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文化中同性恋现象有悠久的传统，但同性恋作为一个话题却同样有悠久的禁忌，直到今天，同性恋在中国也许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也没有再听到从法律上惩罚同性恋的例子，但作为一个话题，中国人还是不大习惯去谈它，只是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出过国留过学的知识分子中，容忍度比较高一点。
我自己在1981年出国之前，对同性恋可谓毫无认识。但同性恋倒偏偏找上了我，大约1977年左右，一个曾经走得很近的朋友，突然听说因为鸡奸罪被判了三年劳改，他的老母跑来向我哭诉，说儿子是冤枉的云云。我一边听我朋友的母亲泪眼婆娑地诉说，一边心里想，恐怕这事是真有的，并不冤枉。因为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镜头——那是十几年前，我刚从实验中学调到三阳路中学任教不久，我过江去看这位仍留在实验中学教书的老朋友，夜晚一起喝烧酒，吃柿饼，真所谓“抵掌长谈”，直到深夜。回三阳路是来不及了，很自然就睡在他那里。我记得半夜里他突然发梦癲，两手从背后把我抱住，我一下惊醒，问他：“你怎么了？做恶梦了？”他含含糊糊地吱唔了几声，转过脸去，我们背靠着背又睡着了。现在听他母亲一说，我突然觉得有点恶心，莫不是那天晚上他竟然对我产生了某种情欲？
跟这位朋友的母亲谈话之后不久，我就去了美国，一呆十年。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又读了许多弗洛伊德的著作，外加金赛报告之类，这才对同性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也逐渐在理智上懂得了同性恋并非那么丑陋。我开始同情那位朋友的遭遇，一个人竟因为同性恋而罹三年劳改之灾，教师的职务也跟着丧失，这实在未免太残酷了。
在我就读的哥大东亚系，有一个十分典雅古朴而藏书甚多的东亚图书馆，图书馆的职员中有两个中国人，四个白人。我记得其中有两个白人显得很文弱，很内向，不大讲话，另外两个却长得很帅气，身材魁伟高大，还留着漂亮的胡子。其中一个在年轻的时候学过中文，而且专门去中国买了许多线装书，不过这位老兄的中文终于没有学得很通，所以当不了教授，只做了东亚图书馆的馆长，他退休前决定把所存的中国线装书卖掉，我还从他那里买了好几套。我不久就知道这位馆长和另外三个馆员全是同性恋，但在外表上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在哥大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犹太人，比我小十来岁，高高的个子，在一米八以上，人却显得非常文弱，对人特别nice，有求必应，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每写完一章，就请他帮我看看有没有文法上的错误，他总是很细心地帮我修改，有时还提出一些别的意见。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周都会在一起吃一两顿饭，除了论文也谈到很多别的东西，知道他早年结过婚，那时却已经离婚了，并没有小孩，父母也已亡去，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很安静，也不大参加校园里的各种活动和party，问他为什么不再婚，他很简单地答一句：“没有兴趣。”偶尔谈到《花花公子》这类杂志，他总说那上面的女孩都是化妆出来的，实际上并没有多么出色。我们系里有不少漂亮的金发女郎，好像也从没看到他有跟她们接近的意思，我当时就有些奇怪他对女性的淡漠，怀疑他也是个同性恋，只是不好意思问他而已。
我毕业的时候，参加我博士论答辩的五位教授中有一位名望甚高、中日文都极好、著作等身的老教授，叫华兹生（Prof.Burton Watson），也是同性恋，人也非常nice，我同他吃过几次饭，温厚儒雅，甚至有点腼腆。谈起往事，他说年轻时真该好好生活，不要一头栽在书本里，他说他现在常对他的侄儿、侄女们说：“你们该玩就当玩，没钱告诉我。”然后又叹口气，说：“唉，我这把年纪了，要玩也玩不动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我看着这个稍嫌落寞而极有绅士风度的老头，还真有点喜欢他——当然不是同性恋那种喜欢。
1990年我去台湾教书，正好碰上台湾同性恋解放运动刚刚开始，当时颇轰动的一个消息是画家席德进的去世，他是个同性恋，死于艾滋病，他的死在台湾同性恋中引起一阵骚动，有些人发起了救助艾滋病的运动，且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来称这叫“出柜”）。香港导演林奕华发明的“同志”一词也开始在台湾流行。我记得九十年代中，每次去逛台北花市的时候，总会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和一个纸盒，牌子上写着什么已经记得不太确切，大约是号召大家关心艾滋病的意思，纸盒则是用来放捐款的。大家都觉得那个青年很勇敢，来来去去的人时不时地投一些零钱在纸盒里。这个青年在台北街头和花市的身影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听说过他的名字，但现在已经忘记了。他的行为渐渐地就看出效果来，台湾的“同志”们“出柜”的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名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人们先是知道旅居美国的知名作家白先勇是“同志”，后来又知道台湾蜚声国际的现代舞团云门舞集的创办人和领导者林怀民、知名的美学家蒋勋也是“同志”，这三个人我都认识，我甚至还去过一趟林怀民与蒋勋在淡水的家。再不久，又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作家邱妙津写了一本《鳄鱼手记》，公开记述了自己的同性恋恋爱经验，邱妙津后来死于自杀，才26岁。慢慢地，同性恋的问题在台湾已经变成很普通的话题了，那位勇敢的青年也就不再出现在街道上和花市里。
