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理论为切入点，以伽利略为样例，探究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及其平衡策略的特点。论文指出，范式转换需要克服诸多非科学文化信仰与社会保守力量的障碍，身处范式转换期的科学家必然经历一系列心理矛盾和行为选择。因此研究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及其平衡策略，对于理解和认识科学的历史及现实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范式转换/科学家/认识失调/平衡策略/伽利略
范式论是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核心，范式转换构成科学革命的实质。范式转换不仅使科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引起人们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的深刻变革。然而，范式的转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艰难困苦的过程。范式转换过程中，由于积习影响、社会心理惯性、个性特征等不同，科学家必然会经历诸多的心理困惑与矛盾抉择，继而作出基于心理困惑与挣扎后的不同行为与信念选择，最终影响他们在科学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因此，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社会心理特征及其心理困惑、迷惘与矛盾挣扎后的行为信念选择，对科学史研究具有特定意义。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及其平衡策略，构成本文探究的主旨。文章选取第一次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期，以伽利略为样例探究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及其平衡策略，并指出其所具有的科学心理学意义。
一 “认知失调理论”与范式转换期的科学家心理
范式转换期是科学革命的变更期，也是对科学家原有信念冲击最大的时期。面对过多的反常，科学家无法在原有的范式指导下进行解答难题的活动，最终导致科学家对于原有范式的信仰危机。范式转换期，科学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特定的心理困惑、矛盾与冲突。对于科学心理学而言，尤其有必要以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心理矛盾、心理困惑作为研究的着眼点。而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理论，无疑为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一)“认知失调理论”及其内涵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又被译为认知不协调，是1957年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提出的一项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曾产生重要影响。在费斯汀格看来，社会中的个体往往意识到自己态度之间或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当各种认知因素之间出现‘非配合性’(nonfitting)关系时，认知主体就会产生认知失调。这种失调会产生心理压力，促使个人改变有关观念或行为，以减少或避免这种失调。”[1]27
通常以下4种情况会导致个体的认知失调，分别为：(1)逻辑层面的相悖。如“水在0度结冰”和“冰到24度仍不融化”，这两个观念是不协调的，会引起主体认知层面的冲突。(2)文化价值的冲突。在一种文化中被接受的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不适宜的，因此也会引起个体的认知失调。(3)观念层次的冲突。对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观念层次评价，会得出矛盾的结论，也会引起主体的认知失调。(4)新旧经验的矛盾。当新的行为与旧有经验不一致时，对行为的认知也会出现认知失调。
按照认知失调理论，个体认知失调的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某一认知元素对个体生活的重要性。涉及的认知因素越重要，失调的程度就越高。二是失调认知的数目与协调认知数目的相对比例。就个体而言，生活的任一时段都包含很多认知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个人对外在世界及自我本身的各种认识，涵盖了信念、信仰、价值观、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以及对未来事件的期待等。失调认知与协调认知的比例越大，个体失调的程度也就越高。
由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各种认知因素会以多种方式同时并存于个体的意识中，并对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产生影响。总的来说，不同的认知因素在个体意识中会表现出“协调”、“失调”及“不相关”3种关系。其中，“协调”是一种认知平衡的常态，不会给个体带来应激或压力反应；“失调”则会导致个体心境不安、情绪阻抗、应激反应等；“不相关”，则由于没有自身关注的事情，不会引起个体的认知关注，所以不会产生失调。
