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阶段，侧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学”属性阶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辩证关系的再发现阶段，是一个从片面到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探索及创新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关系、马克思及其思想在社会学语境下的定位等议题是该领域内学者持续关注的理论问题，经长期讨论后形成一定共识。这七十年间的代表性成就包括对阶级视角的坚持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性价值与意义的探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史及知识社会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分支研究发展等。然而，目前该领域内仍存在若干重要议题亟待今后研究予以关注。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七十年/社会学史/社会学理论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8ZDA163)，2019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63192104)。
作者简介：赵万里(1965- )，男，河南遂平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科学社会学研究；谭宏泽(1990- )，男，辽宁康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城市治理研究。天津 300350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理解社会学的学科史及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来源，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基础性影响，并且塑造了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品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也奠定了中国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特质和实践逻辑。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理论创新和科学研究，已成为繁荣和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围绕社会学中国化、后西方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和话语体系建设等问题，中国社会学界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研究和讨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历程加以回顾和总结，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这些议题的探究，更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要求。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七十年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指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进路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思想体系和研究范式”[1](P31)。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双重含义：它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方式，其次才是中国社会学体制化的一种实践。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唯物史观社会学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结合起来的科学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思想武器。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年)、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1924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典范之作。毛泽东、陈翰笙等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从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革命动力与方向等议题形成正确的判断，进而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要产生并应用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并未得到大学和学术机构中的“孔德派社会学”的普遍承认[2]。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才成为中国社会学体制化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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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文发表数量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间，从不同时段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数量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大体经历了低(1978年之前)-高(1978年-1990年代初)-低(1990年代初至2005年左右)-高(2005年之后)四种发展形态(见上图1)。而内在于这一历史形态之中的基本逻辑，则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辩证关系。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与西方社会学一度被取消的命运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被机械地割裂开来，要么以马克思主义替代社会学，要么从社会学中剥离马克思主义。将上述历史与逻辑结合起来，可以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阶段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阶段。这一阶段起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后期。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不同程度上被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实行改革开放之前。在这一时期，由于时代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表面上被视为社会研究领域的真理，然而实际上却被曲解。不过，此阶段值得注意的一项学术遗产是在社会学被彻底取缔前夕，《新建设》杂志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关系的座谈会。该座谈会形成了关于该议题的三种看法：一是以吴景超等为代表的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替换)社会学的观点；二是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社会学研究，并以后者充实前者的观点；三是以王庆成等为代表，主张回避这种概念、名称上的争议，将社会学的作用定位于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上[3](P40—45)。虽然由于政治和时代原因，关于该议题的讨论随后无法继续下去，但这三种基本观点实际上奠定了几十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不同取向与基调。
二是改革开放后至1980年代末。这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关研究的井喷式发展时期，研究的视角、议题、进路开始呈现多样化，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流。这种现象背后是有着多种原因的：其一，社会学重建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这自然引发了大量的回顾讨论、翻译引介以及观点争辩。其次，由于受时代影响以及路径依赖，该阶段几乎所有关于社会学专门议题的讨论都要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哈林等的学说有一定的关联，或始于之，或对比之，或直接回到对原典的分析。再者，中国社会学界刚刚恢复“开眼看世界”，对于19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学界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仍处于引介、学习阶段，故可使用的理论视角、研究范式、学术体系等工具相对较少。所以在这一阶段，除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社会学思想再发现以外，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成果的挖掘与再解读，例如对瞿秋白[4]、李达[5]、李大钊[6]、毛泽东[7]等的社会(学)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分析。不过至1980年代后期，开始有学者尝试从学科、体系化或研究范式角度界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8][9][10]。