但是在青年学生中开始出现同性恋的团体跟活动，还是稍晚的事，至少在九十年代我还没有听说。青年学生中的同性恋者显然还是羞于承认自己的“同志”身份，而且显然还是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诸多压力。我在文化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位同性恋的林姓女生，出于对我的信赖，也大概因为我是刚从美国来的老师的缘故，就跑来向我诉说自己的痛苦，但说完之后要求我一定保密。我记得我当时劝她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所，我说美国校园中已经不再歧视同性恋者，同性恋者有自己的团体，活动也是公开的，你到那边去会感到比较舒服，也许能找到适合你的伙伴。后来我离开文大去了政大，不知道这位学生听从了我的意见没有。
我刚到政大教书的时候，开了一门中国现代小说课，中文系的教官（那时台湾的学校还有教官，民进党上台以后才废除）向我推荐一个女生做我的班代表。这女生活泼开朗，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得过不少书法奖。过了两年我又教到她的妹妹，妹妹非常漂亮，比姐姐秀气，也当了我的班代表。这两姐妹一直跟我走得很近，我从台湾退休前一年（2007年），有一天她们俩请我吃饭，谈着谈着，姐姐突然就哭起来，跟我坦陈自己是同性恋，那时候她正在失恋中。她的女伴竟然也是我的学生，同一个班的，那女孩长得很甜，个性很善良，我也很喜欢。这两个女孩都很聪明，成绩都很好，硕士毕业之后一个考到台湾大学念博士，一个留在政大，也念博士（台大、政大是台湾最好的两所大学）。没想到考到台大去的那个女孩是一个双性恋，去台大后交了一个男朋友，慢慢跟留在政大的这个就疏远了。在政大的这个于是陷入失恋的痛苦中，很久很久都拔不出来。两姐妹还跟我谈起许多童年的往事，姐姐说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与众不同，很苦恼很彷徨，因此而患过忧郁症。那个班的学生跟我关系特别好，一起去过我家里好多次，我竟然没有看出班上有一对同性恋的伴侣！
上面说的这两个同性恋的女生，使我对同性恋有了更多而且更真切的认识，从此以后我对同性恋者就再也没有任何厌恶的感觉了。尽管我自己在生理上仍然无法接受同性恋，但在心理上已经能够理解同性恋。同性恋既不是疾病，也不是变态，更不是罪恶，我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是同性恋者而不愿意同他（或她）接近。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在我们的周围，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同性恋者，这数目可能会达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只是他们大多数不愿“出柜”，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或者下意识地拒绝承认自己其实是一个同性恋者。
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人在其性倾向成熟的早年历程中，都或长或短地经历过一段同性恋时期。美国著名的性学家金赛博士则认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同性恋倾向，同性恋因子和异性恋因子就像光谱一样的排列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有程度的不同。我无法去验证弗洛伊德和金赛的结论的正确性与普遍性，我顶多只能自己问问自己：我的身上有没有一点同性恋的倾向呢？结论是没有。但是，我记起一件事来，我在念高小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同学叫欧阳孝松，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对他的印象，觉得他长得很漂亮，不仅五官端正，而且皮肤极好，两只手总是红嫩红嫩的，我记得我还摸过他的手。我很喜欢他，很愿意接近他。我小学同班同学的名字我现在一个都记不得了，却独独记得他的名字。那么，这是不是说，我至少在念高小的时候身上也多少有一点同性恋的因子呢？只不过我性取向光谱中同性恋的比例很小，而且很快就消失了。到我读初中时，我也交了两个很要好的男同学，我们甚至还结拜为兄弟，不过那就完全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跟同性恋扯不上边了。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 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