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9年，I·柏林生于里加，是犹太木材商人之子，7岁半时在彼得格勒透过亲戚家陶瓷厂房间的窗户目睹了二月革命的开始。1997年，就在他临去世前不久，这位牛津大学哲学家、思想史家、爵士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被问及一生中什么是令其最为震惊的事情，他回答道：‘仅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生能够在恐怖中生活得十分安宁和幸福。从赤裸裸的毫无人性的观点看，既从对人类的野蛮摧毁的观点看，20世纪毫无理由地成为人类曾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世纪，……然而，我一直活到现在，而且安然无恙，……在我看来，这是十分令人惊讶的！’”彼得·沃森以他曾经作过英国报刊记者的生动笔调拉开了人类20世纪思想史的序幕，在洋洋洒洒一百余万字的思想史的开端，他巧妙的选择了一个恰恰其一生完成于20世纪的杰出思想史家，以其对于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纪的评价作为整部20世纪思想史的引领，而无论你在阅读的起初是否同意作为鼎鼎大名的思想史家柏林的这个看来有些让人有些琢磨不透的判断。

其实，作为思想史家的柏林的判断是简短而又充满了睿智，这个逝去的时代尽管才刚刚的尘埃落定，它遗留给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们的确是有过太多的恐惧和苦难，但也同时伴随着柏林所言语的幸福与安宁，这两个看来很矛盾的特征缠绕和交织在这个漫长的时代里，它的底色是灰暗的冷色调，生活在其中的诸多具有天才般头脑的生灵却在尽力将它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将其变化成温暖的颜色，尽管他们也常常会适得其反。由此，我想到狄更斯在他的小说《双城记》中所描述的19世纪，它似乎同样适合于20世纪，“这是最好的时期，这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岁月，这是愚昧的岁月；这是信仰坚定的时代，这是怀疑一切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人们应有尽有，人们一无所有；人们直登天堂，人们径堕地狱……总而言之，这个时代与现在极其相似，以至于当时名噪一时的某些权威们对它进行评判时，不论是好是坏，都固执的只用比较级中的最高级修辞形式。”

对于一个试图想要描述整个人类一百年思想历史的人来说，过多的悲观或者太多的乐观都不能彻底的代表这个时代，不管它曾经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带来多少的不如意，那些让人至今心存恐惧的两次世界大战、集中营里的大屠杀、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十年的文化革命，古拉格群岛上的漫漫暗夜，……，不计其数的残酷与野蛮对抗着人类光辉灿烂的思想进化史，但也无论在这个世纪发生过多少让人类欢天喜地的历史事件，它们的背后则又是人类高妙思想的体现。戏剧性的是，这两种处于对立的体验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以其所折射的思想来告诉我们这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与灿烂，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写下了这样的史学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阅读二十世纪人类的思想史就是如同在阅读一百年人类的历史，只是我们还有必要记住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所告诫我们的，“我想在这里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种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之所以这样称呼这种时刻，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

赫尔德林用他优美诗性的语言为人类的心灵生活建立了一个模糊的标本，“人，诗意的栖居。”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赫尔德林的这一思想大加推崇，也使得人们常常误以为是他的言论。但不管怎样他试图在为人类心灵寻找一种自由与美丽，正像柏林所言语的那种宁静与美好的境界，这需要人类不断地在现实世界里的战争、宗教、政治、文化、民族、肉体等等缠绕之中去寻找一种出口。这是一种美好的境地，思想家在这个世界承担了两种角色，他们是普照美好思想的人类英雄，同时也是承受苦难的普罗米修斯，正如茨威格所描述的那种星辰与黑夜之间所共存的那种情景。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了众多的思想家在为人类的美好的境地追寻而与自我或外部世界所做出的超人般的献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承受的那种我们无法体味的内心世界。

二

在20世纪曙光即现的1889年1月3日，作为哲学家和预言家的尼采在都灵的街道上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抽打着马，他冲过去抱住受伤的马头失声痛哭，他要保护这匹被人类虐待的动物，然而人们诊断这位思想家疯了；1900年的8月25日，尼采因为精神病最终离开人世，此时新世纪才刚刚开始。

