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癸亥级刊》说起
三年前的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开架的人文社科图书中随意翻阅，偶然地发现了一本早期清华的学生刊物《癸亥级刊》，封面题“民国八年六月 清华癸亥级编”。按照当时清华学校的学制，学生必须连续修满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课程方可卒业。癸亥级学生于民国四年即1915年9月入中等科，而“以毕业高四之年当在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夏，干支在癸亥，故定名曰千九念三级，又名癸亥级，或称念三级，则省文也”——《癸亥级刊》所载《级略》如此解释说。这和今天内地的指称有所不同。我们现在是哪一年入学即以该年名“级”，哪一年毕业又以该年名“届”，如1978年入学称“78级”，该级于1982年毕业，又称“82届”。所以当年清华学生的“级”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届”。
《癸亥级刊》是清华癸亥级学生1919年中等科课业结束时的纪念刊，总编辑是吴景超。该刊的《发刊词》说：“吾癸亥级同学，……幸于今夏得完中学课业。吾同学感师友之热诚，念造诣之不易也，谋所以纪念之者。于是有《癸亥级刊》之作。内容凡分五门：一曰《级略》，记吾级四年来经过之大事也。二曰《艺林》，载级友平日之述著，所以示成绩也——是门复分五类，曰‘论坛’、曰‘风土志’、曰‘游记’、曰‘调查’、曰‘演讲录’。三曰《译丛》，迻译西洋之名著，藉长见闻，复资练习也。四曰《杂俎》，凡级友遗[遣]兴之作皆入之，所以资观感也——是门共分四类，曰‘小说’、曰‘琐谈’、曰‘谐铎’、曰‘补白’。五曰《教员录》及《同学录》，载师友之姓名籍贯，其已故级友，亦为之立传附于后，所以志不忘也。”（原文有圈点而无标点，此处改为标点，下同）此外还附载了癸亥级的级旗图案、英文欢呼词和英文级歌（欢呼词和级歌歌词均为林玉堂即林语堂所作，按林是校长派给该级的“顾问”，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辅导员吧），以及级友的个人小照、级刊编辑职员的合影等。扉页有隶书“勿忘国耻”四字，这可能因为清华学校是用庚款建立的，并且级刊印制期间正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高涨之时。
《癸亥级刊》可能是清华学校最早的学生刊物之一。由于该刊是级友集资印行、仅供个人存念之物而未公开发行，所以各大图书馆少见收藏——连清华大学图书馆也不见存留。从此本封底加盖的“中国书店定价签”推测，它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从私人手中散落旧书肆，而被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购入的，现在算是非常稀见的文献了。清华癸亥级学生可说是济济多士，其中不少人如梁思成、孙立人、顾毓琇、吴景超、全增嘏、吴文藻等，后来都卓有成就，声名赫赫，而清华八年乃是他们人生的起点，《癸亥级刊》则或多或少记录了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行迹以至于心声。80多年后再翻看他们郑重编辑的这本纪念刊，仍可感受到他们青春韶华时期求学救国的热忱和跃跃欲试的生气。
从《癸亥级刊》看，一个名叫梁治华的人颇为活跃，因为他是该刊收录文章较多的人之一。梁治华并且自题其室曰“戏墨斋”，他也确是癸亥级学生中比较喜欢舞文弄墨的人。
“戏墨斋”少作校读
