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里，沈从文一直郁郁寡欢，游离于当时的政治运动之外，冷眼静观着时势的发展。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沈从文建国后所遭遇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文艺运动。以发动“运动”的方式批判一部作品的“思想”，并形成浩大无比的全国共讨之的局面，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旧知识分子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在这场运动中，沈从文虽处于漩涡的中心，但他不但不为这自上而下的气势所动，在内心深处，反而觉得这场批判有点可笑。在他看来，如果不批判的话，武训本来没有多少人知道，说不定有些人会分不清“鲁迅”和“武训”，可是现在，动员全国上下的力量来批判这样一个死人，值得吗？问题是，现在的世界，谁会去学武训？有举手、拥护即可混得春风得意的好事儿，世界上还有谁会自寻倒霉地学武训？为今之际，不想办法鼓励创作新作品，只是让千千万万的人来批判和检讨，“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产生！”（注：见1951年9月2日沈从文所写的一封信，《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0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在领导人看来是大是大非问题的《武训传》批判，在沈从文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浪费报纸版面及人力、物力的无用之举。

放眼文坛，更让沈从文痛苦不堪。在这种气候下，文艺界的许多朋友的笔都呆住了。登在大小报刊上的“文学”作品不伦不类，无价值的诗随处可见、自由出版，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却被无端地封杀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人手一册，但毛泽东本人和真正的群众离得太远了，他不会去想怎么让作家把精力转到正常的工作上，使他们手中的笔能够得其用，不再毫无意义地消耗在思想斗争上。一个人如果只看自己，不注意以外的事情，容易失于偏，陷入孤立之中；而一个集团如果只按自己的思路行事，不理会自己以外的人和事，更不是马列主义的。马列说知人，其实知人谈何容易！这种领导方式肯定有问题，需要改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这是沈从文的真心话，但这意见是不能说、也无从说的。庭院中的鸟儿们在自由地飞翔、歌唱，充满了有生之乐，“人在什么时候才可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注：沈从文：《历史博物馆日记片断》，《沈从文全集》19卷，第99页。）他渴望像往常一样，遇到问题和朋友一起讨论，在讨论中厘清问题，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过去的朋友们渐渐离自己远去了，沈从文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之中。每当这个时候，沈从文往往颇有怨言：“半生为了许许多这种年青人服务，特别是一些作家，这些人目下有在外省的，不明白我怎么过日子极自然。还有些身在北京城圈子里住下的人，也像是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来找找我。这也很好，借此可以学习明白社会或人生。人不易知人。这种隔绝也正是对我一种教育。”（注：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全集》19卷，第114—115页。）

这种情绪在写给程应镠的信中，流露的更为充分、具体：

流金：

我还以为会可再见面谈谈，不想又即回上海了。

国家在发展中，事情多，问题多，旧制度已崩溃，新秩序刚建立，尤其是新手接新事，凡事都不免有脱节处。一个负责人总得抵三五人用，望事事忘我无私的作去，才不致辜负历史时代所嘱托任务。中学校校长事更麻烦，盼能凡事耐烦细心作去，任何困难都莫灰心，更莫因小小人事周折而生气，因小失大。

你来提到某某事，是我听到第三个人说起的同一事。走后固然流泪许久。我居然还不在时代变动过程中死去，也就很好了。二年来笑和泪都对我失去了本来意义。私人得失也似乎毫无意思。因你一提，才想起有这件事。这些转述不一定合实际，只宜让那些陌生的过去毁过我们的人去传述，熟人中可不必再注意的。照我看来，国家在任何方面人才都不够用，向心力犹未形成，他这时节正在为政府努力工作，又勤快，又负责任，对国家实在为有用。这就很好了。至于因他对我如何如何，恐不可信。传述的人如即正是过去办《野草》胡骂了我多年，使我和左翼有隔的人，那就更不可信！北回时，初办《大公报》副刊，我本来即并不想出面，因不得已才写文章，后来又因他们办《新路》，怕人认为有关连，如彼如此而致神经逐渐失常，几几乎即胡涂死去。由此一来他反而怕来见我，都没有什么关系。流金，革命是国家一件大事，国家大，个人极小！我今年已快50岁了，头脑身体犹如机器，不节制使用了30年，也旧了，坏了，本来也应分报废了。解放北京本是一件历史大事，如果我适逢其会，当其冲，不幸在一些不巧情形中糟了，毁的已毁，也不应当以为什么大不了，更不宜再因此还把一个别的年青有为的人也随之毁去！人难成而易毁，社会国家正在向前发展，一切事均不宜停顿，大家还是向前看，为国家多做点事情，不要以我一个人的遭遇而如何不平吧。×年纪青，又有才干，与其责备他过去，不如鼓励他未来。这正是中共一贯所说与人为善之意。