1914年在剑桥大学只生活了三年的年轻教师维特根斯坦被迫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位通过自学成才的哲学家被罗素惊叹为“天才”，但在战争中变得异常的恐慌和悲观，在1916年4月2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到，“我随时都可能阵亡。”当他在1918年写作完著作《逻辑哲学论》的时候，他决定自杀，幸亏他的叔叔保罗在火车站及时拯救，然而不久他又与部队一起被关押到了意大利的战俘营；这位随时准备死亡的哲学家在战争结束后决然选择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开始做一名小学教师。

1918年鲁迅在北京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小说中这位思想家写到他在中国的历史书中仅仅发现了两个字，“吃人”，之后的18年中这位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思想家以极端痛苦的笔调试图给中国人寻找一条光明的路，他不断地批判和嘲讽来自于文化传统内部所产生的种种压抑人性的枷锁。

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因为他创作的诗歌被苏联政府流放了三年，之后的1938年他又被指控，同年的12月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曼德尔施塔姆因为长期的折磨和流放身体极度的虚弱，他躺在木板床上无法动弹，一支腿被捆在木板上，他颤抖着在木板上写下自己的编号；12月27日诗人死去，然后被扔到一辆马车上被草草掩埋；让人无限伤感的是当他的妻子在六周后收到退回的汇款单时才知道他的丈夫已经离开人世。像曼德尔施塔姆这样非正常死亡的思想家还有很多很多，无论是苏联还是文革中的中国，后来我们还可以读到曾经在精神世界受到严重摧残的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他因为这部长篇小说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989年伊朗领袖A·霍梅尼宣布印度作家拉什迪的小说《撒旦的诗篇》对伊斯兰教、先知和《可兰经》造成了严重亵渎，因而宣告所有伊斯兰教徒都应以对宗教的虔诚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意处决作家，随后这位作家和他的妻子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隐居和逃避的生活，十年时间他们几乎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过着一种惊弓之鸟一样的生活。……

沃森以大量丰富和有趣的史料为我们留下了生活在20世纪的思想家的心灵状态，诸如上述的事例举不胜举。当阅读《20世纪思想史》这样的巨著时，我发现生活在这个世纪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里都似乎处于一种紧张、压抑与焦灼甚至痛苦的状态，无论是源于战争、宗教、文化传统、政治、科技甚至人类自身都会成为思想家自我拷问和经受苦难洗礼的元素，对于这个世界他们不断地在解释在建构在创造在批判，但他们最终无法掩饰其伟大的心灵世界的苦恼与忧伤，他们注定要在这个世纪里承受比常人更为艰难的内心生活。如果是一个思想家，那么他很可能注定要与凡人过不同的生活，这种格格不入的生存状态源自于他们极端敏感的心灵世界，他们思维的触角随时都在运动和探索犹如灵敏的气温计中的水银一样。而对于一个普通生命来说，我以为在20世纪作为文学家的卡夫卡的心灵生活则成为一种典型的象征，这个一生在权威的恐惧以及疾病的缠绕下平静生活了一辈子的小公务员，他业余创作小说，临死之前嘱咐他的朋友将这些作品全部烧毁，幸亏他的这位朋友违背了他的诺言我们才有幸读到他的优秀而特别的小说作品，他的这种生活寓言了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沃森在评论他的小说作品中是这样写到的，“人无法控制自身的生活。”

三

除去人类在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生就，沃森在《20世纪思想史》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人类在科技领域所取得的生就，对于人类思想史来说这是一个常常让人类欣喜若狂的篇章，不同于人文领域的悲伤与迷狂，在科技的进步上人类显得尤其的执着与热情，但也因此最终为人类埋下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青霉素的发明、相对论的提出、量子与原子学说的诞生，避孕套的使用，核反应的发现、电影电视的普及……，20世纪的科技发展仿佛已经将人类置身一个飞速发展的列车上，几乎让人类对于自身都无暇顾及。而由此产生的原子弹、核爆炸、环境污染、人口问题也随即成为影响人类的元素。科技对于人类开始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思想史的结束语中，沃森将20世纪归结为科技、市场经济和大众媒体三种强势力量突起的时代，他引用艾略特的诗歌称这一世纪为实证的时代，“我不再希望重新体验，那实证时代摇晃的光芒。”面对人类在科技领域的狂飙式的进步以及由于这种进步在利用上所带给人类的灾难让人惊愕甚至迷茫，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成功地被证明后，这种人类思想的灵光给予世界带来的震撼在随后产生的原子弹爆炸的恐慌中变得让人类思维对于一种思想的诞生产生了一种怀疑，爱因斯坦晚年致力于反对核战争时似乎已经暗淡了对于当初发现这种规律时的欣喜若狂；在广岛所投放的原子弹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同时也给人类对于科技思想与伦理价值进行了一次质问，沃森不无无奈地论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世人倍感轻松，而利用这种手段来结束战争又令人感到恐怖。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在物理学领域，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最伟大的知识性冒险的可怕高潮，这种冒险正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丽的科学’所为。不过，这种高潮恰恰意味着，物理学绝不会再成为了不起的英雄，而它也并未结束。”

