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控制技术”的问题起源于技术负面效应的显现以及人们对此的反应。技术的工具论者、实体论者和批判论者分别阐述了有关“控制技术”的观点：技术可控，技术失控以及对技术的有限控制。对技术本质的理解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各种观点的内涵和特征彼此相异。关于“控制技术”的争论，一方面反映了各自所处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向更为具体的层面推进。这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关 键 词】控制技术/工具论/实体论/批判论

技术的负面效应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控制技术”便是众多技术哲学家主要针对技术的负面效应而提出的一种常见的解答。换言之，无论是技术的工具论者、实体论者，还是批判论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技术的控制进行诊断或开出处方。依其内涵和特征之不同，可以将他们的观点分为三种：技术可控，技术失控以及对技术的有限控制。在下文中，我们将依次解析以上三种观点的具体内涵和特征，分析整个争论的核心和趋势，以及探讨争论的意义。

一、工具论者：技术可控

“控制技术”的问题起源于技术的消极作用的显现以及人们对此的反应。这在古代技术时期已经有所表现：古希腊时期的“代达罗斯神话”，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了人们对技术两面性(即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认识和反应。现代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更是激起了关于“控制技术”问题的广泛而持久的讨论。

人们起初对现代技术的认识，以工具论者的观点为典型。工具论者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人类目的的“工具”(这包含两个基本观点：“技术是目的的手段”和“技术是人的行动”)[1]9-10，例如，雅斯贝尔斯便指出：“技术本身既非善亦非恶，但它既能用于善也能用于恶。”[2]另外，工具论的代表人物梅塞纳(Emmanuel Mesthene)也认为，“技术产生什么影响和服务于何种目的与技术本身并不相干，而取决于人们用它来做什么”[3]。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意味着技术是“中性的”，没有自身的价值内含。进一步而言，技术与它被应用而得以实现的各种目的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正如芬伯格所批评的那样：“一把锤子就是一把锤子，一台汽轮机就是一台汽轮机，这样的工具在任何情境中都是有用的。”[4]4换言之，技术的功用不会因制度、时代、甚至文明之不同而有所差异。

在遭遇技术的消极作用时，技术的工具论者依据其上述基本观点给出的对策就是控制技术。具体而言，就是借助社会的、伦理的或宗教的等非技术因素来为技术确定新的目标，从而引导、调控技术的发展，以服务于人类。这样做的原因大致如下：首先，由工具论者继承的古代朴素的技术工具观仍占据主流。其次，工具论者大多处身于现代技术兴起并迅速繁盛之际，鉴于技术带来的好处，起初他们也同大众一样主要把目光集中到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等方面。虽然日益显现的技术的弊端使他们的目光发生了一些偏转，但由已取得的成就所培育出的乐观态度使他们坚信人的力量始终会战胜技术进步中的阻碍。

从理论上讲，工具论者的策略表现出两方面的不足或片面性：其一，技术的工具论者通常未像实体论者那样重视技术对社会、伦理或宗教等的影响，而仅强调人类对技术的单向作用，进一步来讲，就是只依赖于人的改变来改善技术；其二，由于认为技术仅是工具，故工具论者所建议的“控制技术”的活动范围将仅仅局限于技术应用的范围和效率，而较少涉及技术的设计等需要改变“人-技术”关系的深层环节。这些弊端在之后的实践中得到不断确证，也沦为实体论者批评和有意避免的对象。

二、实体论者：技术失控

技术的实体论者反对将技术视为工具的人类学解释，认为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已成为人类生存的背景或环境，其本质是“系统”(埃吕尔)或“座架”(海德格尔)。现代技术因其自主性，而脱离了人的控制——人不再主导技术的发展而仅仅被动参与其中，从而失去自由或“自身性”。这正是实体论者眼中的技术的最高危险。

对于面临的“最高危险”，实体论者认为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这缘于以下事实：技术已成为塑造世界或存在展现的占支配地位的方式，人类被裹挟其中，其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除了唤起“沉思的思想”并以此为准备而静待事情自行转变之外，别无他法。通过对技术本质的分析，海德格尔甚至得出如下悲观的结论：“我们首先必须符合技术的本质，以便此后问道，人是否和如何控制技术。一般说来，这个问题也许表明自己是无意义的，因为技术的本质来自在场者的在场，即来自人决不控制而至多能够事奉的存在者的存在。”[1]220