你听来的传说，必普遍到一个程度，我所以特意向你提提。这事即丁玲也有未尽能尽责任处，她那□到我为了什么，得到什么。

流金，要爱人以德，不要恨人。国家因权力过大，新当大转变时，总到处不可免有不必要牺牲损失。要看大处远处，望好作事，凡事谨慎细心，免误事，反而丧失国家威信。到你将来负责较大，能在立法上建议时，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这是很凄惨的。我看过，我懂得，相当不合需要。……（注：1950年秋致程应镠，《沈从文全集》19卷，第89—90页。文中划横线的部分，是沈从文自己删除的文字。）

这封信大约写于1950年秋，但未寄出。1951年11月6号又补写，最终是否寄出，不得而知，但这封信对理解沈从文建国初的生活态度大有助益。收信人程应liú＠①是作家、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建国初任上海中学校长。在这封信中，隐约透露出来的是沈从文因朋友、学生的背弃而产生的伤感，至于到底是谁引起了他的伤感，由于收入全集时编者隐去了相关的人名，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沈从文听说此事后“流泪许久”的反应来看，他非常伤心。通过阅读此信，我们大概也知道了：（1）这位背弃了沈从文的人“年纪青”；（2）和《大公报》、《新路》有某种关联；（3）“正在为政府努力工作，又勤快，又负责任”。

而传播这个消息的人，过去编过《野草》，并且批评过沈从文，《野草》是1940年8月在桂林创刊，1942年停刊，主持其事的人为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聂绀弩，至此，我们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大概脉络，随着史料的发掘，此事必定会水落石出。

1949年以前，沈从文是大学教授，又主持着四五家刊物，以培养青年作家为乐，在他周围自然会有一批青年作家。虽然才过了几个月，但随着时势的变迁，用“物是人非”来形容还是恰切的。沈从文的失势，自然会门前冷落车马稀。他当初选择留在北平，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许多朋友或学生均参加了革命，像丁玲、何其芳、严文井等都已经成了革命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他们了解自己，在关键时刻，总会伸出援助之手，以洗脱他所遭受的误解。唯其因为有此热望，当他遭受冷遇时的伤感才会愈发的强烈，在信中，虽然“此事丁玲也有未尽能尽责任处”一语已被沈从文删去，但他的不满是确实的。

沈从文一生写人，但到头来依然不能知人。解放以后，他感觉自己用在人与人之间的精力，比工作本身的消耗还要大，而调处复杂关系，正是沈从文所不擅长的工作，因此时常陷入苦恼当中。“工作转到历史博物馆时，我的存在只像是一种偶然。一切对我都极陌生。虽然每天还是一些熟人在一处吃喝，工作时也似乎还肯出力，事实上即家中人也一点不熟习，好像是客人偶尔在一处。同事就更加生疏了。一天要我数钱、拔草，就照做，但是一点看不出这对国家有什么意义。对我自己，头脑极沉重，累极时想休息又不可能，实在只想哭哭，以为既然并不妨碍别人，但是听馆中人向家中说这很不好，也不敢了。见什么人都吓怕。对于自己存在，只感觉得一种悲悯。我需要休息，没有得到休息。恐怖在回复中。白天一样和人说笑、吃喝，事实上我再也不会有一个普通人能有的自尊心，和对于工作应有的自信心了。

社会变了，我的一切知识既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一天在博物馆库房中数数铜钱，也觉得什么都是一样。觉得生命这么使用，倒也很好。但是也很奇怪，我究竟是谁？要我数铜钱的人得到什么？对国家有什么意义？想理解，无从理解。“更让沈从文十分不理解的是，”许多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满有办法的人，现在还是有办法。有些本来极本行的教书的，却认为是为反动服务。“（注：《沈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27卷，第153—154页。）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有时候，沈从文独自站在午门的城楼上，望着暮色苍茫中的北京城，百万人家的房屋栉比，远处的无线电传出杂乱的歌声，太庙的柏树林中突然传出一声黄鹂的鸣叫。眼前的大道上，车辆流动如水，但一切的存在对他而言如此陌生，一种想法油然而生：我是谁？我在什么地方？我究竟为什么这么下去？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使他感受到生命的隔绝，人与人理解的遥不可及。需要一种外力打破沈从文的这种隔绝，在与土地、人民的交流中恢复生命的活力，机会终于来了。

