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下午与肖梦老师在国际俱乐部饭店的大厅喝了两部浓烈的咖啡，加上晚上写乡镇半竞争性选举的研究报告时脑子比较兴奋，将近12点上床以后无法入睡，胡思乱想直到1点半起来把以下一些散乱的东西记下来。

一、与青木昌彦先生的几次见面

青木先生经常来北京，每次来的时候肖梦都带上我去见青木先生。已经记不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什么地方了。记忆中最早的片断是在新世纪饭店，肖梦问起日本90年代不景气有关的一些问题，青木先生谈了许多，大部分记不清了，还记得的是，青木先生说有不少青年人在创办新的企业，是很好的创新试验，还有一些在中央政府供职的年轻人离开了政府部门，自己出来办企业，对日本的官僚体制和官僚文化是一个不小的改变。他还说，我所关注的中国基层不同以往的选举是重要的，有多种新的试验，有效率的东西就会存在并扩散开来。

有一次陪青木先生去雍和宫旁边的国子监，青木先生非常喜欢里边枯瘦、嶙峋、而又矍铄的古树，并说，他的妻子也会很喜欢这些树的。他对国子监的整体气息非常喜欢。我们出来的时候，有一对像是夫妇的中年白人，在往里张望，犹豫着是否进去游览，我们已经往雍和宫的方向走一小段了，青木先生又折返回去，我跟着，青木先生对他们俩说：“I recommend you visit it. It is a nice place.”

雍和宫里人很多，没有游览的兴致，我们很快就出来了。后来他的妻子riko(是我根据音自己拼的，不知道正确的拼法)女士来，冬天，也是陪同到国子监与雍和宫参观，她对国子监里头的古树很欣赏，后来到雍和宫，可巧那天下午人少，她很有兴致地看了几个殿和其中的佛像，记得和她讨论了一下殿内天花板上色彩鲜明的规则的图案，她还问了一个喇嘛，那个用一根巨木制作的佛像，是否巨木到了以后立到那里再进行刻制的，并询问巨木如何从东南亚运到这里。

那天和青木先生从雍和宫出来的时候，时间还早，我不知道去哪儿好，青木先生提议去王府井书店看一下。他感慨王府井被拆掉建成“现代”的样子，说他过去常去王府井书店，想看看新的是什么样子。我们到步行街的时候，他又感慨了几句，然后对我笑了笑说：“也许我是老人吧，比较怀旧。”

书店给我的感觉不太好，我说，这里的颜色、书架的样式和摆放、空间位置像卖杂货的地方，并且架上的书也不够文化，青木先生说：“是的。还有，这里的读者好像没有西单图书大厦的读者那么serious。”

从王府井书店出来，陪青木先生到长安俱乐部，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个公使请他吃午饭。公使到达之前，使馆的几个日本人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之间标准90度的鞠躬。但青木先生没有回以同样的鞠躬，他只是欠了欠身体。认识青木先生以来，一直就是这个印象，他是一个谦和的老者，我没有见到他有过任何幅度过大的动作和表情。过去不太明白所谓“观潮起潮落、看云卷云舒”，认识青木先生以后，感觉他似乎就是这个境界。

又一次他来北京，肖梦带我到到钓鱼台宾馆见他，肖梦递上了刚出版的新创刊的《比较》第一辑，青木先生左手端着书本，右手在封面和封底轻轻地反复摩挲了几遍，那是一种深沉的喜悦，我觉得。然后，他和肖梦谈起了一些学术活动和书籍出版的事情，好象有两三次，肖梦还没有开口说下一步关于刊物和出版有什么想法，青木先生就先说了他可以提供些什么，他可以做些什么，我过去没有见过青木先生抢先表示过什么。我在旁边，觉得青木先生和肖梦既是朋友、同事，还有一种慈和的父亲喜爱地看着自己做得很不错的女儿那种感觉，那一瞬间，确实是这样的感觉，青木先生实在是太喜欢肖梦了。

青木先生的《比较制度分析》中文版，肖梦让我帮着校了几页。我粗心到了极点，第一章卷首语摘自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英文版是书末注，中文版是当页注，我想都没有想，也没有核对英文的注，看到亚当·斯密的名字顺手就加上了《国富论》。手里拿到中文版的时候，仔细一看，额头都渗出了冷汗。青木先生来，住在长富宫饭店，我们去见他。他微笑着说，有几个读者给他发电子邮件说第一个注错了，再次印刷的时候请出版社改一下。他丝毫没有责备我的意思，我真是万分惭愧。