这个“戏墨斋”主人梁治华就是后来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散文家梁实秋先生。在《癸亥级刊》的《同学录》一栏中就分明地填写着：姓名——梁治华，字号——实秋，年龄——十八，籍贯——京兆大兴。所以“戏墨斋”主人的几篇文章确属梁实秋先生的文字，而且可能是现存梁先生最早发表的文字。查余光中、陈子善两先生合编的《雅舍轶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亦未见收录。三年前偶然看到这几篇文章，我曾经请教过致力搜集梁氏佚文的陈子善先生，他说肯定是佚文，并托我代为检出。但不巧的是，我稍后恰恰丢了那本有记录的笔记本，而凭记忆去查找，无奈记忆并不准确——我把《癸亥级刊》误记为《辛酉级刊》了，所以我虽然两次去查，都查不出，而到原来的书架去翻检，也不见踪影了。事情也就这么拖下来。直到上个月在河南参加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研讨会，又遇到陈子善先生，再次说到这几篇佚文，令我惭愧无地。回来后下决心去找，终于在网上通过“级刊”两字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馆藏目录中，找到了这本标明是清华学生编的《癸亥级刊》，始知自己记忆有误，前去复制时发现这本刊物已被移藏于善本库中了。现在就把这几篇梁氏少作略作整理，依次录呈如下。因为原文无标点，为便阅读，所以以意逆志地代加了标点；文字间有校理，放在[]号内随文标示；其他需要略作解释之处，则附识于每篇原文之后。
胸战
春雪降，天气骤寒。时已近午，而雪未少杀。檐上麻雀，三五成群，啾啾而鸣，一若久未得食者。窗外凉风彻骨，一片白色，景乃绝惨。屋内喧哗聒耳，盖四五学生围炉取暖，谈锋正纵也。所谈皆校内笑柄。如某教师之被哄也，某生带箧带之被罚也。每毕一语，喊声笑声鼓掌声，杂然并起，而窗外之鸟声，似亦与之相应答。
某生提议曰：“诸君少安毋燥[躁]。余有一言。”众趣之言。乃曰：“吾等今晨已上三堂矣。诸君得勿饥乎？”众齐曰：“饥甚。”“校内饭食太劣，诸君得毋厌之乎？”众又齐曰：“厌之甚。”某生乃从容而言曰：“然则赴售品所食物乎？”此语一出，屋内又大哗，细辨之则皆赞成之声。于是蜂拥而出。
中有李生者，留室中，独不去。众强之，坚不可。某生曰：“汝岂阮囊艰[羞]涩耶？不然，大丈夫宁做守财奴耶？吾视汝神色枯槁，腹必饥甚。亏汝读过生理，不知枵腹攻读有碍卫生耶？且学校饭食不堪下箸，此尽人皆知。汝必不肯失者，果何意欤？售品所物美价廉，有口皆碑。尤以豆浆鸡汁肉角[饺？]等为最。不独滋味适口，抑亦强壮身体。现际天寒，啜豆浆，嚼肉饺，集二三知已，促膝而谈，乐且无穷。汝必欲埋首书案，岂非大愚？今为汝计，试一行。吾适自家内汇到现款，不忧贫也。”
李生骤聆此一番议论，不觉心动。去乎留乎？忽而去矣，忽而留矣，神志恍忽[惚]，不由自主，心中不啻分为两党。及哀的美敦书一下，则开始胸战矣。
去乎则钱何自而出？食他人之物，则迟早必回报。吾正经用费，尚觉窘急，何暇为此乎？明日考读本文法，尚毫未预备。再不用功，则瞪[瞠？]目不能答时，悔之晚矣。且天又大雪，时又近午餐。冒风雪贪口腹之欲，舍正餐购零星之食，于习惯、身体两无所取，奈何赴售品所作无益之行乎？
思至此，良心大胜。旋再思，则私欲来袭，而良心又泯。于是豆浆之味，俨在口中；肉饺之盒，俨在手内——仍以去为佳。
李生如是痴想，呆坐不动。私欲卒为良心所胜，拟即谢绝，而私欲犹时时来袭。故吃吃终不能决定。
群生睹状乃大笑，益促之行。李生正无可奈何之际，有张生趋入，持信与李生曰：“此君之家信也。”李生乃曰：“诸君盖少假片刻，俟余一读家书可乎？”众喏之。乃徐展其函，内曰——
吾儿知悉：上学期汝校报告汝之成绩不佳。英文文法皆列下等。据汝云是教师之不公，而吾意以为仍是汝之咎。吾知汝自负聪明，不肯虚心。以后切宜痛改。聪明用之正途，方有成效；用之邪路，不可救药。汝自幼颖慧，复知用功。近何以顿易操守耶？青年不再，努力用功，有厚望焉。至于品行方面，尤须注意。汝上学期用款已逾百元。试思我家所入，才有几何！而吾所谓俭，非啬之谓也。售品所尽可不去，一日三餐，不致不足。汝校饭食，又较为优美。须知食不按时，最有碍卫生。汝非愚騃，毋庸赘述。总之以后须用功节用，方不负吾之望也。此致李儿。父字。
李生阅毕，良心得奥援，私欲大败而回。胸内战争既终结，遂正式宣布曰：“诸君恕我，今日不能奉陪。”
众怒甚，咸曰：“脱早言者，胡纠缠为！彼欲葬身书卷内，于吾何干！已十一点半矣，趣速行。”于是呼啸而去。
众既去，室内万籁俱休。李生心如死灰，颓然静坐，似有所思。思极则长叹一声。遥闻村犬狂吠，若助之叹息。雪降益剧，鸟声啾啾然，似表示其饥肠之辘辘。