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作为农村土改工作团成员启程赴四川。对中央来说，让一些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目的就是让他们通过参加土改的阶级斗争，听一听农民一字一泪的诉苦，认识共产党在农民中的深厚基础，从而进一步体会土改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对土改由怀疑转为支持与拥护。（注：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723—72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离开书房和人人自危的工作环境，到更为鲜活的现实环境中去，对于沈从文来说，是一次告别隔绝状态的机会。他很珍视这样的机会。他相信，这次四川之行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转变，想到这里，他心里亮堂了许多。一踏上开往汉口的火车，“就只觉得一件事，即终生做人民的勤务员”。沈从文又恢复了多年养成的写信的习惯，好像又回到了1934年写《湘行散记》的时候，从1951年10月25日启程起，到1952年2月27日止，在4个月的时间里，仅保存下来的书信就有50封之多，几乎是每两三天写一封信。在这些信件当中，苦闷、怀疑和忧郁的情绪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为国家服务的热情：

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太可爱了，多少年来大家都期望国家转好起来，一切主张一切理想一切办法都不济事。共产党一来，什么都有了办法。了不起处是没有贪污而一切为人民，国家是会一天比一天好转的。是比任何时代都伟大而光明的。你们要多多把现代科学知识学好些，一个人做五个或七八个人的事，还恐怕来不及！（1951年10月28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生活各不相同，却同一为了革命而去，这个综合实在感人，也唯有毛泽东时代能作到！

和在革大完全不同，即对于同行的都充满了亲切感，有些不相熟，然而十分关切，还不像阶级爱，至少是同志爱。（1951年10月31日致张兆和）

只希望好好来为这个伟大国家伟大时代来再写几年，看到江岸边的种种，我的创造的心又活了起来了。我一定要为你们用四川土改事写些东西，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来为人民翻身好好服点务！（1951年10月31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知识分子真是狗屁，对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脱离人民，渺小的可怕。罪过之至。

因为什么都不知，什么都得说，但是毫无意义，和人民真正问题实千里万里，即如过去的社会调查，如清华、云大两系工作，就全是枝枝节节，一点不切实际的书生工作。而当时三五年的工作成就，现在作来——由人民自己作来，三个月已完完全全弄好了。（1951年11月13日致张兆和）

我们在都市中的生活方式，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响应政府节约号召，把国家给我们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如北大还不即要我们搬，务必去和张文教同志商量商量看，拿一半薪已很多。余捐给抗美援朝去好，还公家好。我相信你是能理解也能就情形作到的。和这些干部比起来，我实无资格用国家这个钱！（1951年11月19—25日致张兆和）

要入党，才对党有益。我就那么打量过，体力能回复，写得出几本对国家有益的作品，到时会成为一个党员的。工作搞不好，就不。（1951年12月6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如果沈从文的这些想法是发自内心的话，这意味着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过去，他总是从“思”出发质疑现实存在，而现在，他已经像孩子们一样，从“信”出发理解中国大地上的一切。这些信是写给张兆和、龙朱、虎雏的家信，我们没有必要怀疑沈从文的真诚。多年来，沈从文对下层人民的生活一直是关注的，当真正走到民间，看到他最关心的人民正以主人翁的姿态建设着新中国的时候，听到他们发自肺腑的对共产党的感谢的时候，沈从文知道，共产党解决了国民党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的内心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一曲颂歌从他的心中淌出来：

我们从首都来，

排成整齐队伍，

来自各阶层，

万众一条心，

跟随毛泽东旗帜前进，

上高山，涉大河，入草原，永远前进，

工作全体为人民。

我们来到重庆，

见百万灯火辉煌，

像百万明星，

创造自人民，

创造自人民，

照耀毛泽东旗帜前进，

下工厂，进矿山，入农村，永远前进，

生产全体为人民。

这首名为《土改团来到重庆》的歌词是沈从文创作的一首歌词，本是为工作团的一位音乐家嵇振民写的，至于最终是否合作完成，不得而知。词的风格或许与沈从文的大家身份并不相合，但它却是作家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土改工作团的4个月，改变了沈从文此后的命运，他开始努力向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靠拢，他已经意识到，“必需要十分谨慎的从领导上学习处理工作，方可少犯错误。”（注：1951年11月1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第139页。）在沈从文身上，中国共产党让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目的达到了，这一思想的转变，对沈从文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只有让历史回答了。

