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父子》一书是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延续，亦或是收官之作。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背后的问题意识，绝不限于明清之际，而隐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直至当代中国知识人的伦理困境。故此书的理想读者，也不应限于明清一段的文史研究者。
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与人物而言，我几乎是门外汉，这篇札记传达的只是一个普通读者的感受与困惑。但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也不完全是两手空空地读这本书。与赵园老师一样，我也无法摆脱自己的专业背景，即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视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的价值立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层研究背景，让我在随作者进入明清之际，探访士大夫及其家人父子的悲欢离合、日常琐屑时，又比普通读者多一重坐标系，有可能读出更复杂的滋味乃至历史的反讽。
未被专业训练扼杀的日常感觉
读《家人父子》，不妨先从“代后记”读起，能一下子抓住此书的问题意识及作者的现实关切。赵园首先强调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与专业训练对她整个学术生涯的决定性影响：“尽管我涉足了文学以外的领域，却始终更是一个文学研究者。”这个“更”字，值得玩味。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及《续编》相比，《家人父子》这本书确实更能让读者感受到，为何作者处理的明明是文学领域以外的问题，却“更”显出文学研究者的眼光与素养。
“代后记”中，赵园梳理了她由现当代中国文学到明清之际，再到当代政治文化的学术转向。我也曾一度对现代文学信心不足，想当逃兵，于是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历史，尤其是思想史，而愈来愈“厌弃”literature意义上的文学。坦白说，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现状多少有点“惨不忍睹”。但文学专业出身的人，如果要走学术这条路，要较长久地走下去，不论你东拐西歪，转到什么方向、什么研究领域上去，最大的劣势——或许是最大的优长——是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而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对生活的感悟力，能逃脱具体学科的规训，甚至无视学科边界的存在。
《家人父子》及赵园关于明清之际的系列研究对“后来者”的启示，或许不在于得出什么具体的历史结论，也不在于由“丰富的差异”构成的伦理景观；而在从方法论的层面，为那些“不安分”的文学研究者，演示了基于文学训练的“想象与叙述”所能抵达的历史深度。
基于文学的“想象与叙述”，在“家人父子”这个题目上，偏重于对人事、人情、人伦的深入体察，或借用王夫之的话说，“极人情之至而曲尽之也”（《读通鉴论》卷二五）。简言之，即人与人之间——非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同情、共感，是未被专业训练扼杀的日常感觉。中国文学培育的想象力，不完全是脱离现实、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毋宁是深于人事、深于世故的能力。如《家人父子》自序所言：