当啷！当啷！铃声振耳，午餐之时届也。一达李生之耳，即狂奔而出，直赴食堂，连食五碗，鼓腹而出。
本篇收在《杂俎》门的“小说”类。这确是一篇小说——虽然还使用着文言，但不复是“某生体”的滥调，而是反映现代校园生活的现代小说，就其题材而言，可说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校园文学”。作品所谓“胸战”，大约相当于后来人们常说的“内心矛盾”、“思想斗争”。一个来自不富之家的学生，面对着可口的美食的诱惑，自然难免产生一点“胸战”。这样的“胸战”当然说不上多么深刻，但生动真实而笔调诙谐，把一个穷学生的矛盾心理写得活灵活现。关于文字的校勘，因为没有它本可以对校，只能本校和理校了，所以有几处近乎猜测，我也拿不准。如“肉角”或许当作“肉饺”，下文有两处即作“肉饺”可证。但就我所知，北方确有“肉角”这种食品的。同样的，“瞪目不能答”之“瞪”或许当作“瞠”——然而“瞠目结舌”与“目瞪口呆”岂不是语义相近？所以我也不知怎样才算对。还有一点可能多余的话，那就是本篇有两处乍看似有错讹，其实可以肯定是不错的：一是“故吃吃终不能决定”之“吃吃”并非“迟迟”之笔误，在这里“吃吃”是说话结巴之意。古人很早就有这种用法，不过写作“期期”，著名的例句见《史记•张丞相列传》：“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晚近则多作“吃吃”，如《聊斋志异•瞳人语》：“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长男妇也。’”不过，本篇中的李生并不像张昌那样是生理上的口吃，而如《聊斋志异》中那个士人一样，是出于心理上的“忸怩”或“胸战”而口吃——吞吞吐吐也。二是“午餐之时届也”的“时届”不是“时节”之误植，此处的“届”是动词，“时届”即“时间到了”之谓。
戏墨斋丛话
我国字学，由来久矣。历代莫不尊崇。科举时代，尤为注重。近数年来，学子兢兢于西学，而所谓书法者，殆无问津者焉。呜呼谬矣。我国字学，美术之一也。文明日昌，美术岂有荒废之理。且我国习俗，字学常能代表一人之学问。字如涂鸦，望而知为斗筲之辈；行列整齐，常可断为饱学之士。至善书者，尤能受社会之欢迎。然则字学又为社会上之应酬品，当无疑义。由此观之，书虽小道，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又何尝不然。今之学者，每购价一二角之字帖，朝夕摩写，其志固可嘉。顾此种字帖，皆翻刻极劣之本，即摩临极似仍不免笔笔死滞，焉能入大雅之堂。原拓碑帖，佳本极少。而珂罗版，现甚盛行，所印碑帖，酷似原本，远胜罪当万死之翻刻本也。
学书宜先从腕力入手。腕虚则指实，指实则全身精力毕集毫端。颜、柳各帖，最宜临摹，然后字方有骨。既有骨再讲结构。横平竖直，以立其体。多临欧、虞，以壮其势。精研魏碑，以博其趣。旁及晋帖，以活其气。然后潜心行草，以得其变化出入之神。细参汉隶，以厚其神采焕发之气。上通篆分，以清其文字沿革之源。书至于此，几乎能矣。
帖欲其佳而纸欲其粗，墨欲其美而笔欲其恶。此中三昧，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学者每坚持伯喈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子邑之纸研染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之论，不知伯喈子邑之事，皆就学成者言之耳。若初学者，即付之以光纸佳笔，不但不能用之，进步反将迟缓。须知善书者不择笔，学书者不择纸。至于墨则不论已学未学，皆须精选。最忌墨汁，以其粘滞无神也。东坡每起必研墨一斗，供一日之用。学者知所指矣。
学书贵有恒心。一曝十寒、朝秦暮楚，而欲其字之精，是犹缘木而求鱼也，岂不悖哉！须知摹写成习，则欲罢不能。若觉索然寡味，则尚未得其门而入者也。学书尤宜于冬日。盖取其天寒手冻，腕指不灵，而春气上升，书亦暴长矣。此言屡试不爽。
汉隶之佳者，多至百余种。区之可得为二。一体格方整者，此种类皆意态高古，笔法绝尘——就中以《张迁碑》、《礼器碑》、《华岳庙碑》等为最。一为姿势美媚者，此种类皆态度自然，耐人寻味，而常失之弱——就中以《曹全碑》为最。学隶者宜先从前者入手，前者精后者亦不难幸致矣。