巧合的是，沈从文抵达四川不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他的表态文章《我的学习》，（注：《光明日报》1951年11月11日。1951年11月13日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曾说过：“我给丁玲一个检讨文章，不知她交什么刊物发表。”由此可知，这篇文章是交由丁玲转交有关部门的。）三天以后，《大公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当时全国各大报刊上都辟出很大篇幅刊登旧知识分子的检讨文章，实际上也是一种过关的表示。既是检讨，就要对过去的“错误”有一个认识，同时还要对新政权表示拥护，这是必不可少的程式，沈从文也不能例外：

过去二十年来，个人即不曾透彻文学的本质，因此涉及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时，就始终用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点立场，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且以为必争取写作上的充分自由，始能对强权政治有所怀疑否定，得到健全发展和进步的。即因此孤立的、凝固的用笔方式，对旧政治虽少妥协，但和人民革命的要求，不免日益游离，二十年来写过许多文章，犯过不少错误。

由于缺少对政治和文学联系有深一层认识，我的阶级立场始终即是模糊的。我的工作的积累，于是成了伪自由主义者群一个装潢工具，点缀着旧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而我也即在这个位置上胡写了二十年。

凡事用接受作实践，还是明白不少问题，特别是明白“政治高于一切”，“一切从属于政治”，“文学艺术必从属于政治，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几句话对于新国家的深刻意义。

个人和国家在有组织有计划中的发展，……这种种，无不得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毛泽东的思想和领导实践方法，才有可能来实现一个伟大美丽新中国。

时代太伟大了，五万万人民解放了的双手和头脑，都将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旗帜下而活用起来，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生产建设。我即活在这个光荣时代里，和所有中国人民共同为这个象征中国新生的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而意识到自己的新生！（注：参见沈从文：《我的学习》，《沈从文全集》12卷，第361—37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解放三年以来，沈从文了无声息，关于他的各种传言倒是满天飞，这篇文章也算是对那些不切实际的流言的一种回答，因而文章中才会有这么一段：“这个检讨是这半年学习的一个报告。也即是我从解放以来，第一回对于个人工作思想的初步清算和认识，向一切关心过我的，教育帮助过我的，以及相去遥远听了些不可靠不足信的残匪谣言，而对我有所惦念的亲友和读者一个报告。”

就这样，在三年犹豫、徘徊、挣扎之后，沈从文终于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获得了进入新社会的通行证，一抹亮色出现在他的眼前。

在此心境之下，沈从文一改往日的忧郁笔调，给远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个人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我现在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件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亦算为人民小作贡献……我得想象不到之好工作条件，甚欢慰，只望自己体力能支持，不忽然倒下，则尚有数万数十万种文物可以过目过手……”（注：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比我老的老头》，第82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

沈从文的献身精神是真诚的，虽然时常生活在困顿中，曾因为急用向丁玲借款100万，日记中也有“穷极，无可为力”的记载，但在1952年工资定级时，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标准，不要高过馆中领导。老作家热心国家建设的行动也感动了了解情况的人，坚冰开始慢慢融化。

沈从文的表现也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时任历史博物馆书记的张文教专门找沈从文谈话，“老沈，我把你介绍入党，你有条件，你政治上没问题，这是上头有过交代的。”（注：与王亚蓉的谈话，见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第18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这是一个好兆头。随着头上的政治疑云的消散，沈从文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承认：1953年7月26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沈从文的《明代织金锦问题》，这是他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专业论文；《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发表于《新建设》第9期；《新观察》的第19期上刊发了他的《中国古代陶瓷》……沈从文的建国后的成果终于得到了专业人士的承认，这对沈从文是一个鼓舞。

好事接踵而至：1953年9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沈从文作为全国美协推选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10月4日，毛泽东接见部分与会代表，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向毛泽东逐一介绍了参加会见的代表，当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了沈从文的年龄，听到回答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听到这里，沈从文眼睛湿润了，中共中央主席的鼓励似乎冲淡了沈从文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委屈。

1953年，沈从文一家告别了租住民房的历史，搬入东堂子胡同51号，这里是历史博物馆的家属宿舍，沈从文住在后院靠东头的北房三间。

1954年，张兆和离开位于北京西郊圆明园的101中学，调至《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从此告别了住校的历史，对孤独中的沈从文来说，这也是一个安慰。

沈从文明显开朗了许多，开始走出自我禁闭的书斋，与亲朋好友间的走动也多了起来。

沈从文的情绪变化黄永玉也感受到了：“1954、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能经常听到他的笑声。

公家给他调整房子虽然窄小，但总算能安定下来。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玩得很高兴。