相比于科技领域在人文领域整个20世纪似乎是在19世纪的基础上寻求突破，在这个时代里没有诞生诸如黑格尔、康德或者马克思这样试图建构一个宏大体系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恰恰相反的是随着社会、政治以及科技不断进步，在人类的生存日益发生着变化的时刻，以尼采作为开端的怀疑与批判的传统宣告了这个时代的号角，在20世纪后半期批判和解构成为这个时代的潮流，无论在思想领域曾经一度占据话语权的后现代思潮，还是在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大屠杀、世界大战或者文化革命都是对于人类理性和传统文化进行着颠覆甚至嘲弄，彰现出人类集体迷狂中的无理性的狂欢或带有一相情愿式的残酷毁灭。以这种方式来观看整个人类的思想史，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线索上所产生的思想的种种斑驳怪诞形式的探索，这是过去任何时代可能都无法比拟的。在这个时代里毕加索用他夸张的画笔描述了人类生存的精神世界，而达里则走的更加遥远；《等待戈多》为我们上演了一场荒诞的现代主义生存状态，加谬则在他的小说《局外人》中将人所生存的荒谬性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福柯在他的著作《知识考古学》对于知识本身所产生的权力和历史构成产生了质疑，博尔赫斯却在黑暗的世界里试图建立一种图书馆式的伟大想象世界，他又在另一个极端将人类知识放到了最高的地位；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中严厉批判集体主义将会带来的奴役制度的危险，萨义德以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告诫人类后殖民将继续以新的方式对于那些非西方地域的剥削与奴役；苏珊·桑塔格开始对于影响人类的疾病产生了哲学化的批判与理性的挖掘，S·海特则通过她精细的调查研究发现妇女的性生活大多并不美好，使得人类开始重新对待这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后现代思潮在整个世界的汹涌澎湃更是以对传统世界的嘲讽、解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了一种让人类思想感到惊慌的地步。一切源自于怀疑，在20世纪这种对于人类生存的世界进行了全方位的怀疑，它源自于思想家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在精神上的强烈不满，由此带来了他们形式多样的论述来加以批判甚至大加嘲讽。

四

阅读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我们明显会的感觉到作者以一种西方为中心的眼光来写作思想史，对于东方我们仅仅发现作者只给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少数国家以很少篇章的提及，这似乎是一个让作为承载悠久文明历史荣光的我们感到难堪甚至愤怒，仿佛对于整个20世纪世界思想的头脑只有西方始终处于清醒和转动的状态之中，而对于东方仿佛是一片混沌。以对于中国的提及来说，作者仅仅提到的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有关思想家的论述也仅仅有鲁迅等个别人，不过若冷静思考我们也不得不承认20世纪的东方对于西方的借鉴、模仿和吸收，这恰恰以中国、印度和日本最为明显，特别是日本几乎是在这个世纪实现了它“脱亚入欧”的梦想，而其他东方国家则也以你追我赶的心态在按照西方的模式前进或寻找新的历史突破。当然，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细节是彼得·沃森在研究中国时，他的论述大多采用和参考了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论点，不管如何，这不能不视为西方中心论的再一次应用而已，他也忽视了作为东方传统思想在寻求自我更新以及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进步，也许对于沃森来说这些不值一提。因此读这样一部思想史，也为我们中国二十世纪的思想历史感到一种空缺的哀伤，它也再一次提示我们在21世纪该怎样去为人类思想史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灿烂篇章。那将是跨越后的超越，不知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２００６年５月９日于北京魏公村

（《20世纪思想史》 [英]彼得·沃森著 朱进东 陆月宏 胡发贵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1月出版 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