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014年，湖北省武汉市A区总计来了70名选调生，目前在乡镇工作的有40人，占比58%;在区直部门工作的有8人，占比11%;借调到区里的有10人，占了14%;考到省市的有12人，占了17%。

统计显示，近一半选调生已不在乡镇工作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余的正通过各种途径设法到省、市去。例如，在2015年省考中，区里2013届18名选调生，至少有12人参加考试，4人成功入围面试，66.7%的人甚至宁愿选择从头再来的方式争取“考走”。

从政策口号“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来看，组织部门给了选调生流动的制度途径。但从实践看，相当一部分选调生“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有悖于政策的初衷，不利于基层干部稳定，不利于培养懂基层、受磨练、有群众感情的后备干部队伍。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非要“考走”呢?

找不到工作的“存在感”

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被分配到乡镇的选调生会有很大的失落感。事实情况是他们有一定心理准备，尽管在语言上会表达“不满”，但并没有强烈的失落。在他们看来，基层是可以奉献青春，挥洒汗水，服务群众的地方。“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至少在初入基层的选调生看来，这是值得信赖的口号。

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承认并没有因为身到基层而不适应，也不存在大材小用之惑。较好的适应力和心理调适，并没有让他们到基层之后就萌生“考走”的心理。至少两名被访谈对象向笔者坦陈：

“刚开始半年，并没有想着离开，想着在基层可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是能够接受的，但一年后满脑子都是离开的想法。”

经过笔者追问，他们道出了原委：

“做的那些工作太没有技术含量，真让我们‘211’大学的牌子蒙羞。再者乡镇工作中的各种资料非常累，但也没有办法，上级任务必须执行。”

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在工作中找到价值才能让人找到存在感，让人活得有意义。而基层工作的琐碎让怀抱美好预期的选调生深感无力“吐槽”。抱有基层建功立业想法的选调生从根本上看是有理想情怀的，而现实处境和他们对施展抱负的心理预期不相称，导致他们不能安心工作，而行动上首先将工作置于可轻可重的地步，心理上则早已经将逃离作为下一步的打算。

看不到晋升的“大通道”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选调生到基层，或者是有为民服务的情怀，或者是有建功立业的胸怀。但有一点，他们不排斥职级上晋升，这也是他们愿意牺牲优越的物质条件而选择基层的原因。而事实上，基层晋升的空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第一，乡镇职级能够达到的空间本身就小。据《决策》杂志统计，“截至2012年底，河南省共选调4863人，500多人走上县处级以上领导岗位;贵州省选调了8000余名，100多人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即使在武汉，乡镇级别可达处级，但有机会成为那10%的幸运者毕竟少数，而省市提供的晋升空间要大得多。

第二，随着行政体制和税收体制的改革，乡镇的职能职权空间逐渐收窄。北大社会学者周飞舟将税费改革后的乡镇称之为“悬浮性”政权，乡镇的各项职权收归到县区层面。从实际来看，乡镇上的处级干部的来源也大多数从区直部门产生，如果说处级干部还能够区内产生，那区级领导几乎全部来源于市直部门，这严重加压缩了选调生成长的空间。

第三，本地的领导或隐或现地排斥外地人。近几年，随着公务员[微博]和选调生的大规模扩招，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A区公务员选调生队伍几乎清一色是外地人，目前仍工作在区里的58名选调生中除了两名本地人，56名都是外地人，就连武汉本地人都少。

第四，借调人员为谁辛苦为谁忙?借调干部是经过二次遴选到区直机关工作，但事实上他们没法调入，这是政策红线，没有空编就不能进人。这部分编制在乡镇，但借调在区直部门的选调生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即使借调部门会优待他们，但是毕竟没法获得重用提拔，而他们早已在工作上脱离乡镇，乡镇更没有理由让他们占用本已稀缺的领导岗位。

“三重挤压”和一层尴尬，让选调生的晋升空间空前收窄，只会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失落，所以“考走”成为他们一致认可的“正途”。

顾不到异地生活的“另一半”

基层干部“走读”本已根结难解，A区因地处武汉近郊，“走读”尤甚。目前58名选调生有33%的人(19人)选择了在市区安家置业。由于另一伴和子女都生活在市区，他们本人每周至少5天工作在乡镇，“双栖生活”成为常态。对于工作在乡镇的选调生，“双栖”是工作日在乡下，周末回城，而对于工作在区直的选调生则表现为白天在乡下，晚上回城。这一来回，少则1个小时，多则100分钟以上，尽管如此，过“双栖生活”的他们仍然无可奈何地来回奔波。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考走”到市区去以获得家人团聚，解除“同城异地”的愿望更强烈，这意愿理所应当也是人伦的正常体现。

“如果不是我媳妇和小孩都在武汉，我离开区里的愿望不会有现在这么强烈，虽来回奔波太劳累，不想总是过这种同城却异地的生活”。

“考走”的愿望对于女性选调生来说则更强烈。不少女性选调生本身素质较高，在乡镇很难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无奈也好，主动也罢，他们中不少人在市区找到了对象并结婚。如果说没有孩子还能两边跑的话，那怀孕生子的不期而至则会让她们心中激发起更大的离开动能。

顾及另一半之所以成为“考走”的原因，我们可以从问题的反面也能得到验证。相比较这些过“双栖生活”的选调生，那些在区里结婚生子的年轻人则“淡定”得多。无论是嫁到本地的女性选调生还是娶了本地媳妇的男性选调生，他们离开的愿望要小得多，这可能是本地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和社会支持的获得，消解了他们的无助和逃离意愿。