阶段二：侧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学”属性阶段。这一阶段大致是1990年代及21世纪初。与前一阶段不同，在此阶段中国学术界开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之一，即在社会学话语体系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样的一种转向，实则与西方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传入以及中国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相关联。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学界基本处于学习、移植和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状况，而随着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帕森斯、吉登斯、布迪厄等学人思想及成果的引入，较之前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多元影响开始被日益重视。“古典三大家”的说法也渐渐被中国学术界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内一条重要理论脉络的学科内意义被确立并得到一系列研究。相关研究的议题也从之前的元理论、认识论、学科合法性等方向转为对社会学意义上的具体议题的研究，比如社会结构[11]、研究方法[12]等。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学，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13][14]、赖特等人的新阶级分析[15]等也都纷纷被介绍到国内。
阶段三：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辩证关系的再发现阶段。如果说上文提及的第一阶段更偏向强调“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更倾向于聚焦(西方)“社会学”，那么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强调其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辩证统一关系。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既非直接将历史唯物主义套用于现实社会的研究，也不是在社会学内部将马克思主义视角与非马克思主义取向简单区分与并列，而是要在综合性把握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社会学发展脉络的辩证关系基础上，实现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进路来研究人类社会。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同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探索进路，这也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但在数量上日益增多，也在研究范式、议题选择，以及研究目的上日益多元化。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性作用、对社会良性运行的研究[16]；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如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的扩展；对阶级分析视角及其作用的再审视[17]；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引介与讨论[18]；“回到马克思”取向下对经典马克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学概念、范式、议题的再挖掘[19]；对马克思在西方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与价值的分析[20]；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或马克思主导社会学中国化)路径的讨论[21]，等等。
整体而言，过去七十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历了一个辩证发展的历程，即从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到侧重其“社会学”属性，再到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辩证关系的再发现。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理论上不断探索所取得的认识成果。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存在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元问题即是如何处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研究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探析与争论贯穿了过去七十年的各个阶段，是该领域内的核心议题之一。上节已经提及，在1950年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替代论、指导论与回避论。这三种看法实际上也奠定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关于该议题的讨论基调，后续在1980年代形成的“继承论”、“兼容论”、“时代论”等[22](P20)，其实都是对这三种观点的部分修正或融合。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有两个必须回应的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及其所提的“社会学”概念的批判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及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不少学者秉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有根本区分的看法，认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应该是对前者的操作化，而非另起炉灶重新学习后者，从而形成有替代论取向的观点[23](P63)。但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所提“社会学”的批判是出于当时论战之目的，而并非对社会学学科的否定，况且孔德的社会学也只是社会学的一个流派，而非全部[24](P69)。基于这样的理解，研究者扩充了对“社会学”的界定，认为这一学科本身就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有重要的、体系化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遗产需要我们挖掘[8][10]。1980年代后期以后，持此观点的学者日益增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指导论取向的各种观点，即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自身学科特征与研究范式的社会学研究进路，而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套用。
二是如何处理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科学的社会学的论断。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学”概念的回避使得对于他们关于社会学学科观点的解读尚有较大弹性，那么，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了(摘要)》中多次提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科学的社会学”[25](P8—9)，则是反对“替代论”取向的学者必须直面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标志性文章《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中是这样回应的：“列宁曾经讲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社会发展，在这广大范围内，提供了最根本的观点和原理。但是，对于列宁的话不能够这样来引申：因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完全不能这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不等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对象，也不等于社会学的对象。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同研究社会学，这中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26](P3)。通过对列宁更多相关论述的梳理可知，列宁实际上是将社会学与社会科学同义使用，其从来不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一切，不排除社会科学的分门别类和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而独立出来的可能性及必要性[27](P27—28)。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发展针对“社会”进行分析的学科，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合理且必要的[27](P29)。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8](P73)。所以，立足于基本的理论辨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始针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具体研究(这部分成果将在下一节予以介绍)。
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进入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辩证关系的再发现阶段，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近些年来又回到研究者的视野。这样的“回归”是有着学术与现实背景的：一方面，经过近三十年的积累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或再意识到处理马克思主义、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现实之间关系对于中国社会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新阶段发展的新需求以及对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新现象、新问题的分析，也使得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和科学价值。例如，中共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转变，可以说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开展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也提供了新思路。近些年来，关于该议题的探究更加多元、新颖，且专注于对具体议题的学理性分析。比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29]、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的批判视角[30]、探讨吉登斯[20]、列斐伏尔[31]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之可能[32]，等等。整体而言，研究者基本不再从宏观层面下类型学式的断言，而是选取某个切入点，分析所谓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进路来研究人类社会”究竟要如何进行。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研究究竟如何开展。
