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冲突的模式
世界政治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们毫不迟疑地设想出它将是什么样子——历史的终结，民族国家间传统竞争的回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冲突的影响力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等等。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然而却是根本性的方面，这方面也正是未来岁月中全球政治将要呈观的状态。
在我的假设中，新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是意识形态上或经济上的，人类的巨大分化以及冲突的支配性根源将是文化上的。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虽依然是强有力的行为主体，但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间的虚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界限。
文明冲突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中的最新阶段，随着肇始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出现，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那些试图扩展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力量，尤其是统治领土的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民族国家。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君主间冲突让位于国家冲突。1793年，R.R.帕尔默指出:"王朝战争结束了，民族战争已经开始"。这种19世纪模式一直待续到一战结束。随后，由于俄国革命和反对它的结果，意识形态冲突替代了国家冲突，先在共产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继而转化为共产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
这些君主间、国家间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内的冲突。威廉·林德称之为"西方内战"。冷战，与世界大战，及早期17、18、19世纪的战争同出一辙。由于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走出它的西方阶段，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内部的互动，成为它的核心内涵。就政治文化而言，非西方文明的民族和政府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对象而成为历史的客体，相反，他们以历史的推动者和没计者的身份加入西方国家的行列。
文明的本质
冷战时期，世界被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这些划分已不再切题。现在，根据文化和文明，而不是政治、经济体制或经济发展水平给国家分类，意义更为深远。
当谈论文明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村落，地区，种族组织，国籍，宗教组织，都在不同层次的文化异质性上有不同的文化。意大利南部村落的文化可能与北部村落的不同，但两者都属于不同于德国村落的意大利文化。同样，欧共体各国也具有区别于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文化特质。
不过，阿拉伯、中国和欧洲不再是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他们共同组成文明。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合和最广泛层次上的文化特性，人类以此同其他种类相区分。文明是通过共同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和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界定的。
人们有不同层次的认同:一个罗马居民可能在不同程度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罗马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基督徒，一个欧洲人，一个西方人。他所隶属的文明是最高层次上的认同，他强烈地认同于这种文明。人们能够而且的确能够再界定他们的特性，由此，文明的内容和边界发生了变化。
一种文明可能包含相当数量的人(如中国文明)或涵盖少数的人(如盎格鲁·加勒比文明)。一种文明可能包括几个民族国家，西方文明，拉美文明，阿拉伯文明可以为证，也可能只包含一个国家，如日本文明。显而易见，各种文明相互融合，彼此交错，而且可能包含亚文明。
西方文明形成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两大变种，伊斯兰文明包容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马来人的亚文明。文明无疑是有意义的存在，尽管他们之间的界限不甚明确，但却是真实的。文明是动态的:兴衰交替，分化组合。因而正如历史系学生所熟知的，多种文明已经消失，被埋葬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虽然西方人惯于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全球事务的主要行为主体，但这不过是几个世纪的事。人类历史的所到之处，便是文明史的所到之处。在《历史研究》中，阿诺德·汤因比认定了21种文明，但只有其中的6种延续至今。
文明冲突的根源
文明特性在将来会日益重要，新世界将在更大的范围上形成于7种或8种主要文明的互动。这几种文明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一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某种程度的非洲文明。沿着这些文明间彼此区分的虚线，将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原因何在?