五十多岁的人，忽然露出惊人的本事，在一打横的树上‘拿’了一个‘顶’。又用一片叶子舐在舌头上学画眉叫，忽然叫得复杂起来，像是两只画眉打架。‘不！’他停下嘴来轻轻对我说，‘是画眉“采雄”（交配的家乡话）’。于是他一路学着不同的鸟声，我听得懂的有七八种之多。有‘四喜’、‘杜鹃’、‘布谷’、‘油子’、‘黄鹂’……‘尤其难学的是喜鹊！你听！要用上腭顶着喉咙那口气做——这一手我在两叉河学来费了一个多月，上腭板都肿了……他得意得了不得。“（注：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比我老的老头》，第83—84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

1956年，沈从文进入了和主流政治最为合拍的一段时期。这一年的1月10日，沈从文作为特邀代表被增选为政协委员。1月30日，沈从文步入了参政议政的殿堂，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发言，2月9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沈从文的发言。沈从文在发言中谈到：

6年以来，从一件一件事情看去，并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我才日益明白过去认识上的错误。正因为解放，才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百余年的恶势力连根拔去，才加快结束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全体农民才从封建地主压迫下翻过身来，才有今天全国农业集体化高潮和全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来临。从此以后，一切对国家建设有用的聪明才智，才有机会和人民劳动紧密结合起来，为全体人民长远利益发挥出更大的效率。这就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才能够把蕴藏在中国人民内部无限丰富的智慧和创造热情，全部解放出来，纳入国家计划中，运用到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上去，实现国家发展的远景，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的社会，每一种工作都和人民全体的努力发生密切联系，每一方面的新成就都鼓励并帮助推动其他工作的前进，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就这样领导中国人民把中国历史带入到一个光耀辉煌的道路上去。我相信了共产党。我一定要好好的向优秀党员看齐，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联系业务实践，并且用郭沫若院长报告中提起的三省吾身的方法，经常检查自己，努力作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新知识分子，把学到的一切有用知识，全部贡献给国家。如果体力许可，还要努力恢复我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注：《沈从文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9日。）

在这段时间里，沈从文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深信不疑，相信政府决断的正确性。1955年1月，经过多年的酝酿、组织，一场轰轰烈烈的对胡风的总清算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随着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三批材料的陆续公布，学术问题最终定格为政治问题，全国范围内共审查了2100人，有92人被逮捕，62人被隔离，73人被停职反省的建国以来株连最广的“文字狱”终于形成。在这次运动中，沈从文虽然置身事外，但他心底里，对这场批判是认同的。在给大哥的一封家信中，对这次事件有这样的表述：“这里正是全面在讨论胡风问题。这个人过去（抗战前和抗战中）我总以为他在代表党，批评这个，打击那个。现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小集团，这里布置那里布置，争领导权！更绝不是党的代言人！”

沈从文的这种态度，已经与解放前的那种坚持民间立场的作风判然两样了，这是解放六年来思想改造的结果。没有必要怀疑沈从文的真诚，因为这些意见是写在家书中的，他没有必要向情同手足的大哥隐瞒自己的立场。这种态度使沈从文避过了1966年以前的历次政治风波，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1956年，中央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强调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自由讨论解决；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注：这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文本，这个文本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的正式发表文本有很大不同。），以极其温和的口吻宣告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热情肯定了王蒙等人的干预生活的作品；同年4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要求各界人士帮助改进党的领导作风；于是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早春天气”。在这个后来被毛泽东本人称为“阳谋”的早春天气里，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了“鸣放”的阵营，对执政党的工作作风提出了种种批评意见，沈从文的许多朋友都出现在提意见的行列里，但沈从文依然不为所动，在此期间一言未发。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沈从文没有机会发言，而是他主动放弃了“鸣放”的机会。

“‘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办事处开了一张在京的知名人士的约稿或座谈的长长的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恰好著名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他隔邻，他发火了。

他觉得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就拒绝在那张单子上签名。“（注：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比我老的老头》，第84—85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这是黄永玉记忆中的一件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在鸣放过程中一言不发恐怕并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赌气“，这种沉默是发自内心的。

1957年6月1日，北京大学新闻系的一位学生持介绍信来访问沈从文，用意是想请沈从文对时局发表意见，以便写一篇访问记。在他看来，沈从文多年没有露面，对当局必有意见，这次采访有为他鸣不平的意思。沈从文觉得这采访来得太突然，而且把三个互不相干的人放在一起，表明采访者并不了解自己，甚至根本不知道沈从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沈从文告诉他：