认知协调和认知失调是针对各种认知因素在个体心中是否存在矛盾而言的。个体一旦产生认知失调，则容易导致紧张与不安。为了克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紧张感，个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多种方法来减少自身的失调。费斯汀格归纳出以下5种方法：
(1)改变认知。如果两个认知因素相互矛盾，那么改变其中一个认知因素，使其与另一个认知因素相一致。也可以改变认知的重要性，让一致性的认知变得重要，不一致的认知变得不重要。(2)对于造成失调的因素弃之不顾，减少行为改变的困难感。对造成认知失调的因素或事件，采取一种放任或无能为力的态度。如有些人在诸多压力烦恼面前，只会酗酒而不做任何现实的改变。(3)改变态度，使其符合个体的行为。如有人自认为比谁都漂亮，但始终得不到别人的认同。这时就需要其改变对于自我的评价，认识到自己相貌确实一般。(4)改变行为，使行为符合个体的态度认知。以吸烟为例，个体可以通过戒烟行为来与“吸烟确实有害健康”的认知相符合。(5)增加新的认知，消除认知因素间的失调状态。仍以抽烟为例，如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亲戚朋友也劝告戒烟，但是自身难以戒烟。这时可以引进新的认知因素，如“吸烟可以提神”、“吸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很多人抽烟身体也很健康”等来达到协调。
(二)“认知失调理论”之于范式转换期的科学家心理研究
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认知失调。同时，个体也会以各种策略不断地维持自己的认知平衡。认知失调理论作为对个体真实心理状态的一种把握，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本研究正是借用认知失调理论，以其为理论资源来诠释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心理矛盾与冲突。在对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心理困惑、矛盾、焦虑、冲突及其平衡策略考察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学维度的发挥与阐扬。通过揭示范式转换期科学家认知平衡策略的特点，不仅可以对库恩语焉不详的科学革命发生的“社会心理过程”作补充说明，而且也是对默顿关于科学家矛盾心理研究的拓展。
将认知失调理论引入科学史研究，是本论文的一项初步尝试。由于短期内无法查清科学史上范式转换期科学家应对策略的全景，因此文章选取伽利略作为样例。通过对范式转换期伽利略的认知失调及其平衡策略研究，得出科学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识。
二 范式转换期科学家认知失调：以伽利略为例
选取伽利略作为范式转换期科学家认知失调研究的样例，一方面是基于伽利略在第一次科学革命中的特殊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伽利略特殊的历史际遇。
(一)伽利略在第一次科学革命中的作用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科学史上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他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且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他将科学实验方法首次引入物理学研究，应用数学知识首次提出了加速度的概念。此外，伽利略还发现了单摆的周期性、自由落体定律、运动叠加原理等。在天文学上，他首次将望远镜对准星空，从而有了对于月亮、木星、土星、太阳、银河系以及地球的全新认识。正是由于望远镜的使用，使得伽利略逐渐转向支持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因此，也就有了科学革命过程中关于伽利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及伽利略的恩怨纠葛。
就第一次科学革命而言，伽利略的历史贡献绝不容忽视。虽然这场革命被誉为“哥白尼革命”，但是在哥白尼生前甚至其死后的几十年间，这场革命远没有完成。正如后来库恩以理论总结道，“新理论的同化需要重建先前的理论，重新评价先前的事实，这是一个内在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很少由单独一个人完成，更不能一夜之间实现”。[2]6在这个新旧范式革新的漫长过程中，旧范式因其持有者人数众多、与经验的相符且有权威支持等因素，使得它在很长时间内都主导着人们的观念。因此，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必然是长时间的努力争取、艰难实现的过程。其中，伽利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实际上，正是伽利略在科学革命中的特殊作用，才最终促成了近代物理学的产生。恰如法国科学家特鲁萨尔特曾说的，“在科学领域里我们都是伽利略的学生”。[3]65可以说，正是伽利略才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正是由于他以望远镜对准星空并以通俗意大利语写成的著作，才极大地推动了哥白尼学说的传播。在第一次科学革命过程中，伽利略是承先启后的典型人物，在他之前是著名的哥白尼，与他同时的是开普勒、笛卡尔，在他之后则是著名的牛顿。可以说，“哥白尼体系的胜利，与伽利略的研究成就是分不开的。假使没有伽利略提出力与运动的概念和他们相互间的关系，牛顿也难窥破天文的奥秘”。[3]67