首先，文明间的差异不仅存在，而且是根本的。各种文明因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更为重要的宗教的不同而迥然相异。不同文明的人们，不但对神与人，个人与集体，国民与国家，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看法颇异，而且对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持不同的观点。
这些差异是历史的产物，不会很快消失。它们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冲突也并不必然标志着暴力。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文明的差异却引发了十分漫长而残酷的冲突。
其次，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明的民族间的互动在增加；不断增加的互动强化了文明意识和文明之间以及文明之内人民之间差异的觉醒。北非移民在法国遭到法国人歧视的同时，却得到了"善良的'欧洲天主教廷的大量收容。相对于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投资来说，美国人对日本的投资更为厌恶。
同样地，正如唐纳德·霍罗威茨所指出的，“一个艾比欧人可能是尼日利亚东部地区的奥韦里艾比欧人或奥尼查艾比欧人。在拉各斯，他仅是一个艾比欧人。在伦敦，他被看成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又成为非洲人”。不同文明的人们间的互动激起人们的文明意识，这反过来又鼓舞了差异和敌视的延伸或退回到历史深处的思想。
第三，全世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进化进程正通过存在已久的地方特性把人们区分开来。这种进程把民族国家弱化为一种特性根源。在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宗教采取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运动这种形式渗透进来填平这道鸿沟。这种运动，存在于西方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中。大部分国家和宗教中，积极奔波于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那些人，是那些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技术人员、固定职业者和商人。
乔治·韦格尔评论道，"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晚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生活现实之一"。宗教竞争，"上帝的复仇"，正如吉利斯所说，为超越国界的特性和契约提供了一个基础，从而把文明统一起来。
第四，西方的双重作用促进了文明意识的增强。一方面，西方居于权力的顶端。同时，或许正因如此，非西方文明的寻根现象正在产生。人们不断地听到各种议论，包括日本的内化倾向和"亚洲化"，印度尼赫鲁遗产的终结和"印度化"，中东西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失败和"再伊斯兰化“，鲍里斯·叶利钦的国家中西化和俄罗斯化的争论。居于权力顶瑞的西方与非西方国家迎面相撞，而非西方国家却带着不断增长的愿望、意志和资源来采取非西方的方式塑造这个世界。
过去，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通常是那些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们曾在牛津接受教育，吸取了西方的态度和价值。同时，非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身上，深刻地积淀着本土文化。观在，这些关系却正发生变化。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在一批非西化和本土化的精英不断涌观的同时，西方的，通常是美国的文化、风格和习俗却在公众中流传开来。
第五，文化特质和差异是稳定的，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与差异相比较，更不易折衷和转化。在前苏联，共产主义者能变成民主主义者，富者能变成穷者，穷者会变成富者，但俄国人不会变成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不能变成亚美尼亚人。在阶级与意识形态斗争中，关键问题是，“你站在哪边?”人们能够也的确能够选择和改变阵线。在文明的冲突中，关键问题为“你是什么?”这是一条无法改变的前提。
正如我们所知，从波斯尼亚，到高加索，到苏丹，对这个问题的错误回答意味着大祸临头。甚至与确实存在于人们中间的种族、宗教歧视相比，文化特质和差异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人可能半是法国人，半是阿拉伯人，甚至同时是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但如果他半是天主教徒，半是穆斯林，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最后，经济区域主义正在增长。从1980年到1989年间，欧洲区内贸易占其贸易总量的比例从51%上升到59%，东亚从33%上升到37%，北美从32%上升到36%。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还会增强。一方面，成功的区域经济主义会强化文明意识。
另一方面，经济区域主义可能只有扎根于共同的文化背景才会成功。欧共体依赖于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这两个共同基石。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得益于墨西哥人、加拿大和美国人背后的文化共性。相反，日本在创造一个可比拟的经济实体上却步履维艰，因为日本属于一种特殊社会和文明。无论日本同其他东亚国家间形成多么强大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它同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终会抑制或使其促成像欧洲和北美一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归于失败。