人事体察与人情体贴是一种能力，尤应为文学研究者所具备。人伦即检验此种能力的考察对象。有“体察”“体贴”，才能由文字（或许只是极有限的文字）间读出人情，读出人的世界。
相对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其他话题，家人父子这个题目，更考验研究者的想象力，因为你面对的是“极有限的文字”，而且是史传、年谱、祭文、墓志铭之类的刻板文字。在讨论如何“曲尽人情”之前，先得明瞭对象的特殊性及材料的限度。
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易代之际士人经历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变迁，好比是水面上的惊涛骇浪；而《家人父子》潜入的生活世界，则是发生在水下、深水区甚至水底的故事。借用周作人的说法，“海面的波浪是在走动，海底的水却千年如故”（《回丧与买水》）。“家人父子”并非一个敞亮的、任人窥探的生活世界，而是普通人不愿对外展演、逼仄幽闭的私人空间。发生在内室的故事，或没有故事的故事，即便是枕边人也难以言说。如叶绍袁《百日祭亡室沈夫人文》所道：“君深心之委曲，与苦情之忍默，即我不能尽知之，知之亦不能尽言之也。”
可以说“家人父子”的世界，是几近“无声”的生活世界；而《家人父子》一书的工作，便是从士大夫欲言又止的文字间隙读出“无声之声”。从《家人父子》密集的引文中，读者仿佛能屏息直视那个渊深静默的水底世界：王夫之写其祖父“居家严整，昼不处于内，日昃入户，弹指作声，则室如无人焉”；又写其母之事其舅姑：
起恒不待晓色，夜则暗坐彻丙夜。茗浆酒饵以进者，不敢使烹饪刀砧之声闻于外。隆冬不炉，惧烟焰之达也；盛暑不扇，惧其作声响也。与侍婢语，必附耳嚅唲，虽甚喜笑，不见齿也。（《家世节录》）
如此压抑的无声世界是何人造成的呢？作者从墓志铭中钩稽出一个细节：唐顺之说其妻始嫁，“见于舅姑，舅曰：‘所属妇者无他，第闺外不闻妇声，足矣。’自是舅往来闺外，竟廿余年不识孺人声。舅每叹以为能妇”（《封孺人庄氏墓志铭》）。
《家人父子》一书涉及的伦理关系，包括夫妇、父子、兄弟，其中夫妇一伦展开得最为充分。然如作者所言，士大夫妻妾的人生轨迹，除一两篇祭文或数首悼亡诗外，“有时即零碎地嵌在其夫的传记材料中——只是‘片段’，通常连不成线，大片的空白留给你以想象填充”（66页）。有意、无意的留白，可能出于模糊的隐私意识，“更可能出于轻视，或只是作为一种姿态的轻视”。研究者的功力正体现在如何提取、缀连、比对这些生活碎片，并用“想象”填补、阐释文本内外的空白。
相较于夫妇一伦呈现出的丰富性，父子、兄弟之间的故事似乎缺乏某种张力，此书的后半部分读起来不免时有意犹未尽之感，这是另一种材料的限度所致。作者在搜集材料时发现，在今人看来，夫妇应当较父子更“私密”，但为人子者在讲述父与子的故事时反而顾忌更多。在父权的紧箍咒下，“子”的身份令他们下笔时不得不慎之又慎，有诸多“不敢、不宜、不便、不忍”。
除了空白、碎片化及种种腾挪趋避外，“家人父子”这个题目面临的材料限制还来自文体方面。作者依赖的文集材料，多是士大夫的“自述”。“自述”的特殊价值在于，“其中往往有为士人摄取的‘生活小景’，由笔墨间又可察知其处那一种非常状态的态度”（63页）。《家人父子》一书的主要材源，如史传、祭文、墓志铭、年谱、家训、言行录等，均有极强的文体规定性，规定哪些不可说、哪些可不说、哪些可说及怎样说。经由这些材料，作者要探访的却是具体情境中的夫妇、父子、兄弟。在僵硬的文体、干涩的表述与活泼泼的生活世界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只能靠“想象与叙述”来跨越。对象与文体之间的不协调感，在史传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指出女性琐屑的日常生活难以纳入严肃的史学体裁，“因了既有的史学体裁的‘严肃性’与制式化，有幸作为传主的女性的生活史，往往被依了标准样式剪裁，令人难以窥见传主的眉目神情”（25页）。