(二)范式转换期伽利略特殊的历史际遇及其困惑挣扎
范式转换期的科学家要经历诸多的外在压力影响，因而难免产生心理上的矛盾、困惑与挣扎，继而造成自身的认知失调。就第一次科学革命而言，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此时科学文化与理性文化尚未完全建立，科学发展阻力重重；常识与迷信观念占据着人们思想的主流，教会作为控制力量在世俗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第一次科学革命的理智与文化背景可想而知。
这个时期科学家所经历的困惑、苦恼、矛盾与冲突在科学家心理生活中自然占有较大比重。这时伽利略的境况更显凸出。相较于其他科学家，伽利略所受的外在压力与不幸际遇要远远大得多。就这一点，哥白尼生前并未受教会审判与迫害，“《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曾得到罗马教皇的赞许，而且在伽利略受审之前近一个世纪并没有被列入禁书；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伟大科学家开普勒也没有因其科学思想遭受教会的迫害；比伽利略稍晚的一大批科学家(如牛顿等人)更没有受到迫害。”[4]译序2唯独伽利略被判重大异端，并被宣布“终身监禁”。这不得不使伽利略经受诸多的压力与矛盾。这里为了突出主题论证的需要，仅选取伽利略关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冲突加以考察。
实际上，贯穿于伽利略学术历程中最主要且对伽利略影响最大的认知失调，就是围绕伽利略的宗教信仰与科学追求而展开的冲突。这条主线对解释伽利略的许多事件及理论发展都有解释意义。
三 伽利略关于“科学与信仰”的认知失调
伽利略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也是一位被神话了的科学斗士。在后人的口耳相传中，伽利略成为了一位为科学真理而反抗宗教最终被宗教所迫害的科学斗士。虽然这种宣传有利于科学文化的高扬，但却远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一)伽利略的宗教信仰
伽利略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早在少年时代，伽利略的父亲文森西奥就把他送到瓦龙布罗萨修道院的学校。从此，伽利略便埋首古书堆中，“专心致志地思考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伽利略从思维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以往不安分的手脚开始平静下来，寻求内心世界的安谧。渐渐地他对僧侣生活感兴趣，心底开始萌发深邃的宗教情绪，而且隐约间有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教会的意向。”[3]4此后，由于伽利略的父亲不愿伽利略做教士，而是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便把他送到比萨大学学医。然而，这丝毫没有减损伽利略的宗教热诚。
伽利略终其一生都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正如伽利略研究专家德雷克所说的，“无论是作为天主教徒，还是作为科学家，伽利略自己的良心都是纯洁的。”[5]10在伽利略的女儿玛丽亚·切莱斯特的信中，她始终坚信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她看来，其父相信祈祷的力量，并努力尽到一个灵魂已有归宿的科学家的职责。在伽利略本人看来，“无论我们遵循何种生活道路，我们都应把它当做上帝亲手赐予的最贵重的礼物来接受，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同样存在着不为我们自己谋求任何私利的力量。事实上，我们不但应该以感激之情而且还应该以对上天的感恩图报之心来接受不幸，只有这样，我们的不幸才会使我们不致过分迷恋于尘世的物欲，并使我们的精神上升到神的境界。”[6]17-18
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伽利略多次借用萨尔维亚蒂和沙格利陀之口，以虔诚的口吻谈及上帝的伟大。正如他借萨尔维亚蒂之口所说的，“……这些都是平凡的定理，一点谈不上什么勇敢或者大胆。这些丝毫无损于神的智慧的伟大庄严，正如说上帝不能收回已经做了的事，丝毫不损害到上帝的万能一样。……但是我将老实向你承认，上帝认识的定理是无限的，而我们只认识其中少数几个。上帝认识无限定理的方式比我们的认识方式要高明不知多少倍。”[7]70
伽利略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终其一生伽利略都保有对上帝的信仰与热忱。真实地认识科学的历史必须对伽利略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怀有清晰的认识。
(二)伽利略的科学追求与宗教信仰之间的认知失调
