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复无常
19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曾经用“风”来比喻世界力量，他认为是“东风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的东方世界压倒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这在中国和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阵营时期，还是有些根据，当然也充满了诗人的激情想象。
到了1992年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在欧洲如雪山崩塌，福山所云“历史的终结”似乎成为现实，如果还套用毛泽东的话，那只能说是“西风压倒东风”了。
差不多20年又过去了，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的风向又在改变了。美国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展望未来世界时说，“21世纪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将与19—20世纪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等级化，认为外国人就应该向东方进贡，而不是像西方理论那样，觉得每一个国家和机构名义上都是平等的。这个世界也会变得非常偏执，会摈弃西方人主张的人类价值理论，中央集权论者也不能忍受人们对政治统治者权力的任何反对。在整个世界，人们会忘记过去欧美统治的辉煌成就。他们会学说普通话，而不是英语，他们会纪念郑和，而不是哥伦布;他们会学习懦家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理论，并且他们会对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物沈括惊叹不已，而不是对达・芬奇感到赞叹。”
中国从历史上的强盛到近代的衰落，再到当下的崛起，从国家命运来说，可以说是历史反复无常之表现。反观西方或者西方各个国家，其实也是一样，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国，无一不是如此。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希腊，古代是那样辉煌，而今天则沦落为债务缠身的违约国，典型的破落弟子形象。
马蹄铁的超越性
但是，任何国家都是世界之一员，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是人类之一部分，在感叹于历史的反复无常时，我们其实还需要人类整体发展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中，哪个国家的命运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历史的反复无常之中，人类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而其动力则来自于文化演进的确定，即是说，哪怕是失败者，也会把它的文化成果转移到胜利者身上，从而潜在地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此一观点，见之于美国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非零和时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中的出色论述。
赖特的观点是从文化典籍与马的有关用品说起的，他引用卡西尔在《爱尔兰人如何拯救了文明》一书中对于野蛮民族入侵的震惊，“如果毁坏非常彻底的话，波及每个角落，如果所有图书馆都被拆毁，每本书都被焚烧，我们很可能就失去了荷马、维吉尔以及所有的古典诗歌，失去了希罗多德、塔西佗以及所有的占典历史，失去了德摩斯梯尼、西塞罗以及所有的古典雄辩术，失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所有的希腊哲学，失去了普罗提诺、波菲利和所有的伴随而来的评论。”
卡西尔显然认为文明符号是比文明实体更重要的文化因子，但赖特不这么看，他认为。中世纪早期的人需要的并不是呆板拘谨的德摩斯梯尼式的演讲，他们需要的是实用的东西，例如不会勒到马咽喉的马具。欧洲的这种新设备在公元800年开始投入使用，使马的拉力增加了两倍，使得农民不再依赖又慢又懒的牛，从而为交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马具加上其他关键性的技术进展，包括重犁以及后来出现的马蹄铁，大大扩展了可耕土地的范围。
具体而实用的技术之所以比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之类的希腊古典文化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赖特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实用技术关乎人们的生存，可以解决人类基本的温饱问题。文学虽好，但是餐桌上有饭菜就会更好;第二，实用技术可以轻易地跨越文化与语言障碍。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会说希腊文，更不会用希腊文阅读，但是相比之下，马蹄铁却是世界通用的实用语言;第三，技术性文化因子即使一度消失，也能再度复活。没有人能够再写出索福克勒斯已经失传的任何一部剧作。但如果发明马蹄铁的人发生猝死，早晚有一天总还会有人再次萌发同样的灵感。
赖特所说的三点，前面两点较为容易理解，第三点似乎有点神秘，不过还是可以理解为：文化是基于需要而产生出来的。
需要注意的是，赖特认为，与马有关的用品对社会发展是如此重要，而其演进路径是从东方到西方的，“马蹄铁和不会勒住马咽喉的马具似乎先是在亚洲发明，然后一人传一人，可能有一段时间搭上了游牧民族的便车，最后终于传到了大西洋。”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确定。中国学者陈巍提到，美国内亚史研究大师丹尼斯·塞诺(D.Sinor)的《内亚的战士》一文根据拉施特《史集》、瓦剌使节记述等记载，认为欧洲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马蹄铁，直到蒙古时期才偶尔出现在内亚草原上。陈巍自己认为，自五代至南宋末年这300年里，在中国中原周边的蒙古人所在的北方草原以及回鹘人、羌人所在的西北戈壁等地带，蹄铁早已被广泛使用，塞诺之说并不确切。
马蹄铁最早出现于何处，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因子一旦传播开来，就会通过改进沟通方式与交通运输方式，提高人类智力的协同合作能力，渐渐地，“社会越来越像庞大的结实的大脑，社会的神经元细胞迅速可靠地传播着日益递增的发明创造，从而又刺激更多的发明创造涌现。”“这个庞大的多元文化大脑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回弹能力，关键之一就是它文化的多元性。没有任何一个文化独占霸权，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文化能控制文化因子(虽然有些文化企图这么做却徒劳无用)。这种权力分散的情况使得重大的社会退步只是发生在较短的期限内而不会维持太久。”
赖特从历史与文化的交错关系中发现，文化超越历史而自我推进的事实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人类的贡献其实更在于文化上，而不在于一个时间序列中的胜负。
由于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对世界的引领事实，一些人患上了“严重的心态疾病”，即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认为工业革命反映出欧洲人天生才智过人，欧洲人的智慧照亮了世界每一个黑暗的角落。连马克思都认为，英国对印度古老文明的摧毁，看起来让人感到痛心，但不要忘记，这些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群体，虽然看起来似乎与世无争，但长久以来其实都是东方式专制的坚固基石。
赖特认为，“幸运女神的眷顾”无非是，“欧洲误闯误撞意外地发现了大最珍贵的金属、辽阔的农田以及现成的能建造大庄园的农民，所有这一切都等着他们去挖掘、去开发、去利用。欧洲人因此很快富足起来，有充分的资金支持技术发展的突屹猛进，从而在技术演进的关键时刻一马当先。”
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也说，“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
这里只是说到了经济本身的因素，而文化演进的因素亦不可忽视。赖特写道，“14世纪的中国已经处在了‘以系统化实验研究自然的门槛上’。不论有没有正式的科学，中国在当时都是全世界的技术中心。”“中国在中世纪的技术基础预告了现代化的到来。想想看，中国那时的技术，印刷术!罗盘!火药!还有发油!”
