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未来如何依靠经济、金融，或者说是“经济殖民与反殖民”、“金融殖民与反殖民”，因为现在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丛林法则”。

国家战略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丛林法则”

我先说说为什么要全球化，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已经从之前的野蛮的“丛林法则”改变成现在的“经济规则”。

从国家战略上来说，在如今联合国的框架体系下，妄图通过武力来改变资源配置的现状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到如何通过经济、金融来重新达到资源配置的目的。

在世界几大主要经济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现在是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现在是不断地在整个技术领域取得领先，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在金融领域的领先，所以美国从以前跟欧洲平起平坐的局面到现在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我们前两天在闲聊的时候也提到，欧洲人现在的想法就是阳光、沙滩、酒吧、咖啡馆，但是美国很多的制度是在不断地刺激本国的精英或者让他国的精英加入本国，从而带领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可能80%的美国人的想法也跟欧洲人一样，但是总有那么20%的美国人在做引领全球方向的事情。欧洲人在想阳光沙滩的时候，美国人也许在想如何移民到火星，这方面的区别非常大。

所以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未来如何依靠经济、金融，或者说是“经济殖民与反殖民”、“金融殖民与反殖民”，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丛林法则”。

我为什么说这些大的东西呢，我觉得最近有“两大倒退”让我对整个行业感到担忧，一个是针对股指期货的一种倒退，一个是针对程序化的一种倒退。

最近有“两大倒退”

从表面上来看，股指期货和程序化相较于整个金融行业来说很小，但其实（现在的某些做法）体现了一种对规则的不尊重，这种对规则的不尊重其实会对我们整个金融行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再回到为什么要全球化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现在在商品上已经占到了全球40%的消费量，在很多大宗商品上都是全球第一的消费国，但是我们很少有全球定价权，所以我们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衍生品市场，首先其实就是要围绕实体经济服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争取全球定价权。

最近我还听到一种论调，说股指期货、商品市场就是一个赌场，其实是严重低估了我们衍生品市场存在的价值，因为我们在实体经济上消费这么大量的商品，但是我们却没有全球的定价权。

这个全球定价权有什么好处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铁矿石，有普氏指数、有TSI指数，但这些指数之前就是普氏公司所谓的选择前50位客户，然后通过一些暗箱的规则出来这么一个普氏指数作为全球的定价标准。

但是自从有了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以后，我们港口的价格跟现货的价格、期货的价格相关度是越来越高，迫使普氏指数、TSI指数必须紧跟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指数，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全球铁矿石的下跌，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少支付了很多外汇，所以全球定价权是很有必要取得的。

全球化需要“全球借贷”

第二个具体的问题是全球的借贷，如果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两点特别容易忽略，一个叫“外循环”，一个叫“内循环”。美国高明在哪里？为什么在08年的金融危机上美国并没有受到全球非常严厉的指责，这就是它的高明之处。

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好像也快崩溃了，但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内部的崩溃只是一个内循环。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四个人打麻将，钱在我们四个人当中流转，张三李四谁赢都无所谓，但是美国的金融崩溃更多的是导致了欧洲、亚洲投资者的损失，美国本身的投资者只是一个“内循环”，美国自己在两房债券的巨额风险谁承担了呢？美国人民本身就应该自己来承担这个后果，但是更多的欧洲人、亚洲人承担了这个后果。

所以美国非常高明，他清晰地知道什么是“内循环”，什么是“外循环”。

中国的经济现在要想保持高速得增长，我们不能总在自己的债务基础上来“内循环”，这样的发展当然也能发展，这叫“内生性发展”，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变成“外延式的发展”呢？

那如果要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做到全球的借贷，其实就体现出对规则的尊重，为什么要提到美国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说当你在规则之下发生了任何事情，其实投资者是不会抛弃你的，全球的投资者要抛弃也不是因为危机本身，而是恐惧于你对规则的肆意改变，所以当我们的规则能够随时随地被行政干预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反省。

未来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公司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发行全球债券，那就目前的发展速度和资源的重新配置来看，这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近几年，我们有时候很自豪地说我们的BAT、我们的腾讯，但其实这都是国外的公司，都是外资企业，没有一家是靠本国的金融资源配置形成的，所以我觉得“全球借贷”也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

其实国外的投资者看重中国的不一定就是涨或者跌，作为海外专业投资者来说，他更加看重的是你的流动性。

全球风险转移

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球风险转移，我们再看其他经济体发展过程的时候可以看到，美国是最成熟的，它就非常好地利用了全球风险转移。

如果说市场是一个封闭的市场，那么风险形成的时候就依然是一个内在风险，如果能够更快地将我们的金融市场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的市场，就能够让更多的投资者共同来承担风险。

本来我们的股指期货市场已经是流动性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其实国外的投资者看重中国的不一定就是涨或者跌，作为海外专业投资者来说，他更加看重的是你的流动性，因为未来海外的发展更多的是以对冲基金的形式在发展。

当股指期货受到限制以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股票市场从之前的两万亿已经缩水到现在三四千亿，流动性大幅衰减，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失去作为全球风险转移的作用。