与海德格尔不尽相同，虽然埃吕尔也认为技术已然失控，但却较为乐观地赞同一种“非权力伦理学”，这可以在米切姆的解读中发现。米切姆转述埃吕尔的话说：“一种非权力伦理学——事情的根本——显然是人类不会做所有有能力做到的事。然而，不再有……可以从外界来反对技术的神圣的法律。因此，有必要从内部来考察技术，并认识到，如果人类不能实行这种非权力伦理学，与技术共存就是不可能的，并且仅仅是生存。这是一个十分基本的选择……我们必须积极而系统化地探索这种非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接受软弱无能……命运和被动消极，等等。”[5]79“非权力伦理学”与其说是对人类的行为设定限制，不如说是鼓励人们充分发挥“自由”——诸如关掉手机，降低车速，甚至吸毒等违法行为。换言之，这种伦理学就是鼓励人们反技术。通过这类行为，人们将革新自己的生活或思考方式，而这“不仅与质疑的自由也与某种反技术的赌注存在着相互培育与促进的关系”[5]79。

无论是工具论者，还是实体论者，都偏向于从整体层面上抽象地来谈对技术的控制。这与批判论者不同。批判论者虽然也谈技术整体，但关注更多的却是被工具论者和实体论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的具体层面的问题。这也使得批判论者的建议更具可操作性。我们从下文中便可看出这一点。

三、批判论者：对技术的有限控制

技术的批判论是对工具论和实体论的批判和发展。在批判论者看来，工具论和实体论之间存在以下相同点(同时也是弊端)：首先，两种理论都从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技术是不能改变的——工具始终是工具，实体始终是实体，这是一种超出人类的干预或修正的“天命”；其次，两种理论都认为技术的发展指向确定的方向——或是乌托邦，或是敌托邦，几乎不存在其他可能；再次，两种理论都对技术采取单一化的态度——要么接受之，要么摒弃之。

总体而言，批判论既克服工具论和实体论的弊端，也继承它们的优点：一方面拒斥工具论(在一定程度上)和实体论共同表现出的宿命论和本质主义立场；另一方面也延续实体论反对把技术视为一种工具总和的观点，并保持与工具论在反对实体论上的一致性。在此过程中，批判论的基本观点也得以形成。简而言之，批判论认为技术在事实上构造着世界，是与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渗透且密不可分的；由于技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因此世界的前景是不可能完全确定的。基于这种观点，温纳、芬伯格、伊德等批判论者分别从认识论角度、政治角度以及现象学和诠释学角度，阐述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控制技术”的观点。由于他们都明确强调某些条件的必要性，因此我们把三者的观点统称为“对技术的有限(或有条件)控制”。分别来看。

(一)温纳：“作为认识论的卢德主义”

温纳所主张的“作为认识论的卢德主义”实质上是对“控制技术”问题的解答。“作为认识论的卢德主义”是指“认真并有意识地拆解技术的做法”[6]330，这种做法是重新发现技术本质的一种方法，与传统意义上的卢德主义(即砸毁和破坏机器)无关。认识论意义上的卢德主义致力于考察现代技术与人的联系，在温纳看来，它主要涉及以下内容：“(1)人以特定种类装置为中心的依赖性和受控行为类型，(2)合理化技术在人类关系上烙印出的社会活动模式，(3)大规模、有组织的技术网络塑造出的日常生活形态。”[6]331这与温纳对“技术”的界定是相对应的。他把“工具、仪器、机械、用具、武器、小器件”等称为“装置”(apparatus)，把“技巧、方法、步骤、程序”等称为“技法”(technique)，把某些种类的社会组织，如“工厂、车间、行政部门、军队、研发团队”等称为“组织”(organization)，把人与装置加以组合、联系在一起的大规模系统称为“网络”(network)。[6]11-12

温纳认为，技术的基本功用正是“将事物拆开以及将它们组装成一体”[6]330。实际上，作为方法的卢德主义无疑也是一种“技术”。通过这种“技术”，装置、技法、组织和网络将会暂时被拆开、失去功能。人们借此之机来弄清楚它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以及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温纳表示：“如果能得到这种知识，那么你就能在发明完全不同的技术安排时运用它，使其更适于那些未受操纵的、经过有意识和慎重考量而得到明确表达的目的。”[6]330

有人或许会责备说：“这种卢德式的举措仍旧难脱‘主动搞破坏’的干系。”对此，温纳指出，卢德式方案并“不要求采取直接行动：能做的最好的实验，仅仅是当技术系统崩溃时拒绝对其加以补救”[6]333。在他看来，由“作为认识论的卢德主义”所可能达成的最重要的结果是有意识地“回归到对技术的最初理解，即作为一个手段”[6]327。这个手段如所有其他可资利用的手段一样，“必须仅在我们对什么是适宜的有可靠认识的情况下……才会得以应用”[6]327。在此基础上，新的技术形式的构建将依循以下具体原则：(1)“技术应被赋予一定规模和结构，使非专业人员能够直接理解”，(2)“技术应被构建得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可变性”，(3)“应按照技术倾向于促成的依赖程度来对之做出评价，那些造成了更大依赖性的技术是较差的”[6]326-327。

