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连三有朋友问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本来关心的是今天吃15块钱的牛肉面还是吃12块钱的杂酱面哪个更划算,既然朋友们对斯比大战感兴趣,那我就受累跟大家聊几句。
孙家洲教授急眼了,至少从遣词造句的角度,我们感受到了。初次看到这个事情,感觉十分诧异,就为学生点评了一下谁牛叉谁垃圾,教授就急得快抽抽了,至于吗?细一琢磨,发现还是中国人际关系那点破事。自己学生说人大历史系引人不淑,得罪同事和领导事小,关键得罪了学术圈的大腕。北大的阎步克先生是学界公认的超级明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江学者,单单是这两个头衔足以压死一屋子的人。自己的学生拿阎步克先生与李凭先生(另一位学者)对比,说什么“北大无人及得上李先生水平”,还骂包括阎先生在内的北大历史系是垃圾。这些话放出去了,导师能不急眼吗,没准儿自己一出门就被暗杀了。所以,必须要跟学生切割,还要把他拉出去砍了示众,于是,就演了这么一出。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老师平时就看不惯这个学生,老子忍你已经很久了,你小子还到处惹是生非,滚!总之以上言论均属于演绎推理,没有任何实证,不过,信我者,得永生,阿弥陀佛!
总之,人大教授丢分鸟。表面上看,这事一处理显得好像自己门风好,学术标准高,其实,不自信兼心胸狭隘。骂了北大,又咋的?北大难道就没有该骂之处,北大历史系近些年究竟有什么拿得出手,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成果?问题是,人大更糟糕,他哪有底气骂北大。越没有学术底蕴的人,越重视人际关系。如果听人大历史系张鸣教授来聊,恐怕孙家洲教授更受不了。
事实上,学生出了事,作为老师,首先应该保护自己的学生,而不是把学扔出去,把自己洗干净。即便学生完全是胡说八道信口雌黄,那也只是年少轻狂不懂事,不是人品问题。你可以关起门来胖揍他一顿,然后,老师出去跟人磕头道歉,“我教徒无方”。黑社会就是这样做的,大哥就是这样当的。这事儿,怎么看怎么觉得导师不地道。
再说,学生所说的话有些属于见仁见智,比如,“事情的起因是2015年9月19日,我在人大图书馆读书。读了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后,对李先生分析政治史的思路非常钦佩,就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赞颂这本好书。发朋友圈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感慨的,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有李先生这么杰出的学者南下澳门了,而在北京,中国的两大文科名校——人大、北大里执教魏晋南北朝的导师却没有人及得上李先生的水平。我以前读过北大阎步克教授、人大韩树峰老师的高作,并不十分佩服,于是就拿来比较,说后两者“平庸”。”
学生认为李凭先生超过阎步克和韩树峰两位先生,那是他个人对学术的看法,无论是否客观,学生的看法完全不影响阎、韩两位的学术地位,我相信,即便传到当事人耳朵里去了,恐怕阎步克和韩峰先生都会一笑了之,甚至,可能连眉毛都不会动一下。
这段学术评论,反而让我对这位叫做郝相赫的学生刮目相看,希望他毕业后到我们学校来应聘。第一、他是热爱读书之人,很少有学生对《北魏平城时代》这类书感兴趣,尤其难得的是他的见地。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和阎步克先生的代表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因为教课的关系,恰好我都读过,所以,我就斗胆谈点看法,希望我的头儿不要通缉我。阎步克先生的书,是我教《中国古代通史》备课时的参考书,其史料扎实,线索清晰,引用起来心里特别有底,但如果不教课,我恐怕不会读,太乏味了。在治史之人的三个禀赋——才、学、识当中,学问深厚是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而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则是我空闲时间都愿意看的书,因其创见频出,在解释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时,他梳理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原因之后,创造性的提出了,个人情感情绪也是孝文帝迁都的重要原因,并予以佐证。类似的见解,在阅读过程中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证据工作也做得扎实。搞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才学识三者之中,学,可以通过勤奋和积累获得,而才和识则跟个人天赋和阅历有关,不是靠勤奋就能够拥有的。所以,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显得弥足珍贵。中国自古就不缺乏擅长训诂、考据的学者,乾嘉学派就是一个集大成的团队,而缺乏在深厚学问基础上拥有创见的学者。为什么《史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主要不是因为司马迁的学问深厚(当然,他的学问也很好,但不见得是最好),而是因为他辉煌的才华和卓越的见解与他的学问结合在了一起,这才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所以,这个学生推崇李凭先生,也是有一定眼光和道理的。当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李一定比阎出色,学术本身见仁见智,但至少这个学生认真读过这本书,并有所体会,才会在朋友圈里发表感慨。遇到这样的学生,老师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如果老师不同意学生的看法,可以跟他讨论,可以鼓励他写一篇文章来陈述自己的见解,有价值的话,推荐发表,这才是老师应该干的事情。
第二、这个学生敢说阎步克先生平庸,敢说北大历史系垃圾,这个勇气就值得赞许。或许他眼高手低,或许他胸中有雄兵百万,谁又说得准呢!中国教育的一大缺陷就是狂人太少,庸人太多。狂人,不见得都能成器,甚至很可能大部分都不成器,但成器者一定是在狂人群体中产生。中国教育一直在纠结钱学森之问,现在,答案部分找到了,你干掉了所有的狂人嘛。没有了狂人,你就只能象祥林嫂一样逢人就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牛叉的人呢”。
纵观整个事件,我感觉巨大的悲哀,目前中国的语境压根儿就不应该产生杰出人物,如果产生了,天理难容!中国的学术就该烂下去,互相吹捧互相掩护,一直到人种毁灭。遭了,我会不会一出门儿就被狙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