过不起舒适的“生活场”

选调生缺少和“土著”的沟通，往往通过朋友圈、空间展示他们在基层的生活：老鼠、蟑螂和蜈蚣的侵扰不断，停水停电常发，文化娱乐活动鲜有。尽管他们在朋友圈中更多是以调侃和戏谑的语气在表达，但真正有这种体验经历的人，才能体味到其中的艰辛和酸涩。

如果说基层生活环境的艰苦尚且随着条件的改善逐渐得到解决，那基层生活单调乏味的现状则一时无解，几乎所有选调生对此都有共同认识。

“整个街道一条街到头，晚上9点钟以后已经关灯闭户，唯一的娱乐活动除了个人电脑网页上的电影就是大妈们的广场舞。”

“即使周末想逛街也是到区里和武汉，但又必须很早回来，不然连回去的车都没有，我当时想考走就是想逛街。”女孩子的想法单纯而又直接。

全国范围内，乡镇农村逐渐衰败无需赘言，乡镇包括区里的商业气息和生活配套由于武汉的巨大存在更显得“相形见绌”。

据笔者调查，除了家在武汉的选调生，每周必回家之外，多数选调生周末都会选择到市区找同学朋友。而那些仍“宅”在乡镇的选调生又被迫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即“工作和生活的互相渗透”，“家就在办公楼上，班更是在办公楼里，每天都在‘家班’”，生活基本没有展开。正因如此，他们成为周末机动的值班员，乡镇周末有紧急工作都优先安排给他们。而他们并不想在自由的时间掺杂工作的内容，用专业的话语是他们想实现生活在工作上的“脱嵌”，但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所以实现“脱嵌”并展开生活根本的方式就是赶紧“考走”，毕竟短暂周末到市里逛逛街，总还是要“极不情愿”地回来。

比不起老同学的“朋友圈”

因为武汉市特殊的招录政策，A区里的选调生都是毕业于“985”、“211”名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他们进入企业的同学在工作3-5年的时候大都已买房买车，这让他们在同学聚会时总会显得失落无比，这一点在很多辞职的公务员的书信中不难发现。他们的老同学一方面通过车子、房子展示他们的成功，另一方面他们丰富多彩的“微信朋友圈”，更是无声传递着这种优越。

“我不能去看朋友圈，看到同学们晒旅游，晒吃喝，晒逛街，我就难受，自己当初也不比他们差，现在却被他们超越太多，好难过。”

这些选调生来之前至少是有一个大城市高收入offer的，但基层的现实生活状态显得千般“难堪”，选择逃离就变得很好理解。

当然，考到省市不见得工资就能够支撑那样的高水平生活，但至少那种高层次带来的社会地位感，能够弥补物质生活上的暂时不足，而在基层既无社会声望，又无物质生活的满足。除此之外，这个“朋友圈”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他们同学的朋友圈交际的人都是非常的“高大上”。

“看看那些同学平时都认识什么人，都是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而我们的视野也就只能聚焦在区里、乡镇，我们太LOW了。”

朋友圈不光展示了选调生的同学们的光鲜生活，也向他们展示了他们的朋友圈子。而相比之下，原本优越的选调生却没有办法建立起像样的朋友圈子，以至于他们没有勇气参加同学们的聚会活动，继续向上流动成为他们的迫切需要。

受不起领导同事的“回力棒”

由于以往基层很多年没有进过年轻人，这让乡镇领导对新来的选调生很重视，一方面想把他们留在基层工作，另一方面又怕他们离开基层，同时他们出于对年轻人负责任的考虑，也希望他们能尽快走上更好的岗位。表现在日常话语上，领导们总认为，年轻人就是来基层锻炼一下，镀金一下，总是要走的。

笔者这里想说的是，领导的矛盾态度和话语，其实给了选调生一种离开的“自我实现”。

“有时候领导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走上领导岗位不要忘记那里，这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压力，也让我们在基层呆着显得难堪。”

乡镇的领导心理上没有坚定的认定新来的年轻人是一种长久存在，自然会在话语上表达出那种“矛盾期望”，这首先已经从语言上送他们离开。而选调生也在行动上去回应去自我实现这种“语言相送”。

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乡镇大致有2个选调生和3-5个大学生村官，由于村官有服务期无正规编制，期满前必须考走，不少村官通过努力考到本区甚至市区，这本身已经给选调生带来压力。而一些乡镇干部尤其村干部总会用“一决高下”的眼睛，不经意间在那些驻守的选调生面前说起，“某某人都已经考到市(区)里，你怎么还没调走?”正是这种比较，在那些选调生心中种下“不服气”的种子：考上更好的岗位给他们看看，同时也给自己交代，就迫切难挡。

选调生和乡镇公务员可以说是目前唯一的人才反哺回流农村的体制化渠道。更值得肯定的是，他们进入乡镇农村，扎实的工作让基层逐渐焕发青春活力，越来越成为增进党群干群关系的新生增量。而总想着考走的不安心态和越来越多的离开的人，着实影响了原本的制度初衷和难得的制度效益。如何让他们不受干扰、少受诱惑，心理上主动扎根基层，行动上自觉服务农村实践?但愿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决策者的关注与思考。

(作者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干部、某街道组织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