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的是，伽利略并不是一位脱离了宗教信仰纯粹地为了“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科学与信仰之间的纠葛导致伽利略特殊的认知失调。
就学术思想选择而言，伽利略更是一位阿基米德主义者，而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以亚里士多德传统根本发展不出科学意义的物理学。就当时的发展态势而言，占据着思想主流并与天主教紧密结合且被视为权威的则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然而，伽利略所反对的恰恰是亚里士多德传统。因为，当时亚里士多德的“重性”、“天然位置”等概念严重阻碍着近代科学家的物理学发现。对伽利略而言，只有成功地推翻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学说，才能推进对于真理的认识。
就伽利略的个性而言，可谓狡兔三窟、谙熟世故。伽利略结交了许多权贵、主教和支持者，但是好斗的性格及其天才的辩论反讽艺术，则招致许多人的嫉妒与怨恨。许多怨恨伽利略的人在暗中不断地进行陷害伽利略的活动。伽利略则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反对的是亚里士多德传统，没有看到当时亚里士多德与教会系统的结合之紧密。
通过望远镜的星空发现，以及与开普勒的书信交流，使伽利略渐渐认识到托勒密地心说的错误，转而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然而，伽利略对于哥白尼日心说的接受并非一帆风顺。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如何能够保有与《圣经》文字对立的日心说的真理追求呢。在外人看来，两者必定只能择取其一。即要么放弃哥白尼学说，坚持对于上帝的信仰；要么放弃对上帝的信仰，追求哥白尼学说。实际上，历史上的伽利略确实经历了宗教信仰与科学追求之间对立纠葛的认知失调。早在帕多瓦大学时期，伽利略在一次养病期间读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并且很感兴趣，这使伽利略开始转向日心说。1597年，身在帕多瓦的伽利略收到开普勒寄来的一本书，他给开普勒的回信中写道：“多年以前，我就倾向哥白尼的思想，借助他的理论，我成功地完全解释清楚许多一般用相反理论不能解释清楚的现象。我研究出许多可以驳倒相反概念的论据。但由于担心碰到我们的哥白尼所碰到的同样命运，至今没有把他们公开发表。”[8]73
1609年开普勒的新书《新天文学》出版，开普勒在信中告诉伽利略：他越是研究哥白尼的太阳学说，就越相信它是真理。“伽利略回信说他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不过他还需要有说服力的实际证据，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学说。”[3]33在1611年罗马之行前，伽利略已大大转向哥白尼。1616年，伽利略迫于压力，在罗马被迫声明放弃哥白尼学说，但内心仍是坚信不疑。“他通过多次实际观测所获得的大量事实，都充分证明这个学说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而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则是十分荒谬的假说。社会现实与伽利略的思想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使他陷入苦恼之中。”[7]导读10
伽利略对哥白尼日心说接受支持的过程，也是伽利略的望远镜观察与理智思考不断取得成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伽利略的科学追求遭到一系列的困惑、苦恼与矛盾。如何宣传科学真理才能获得权贵的认可而又不至于被教会所反对？如何更好地获得权贵的认同？如何获得教会的认同？对于这个矛盾解决的摸索，构成了伽利略科学思想历程中的必然阶段，同时也是伽利略经历认知失调的过程。即哥白尼日心说的接受不能不与伽利略原有的宗教信仰相冲突，而两者的冲突在伽利略的内心中必然有所反映。那么，天才的伽利略是如何协调这种矛盾的呢？这正是下文所要重点探讨的。
四 伽利略的认知平衡策略及其科学史影响
正如上文所述，个体减少或消除认知失调的策略主要有5种。根据这5种路径我们可以作如下假设。
如果伽利略采取第1种策略，那么伽利略必定或者放弃宗教信仰或者放弃科学追求。如果伽利略采取第2种策略，那么伽利略只能将两者弃之不顾，减少自我的焦虑感，然而这并不符合伽利略天才的追求性格。至于第3种和第4种，由于导致伽利略认知失调的是两种观念，不涉及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对立。所以这里不再探讨。如果采取第5种策略，那么伽利略必需引进新的认知因素，继而才能有效地开展科学追求活动。那么，我们看一看伽利略是如何实现平衡的。
(一)伽利略的认知平衡策略
对于看似明显的矛盾，以及可能带来的进一步的认知失调，伽利略采取了自己独到的平衡方式，并以这种方式在更深层次上促进科学的进步。伽利略采取的策略就是引进新的认知要素，也就是将宗教与科学问题加以区分。
正如达娃·索贝尔所言，“在基督教教会史上的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时刻，伽利略发出了把科学问题与宗教问题加以区别的呼吁。”[6]77当伽利略首次公开他的哥白尼观点就遭遇神学困扰的时候，伽利略写信给他的学生卡斯泰里，指出：仅仅按字面解读圣经有时候是错误的。在伽利略写给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信中，他指出，“圣经的主要意义是礼拜上帝和挽救灵魂”。但是“在关于自然现象的辩论中，不应从圣经条文的权威性出发，而应该运用感觉到的经验和必要的论证”。他甚至引用红衣主教C. 巴伦修斯的话说，“圣经告诉我们怎样上天堂，没有告诉我们天堂是怎样的。”[5]6