这种做法有利于克服两个障碍：一是由未通过使现存事态发生改变的任何积极的、乌托邦式的行动和原则，而只是添加上某些更好的特征所导致的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忽略；二是构建适于不同种类生活的不同技术时的茫然失措。[6]328总的来说，“作为认识论的卢德主义”是“控制技术”的一种方式。

(二)伊德：“看”

对于“能否控制技术”这一问题，伊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技术不能被‘控制’的原因在于问题提错了。这个问题或者假定技术‘仅仅’是工具，因此就意味着技术是中性的，或者假定技术完全起决定作用，因此是无法控制的。”[7]147在此基础上，伊德提出自己对技术的界定。一方面，技术发展不存在单一的或唯一的路径，因此技术不是自主的；另一方面，技术也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本质性的、结构性的含混性，换言之，技术具有“多元稳定性”(multistability)。[7]151伊德指出，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技术本质上的含混性包含双重含义：“(1)任何一种技术人工物都可以置于多重使用情境中；(2)任何一种技术意图都可以由各种可能的技术来满足。”[7]146中世纪城堡的塔楼既用作城墙的楼梯，又用作贮藏室或厕所；各式各样的军事武器同样可以用于建设前的爆破。

技术的含混性决定了“人-技术”或“技术-文化”的相对性。这也使得传统的“控制技术”的提法显得多余。因为技术总是“使用中的技术”(technologies-in-use)，它表明的是一种“人-技术”的关系。只要处于这种关系之中，“控制”就是相对的。正如伊德所说：“进入任何一种‘人-技术’关系，就已经‘控制’和‘被控制’了。一旦从整体上来看待技术，特别是技术嵌入在文化的复合体中，‘控制’的问题就更是显得没有意义了。”[7]147

虽然伊德认为“控制”技术的问题提错了，但并不否认有关此问题的争论包含重要观点。这些观点涉及技术发展的诸多问题，如怎样处理保护自然与开发资源之间的冲突、政府需要促进哪些技术发展、如何做好技术评估等。在伊德看来，这些问题主要是政治的问题，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还仅是中等程度的争论，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才有可能解决。更高程度的问题涉及文化价值，因为文化价值为以上争论设定了范围。由于文化价值属于哲学问题，故最难以“控制”。

表面看来，伊德主张对技术发展不加“控制”。他指出：“技术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的统一或在全球的发展既没有实现反对者所担心的东西，也没有实现支持者所希望的东西。”[7]157当代的技术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即高技术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而这种结合的结果是无论对技术是否采取控制，它都会导致技术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以通信技术为例，即便政府能够控制报纸的大批量生产或广播、电视的大范围覆盖，也不可能彻底控制像录音机、摄像机，甚至更小的手机等通信工具的散播。实际上，伊德所赞同的不是“不加‘控制’”，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控制——看(seeing)。伊德认为，“‘控制’技术”的问题“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如何改变技术文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现在和将来如何发展哪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技术的问题”[7]230。他强调说：“在如今生活世界的高技术结构中，可能性的激增是多种多样的、多元稳定的，通常既令人眼花缭乱，也危险重重。”[7]232只有通过“看”——产生足够的视觉和平衡——才能减轻我们时刻面临着的“决断的负担”。然而，如同舞者的轻盈是练就的，“看”者的清明也是培养出来的。

(三)芬伯格：“技术的整体论”

芬伯格在谈到技术的性质时说道：“技术是一种双面(two-sided)现象：一方面有一个操作者，另一方面有一个对象。当操作者和对象都是人时，技术行为就是一种权力的实施。更进一步地说，当社会是围绕着技术来组织时，技术力量就是社会中权力的主要形式。”[4]18我们从引文中可以看出，芬伯格一方面延续了温纳从政治角度对技术进行批判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借鉴了伊德有关“人-技术”关系的分析。尽管如此，芬伯格提出的“技术的整体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是面对“技术控制”问题而提出的一条新的道路。