“你恐怕弄错了人。”

“没有错，没有错。”来者十分肯定地回答。

“但是我和信上的另外两位并不相熟。”沈从文又想出一个理由。

“唉呀，那不过是随便填上的。”

在沈从文看来，介绍信怎么能随便填名字呢？但沈从文对他依然十分客气，告诉他：“我多年来从事丝绸研究工作，只是担心工作进展太慢，配不上社会的要求。自己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即便要写文章，也不用别人代劳，还是不要写什么了吧？”

既然沈从文如此坚定，来访的青年也不好再说什么，非常失望地离开了。尽管如此，沈从文还是感到此事非同寻常，又特意写信给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一位朋友，核实情况：

德申：

闻北大争鸣情形相当活泼热闹，国文系想必也事件不少。昨天有个北大新闻系学生来访问我，介绍信十分离奇，一信中计有三个不相干的名字，除我外还有陈慎言和小翠花，给我一种痛苦的压力。这个介绍信真是不伦不类，可能是伪造的，望为查查。如果真是新闻系开来的，也证明新闻系办得有问题，大致学生只看王瑶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访问我虽出于好意，也近于猎奇，并无基本认识。来的人还说曾问过你，也许还上过你的课，我可实在不知向他说什么好。虽一再告他不要随便写什么访问记，或许当面说后，事后又写，胡乱寄出。望你向新闻系党组查查，来访我的同学是谁，请他万莫随便写下我什么向上海投稿。他的好意和热忱都极可感谢，我可十分害怕这种于事无补的访问记。……

从文顿首

六月二日

种种迹象表明，沈从文信中所谈的和黄永玉文中所写的可能是一回事儿，只是有些地方略有出入。采访对象除沈从文外，还有陈慎言和小翠花，而不是黄永玉所说的张恨水。陈慎言也是一位通俗小说家，著有《恨海难填》、《云烟缥缈录》、《故都秘录》等；小翠花即京剧演员于连泉，另有艺名筱翠花，工花旦，先后与尚小云、杨小楼、余叔岩合作演出。从信中的口吻来看，沈从文确实对把自己和这两个人列在一起感到不满。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通俗小说家，在1956年10月份给张兆和的两封家信中曾说：“如这么写文章，我每天也可天上地下写三五千字了。这种通信也可当成作品发表了。对读者无益，编辑应负责任的。我的文章已寄出给画报。画报上要求是不大合的。所要求的张恨水或其他许多人都可满足，因为随便抄抄故宫说明，还不容易。”“报纸副刊近来刊登张恨水《孔雀东南飞》，一天刊那么一节，什么都不曾交代，描写得极浅，还是有读者。社会实在太大了，如果一个都会里有二百万以上人还只达到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你试想想看，不承认他们的趣味，就他们趣味来进行文化娱乐工作，成不成？”但沈从文也并不单纯是因为把自己和他们并列而拒绝发言，他对党的领导没有什么意见，倒是对建国后一些作家的表现大为不满。“鸣放”及“反右”期间，沈从文均有一段时间不在北京，这使我们可以从他写的大量家信中看到他对这场运动的真实想法：

这里报上正在“鸣”。前天是小说家（巴金等），昨天是戏剧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一片埋怨声。好像凡是写不出做不好都由于上头束缚限制过紧，不然会有许多好花开放！我不大明白问题，可觉得有些人提法不很公平。因为廿年前能写，也并不是说好就好的。有些人是靠小帮口而起来，不是真正靠苦干深深的扎根于读者心中的。有些人又是搞了十多年的。如今有些人说是为行政羁绊不能从事写作，其实听他辞去一切，照过去廿年前情况来写三年五载，还是不会真正有什么好作品的。这里自然也应当还有人能写“作品”，可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但目下不写作品，还在领导文学，领导不出什么，却以为党帮忙不够，不大符合事实的。鸣总不免有些乱。

——1957年4月30日致张兆和

反右斗争日益加深刻，许许多多人都已卷入其中，惟绝大部分是和民盟、农工民主党、九三等有关，是想从整风中对共倾覆的人物。知名人士相当多。……看情形，必须重新排个队，有些作家，解放以来，工作本不多，花样却不少！×××是有代表性的。能力本不高，花招可真多！一揭露，假里手即原形毕现了。