昔人尝言：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真破的之论也。吾独谓与其有性无功，不若有功无性也。有功无性，横平竖直，整齐严肃，尚不失为规矩；有性无功，则浮弱无力，似是而非，胆大妄为，不知伊于胡底矣。
苏字最难工。学者每求形似，致用偏锋。不知苏字笔笔中锋，若用偏锋则笔势塌倒，神格俱败矣。此种诀窍，非有名师指导，必致流入迷津。
包慎伯尝云：真书能敏书入毫。使锋不侧者，篆意也，能以锋摄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余初黄怪其言之无据。近博览周石鼓、汉分碑，再间临真书，果见有篆分之意。惟尚不能运之纯然、自然流露耳。
大字小字，互相为用。前人论之详矣。写小字能从容有余，写大字能不为所摄，便是能手。
执笔之法，聚讼纷纭，而不外悬肘、虚掌、实指之法。悬肘则笔画自然，虚掌则腕可活动，实指则笔与□[身？]连为一气矣。
本篇收录在《杂俎》门的“琐谈”类中。作者所谓“字学”即书法。在那个时代，习字是学生的日常功课，梁实秋进的虽然是洋气十足的新式学校，不设书法课，但其父对他的国文修养和书法学习很重视。据梁实秋回忆，他在清华期间，艺术趣味“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便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教师周士晹（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众谋咸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清华八年》，《梁实秋散文》第一集第227—22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由此可知青年梁实秋的斋名“戏墨斋”，脱胎于一个小小的书法团体“清华戏墨社”。本篇就是他当时学习书法的一些体会。其中的书学见解当然不是一个中学生的创见，而是清中叶以来书坛的主流意见。按，有清书学，至阮元南北书派之论出，扬北抑南、尊碑贬帖的趋势开始形成。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之不断的发挥，这种主张几不可移，民国初年仍然如此。然而西风东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突起，使古老的书法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激进的新文化论者如钱玄同的眼中，“中国文字，断非新时代所适用”（钱玄同致曹履恭，《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因而他主张废除汉文，改用更为合乎“进步”理想的世界共同语“爱死不难读”（Esperanto）。既然连汉字都被视为必欲废除的落后之物，则汉字特有的书法之艺术的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根本的质疑。值得注意的倒是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有一位中学生站出来批评说，“近数年来，学子兢兢于西学，而所谓书法者，殆无问津者焉。呜呼谬矣。”并如此呼吁：“我国字学，美术之一也。文明日昌，美术岂有荒废之理。”这颇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另按，本篇的末句“实指则笔与□连为一气矣”，中间□处漏排了一字，参考同篇中另一句“指实则全身精力毕集毫端”，则末句漏排的可能是“身”字。
在“戏墨斋”中舞文弄墨的梁实秋，还写过这样一篇有趣的文章——
驱蚊檄
