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从开始（1956）算起，距今已快六十年了。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重演，以史为鉴总是必要的。国际共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发生大挫折，自有诸多原因，但与中苏论战这一内部大厮杀不能说毫无关系。
一百六十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结束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就在《宣言》中，他们提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而20世纪中期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客观事实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终而被分化，与此同时，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在经历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之后，走向空前巩固。在苏东剧变、华沙条约解散之时，西方帝国主义者头脑异常清醒，他们不仅不解散北大西洋公约，反而大力加强其力量。到新世纪，以北约为核心的国家对全世界被压迫者和异己力量的威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世界和平的前景令人担忧。
当年，论战双方围绕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实践的一系列问题，水火不相容，逐渐升级，气势非凡的毛泽东在1970年还宣称要与苏联争论一万年，当然也可以减少1000年。显然，毛泽东的“虎气”对这场论战是非常有影响的。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在理论上是信奉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激烈之余，他又保存了一份难得的清醒，表现在他设置论战底线这一点上。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杭州）上提出，“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一个月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海）上，他又用“根本利益所在”来强调团结的必要性。
1964年4月，赫鲁晓夫70岁生日，当时中苏之间的斗争已经非常白热化了，围绕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和中共的连续反批评（最后形成著名的九评）已经使得“天下大乱”。但就在此时，毛泽东决定致电祝贺，而且在修改时增加了一个意思，即分歧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电报发表以后，反应非常强烈，人们感到只有毛泽东的大手笔才写得出。
1965年2月，毛泽东与苏联新上台的柯西金在北京会谈，这也是他与苏联领导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措词尖锐之余，毛泽东又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能团结起来。客观情况会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
显然毛泽东的底线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无产阶级反压迫之间的根本矛盾。按对立统一的辨证观，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内部的对立是可以在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的，而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对立则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力量的较量来求得解决。
但是，后来的历史（1969年中苏边境局部战争）终而突破了毛泽东的底线。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动机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纠缠在一起了。1960年夏天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越南胡志明作了一次谈话，说中苏之间自1958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要派空军驻在我们国家里，这些我们都抵抗了。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要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从长计议，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
关于问题的实质，毛泽东早在1958年7月就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过，如果你们说这是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你们把俄罗斯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来了。毛泽东的逻辑是，对民族主义的扩张，只好以民族主义对付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外国欺凌、压迫并刚刚站起来的落后国家的领导人，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民族主义的扩张非常敏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如何处理，恐怕还得有新的全球战略眼光。
新的全球战略眼光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帝国主义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冷战期间，美国在世界各地牵头组织了重要的军事同盟条约（北约最具实质性，威胁力量最强），美国还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大量驻军于海外，形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体。对于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国家来说，有不有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呢？也有。事实上，美国驻军在很多地方（如日本、韩国）就屡屡侵犯当地人民的权利，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资本的共同利益毕竟高于一切，因此，这一局面不仅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变本加厉，使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多极化只是善良者的一种愿望而已。
实际上，毛泽东的心目中还是有大小两个逻辑，大逻辑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小逻辑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都是不可调和，但按他的底线理论，还是大逻辑管小逻辑。只是，历史不是按理论来进行的，最后的事实是小逻辑管了大逻辑。
我一开始就说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此现在毫无必要去讨论如果当年毛泽东用大逻辑管小逻辑会怎么样，说这个话题是面向未来的，但未来有两个问题会促使人们思考历史经验和教训：
其一，那就是本文内已经提到的帝国主义国际化趋势，可以预料，愈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就愈会打破国家与民族的界限，而且，帝国主义动用军事一体化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资源、市场等）是必然的选择。美国学者亨廷顿在论证“文明的冲突”理论时，就公开地主张在必要时动用北约的力量来捍卫西方“文明”（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用语）。应该说，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到当下的乌克兰危机就是这一战略意图的体现。
对于全世界的“外围”国家（当代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概念，指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成为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必要外围，它们努力使自己变成发达国家，但国际经济结构决定它们永远也只能充当外围国家）来说，形成合力来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残酷性，恐怕也是最后的选择。这样，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民族的根本利益还是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内部纷争的一条底线。倘若在帝国主义固守自己的底线时，外围国家却不断地放弃自己的底线，世界的前景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其二，在经历了20 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性社会主义挫折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加快，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性也日益明显，历史给社会主义正在提供新的可能性。在21世纪来临之际，美国研究未来国家安全问题的总统委员会邀请了一些学者展望今后的20年，结果是，学者们“看到了世界将来的混乱，于是他们推断，从远古时期就一直存在的极权主义这种具有诱惑力的制度将卷土重来——不论是以新法西斯主义还是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美国《华盛顿时报》2000年10月12日文章）剥离这段话中的攻击性成分，人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的复兴。
在21世纪，当社会主义开始复兴时，它的内部构成肯定比20世纪要复杂得多，更加呈现出“马赛克”形状。如果强求社会主义理念的一致性，像当年那样“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那就会再度陷入自相残杀之中，这时候，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要求就会与民族主义考虑又一次纠缠不清，底线又会被突破，帝国主义则因为它们的泛民族化大联合而再次得分。
其实，毛泽东在当年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要求，另一方面在与柯西金谈话时（1965）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政党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区别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区别也可以。世界上共产党不是一个样子，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样子。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真正坚持这样的辨证观，历史才显得是在螺旋式地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