“技术的整体论”的理论基础是芬伯格提出的关于技术本质的“工具化理论”。“工具化理论”认为技术的本质表现为“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这两个层次。前者是指面向现实的一种倾向，可以视为(如海德格尔所言)一种技术的“揭示方式”；后者指的是以社会为条件的一系列行为。具体而言，初级工具化包含去情境化、简化法、自主化和定位四个方面，而次级工具化也包含四个方面：系统化、中介、职业和主动。[4]224芬伯格指出，“从这两个层次上分析技术的目的在于将本质主义对面向世界的技术倾向的洞察和批判的、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社会的本质的洞察结合起来”[4]221。这既为更好地理解(作为倾向和作为行为两相结合之整体的)技术找到了门径，也为分析“控制技术”问题提供了方便。

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的各个方面是依次相互补充的。例如，“去情境化”是指技术对象与它的直接情境的分离，而与之相对应的“系统化”则是指去除了情境的技术对象之间以及使用者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然而，本是作为一体的两者却遭到资本主义的不同对待：初级工具化的四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而次级工具化的四个方面则被压制。[4]224种种技术问题也由此而生。既然问题的关键在此，那么控制技术便要从此处着手，即重新调整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的地位，使两者恢复平衡并保持统一。芬伯格所倡导的“技术的民主化”(包括“技术争论”、“创新对话和参与设计”以及“创造性的再利用”三个方面)其实就是“技术的整体论”在微观、可操作层面上的深化。在芬伯格看来，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更能胜任这一“民主化”任务。[4]238最后，他还为“控制技术”设定了目标：“重新将实践情境化”、“具体化”和“前进到自然”。

四、争论的核心和意义

在我们看来，对技术本质的理解之不同是整个争论的关节点。技术的工具论者主张对作为工具的技术进行(目的或)价值控制，认为需借助技术的发展来促进人类的进步；技术的实体论者认为作为实体的技术已然失控，主张借助非技术因素来促进人类的发展；技术的批判论者认为技术既非工具，又非实体，主张通过对技术的有限控制来实现人类和技术的共同发展。

进一步而言，虽然三种争论的出发点不同，但面对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即“控制技术”。这涉及三个基本问题：应不应该发展技术，应该发展何种技术，以及如何发展技术。关于技术的三种理论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些问题，只不过有所偏重而已。工具论者主要回答的是“应不应该发展技术”的问题。这是由于他们面对着古代怀疑论者对技术的质疑，如果不能以乐观的态度来对待技术的话，这种用于改善人类处境的东西将不可能获得长足发展。实体论者首先回答的是“应该发展何种技术”的问题。这是因为随着技术弊端的加剧显现，纠正由工具论者持有的盲目乐观的态度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通过对现代技术的考察，实体论者既认为不可能区分出哪些是好的技术，哪些是坏的技术——技术已成为一个整体，故放弃了最初的问题，又认为技术是自主性实体，故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听天由命。批判论者则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处在“听天由命和乌托邦之间”，既不盲目乐观，也不彻底悲观。“如何发展技术”成为摆在他们眼前的重要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尽管关于“控制技术”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其意义却不容忽视。可以归结如下：首先，“争论”促使人们对技术的理解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实体论”的技术本质观超越了“工具论”的技术本质观，“批判论”的技术本质观又超越了“实体论”的技术本质观。如今的“技术”已被界定在“工具”和“实体”之间——是一种处于“建构”中的事物。

其次，“争论”中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分析，为人们谋划未来提供了多种可能的参照。例如，温纳就在批判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基础上，主张超越两者。他认为，一方面技术并不会依其自身的理性、不受任何限制地前进，另一方面人类对于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具有完全而又有意识的选择能力。因此，人类的前景既不是一片黯然，也不是一片光明，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再次，“争论”促进了人们对确定性的寻求，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杜威曾指出，技术是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的人寻求安全的有力途径。[8]然而，这“途径”本身也表现出危险或不确定的一面。在我们看来，控制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控制技术的危险或不确定性，换言之，就是寻求技术的确定性。“争论”无疑也是一种寻求确定性的活动。

总的来说，层出不穷的技术问题(特别是技术的负面效应问题)使得“控制技术”的思想获得长久存在的必要性。技术哲学家有关“控制技术”的争论已在持久的讨论中由宏观转向微观，由抽象转为具体。然而，这还不够。在我们看来，对“控制技术”问题的研究还应结合其他哲学学科领域的工作。这种必要性可由此看出：哲学研究从“本质主义”转向“存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过程和结果，无疑对有关“控制技术”的讨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仅从概念之内涵或字面上的改变便可窥见一斑：批判论者(如温纳)所说的“工具”概念显然不同于工具论者(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工具”概念；伊德所谓的“多元稳定性”或“含混结构”显然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座架”或埃吕尔的“系统”。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本文难以完成这一工作，故不在此展开。

【参考文献】

[1]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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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M].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