维年月日，帐中主人，率挥尘[麈？]客、惊鸿君，移檄告汝蚊之灵曰：主人心存忠厚，性实爱生。么[幺]麽小虫，从不深究；冷血动物，当从矜宥。彼如献媚乞怜，逞蝇营之惯技，横行无忌，恃蟊贼之微能——念汝卫类，忝[恬]不知耻！细腰而长喙，昼伏而夜出，孑然一身，蜉蚰同命，逍遥乎帐中，何预乃公，嬉游乎席侧，未肯驱若。不意雷鸣群聚，雾集纷飞，蝴蝶之梦正酣，蜂蝎之毒乃见。人为鱼肉，汝为虎狼。任人痛痒，恣尔贪婪。呀呀而来， 喝而去。长此以往，人何以堪！呜呼，蚊耶蚊耶，汝无知耶？蚊耶蚊耶，汝无灵耶？岂不知人为万物之灵，而自来送死耶？抑与我三生有隙，故来扰我清梦耶？我为汝计：甘露满天，香花在树，汝腹极小，一饱易求，胡为乎肆此宵征——张其利嘴，诩负山之力，种露筋之仇？吾人劳苦，日有百为，倦极酣眠，何预于汝，而汝吸其血，食其肉——当自谓此间乐矣？老夫之肉，其足食乎？汝宜觅地他适，毋扰乃公！三日之内，毋留只影。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主人将燎塞北之草，燔岭南之枝，燖秦州之涸，为西洋之涯，碎汝脑，粉汝骨，断汝形，解汝肢，罄汝噍类而无遗。其无悔！
本篇收录在《杂俎》门的“谐铎”类中。显然，这是对韩愈《告鳄鱼文》（按，韩集及其选本一般作《鳄鱼文》，而据姚范说，韩氏此文篇首有“告之”云云，当题作《告鳄鱼文》，此从姚说）的模仿，连韩文中“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的文句都直接搬用过来了。在过去，通过模拟经典作品来学习作文，是常用的方法（韩愈的《告鳄鱼文》就是模仿司马相如《喻巴蜀檄》的），所以这在过去是视为正当、不足为病的。事实上，在过去人们并不掩饰自己对经典的模拟，如《癸亥级刊》上刊在《驱蚊檄》前边的《滑稽先生传》（戴修驿作），就在题下径直标明是“仿《五柳先生传》”。我们当然不必拿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的习作来与作文老手韩愈比高下，但二文也确有一些区别：韩文是散体，梁文近骈体；韩愈身为刺史，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头不小，口气很大，梁实秋不过一个学生，只为不胜蚊子之扰而作文驱之，属于游戏文章，所以其文笔极尽诙谐之能事——对小小蚊子软硬兼施、正告与哀求并用，而且自称为蚊子的“乃公”——读来让人忍俊不禁。自然，年轻的作者驾驭骈偶文体难免吃力，文气的转折时有照应不周处，所以点读起来让人有些顾此失彼。此处标点未必妥当，仅供参考。另，本篇开首“率挥尘客、惊鸿君”一句中的“尘似应作“麈”，可能因为形近而误排；所谓“挥麈客、惊鸿君”，大概是驱蚊、掸尘、搧风之具如传统的麈尾、羽扇之类物事的拟人化。这种拟人化的想象方式，自《庄子》、汉赋直至韩愈的文章中，类皆有之，如韩文《毛颖传》即是——《毛颖传》在拟人化想象方式和诙谐笔调上，可能也启发了梁实秋的这篇《驱蚊檄》。
此外，在《癸亥级刊》中还有梁实秋写的八条补白文字。该刊目录上列有“补白十则”，但未见细目，所以这八条补白文字（其余二条是李迪俊写的《涤镜谜话》和吴景超写的《苦乐不均》）“隐藏”在《癸亥级刊》中，不大容易发现——我以前只偶然翻到两条，直到前几天为写这篇小文而去复核时才发现了其他六条。从文体上看，这些补白文字近乎传统的“笔记”，所以现在统名之曰《笔记八则》，并按照刊载的顺序为之统一排序，录呈如次。
笔记八则
一、学生妙语
有人问一小学学生曰：“汝校课程若何？”答曰：“英国历代地图。”问者茫然。学生曰：“英文、国文、历史、代数、地理、图画也。”
二、或问
或问：“婴孩落地即哭，何也？”或答之曰：“人生与忧患俱来，安得不哭？”
三、名言
希腊大儒苏格拉底有言曰：“天赋吾人一口、两耳、两目，盖欲吾人多闻、多见而少言语也。”此语虽近诙谐，而有至理。
四、钱牧斋之门联
钱牧斋于明季尝自书门联云：“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鼎革后尚未除去。好事者于每联下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钱见之大惭。
五、“南无”、“子曰”
毕秋帆尝遇一僧，问曰：“汝日日读经，知一部经中，有多少‘南无’否？”僧曰：“先生日日读《论语》，知一部《论语》有多少‘子曰’否？”毕不能答。
六、嘲麻子