伽利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达到认知协调，而且对自己达到协调的方式坚信不疑。在伽利略看来，《圣经》记录上帝的语言是为了传达上帝教义的方便，所以采取的是与人们日常经验相符合的方式写作的。因此，《圣经》里的话仅仅是为了普通人理解的方便；大自然及宇宙本身则是上帝的造物。记录上帝语言的《圣经》相较于上帝的造物，显然后者更接近于上帝。正是在这种认识下，伽利略意识到通过对大自然的探索发现，能够更好地认识上帝。依照伽利略的观点，“理论不应该符合于直接的眼见为实，而应该符合于实验的眼见为实。必须去问自然界，自然界的回答还要用数学形式表示出来，以揭示客观真理。”[8]314而伽利略对于客观真理的揭示，也就是要进一步证明上帝这个造物主的伟大。伽利略专家德雷克写到，“在1613年到1616年的全部争论中，伽利略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科学问题上的谁是谁非，而是要把纯科学问题与信仰问题分开，以便使理性讨论可以自由地进行，许多作家说伽利略想要教会接受哥白尼体系，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没有抓住实际争论的要点。伽利略并不想要教会接受科学争论中的一方作为信仰问题去压制另一方。他写道，如果教会要压制什么的话，就应该禁止用《圣经》的权威来解决那些本可以只诉诸经验和理性，而不用《圣经》就能解决的争议。这就是伽利略所希望的宗教与科学的分离，他从未怀疑教会干预的权力，但他极力主张教会不要这样做。”[4]101-102正如伽利略的见解表明的，“科学与其他事物相比，更不能与《圣经》相矛盾。幸好在天文学与《圣经》之间没有多少明显的抵触。……对《圣经》的解释只是个见解问题——专门的神学见解：神学见解应该服从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事实。”[4]105-106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当性，伽利略甚至借鉴早期神父们的一些观点。在伽利略看来，“早期的教会神父们曾告诫人们，不要把宗教信仰与拯救灵魂无关的事情联在一起，尤其是那些会妨碍虔诚冥思的、要花时间细致研究的事物。”[4]106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伽利略借用萨尔维亚蒂之口指出，“神的理解力超出我们的理解力无限倍，不但在理解事物的数目上如此，在理解的方式上也是如此；但是我并不把人的理解力贬低到绝对无能的程度。不，当我盘算到人类曾经理解过，探索过，并设计过多么神奇的和多少神奇的事物，我只有很清楚地认识到并且懂得了人类心灵是上帝的成绩之一，而且是最优秀的成绩。”[7]71
科学问题与信仰问题的区分，既是伽利略所采取的一种认知平衡策略，也是后来伽利略科学研究中一直坚持的信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伽利略的这种平衡策略一定能够得到当时教会的允许与认可。由于一批小人不断地陷害，伽利略最终没能逃过被判异端的境遇。因此最后，“在伽利略本人看来，导致他受苦的完全不是哥白尼学说，而是对神学与基督教的热诚。”[4]164
(二)伽利略被判异端的痛苦及以往的误读
1633年3月，伽利略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1633年6月22日伽利略被判重大异端且处终身监禁。起因是1632年3月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问世。伽利略的受审及被判有罪是物理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伽利略来说，这个打击无论心理上还是情感上都难以接受。一个至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一心想证明上帝的伟大，最终却被判处异端，而被判处异端在根底上还是由于自己想通过自然的发现证明上帝的伟大！
实际上，伽利略受审很大程度上由于他触动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教条，一些“阴险小人”暗地里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地搜集材料、歪曲事实陷害伽利略。更重要的是，伽利略被判有着复杂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更确切地说是有着复杂的宗教与政治背景，伽利略的被判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宗教与世俗权力斗争、天主教与新教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被判重大异端对伽利略打击甚大，使他深感痛苦。但是即使这样，伽利略也没有放弃对于上帝的虔诚与信仰。“重大异端嫌疑”的罪名使伽利略悲痛欲绝，因为这使他不能再去心爱的教堂。伽利略深信，自己的心中从未浮现过异端邪念。自己用来证明上帝伟大的心血之作被宣告有罪，使他异常痛苦。但伽利略并没有潦倒下去，后来伽利略出版了不那么具有讽刺性的《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1641年，伽利略口述他人代笔的一封信中的内容可以证明他的信念：