在认清对象的特殊性及材料的诸多限制后，回到如何“曲尽人情”的问题。如果将《家人父子》的方法，归结为“人事体察”与“人情体贴”，似过于抽象。这里以书中的一组核心文本为例，来讨论何谓基于文本细读的想象力。在“妻 / 妾”一节，作者将冒襄的两个文本《祭妻苏孺人文》与为人熟知的《影梅庵忆语》并读，在冒襄与董小宛这对神仙眷侣的故事背后，发掘出被前者光芒掩盖的苏孺人，表彰其以“大妇”处冒氏家族——“为人妻、为人媳、为人孙媳、为人弟媳、为人长嫂、为人侄媳”——之大不易。赵园对《影梅庵忆语》的读解，则聚焦于冒、董故事的“凡间”情境，乃至故事的“残酷性”，如写董小宛在冒襄故示冷淡后的追随不舍、进入冒家后的刻自敛抑、流离中的尴尬处境等。令人印象颇深的是，董小宛在冒家的姿态：“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但《影梅庵忆语》仍是从冒襄的视角剪裁二人的生活世界，赵园建议：
你不妨试着由董小宛的角度、口吻讲述同一故事，或许竟试拟一篇董氏自述，借此重行搜索，看冒襄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什么，有何掩饰、遮盖，尝试走入董的“内心世界”，她对自己的角色体认，她力图展示给冒的形象，她以她所理解的冒的期待、需求为标准的自我塑造。（89页）
这段文字将“人事体察”与“人情体贴”落实到叙事学上，揭示出基于文学训练的想象如何逐步推演出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文学阅读、文学教育造就的想象力与共通感，不是靠正确无疑的事实，而是由或然性培育出来的。文学讲述的是人生的或然、历史的或然，因而须把握个体性、差异性及现实状况的万千变化。自转向“明清之际”始，赵园就格外关注“非严格思想史”的话题，试图将“总体史”无法涵括的“特例”“异论”纳入考察范围。在勾勒明清之际的伦理景观时，她同样避免“一概之论”，着力凸显“丰富的差异”：个体与个体的差异、家族与家族的差异，规范、言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普通读者看到是差异的并置，若缺乏“总体史”的视野，不清楚支配伦理实践的思想谱系，甚至对人物关系不甚了然，则容易迷失于无穷尽的细微差异中。
“家人父子”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家人父子”所以成为明清之际的一大话题，除了与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外，不容忽视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赵园在《家人父子》自序中特别提及台湾学者吕妙芬的相关著作，其研究领域即明清学术思想史，特别是儒学传统中的理学。有意思的是，此人也是文学专业出身。吕氏著作中可与《家人父子》相参照的，不止征引书目中列举的几篇。此外，如《儒门圣贤皆孝子》一文，以明末清初的理学论述为对象，指出在易代之际学风转换、礼教复兴的大背景下，儒者回归日常生活，认为只有“尽力于人伦，绵密于日用”（潘平格《潘子求仁录辑要》），才是成圣的首要工夫。如清初儒者周汝登所言，“学术不外寻常，舍了家庭，更无所谓学者”；儒家之徒“正当以身发明，在家庭中竭力”，“在境缘上勘磨”（《东越证学录》）。“五伦之外无道”，家庭遂成道场，夫妇、父子、兄弟皆是道侣。
而赵园此书过于强调“家人父子”的寻常相对，具体家庭的日常琐屑，似忽视了儒者形而上的精神诉求。切笃人伦是为了合乎天道，家人父子的伦理实践往往是与清初礼治社会的观念、儒家圣贤之学相表里的，所谓“日用之间，琐碎节目即是小；其根极天命，至于神化处即是大”（李光地《榕树语录》）。一般读者若流连于书中摄取的“生活小景”，而不知日用场景背后的礼治理想与性命之学，难免以今释古、以情论礼。
不妨以颜元的伦理实践为例，比较赵园与吕妙芬不同的取景模式。两人依据的材料都主要是《颜习斋先生言行录》，赵园的着眼点在颜元夫妇间俨如君臣的相处之道、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吕妙芬则更看重伦理实践背后的思想谱系，将颜元的家礼实践放到清初北方学术的脉络中考察（《颜元生命思想中的家礼实践与“家庭”的意涵》）。吕文指出颜元对夫妇之礼、父母之礼的执着，之所以到令观者“不适”的程度，是基于他对“家人父子”的特殊理解。家庭被颜元视为人伦教化的圣域：“明伦为吾儒第一关节”，“伦之当明者莫切于夫妇”，天地不过是个“大夫妇”而已。