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面对的另一理论问题是社会学话语体系下的马克思学术(及其思想)定位的问题。过去七十年，中国马克思的学术定位经历了了从二元、三元再到多元的变化历程。
所谓“二元”定位，就是将“社会学”的发展脉络一分为二：一是孔德开创的孔德系社会学(或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实证主义社会学)；另一个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于这样的理解，马克思和孔德(或孔德—斯宾塞)被视为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创始人，认为“两个创始人创造的社会学，是沿着社会学研究的两条路线发展的”[33](P157)。基于这样的划分，一些学者开始从不同的维度对比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进路与孔德系进路的差别[33][34]。虽然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在这一阶段对于两个脉络之间的比较还带有简单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但该阶段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奠定了马克思是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理论源头之一、社会学中有马克思主义这一进路的共识。
到了198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学术界的表述与讨论中，与马克思并称的人物从孔德(及斯宾塞)变成了韦伯和涂尔干，对社会学的划分也从之前的二元变为了三元：即韦伯取向的社会学(或称阐释主义、人文主义社会学)、涂尔干取向的社会学(或称实证主义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2]。这样的一种划分，很明显是受到了包括吉登斯、科塞在内的西方学者的影响，所谓“古典三大家”的认知也由此形成。韦伯、涂尔干、马克思被视为社会学真正意义上的三位创始人，或曰理论源头。这样的一种划分，更多的是基于方法论意义上的区分。
近些年来，在延续对马克思基本的三元定位基础上，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学人开始超越对马克思学术影响的宏观类型学划分，进入到对马克思具体学术遗产的细致化讨论。在学术讨论中，“马克思”开始越来越多地与不同分支、不同时代的学者一同出现。我们把这样的取向称为对马克思的多元定位。从形式上而言，这样的取向似乎一直存在，毕竟从社会学恢复重建时，就有各类的“马克思主义某某社会学”，比如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等等。但21世纪以来的讨论，则更多地从社会学话语体系切入，辩证性地探讨“马克思与某某社会学”或“某某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进路(学派、取向)”，及其对理解中国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比如马克思对科学社会学[35]、环境社会学[30]、城市(空间)社会学[36]的影响，或者这些分支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等。在前几阶段所确立的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源头之一的定位基础上，这一阶段的国内学者在积极学习、引入西方成果的同时，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议题，并尝试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三、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七十年来的研究历程，实则是中国学人努力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理解、把握“中国经验”并将之理论化的过程，也是辩证、能动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过程。七十年来，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众多，涵盖的议题、方向与领域极为宽泛。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几个代表性的研究成就加以回顾：对阶级视角的坚持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性价值与意义的探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史及知识社会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分支研究发展。
阶级分析视角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有代表性的分析视角之一，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进路之一。对阶级分析视角的坚持、运用与发展也是贯穿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整个发展历程的一个主线。早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就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7]，从而探明了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动力，并明确了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国体，理所当然地决定了阶级分析视角在分析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不过，由于时代的原因，阶级视角在一定历史阶段内被固化和滥用，损害了这一分析工具固有的科学价值属性。同时，西方学术界用“社会分层”取代“社会阶级”的导向也在一定阶段内对中国学术界有所影响。因此，在社会学恢复重建的1980-199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对阶级分析的研究更多处于讨论、辨析以及对国外新近阶级研究发展的学习阶段[15]，经验研究相对偏少。但这一领域内持续不断的讨论与学习积累，也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后，“重返阶级分析”日益“成为一种社会学呼声”[17](P203)。究其根本，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相比于功能主义取向的阶层分析，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于根植于生产关系中的剥削性社会关系及其不平等外显的分析具有更深入、更科学的分析力度。也只有坚持这样的分析视角，才能对日益复杂的中国社会有更加洞彻性的分析。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一方面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批判性吸收西方社会学界社会结构研究的新近成果，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研究以及韦伯取向的阶层研究，并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在研究实践中发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工具与视角。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再)形成[37]、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新社会阶级(阶层)研究[38]，以及“阶级冲突”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不同领域的新表现[39]等，都有一系列具体研究。这些研究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视角的价值与作用，同时也在研究实践中对该视角进行了中国化的发展。
除了阶级视角外，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鲜明特征即是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视角。这一点被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影响之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立足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解放性的社会，当下的批判是为未来的建设作准备。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性在西方学术界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虽然近些年来也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比如赖特等尝试开展的“展望真实乌托邦”项目[40](P1)。但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改良型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改良必然有着本质性的制约，也无法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性作深入探究。
相对应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结合中国社会的本土实践与发展经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发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性作用。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学术界做出的重要原创性贡献。在这一领域中，尤其以郑杭生为代表。他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及其条件和机制的研究[9]，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维护建设性形态”及其实践的分析[16](P11)等，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基础[41](P9)。