我们在外界经常听到的是股指期货加速了股市的快速下跌，我在这里提一个题目，各位专业的投资者也思考一下：难道我们不能通过股指期货救市？最简单的一点我们看看贴水就知道了，通过股指期货也许是更高效、更有利于国家、更有利于市场的一种手段，也不会有什么“王的女人”这种说法。

因为股指期货里面的这300只、500只股票都不是固定的，也不会有倒闭，它永远是装最好的公司进去。我们去买个股的话会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利益输送，另一个是公司倒闭了怎么办。虽然我们现在说不会倒闭，但理论上也会倒闭。而且我们发展的趋势、我们注册制的目的就是要让公司最后可以退出这个市场，我们不能跟大的市场规律、市场价值背道而驰。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好笑的现象，就是我们听到的股指期货为什么要限制、程序化为什么要关？据说是因为我们的某些主管领导看到了某个老外每天捞着几个亿，觉得对我们中国的投资者造成了伤害，我觉得这其中存在一些问题。

限制程序化，这也是一种倒退

我们刚刚说的两大倒退，还有一个是程序化。全球化除了我们金融制度、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还有一个技术的全球化。

其实我们中国金融市场的起点是非常高的，我们第一家交易所起来的时候就是电脑交易，这叫后发优势，我经常说我们中国人也是学的最先进的金融理论，中国人的思想并不落后于世界，也是学的巴菲特、索罗斯的交易理念也好，金融理论也好，都是可以跟美国人同台竞技的，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呢？

IT，我们从机器人的角度来说，这是未来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元素，但我们现在还要去限制程序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倒退。

对于如何全球化，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引进来，走出去”，一般看来，很多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走出去。但是从这些年中国的平稳发展来看，我觉得“小步快走”的策略是非常好的，我们的邓小平同志非常伟大，从“摸着石头过河”，然后通过“试验田”，这种局部到整体的发展模式是十分有利的，所以我觉得全球化不能仅仅只想着走出去，其实也要引进来。

引进境外的交易制度，这种引进不是照搬，我们要研究这些制度里面的逻辑，然后根据我们的现状进行优化，同时也引进国外的交易者，其实这个之前一直都在做。

但是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好笑的现象，就是我们听到的股指期货为什么要限制、程序化为什么要关？据说是因为我们的某些主管领导看到了某个老外每天捞着几个亿，觉得对我们中国的投资者造成了伤害，我觉得这其中存在一些问题。

回到实体经济上，我们不能只看到苹果、微软在中国赚了多少钱，我们是否也应该看到像百安居、百思买这样的全球五百强在中国亏了多少钱？这是一个思考。其次，苹果、微软的进来为中国的整体效率的发展做出了多大贡献？这是第二个思考。

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海外的某些基金在国内赚了多少钱而限制他，那么这又回到了明清的“闭关锁国”了。其实国内本身的金融体制的进步和金融人才的培养，都是靠在实战当中学习和锻炼出来的，“引进来”本来就是很好的做法，引进来至少我们保留了“关门打狗”的权力。

“关门打狗”有两种打法，一种是又回到“丛林法则”，现在就是这样的，直接限制掉不让你做；一种是高明的技巧，98年香港也发生金融危机，但是香港那时候的救市我都认为比现在要好。

这一次如果我们用股指期货来救市，这是多么高明的方法。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做空势力，我们让他打，打得“贴水”越多越好，然后不说要拉到多高，就拉到“平水”都是给我们的养老金、社保基金、保险基金送钱，这个贴水肯定是送钱，而且时间换空间，我们的国债可能可以抵押保证金，股指期货是延绵不断的，我们只要相信中国的改革牛，相信未来中国一定能走出牛市，这个持有是不限制的，而且很好地稳定了金融市场。

而且我们应该大力地鼓励阿尔法，因为你不能把选择优秀上市公司的权利拿在自己手上，我们常说市场化，市场化就是要让市场去选择优异的投资，让专业的基金去选择优异的投资去做阿尔法。

我抛股指买好的公司，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我买的公司能跑赢大势，我为什么认为我买的公司能跑赢大势，因为我对其进行过深度的调研，我一定会比发改委、比证监会调研得认真得多，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是挺好的。

本来我们的引进来完全在正确的轨道上，现在我不知道，有的人说要两三年，也许从历史长河来说，两三年不算久，但我们都不希望不断地浪费每一个两三年、十年。

想法永远都不会错的，实际上是做法上有问题

如何走出去？我们应该很清晰地认识到要学习全球最先进的东西，学习我认为不是学习表象，要学习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现在很多方面有些过于注重表象，而且这二十几年来我们都没有改变过。

我们每个金融人都想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但是当我们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怀疑自己的想法有错误，而不是致力于我们的做法上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

从我们的327国债被关掉，到现在对股指期货和程序化的限制都是如此，说一个悲观的数据，大概是前一个月的数据，这一轮金融的震荡2000只基金关闭、清盘了1300家，60%的比列，然而现在的行政限制，我认为被迫关闭的基金已经达到80%，甚至更高。