相反，同质文化无疑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国家海外华人社团之间经济联系的增长。随着冷战的结束，文化共性逐渐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大陆同台湾走得更近了。如果文化的共同性是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未来亚洲的主要经济集团很可能以中国为中心。
这个集团，实际上已经存在了。默里·韦登鲍姆认为:"尽管日本在这个地区居于支配地位，亚洲以中国人为基础的经济正快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性地区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台湾)，卓越的富有实业家才智的营销和服务才智(香港)，高效的通讯系统(新加坡)，巨大的金融资本(三地皆备)，还有大量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中国大陆)"……从广州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马尼拉，这个强有力的网（通常以传统家族的扩展为基础）已被描绘成为东亚经济的脊粱。
经济合作组织也是以文化和宗教为基础，它把十个非阿拉拍穆斯林国家聚合在一起: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这个组织最早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在1960年建立，已能够复苏和扩大的原动力在于，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没有机会进入欧共体。同样地，加勒比共同体和中美洲共同市场也依赖于共同的文化基础。然而，建立更为广泛的加勒比一中美洲经济体以沟通盎格鲁人和拉丁人的努力，却约定了失败之期。
因为人们用种族和宗教界定自己的特性，所以他们很可能看到"我们"与具有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的"他们"之间的对立。在东欧和前苏联由意识形态界定的国家的终结，使传统的种族特性和敌视走上前台。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导致从人权到移民，从贸易与商业到环境的政策事务上的分歧。地理上的毗邻引起从波斯尼枢到棉兰老岛的领土争议。
尤为重要的是，西方试图促进其自由民主价值的全球化，维持其军事优势，加强其经济利益，这引起了其他文明的对立反应。既然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获取支持和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减小，那么政府和集团只好转向共同的宗教和文明谋求支持。
因而，文明在两个层次上产生冲突。在低层次上，沿文明可虚线相邻而居的集团，经常在对领土和对方的控制上激烈斗争。在高层次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为相对军事和经济实力而竞争，为控制国际组织和第三方而争夺，竞相兜售各自的政治、宗教价值观。
文明的虚线
文明间的虚线正替代冷战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野，成为危机和流血的闪光点。当"铁幕'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将欧洲一分为二时，冷战开始了。随着"铁幕'的瓦解，冷战终结了。因为欧洲意识形态的分野已经结束，文化的分野，一方是西方基督教徒，另一方是东正教徒，又重新出现。
在欧洲，威廉·华莱士认为最明显的分界线很可能是1500年时西方基督教的最东边界。这条线沿芬兰与俄罗斯，巴尔干与俄罗斯的边界，切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西部天主教乌克兰和东部东正教乌克兰一刀切开，蜿蜒向西将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的其余部分截然相割，然后经过前南斯拉夫，恰恰吻合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同前南斯拉夫其余部分的分界线。这条线以北，以西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体验——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一般来说，他们在经济上优于东部。
现在他们期待与欧洲共同体的更深融合和民主政治体系的统一。这条线以东，以南，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在历史上，他们属于奥斯曼和哈里发帝国，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历史事件仅稍有联系，总体上说，他们经济欠发达，看起来不可能形成稳固的民主政治体系。文化上的天鹅绒之幕已取代意识形态上的铁幕，成为欧洲十分明显的分界线。正如前南斯拉夫事件表明的，这条线不仅仅是一条差异之线，而且是一条流血冲突之线。
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沿虚线发生的冲突已持续了1300年。伊斯兰教创立以后，阿拉伯人和摩尔人猛烈地向西、向北进军，直到732年才结束。从11至13世纪，十字军试图在圣地上建立基督教和基督教徒的统治，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从14至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打破平衡，把他们的统治扩展到中东和巴尔干，占据了君士坦丁堡，两次围攻维也纳。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衰败以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又在北非大部和中东重建了西方的统治。
"二战"以后，西方又开始撤退，殖民帝国消失。首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继则是原教旨主义，凸现出来，西方越来越严重地依赖波斯湾国家的石油，盛产石油的穆斯林国家，只要它希望如此，就能成为金元大国，甚至武器大国。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几动干戈(西方导致的)。50年代人部分时间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一场残酷无情的血腥战争，1956年，英法联军侵人埃及，1958年，美国军队进入黎巴嫩，以后，美国军队为攻击利比亚，再返黎巴嫩，并同伊朗发生了几场武装冲突：阿拉伯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使用微型炸弹，炸毁西方的飞机和设施，扣押西方人质。