从类型学角度划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可以划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苏)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不同历史形态[42](P128—129)。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历程一直是一个重要关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这一议题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对1949年之前“资本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开展的社会研究成果的学习[43]。社会学重建后，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研究是最早恢复的研究方向之一。一方面，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希望通过对中国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派的历史的再梳理，将“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或“资产阶级社会学”)区分开来，证明中国社会学一直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从而重塑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合法性。其中有几个方向尤为引人瞩目：
一是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产生及其创始人、奠基人的研究。瞿秋白[4]、李达[5]、李大钊[6]都曾被不同的学者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总体上而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可以说是起始于这三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引入、传播与初步实践(比如李大钊对于社会学问题的分析)。二是对以毛泽东、邓中夏、张闻天、陈翰笙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实践的理论与方法论分析，其中尤以对毛泽东一系列农村调查研究的分析为代表[33](P157—158)。经过持续的研究积累，关于毛泽东的理论取向与研究方法以及对社会结构、矛盾、问题等议题的研究遗产都有专门的分析与讨论。类似地，对于邓中夏、张闻天、陈翰笙等开展的城市或农村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分析，对于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与方法也提供了重要参照。此外，随着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传入，近些年来，也开始有一些学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解读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历程[44]，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学者将学术史与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扩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1980年代、1990年代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如丁克全[45]、郑杭生[41]等学者作出的贡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并高度评价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研究的意义与贡献。这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发展的延续性与连贯性。
此外，19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在空[36]、生态[30]、科学技术[35]、政治[46]、知识[12]等方面都有重要进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对这些成果持续关注，并批判性吸收与学习，进而运用于对中国社会相关议题的研究之中。这与上节提及的多元化的马克思定位相一致，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当代的巨大活力与时代价值。
四、结语与展望
在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界一直坚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把握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经验，在基础理论、研究议题、研究范式以及经验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辩证关系已形成基本共识。在对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和社会问题开展经验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和进路取得了丰硕成果。七十年来，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不同阶段的主要关注方向、讨论议题以及研究方式上存在一定争论与差异，但就一些核心议题，比如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关于马克思及其理论的学术定位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历程等，保持持续关注与积累，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都为在新时代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坚固的学理基础。
当然，在看到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该领域目前存在的一些亟待回应的议题，以及相对应的未来发展方向。例如，在社会学内实证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脉络划分的体系下，如何明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独特性、优越性以及科学性？简单的“超越论”或“整合说”，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这就需要从元理论和实质理论两方面回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科学性与时代性问题，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范畴、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厘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再比如，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分析，基本上还是采用二分法，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但这样二分式梳理在连接到当下中国社会学时会产生一定的错位。中国社会学(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本身的建立、发展、挫折及复兴的整个过程本身就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实践与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社会学重建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实际上是在辨析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辩证关系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研究探索。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历程的分析亟待更为综合、辩证且具有反身性视角的进路。另外，直面当下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验研究，仍然相对较为缺乏。因此，也就缺少从新时代社会发展新需求角度切入的、回应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一方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不足，同时也是其发展的潜力与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时代的价值与生命力之所在。
此外，根据笔者整理发现，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学会议、论坛或座谈基本集中于1980年代，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几乎消失，直到近两年才开始恢复。此外，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学会的41个专业委员会中，尚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向的委员会。相对而言，美国社会学会的马克思主义分会早在1977年即已设立并持续至今[47]②。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该领域的问题都正在改观，比如不少期刊在近两年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关专栏，此外相关议题的研究、项目及文章发表也在增多。这都展现了该领域的活力与发展潜力。
整体而言，基于过去七十年的积累与传承，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在于继承和创新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在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从而为理解、分析中国社会提供独到的视角与指导。
①由于历史及学科性质的原因，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分散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所以，这里采用宽泛的检索方式：主题或题名或摘要中含有“马克思”与“社会学”即可。具体检索条件：年between(1949，2018)并且([主题=马克思或者题名=马克思或者v_subject=中英文扩展(马克思，中英文对照)]并且[主题=社会学或者题名=社会学或者v_subject=中英文扩展(社会学，中英文对照)])(模糊匹配)，专辑导航：全部；数据库：学术期刊跨库检索。文献总数：1267篇。检索日期：2019年5月9日。
②资料来源：美国社会学学会网站：http://www.asanet.org/asa-communities/asa-sections/history-sections。访问日期：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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