而《家人父子》一书的主眼，是人情而非礼治，故常用“不情”、“违拗人情”、“礼溢于情”来评判士大夫的伦理实践。如李颙称道曹端治家有术，“夫人高年，参谒必跪”（《四书反身录·大学》），赵园评曰：“最为不情”。此等“不情”之举或出于“礼”的设计。“礼”在当事者心中的地位远高于“情”，颜元以为“天下无治乱，视礼为治乱而已矣；家国无兴衰，视礼为兴衰而已”。除了“情”、“不情”的考量，读者是否应从“礼 / 理”与“情”的双向视角来审视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伦理实践。
引文背后作为研究者的“我”
《家人父子》一书，引文密度极大，甚少转述，并不追求“可读性”。读者可能一开始不太适应如此稠密的引文，但这种“直呈”而非讲故事的语调，让普通读者尽可能直接面对原始材料，分享作者的阅读经验。赵园对文字一贯吝啬，宁失之涩，毋失之滑。在高度节制的论述中，仍能捕捉到作者情感流露的瞬间。赵园称她进入“明清之际”这一研究领域时，要求自己严守学术工作的伦理，避免过分地“介入”。余论又说“家人父子”的课题是与自己已有的想象对话的过程：“我的研究对象，我的研究也于此与我相关。”
《家人父子》当然是“有我”的论述，尽管绝大多数时候作为研究者的“我”是藏在精心雕琢的引文背后，藏在偶然一现的惊叹号中，藏在召唤读者“你”的时刻，藏在替古人担忧，甚至鸣不平的感慨中。如论及“夫风流而妻不妒”，一边是有恋童癖的祁止祥，一边是能容下数院如夫人的祁夫人，对这种相敬如宾、被奉为佳话的夫妻关系，作者不禁感叹：“只是那贤德夫人的感受，又有谁真的愿意知晓！”（40页）稍后论及对妾的处置，某翁年老后将侍奉多年的两位女子遣送回家，貌似开明，作者却进而推测：“只是二女‘载归’后的命运，就未必是该翁所关心的了。”（47页）又如流离中的夫妇一节，写到祁班孙被流放至宁古塔，有妾在身旁服侍，其妇留在老家，“孤灯缁帐，历数十年未尝一出厅屏”（全祖望《祁六公子墓志铭》），赵园忍不住要追问：“未知祁班孙在宁古塔，其妇是否曾在梦中。”（69页）诸如此类的感慨，与其说出于史法，不如说是基于对被压抑者或自我压抑者的同情，基于女性纤细、健全的日常感觉。
赵园对文字的敏感，让她能觉察出包含于虚词中士人不经意间传递的信息。如在一条脚注里援引刘汋所撰其父刘宗周年谱，记其父“登第十年，始买一婢子”；前此官京师，将一婢赠其姊，“宁使夫人自操井臼”。赵园从“宁使”二字读出做“清官廉吏妇的一份代价”（22页）。又谓清初大儒顾炎武在流离途中随处纳妾，且无不自得地说“他日南北皆可遗种”；其妻死后，“寄诗挽之而已”（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赵园论曰：“‘而已’大可品味，不过如此，而已。”（64页）
从《家人父子》的取景角度，可见出作者的情感倾向，更偏爱“散文”化的生活状态与表述方式。如在冒襄与董小宛的故事中，看重日复一日的“侍坐”，而非烹茶、焚香、调制美食等富于诗意的画面。赵园从士大夫诗文集中摄取的“生活小景”，多是散文化的、偏暖色调的镜头，如“秋夜张灯掩竹扉，左边开卷右缝衣”（方文《夜坐赠内》）；又如方拱乾的宁古塔诗中写家常琐屑的《数米》《摘菜口号》《老妻种葱盂中，笑而作此》。“古风妻似友”一节，写祁彪佳夫妇共同游园、看花、观戏、听歌、对弈、访友，更为难能的是祁氏躬亲琐务，妇病，为其延医寻药、求签问卜、调治药饵。在赵园看来，柴米油盐的日常琐屑，比风花雪月更显出夫妇二人“伉俪相重”。又如刘汋笔下的刘宗周夫妇，在其父对其母的体恤中，也有这种“朴素的温存”在。《家人父子》各章均有此类琐屑而有味的细节，易代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删繁就简，回到基本的生存状态，剥去诗意的点缀，露出凡俗的质地。
赵园声称自己进行的每一项研究，都与“我”相关，只不过相关项各有不同罢了。要找出《家人父子》与研究者“我”的相关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看散文集《旧日庭院》中附录的赵园父亲的两篇回忆，及题为《乡土》的一组文章中对家族史的追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