“哥白尼体系的虚假肯定不容置疑，尤其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说更是这样……在我们看来似乎只能以一种特殊方式去做的事情，上帝却能用许多方式去做，甚至可以说以无数种方式去做。我们不必妄自尊大地拒绝上帝的帮助而顽固坚持可能是错误的东西。
正像我认为哥白尼的观察和假设不充分一样，我同样断定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的观察和假设更为荒谬，因为他们没有超出人类推理的范围，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他们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4]160-161
后来伽利略又写信给佩雷斯克说：
“我说过，我不希求安慰，因为我没有错。如果我错了，我会希望得到仁慈和宽恕。……可以想象，我比一般人要好过一点，因为我有两点可以聊以自慰：第一，在我的著作中找不到不尊敬神圣教会的任何痕迹；第二，我的陈述发自肺腑，这只有我和上帝完全懂得。上帝知道我在为此而受苦，尽管许多人可能会说出更有道理的话，但没有一个人对教会说的话比我说的更虔诚和更热诚；即使是古代的神父也没有过。”[4]163
在德雷克看来，伽利略对自己既是天主教徒又是科学追求者有明确清晰的认知。有一次伽利略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写道，他有时恨不得将他的所有科学成果付诸一炬，但他却从未想过要背叛自己的信仰。天主教会虽然背弃了伽利略，并让他深深地痛苦，但伽利略对此却“只是谴责天主教会中某些固执己见的个别人”[4]162。
五 范式转换期科学家认知失调研究的意义
范式转换是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正如伽利略研究专家鲍·格·库兹涅佐夫所说，“科学的发展不是直线过程：科学的课题不仅取决于现代条件，而且还取决于积累的传统，即逻辑的、心理的、情感的传统，尤其是贯穿整个科学史的‘反传统主义的传统’——不仅根据事实的知识的革新，而且还有科学方法和风格的革新。”[8]335为了达到革命的效果，“一种边摧毁边教育的双重工作看来是必须的：一方面，要摧毁传统和常识的偏见和心理习惯；另一方面，又要创造新的心理习惯和推理能力来替代它们。”[9]243
科学进步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正是科学范式转换的结果。范式转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克服诸多习惯与保守势力的障碍与阻挠。身处范式转换期的科学家，必定会经历这个过程中特殊的痛苦。因此，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及其平衡策略研究，对于科学史及科学心理学理解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不同革命时期科学家心理的研究，可以探究出不同时期科学家心理的典型特征。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是可以深入挖掘的重要资源。而对同一范式转换期不同科学家的认知失调及其策略的对比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范式转换期的科学史认识。
第二，通过科学史的考察，发现并总结不同类型科学家的危机应对方式，对科学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这一点而言，物理学家泡利的例子颇有典型性。泡利作为第二次科学革命期间的重要人物，在传统范式遇到重重危机的时候甚感苦恼。在海森堡为新量子理论指明了道路的矩阵力学论文发表之前几个月，泡利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现在，物理学又陷入混乱可怕的时刻。无论如何，它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我倒希望自己一直是一个喜剧电影演员或别的角色，而从未听到过物理学。”[2]77因此可见，范式转换期具有丰富的科学心理学蕴藏，可以丰富对于范式转换阶段的特殊认识。
第三，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认知失调研究对于科学心理学具有重要启示。正如库恩指出的，“许多已步入中年才初遇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人，他发现自己完全为这个新观点所折服，却苦于无法使之融化于思想中，并在它所塑造的世界中感到自在。从理智上说他已作出了选择，但这种选择的有效性所要求的改宗又使他感到困惑。他仍可以使用这个新理论，但这么做时就像个生活在异域他乡的外国人，他之所以能在那儿生活是因为那儿已有本地人居住。他的工作寄生于这些本地人的工作上面，因为他缺乏这个共同体的未来成员通过教育而将获得的思维定势组合。”[2]183
因此，通过解读科学家的传记、日记与书信等，结合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已有研究，开展范式转换期科学家的心理特点探析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可以为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开启一个新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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