为什么要老是怀疑自己的想法错了，其实想法永远都不会错的，实际上是做法上有问题，但是我很少听到大家更多地去围绕现在发生的问题做一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我现在听到更多的声音是：“我们步子太快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发展衍生品的时候”，但是我们为什么已经用到了苹果，我们已经开上了特斯拉，难道我们还只应该开牛车马车？

我觉得我们应该看看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其实现在我们的微观是做得非常好的，更多的人应该去美国那边学习，但我希望未来的这种学习是基于对其整个金融制度设计逻辑的学习，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制度要让投资者把钱留在市场

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货币定价”，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定位其实不是靠美国行政法律来取得的，是靠其自然而然发展的实力潜移默化地影响来形成的。

其实，就是它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美元作为全球的交易货币，具体点说涉及到清算，由于美元的清算特别的方便，因而慢慢形成了它的垄断地位。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说超过美国不可能，但至少我们应该在全球储备货币或贸易交换中取得相应的地位，那么这种相应的地位就跟我们非常好的流动性市场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的外汇市场、债券市场未来都是一个体系，不能因为某个市场出现问题而把另一个市场关闭了，这样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关闭股指期货也并没有活跃股市，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更加惨淡的景象。

我们整个社会投资者的选择必须是多样性的，选择5%的收益率就存在银行了，选择8%-9%的就买信托了，选择15%-20%的就考虑阿尔法的中性策略了，选择每年1倍2倍的就去做股市了，选择10倍20倍的就去投机期货了。

其实整个投资者是个多样性的样本，要想让这些投资者再愿意投资，就必须为其提供多样性的选择。

现在我们把中性策略一关，当中就会少掉一块，这样就会导致投资者永远离开市场。我们去国外看到国外的银行卖理财产品的时候基本上有五六百个产品供你选择，其实我认为这些投资产品可能大部分总体上也是亏损的，但是它有个特性是什么呢？今年这一批赚钱，明年那一批赚钱，所以投资者只会认为是自己选择错误，那么就会把钱继续留在投资上。

投资者能够把钱留在投资上最大的好处在于什么？这个又回到了美国金融制度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知道，股票市场到底有什么作用？它的VC、PE到底有什么作用？其实就是选出那20%，甚至5%的人来引领整个美国前进，一个微软能够给美国经济带来多大贡献，美国未来的机器人发展又会把制造业是否还在中国这个问题提上议程。

我们同样一个人，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工作价值为什么美国人比中国人高，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正因为美国整体制度的设计，其实90%的人是在贡献，但是在贡献的同时那5%-10%的人又在引领整个美国上升，从而也使其他人的单位价值都上升了。

所以现在我们自己的公司也是按照这个理念，把公司的制度更多地倾斜于优秀的人，不管是股权还是奖金激励，都不断地往优秀的人倾斜，这样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简单的操作工的平均收益也是上升的，所以美国整个制度的设计是这样的。

真正能够跟美国竞争的只有中国

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当我们在学习海外优秀制度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我们的衍生品市场、资本市场把我们的资源做一个最好的配置。

其实VC、PE就是把钱可能投到几个我们未来技术模式创新者的身上，就像美国特拉斯的玛斯特一样，就是说资源要向这种人倾斜，这种人是真正想改变世界的人。

我去过全球很多的地方，我感觉真正能够跟美国竞争甚至超过美国的只有我们中国。

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对那种能够改变人类生活的东西有着强烈的渴望，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比如说现在微信的发展，这种对生活的改变，我觉得现在只有中国人的这种追求是非常清晰的，但我感觉总有一种力量在扯后腿，比如说现在限制股指期货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就是扯后腿。

走出去的学费迟早都要交

最后说一下走出去的路径，如果说走出去我觉得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是资金问题，这也是需要我们业内人士去呼吁的。本身我们中国的操盘手团队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是现在走出去就存在技术和资金两大障碍。

资金障碍就是在于我们现在只有股票的QDII，但是衍生品的QDII没有，所以当去年股市非常好的时候，我们衍生品QDII的额度就被关掉了，等于衍生品的发展受制于人，所以我们业内应该呼吁一下衍生品的QDII。或者是通过创新看是否能跟国际上的基金有合作的创新模式，能够让资金走出去，否则你“走出去”的制度设计是空的，不接地气。

现在有多少制度不接地气，我们谈“走出去”的大方向都认可，但是在具体落实的时候需要一些接地气的制度。我们之前还谈过期货公司的海外涉度是否能放开额度，其实做这种试点特别好，至少我们要练兵，走出去这个学费永远都是你要交的，今天不交迟早都要交，晚交不如早交，早交早赚钱，所以“走出去”，资金这个渠道特别重要。

技术方面也是有大问题，一个是IT的技术，还是回到那个话题，不能限制程序化，近些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精英从海外回来，回到国内大力发展程序化交易，我们的程序化水平我敢说在几年之内就能赶上别人。

第二个问题就是托管技术，其实现在很多银行都有海外分行或者海外收购的银行，那么是否能够早点把这个提上议事议程来进行讨论，其实我觉得就是模仿加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