或集《四书》句嘲麻子云：“卒然见于面，日月星辰系焉。”闻者绝倒。此语与“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乱加圈”又有别矣。
七、某塾师
岁暮，某塾师望东家明年复聘。因问其徒曰：“《四书》中‘先生’尝几见？”徒不能对，归问诸父。父明师意所指，因教之云云。明日又问，徒以“十见”对。令数之。乃曰：“‘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先生之号则不可；’‘从先生者七十人，’‘见其与先生并行也，’‘有酒食，先生馔。’‘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先生何为出此言也？”先生将何之？’”师闻之，嗒然若失。
八、江艮廷[庭]
苏州江艮廷[庭]，精于小学。书药方，必书篆字，药肆人多不识。江怒曰：“不识篆字，便欲开药店耶？”其偏僻如此。
这八条笔记既有对生活的直接观感，也有得自于书本的逸闻趣谈。这表明年轻的梁实秋是个注意观察生活的人，并且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他所札记的名言逸闻，大抵都有所本。自然，也难免个别的笔误，如江艮廷似应作江艮庭，即清代经学家、小学家江声（1721—1799）。江声号艮庭，取《周易》“艮背”之义，他是江苏元和（今江苏吴县）人，师事惠栋，宗汉儒经说，好《说文解字》，据说他写信皆篆书，生平不作楷书，其为人的“偏执孤僻”是出了名的，与梁实秋所记正合。第七则杂集《论语》、《孟子》语句，暗含讽刺，构思颇为刁钻。
诙谐之后：关于《雅舍小品》及“知性散文”的一点感想
从上述诙谐的文字中，大体可以看出梁实秋当年的兴趣与性格：喜欢读书与写作、注意观察和思考，不人云亦云，性格开朗而诙谐。这些品格在他成年之后得以保持和发展。上世纪60年代，梁实秋在其长文《清华八年》中曾详尽地回忆了他在水木清华度过的青春岁月，深情款款，及于草木，却一字未提他的这些少作。这不难理解，晚年的梁先生已著作等身，被尊为文坛祭酒，在他的眼中，青少年时期的习作自然不算什么了。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些，当然有助于认识他的成长，但也不必夸大它们的文学价值。应该说，梁先生对中国新文学真正重要的贡献，是在这些少作多年之后，那才是我们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那贡献之一就是他自1939年以后不断推出的“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确是中国现代散文中难得的精品，它们始作于艰难的抗战岁月里，在看似无关宏旨的风趣漫谈中，传达出对于生活本身的丰富情趣和富有同情的理解，这不正是一个民族的气度和力量的表现么？就现代散文的发展而言，“雅舍小品”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独具一格的“知性散文”在现代中国文坛的成功崛起。
在最近所写的一篇读书札记中，我简单追溯了“知性散文”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产生了两个公认的现代散文类型，一是批判性的随感录即杂文的前身，一是艺术性的美文，又称随笔或小品。而后者按周作人所说，“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类美文似乎在英语国家里最为发达”（《美文》，1921年6月18日《晨报》）。但其实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富有艺术性的散文都不止于“叙事与抒情”。胡适在1922年即指出，“这几年来，散文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含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60页，中华书局，1993）所谓“用平淡的谈话，包含着深刻的意味”就不是“叙事与抒情”的风格，而显然更富知性，周氏兄弟的某些既非杂文又非抒情与叙事的散文，就是以亲切的人生漫谈而彰显出这种风格的，风格近似的还有梁遇春的《春醪集》和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但在当时和此后相当一段时间，这类散文的独特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和独立的发展。