——1957年8月3日致沈云麓

丁陈事已见报。个人主义一抬头，总必然会出现或大或小的错。从上次文代会中发言态度，我就感觉到不大对头，好像还缺少对于党的整体观念体会。自有一套，又未必真的有什么了不起。……凡初步建立了人民立场和党的整体观点，都会明白应当凡事十分谨慎，莫人云亦云作他人传声筒。稍受右派利用，我们哪受得了？要从一切小事上注意爱党，维护党。

要学习从各种事情各方面来提高自己，不仅仅是学学文件。要在各种有益人民的工作上贡献自己，忘我踏实的来工作。我告你你总不明白，甚至不相信，一时萧乾等说的反而相信。

——1957年8月中旬致张兆和

这三个月国内事可变得不少。北京方面不仅是民盟章罗大头子倾覆，即小伙计也日日出现于报上。这几天闻正在清算××。人不老实，必然这样。聪明处总用到小地方，自私自利，花样也不少。解放前搞××，到北京一跑，我们就吃他大亏，他们搞的内容，当时我一点不知道，外头人却骂到我头上，以为我曾参加。在学校中办壁报，从三楼写到下一层，其实我就不明白他到北京来是谁派的，有什么内幕打算。这次又总想要三姐加入民盟，还帮他的大头目拉我吃饭。……人不老实，总是不好。

——1957年8月22日复沈云麓

这里引述的，只是沈从文“反右”运动期间所写家信的一小部分，它代表了沈从文这个时期的思想情绪。与当时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牢骚满腹不同，从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策的拥护，对自己过去的许多朋友建国后的作为却颇多非议。这在当时是一个并不多见的景象。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中，沈从文并没有什么批判文章留下来，萧乾记忆中的沈从文对他的批判是沈从文在这次运动中留下的唯一印痕，据萧乾回忆：

在文联批斗我的大会上，沈从文发言说我早在1929年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他当然是指我与阿兰合编《中国简报》。按理，他对此事再清楚不过，怎么可以这样故意恶语中伤。

我后来想，沈从文是我的第一位文学师傅，对我的恩太重。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我进《大公报》是他和杨振声介绍的。在我失业的那8个月里，也是他同杨老师收容了我。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再加上想他那样说，也许是要在阶级斗争面前自保，也就不去过分计较。（注：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第256—2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但沈从文否认参加了这样的批判会，由此形成了一桩文坛公案。最早披露沈从文批判萧乾这件事的，是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在1992年出版的《我与萧乾》一书中，文洁若说一位“老作家”揭露萧乾“早在30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注：文洁若：《我与萧乾》，第41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既然没有点名指认，大家只是心照不宣，仅在朋友间口耳相传。直到1999年傅光明发表了《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一文后才广为人知，同时也引起热爱沈从文的人们的质疑。从现存材料看来，沈从文确实参加过一次萧乾批判会，这一点张兆和可以作证。（注：参见李辉：《和老人聊天》，第42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沈从文也的确有时间参加批判萧乾的会议，8月4日，沈从文在作协的安排下到青岛休养，这使他得以避过许多批判大会，但8月28日沈从文即已提前返回北京，行前写信告诉张兆和，“早回好些，照你所说，多参加几次会”，这样沈从文刚好赶上9月5日、9日（注：195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萧乾是帝国主义的忠顺奴才》的新华社讯，文中有：“关于批判萧乾的大会最近继续举行了三次，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邵荃麟都在会上发了言。发言的还有方蒙、叶君健、方土人、方巨成、张彦、刘北汜、张光年、冰心、卞之琳、康濯、邹获帆、杨刚、高集、沈从文、黄永玉等多人。”这是笔者检索到的沈从文参加批判萧乾会议的最直接证据。在郭小川的日记中有9月5日“近五时，到大楼，正开斗争萧乾的大会，听了几句，与荃麟谈了一些事情”；9月9日，“为送《诗刊》稿，到大楼去了一下。萧乾的会议正在开，白羽正找阮章竞和公木谈古立高的问题”。（《郭小川1957年日记》，第186页，18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沈从文参加的可能是郭小川日记中记载的这两个会议中的一个。）召开的两次萧乾批判会。

