生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劳心竭力、难行能行，其崇高精神，不仅得到了我国历代领导人的高度赞誉，也赢得了日本民的无比敬仰和爱戴，1981年日本佛教界为赵朴初先生颁发了“佛教传道功劳奖”，这是有史以来在日本获得佛教传道功劳奖的第一位外国人;1982年3月日本佛教大学赠予赵朴初先生“名誉博士”称号，1985年4月，日本庭野和平财团又授予赵朴初先生“庭野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中日友好及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些充分表明了一代宗师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和地位。
赵朴初先生以“中日友好是佛教徒的历史使命”为座右铭，并为此努力奋斗了半个世纪，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三代领导集体对日外交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实践者，为促进中日友好交往和缔结“黄金纽带”关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卓越贡献，是一位开拓佛教国际交往、促进世界和平的历史伟人;赵朴初先生在增进中日友谊和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方面的远见卓识，是人类和平思想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必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