二、陪Andrei Schleifer父子访故宫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Schleifer在2001年5月份(也许4月或6月)到北京作了一次访问，带着他8岁的儿子Samuel Schleifer。肖梦安排我陪他们父子俩去故宫和天坛参观。之前在北京宫的晚餐，肖梦也让我去了。吃饭的时候，我和他们没有太多的交谈，钱颖一老师和肖梦与他讨论一些什么问题，比较热烈，我想插嘴，但没有机会。印象比较深的是，Schleifer知道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呆过一小段时间以后，两次问我：“Did you enjoy the staying?”，我想他是出于礼貌照顾我想让我也可能参与谈话。

第二天上午去故宫，路线是从人民大会堂南侧下车，到广场，往北从天安门入故宫，从神武门(北门)出。不巧，天下着不小的雨。到广场时，8岁的Samuel的第一句话是：“这里就是有很多政治活动的地方吗?”，然后父子俩开始讨论起许多我们国家的历史。

广场上的喇叭一直在播放我国的革命歌曲，我们走过地下通道到马路北侧靠近天安门城楼时，有一首歌中间一段抒情的部分很不中国，施莱佛是俄国到美国的移民，这身份对我是个提醒，我跟Schleifer说，“好像有一点点俄国味道，是吗?”他立即肯定了一下。

从午门入场的时候，肖梦已经安排了一个导游为我们讲解，是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的一个三年级女生，在故宫兼职的。我们在进去的第一个门厅里停下来听导游介绍故宫的全貌。导游对这一张贴在墙上的故宫俯视图，介绍什么人生活在哪个区域，哪些屋子是哪些人可以去或不可以去的。等她讲完，8岁的Samuel问：“里面有没有除了皇帝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去的地方?”我们三个一时都答不上来。导游还说，这个孩子是她做导游以来讲解这个图时第一个认真听的孩子，一般跟着大人来的小孩，无论中国的，外国的，她讲解这个图的时候都是东张西望的。

到太和殿的时候，大家趴在栏杆上往里看，看着龙椅，我忽然来了灵感，我对小朋友说：“那把椅子就是整个故宫里面除了皇帝谁都不可以去的地方。”

我们游览几个大殿的时候谈起了清朝几个皇帝的继承关系，同时也谈到明朝的一些继承关系，Schleifer对他儿子说，“跟西方的好多王朝，比如罗马和拜占庭相比，中国的皇帝继位是比较和平的，不像西方那么血腥。”

从故宫出来，吃过午饭，往天坛参观。路上，我和Schleifer谈起中国的转型，Schleifer说：“据我的观察，中国共产党在改变，可能在将来会尽量吸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在一段时间里很有可能与日本或90年代以前的韩国、东南亚相似。”说到这里的时候，车子到天坛南门口了，我们没有继续讨论下去。

在圜丘参观的时候，Schleifer告诉他儿子，圜丘顶的基本数字是9，围着中间圆盘的石板都是9块，或9的倍数。然后他们俩一脚一脚地测算了一下。

从天坛出来，在回饭店的路上，忽然，他儿子问了一个问题：“是欧洲的国家多还是非洲的国家多?”我们都回答不上来，然后我们开始一个一个地数。也没有数全。

Schleifer离开中国的时候，托钱颖一老师送了一本他与人合著的一本新作Without Map，扉页题的是，To Mr. Lai with many thanks.

前几天Erik Berglof来访问，见到他，不知怎么谈起Schleifer父子曾经来过，Berglof问：“他的儿子是不是特别聪明?”我们觉得惊奇他怎么挺了解这个小家伙的。原来Berglof与Schleifer是朋友，而Berglof的女儿同Schleifer的儿子年龄相仿，是玩伴。我觉得，与其说是孩子聪明，不如说高水平父子交流造就了小朋友敏锐的观察力和非凡的好奇心。

题外：

饭店大堂的咖啡

经常出入许多高级饭店，一是觉得口袋里的钱可能不够，加上对咖啡实在太外行，所以很少在那些地方喝咖啡。偶然喝过几次，不免与在美国、匈牙利短暂停留时喝的，自己在家附庸风雅时喝的，以及其他场合喝的相比。有两次非常难忘。

一次是在长富宫，陪青木先生从美术馆对面的三联书店回饭店后，青木先生说，我们喝杯咖啡吧，侍者端上来，喝了一小口，真是太细腻了!感觉书中所写“美人肤如凝脂”。

另一次是昨天在国际俱乐部饭店，陪肖梦从福特基金会出来，肖梦要去参加发展研究基金的春节团拜会，时间还早，于是在大堂要了两杯咖啡，肖梦见我不喜欢放牛奶、更不喜欢放糖，建议我要一个Espresso，是Single的，真是浓烈的甘苦，味道实在太美了!和我喜爱的绿茶有一点相似之处，都是甘苦，不是恶苦，也没有甜的尾味，是甘的，不过上好的绿茶是清的淡的幽香的，而这一杯咖啡却是那么的浓烈。

还想记一些东西，但是有点疲劳了，下次想起来的时候吧。2003年1月28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