从当时的形势和沈从文对萧乾的看法来判断，沈从文批判萧乾也在情理之中。实际上，沈从文对萧乾的不满早就开始了。出于为贤者讳的目的，收入《沈从文全集》中的许多书信都以××取代了被议论人的名字，但对萧乾经历略知一二的人即可知，在这许多××中的一部分是指萧乾无疑。如1957年8月23日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有这么一段：“有关××事，我也不记到他什么了，只觉得他始终是不大妥当的一位。为人不纯，相当自私自利。看他对××、对××，都可知。过去早就感觉到，但照过去习惯，总以为一些属于私事，不宜过问。正如同我对许多人一样。自从办××那次以后，对他即很不欢喜，所以他一再来要文章，我都不热心，你总不明白。上次邀到人家处吃饭，又劝你入民盟，我都觉得不欢迎他是对的。但现在来提意见，还是不知说什么好。据我估计，××搞的大把戏，他未必知道，因为资格不深，但小把戏拉拉人，发展组织，如何配合鸣放，必清楚有份。这也恐得待我回来，我们共同来写好了。”而一位与沈家交情颇久的苏仲湘在一篇文章中则有“在沈从文方面，的确在岁月往还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使沈开始有‘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的感叹。”（注：苏仲湘：《也谈沈从文与萧乾之失和》，《纵横》1999年第11期。）根据萧乾和沈从文的交往，再加上苏仲湘文中的旁证，可知沈从文信中的第一个××是指萧乾。不过，即便沈从文批判萧乾是事实，也不会影响读者对沈从文文学成就的评价，这是当时情势下许多文人的普遍选择，更何况沈从文与萧乾的恩怨由来已久。

多年来，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沈从文变得小心翼翼。在行文中，他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引起别人反感的字句，他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为他出版《沈从文小说选集》，这是沈从文建国以后出版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他非常珍视这个机会，特意为它写了一篇题记，文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既然预备从事写作，就抓住手中的笔，不问个人成败得失，来作下去吧。‘德不孤，必有邻’，于是就凭这简单信念，当真那么作下来了。”这本不是什么犯忌的话，但沈从文还是觉得不妥，8月20日，他写信告诉张兆和：“选集序，我想如果不发表，就不用好。书中那篇，如来得及我也想抽去。我怕麻烦。如已用，似得把你说的‘德不孤必有邻’删去。”在正式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中，“德不孤”一句失去了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这种变化与夫人张兆和的影响密切相关。尽管张兆和比沈从文小8岁，但她出自名门望族，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而沈从文则是一充满野性的“乡下人”，多一些侠义之气。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面前，张兆和的理性和沉稳帮助沈从文渡过运动的难关，使他不再有建国前的那种“冒失”。在黄永玉的记忆中，“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甚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注：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我所认识的沈从文》，第31页，岳麓书社1986年。）沈从文在私下里把自己的夫人称为“政委”，也就是思想上把关的人。这一点，张兆和的同事涂光群深有感触，“每当张兆和的同事去看他，沈从文往往显得很热情，说起他发现、保管的心爱文物，则如诉家珍。但这些小文人（编辑呀，小说爱好者呀）爱说点当今文坛上的事儿，也常常问及沈从文，‘可还在写作？’‘您的小说选为什么选得那样少？’……每当这种时刻，夫人张兆和总是以眼色、微小的动作，暗示沈从文‘三缄其口’。这种微妙的局势，自然被编辑们感知了。”（注：涂光群：《沈从文写〈跑龙套〉》，《中国三代作家纪实》，第2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

“我拥护人民的反右派，因为六亿人民都在辛辛苦苦的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决不容许说空话的随意破坏。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倒乐意当个新的‘歌德派’，好来赞美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成就。”（注：沈从文：《一点回忆、一点感想》，《沈从文全集》14卷，第427页。）由此可见，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从文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上级领导显然注意到了沈从文的思想变化。运动结束后，沈从文得到了充分信任和肯定，“1958年，为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周扬在西长安街邮局对面一个饭馆里，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有30多人参加，我也去了。席间，周扬当场宣布：”老舍工作很忙，准备让他多做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想请沈从文担任。‘’我一听急了，立即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注：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长河不尽流》，第35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对这件事，不同的人回忆有所不同，武敏的《诲人不倦的人》、刘一友的《沈从文现象》都对此事有过记载，但设宴招待者为李维汉，二文同见《长河不尽流》。但陈徒手的记载均与他们不同：“史树青证实此事，但在细节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请沈先生当文联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

沈先生说，这是主席的客气话，我也不能去，我还是爱好文物。‘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几十年的林斤澜从未听说过此事，对此深表怀疑。他告诉笔者：“汪曾祺跟沈先生很熟，我也没听他提过此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读书》，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做北京市文联主席这件事，确实出自沈从文自己口中，但不同人的转述略有差异，至于具体史实到底如何，待考。）至此，40年代的那个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沈从文已经渐渐远去，他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努力，沈从文终于融入了主流社会，但对一个职业作家来说，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来源：《长城》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