1990年，当美国向波斯湾派出大量军队保卫一些阿拉伯国家抵御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进攻时，阿拉伯人和西方之间的战争达到了高潮。作为海湾战争的结果，北约把其计划直接转向潜在威胁和其"南部边界"的动荡不安。
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军事互动不可能平息下来，而且会愈演愈烈。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侯赛因攻击以色列并勇敢对抗西方，这使一些阿拉伯人引以自豪。另外，西方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使许多阿拉伯人感到耻辱和怨恨。
包括石油输出国在内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这些国家中，专制政体已经过时，民主化力量越来越强。阿拉伯政体也有所开放。伊斯兰运动是开放的主要获益者。简而言之，在阿拉伯世界，西方民主加强了反对西方的政治实力。这或许是一种过渡现象，但它的确使西方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复杂化。
人口统计也使这些关系复杂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北非，令人关注的人口增长，向西欧掀起巨大的移民潮。有鉴于此，西欧内部消除边界的运动已使政治敏感性尖锐化。
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法西斯主义日益公开化，从1990年开始，反对阿拉伯和土耳其移民的政治性事件和暴力越来越激烈、普遍。在各方，伊斯兰和西方的互动都被看成是文明的冲突。《印度穆斯林》一书的作者M·J.艾克巴认为，西方的下一次对抗，将确定无疑地来自穆斯林世界。
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它们为世界新秩序斗争的潮流即将开始。伯纳德·刘易斯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们正面对一种情绪和运动，它远远超出了事务、政策和主导事务和政策的政府层次。这不亚于文明的冲突可能是非理性的，但一定是反对我们的犹太教一基督教尊严和物质存在，以及两者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古老竞争的历史性反应。”
历史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另一个巨大的敌对性互动是与异教徒、有灵论者和现在的南部黑人基督教徒。过去，敌对典型处表现于阿拉伯奴隶贩子和黑奴之间。
苏丹国内正在进行的阿拉伯人和黑人的内战，利比亚支持的叛军同政府军在乍得的激烈战斗，非洲之角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紧张对峙，尼日利亚国内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政治冲突，接连不断的暴动和社会暴力，都折射出阿拉伯人和黑人的对立。非洲的现代化和基督教传播很可能沿虚线加剧暴力的可能性。这场冲突加剧的标志是1993年2月约翰·保罗二世的喀土穆演说，在演说中，他攻击了苏丹伊斯兰政府对基督教少数派的镇压行为。
在伊斯兰世界的北部边界，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也大为恶化，波斯尼亚和萨拉热窝发生大屠杀，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发生极端暴行，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少数民族形成对立关系，奥塞梯和印古什发生暴力冲突，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接连不断地相互残杀，俄罗斯人和穆斯林在中亚地区形成紧张关系，为保卫俄罗斯人的利益，俄罗斯军队进驻高加索和中亚。宗教加强了种族特性的竞争，重新刺激了俄罗斯人对其东南部边界的担优。
阿奇·罗斯福恰当地分析了俄罗斯人的这种担忧:"俄罗斯人的大部分历史同斯拉夫与土耳其人的边界斗争紧密相联，这可追溯到一千年以前俄罗斯国家的成立。在斯拉夫人同他们的东路邻居长达一千年的对抗中，存在一把钥匙，通过它不仅可以理解俄罗斯人的历史，而且可以理解俄罗斯人的特性。欲理解俄罗斯人今天的现实，就须有一个大土耳其种族集团概念，它曾在俄罗斯人的心头盘旋达数世纪之久。"
在亚洲，文明的冲突也深深植根于任何一个地方。南亚次大陆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历史性冲突，现在不仅表现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竞争，而且，还表现于印度内部好战的印度教徒同富有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间的宗教敌视。1992年12月阿耶迪亚清真寺的毁坏，把印度是否依然保持一个尘世的民主国家还是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这个问题凸现出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中美之间的潜在矛盾集中于人权、贸易和武器扩散等领域的对抗。这代矛盾不可能平息。"一场新的冷战，正在中美之间展开。"
相同的语句已被用于日美之间日益加重的困难关系。文化差异刺激了经济冲突。两国人民互称对方为种族主义，但至少在美国一边，这种反感是文化上的，而不是种族上的。两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态度、行为模式几乎旧同。美欧之间也存在并不亚于美日的经济问题，但欧美之间却没有政治芥蒂和感情隔阂，这是因为欧美文化差异同美日文明差异相比，几乎微不足道。
文明的互动变幅巨大，很可能发展为暴力冲突。显而易见，在西方亚文明的欧美之间，以及欧美同日本之间，经济竞争居支配地位。然而，在欧亚大陆上，极端地表见为"种族清洗"的种族冲突却蔓延成普遍现象。
在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种族冲突已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残酷。文明间的历史性虚线在欧亚大陆曾光彩夺目。沿着非洲之角到中亚构成的伊斯兰阵营的月牙形边界，此点尤为真实。另外，穆斯林与巴尔干的东正教徒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菲律宾的天主教徒之间，也时常发生暴力冲突。伊斯兰世界到处是流血的边界。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0期，张林宏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