的确，中国的伟大发明并没有让中国享受到科技革命的红利，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讽刺性地写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诚如斯言，但从更长远和更广阔的文化史来看，中国文化对人类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多少年后，这些贡献又回到中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赖特说得好，“如此说来，怎么能说欧洲是靠自己实现的工业化呢?在17世纪早期， 当工业革命刚开始慢慢酝酿时，弗兰西斯・培根就提出三种‘改变整个世界面貌与程度’的科技：印刷、火药、罗盘。今天我们知道这三样科技最早都是在中国发明的，而且可能三样都传播了欧洲。(纸张价格降到一般人可以负担的程度则要归功于水车造纸厂，这项发明最早出现在巴格达，似乎该算作是伊斯兰教文化的贡献。)”“综观历史，文化演进不断超越政治版图。随着创新中心的转移，各种创意也就来回地穿梭在各个大陆之间。诸如一个国家是否能‘靠自己’实现什么的问题多多少少毫无意义。”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也认为，“世界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摆脱了形形色色、先入为主的西方主义成见。……我们必须迫使自己认识到，这也就是说，西方并不是一个逐渐消化落后地区的现代世界，而是一种能够为其他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条件的催化剂。……现代大转变是以发源于一些已经提到的东半球的民族的无数发明、发现为前提的，有许多发现的更早基础不是欧洲提供的。……西方只是整个非洲—欧亚世界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西方的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甚至，饱受诟病的模仿之意义也应该置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看，“兰德斯认为日本，而非中国，即便不接触欧洲，也‘迟早都会依靠自己’实现工业革命。我们不妨尝试一下这个假想的实验。如果日本真的能够如上所述实现工业革命，那么中国，不管是出于自愿或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胁迫，肯定会采用日本的工业技术。确实，日本的高科技入侵最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但是，根据兰德斯的推理，中国的发展是模仿他人的发展，是缺乏创意的发展，显然不能算作自己的功劳。那么，根据他的推理，日本一开始是靠自己实现的工业化吗?其实，日本能到达这种程度，主要依赖了源自中国的技术，最早可以从文字算起。”
没有永远的文化演进领头羊
赖特的结论是：“文化演进的领头羊位置不会长久地被某一方霸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曾经跑在第一方阵的前端，也都曾经落后过。因此，不必去问欧亚大陆上究竟是哪个文化在领跑第一方阵，而应该去问整个第一方阵是否在向前发展，去问欧亚文化的最前端，囚此也就是社会复杂性的最前端是否还在往前推进，那么，自从欧亚大陆在公元1世纪开始连接成为‘欧亚居住区’以来，这此问题的答案几乎一直都是肯定的。民族和国家出现又消失，兴旺又衰落，但是文化因子在不断地向上移动。”
只要意识到是数万年的文化演进过程(包括了各个国家和民族所贡献出的文化创意)才导致了工业革命，意识到之所以出现重大的技术变化并不是因为某些文化特别伟大，而是因为文化本身是一个伟大的整体性存在，西方中心主义之类的观点就站不住了。
赖特的思想显然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他透过历史的烟云，看到了人类文明的伟大之处——它与任何地区的政治无关，明朝的中国没有能实现宋朝时展现出来的美好前景，反正还有日本，另外还有英国、法国、意人利、印度、埃及等等。所有的这些社会都有它们自己的起起落落，因为历史反复无常，因为有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幸运，有时却不幸运，还因为政治领袖可能伟大，可能拙劣。但是，即使存在这些复杂的因素，可能发生的情况还是一面倒地偏向进步。明朝统治者可能因为一时兴起，取消了中国的海上远征，致使当时全球最成熟的国家从此向内退缩，但是历史发展的大格局却没有改变：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以及它们的政治内涵，都是注定要发生的。
今天，中国已经重新崛起，中国人又到了意识到自己对世界文明作贡献的时候——从高铁、航天技术、核工业技术这些硬件到中国的制度创新软件——英国学者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文章称，“创新改变了东方”，因为“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政府模式，直接挑战了西方对自由市场和民主的信仰。”相对当下西方国家的衰落与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动乱，马蹄铁的逻辑依然展开着。
(载《东方早报》2015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