三十年代的散文除了新增加的报告文学外，以战斗的杂文和抒情的以及幽默的小品为主要取向，而知性的人生——人文漫谈甚为少见，只有温源宁以英文撰写而被译成中文的《不够知己》聊备一格。直至四十年代，这类散文才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就中颇为杰出的便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冯至的《决断》、《认真》诸文以及李霁野的《给少男少女》等。他们都形成了各自的风格。梁实秋漫谈人情世态，简劲通脱；冯至分析实存状态，严肃深沉；钱钟书俯察人生诸相，机智超迈；李霁野指点人生迷津，风趣通达：凡此皆卓然不群，独步一时，并且都保有文章之美而不陷人于理障。
这些别具一格的散文在近年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关于它们“别具一格”的所在迄今仍然含糊不明。有人注意到此类散文中的智慧、学问和书卷气，并追索到其作者从而称之为“学者散文”。这诚然于此类散文的独特品性有所感知，但距离准确的定性似乎尚有一间未达。窃以为称之为“知性散文”或许更为切当些。所谓“知性”，当然有相对于理性和感性而言之意，但在此我无意强调它的哲学意义如老黑格尔所言。其实我所说的“知性”，乃指融会在此类散文中的一种不离经验而又深化了经验的感受力、理解力，因为它既不同于理论论述的理性化、抒情叙事的感性化，甚至与激情意气有余而常常欠缺理性的节制及“有同情的理解”的论战性杂文也迥然有别，所以姑且借用现代诗学中的知性来指称它。如果说杂文着重表现的是批判性的激情和社会意识，抒情叙事散文着重表现的是感性的经验与情感而且一切常被“诗化”了，那么知性散文表达的则是经过反省和玩味、获得理解和深化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正因为所表达的不离经验和体验，所以知性散文仍保持着生动可感的魅力，又因为所表达的经验与体验业已经过了作者的反复玩味和深化开掘，所以知性散文往往富有思想的魅力或智慧的风度。诚然，写作这类散文的多是学者型的作家，知性散文其实就是他们所“历”、所“阅”与所“思”的艺术结晶。作为生活的有心人，他们当然也不乏直接的生活经验并且注意观察人生，但较之一般散文家，他们从广泛阅读所得的间接经验及其人文素养无疑更为丰厚，而由此养成的对人生、人性、人情以至于历史与风俗等等的理解力和分析能力，也较其他散文家更为健全些或者深刻些。此所以在他们的散文中不仅多了一般散文所没有的博雅之知与浓厚的书卷气，而且对人生较少执一不通的偏见，而更富于有同情的理解与豁达的态度。或许正以为如此，知性散文往往以富于开阔而且开明的人文主义心态见长。
知性散文在四十年代的显著崛起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它有力地矫正了被杂文的刻薄褊急、抒情散文的感伤煽情和幽默小品的轻薄玩世所左右了的三十年代文风，恢复了中外散文艺术之纯正博雅的传统，不仅拓展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天地，而且为之注入了开阔而且开明的人文精神。那精神在周氏兄弟二十年代的散文中曾经出现过，可惜在三十年代几乎失传了。
古语云：“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大概就是这类既富人生智慧又有人情味的好“文章”吧。
我得老实承认，当我写下这点感想、提出“知性散文”这个概念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并引为典型的便是“雅舍小品。”
2004年11月25日夜于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