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一些第一流的作家作品相比，李商隐及其创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比较受冷落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都长期受到历代作家的推崇和研究者的关注，对他们的研究，早已成为显学。即使最晚出的曹雪芹的《红楼梦》，200 年来也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而李商隐研究，在整个唐诗学已经处于兴盛阶段的明代，尚未形成气候，显然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直到清代顺、康、雍、乾、嘉、道这200年间，才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李商隐研究的著作， 形成了李商隐研究史上的第一个高潮。而李商隐的艺术成就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并获得较深认识，则是近20年来，随着思想解放浪潮与李商隐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到来之后才出现的。从唐末李涪对李商隐“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刊误•释怪》）的恶评，到今天将他置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大作家的行列，竟经历了11个世纪。这个事实说明，象李商隐这样一位其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段都非常独特的作家，不仅对其准确的把握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还说明，它的被接受、被认识，需要一个充分重视文学创作本身艺术价值的学术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
一、传统笺注考证成果的总结
清代是传统文化的总结期。清代的李商隐研究，其成果之丰硕，与同时期对其他古代作家的研究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其主要内容是对李商隐生平经历的考证和对李商隐诗文的系年考证、笺注、解说与评点。自朱鹤龄、徐树榖、吴乔、何焯、朱彝尊、姚培谦、程梦星、徐武源、陆士湄、陆昆曾、屈复、冯浩、纪昀、钱振伦兄弟等人的诗文笺注及解说、评点著作陆续问世以来，既积累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又提出或留下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的问题，而《全唐文》中200篇李商隐佚文（钱氏兄弟据以收入《樊南文集补编》）的发现，又给进一步考证李商隐生平提供了极重要的资料。客观上需要对清人丰硕的研究成果进行一次清理与总结。长于史学的张采田所著的《玉谿生年谱会笺》（又有《李义山诗辨正》）便适应这一需要，对清人的笺注考证成果作了一次总结。书始创于民国元年，削稿于民国五年，正值五四运动前夕。
《会笺》以详考谱主之行年仕历及诗文之系年为主，同时又在系年诗文下对之作较具体的笺解，作为系年之依据。故此书实兼谱与笺的双重性质，有不少地方还涉及对玉谿诗的总体评论与具体作品的艺术评价。它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李商隐所历各期（特别是文、武、宣三朝）与其生平仕历、诗文创作有关的人事作了较冯、钱等谱更详密的考订载录，不但纠正了冯、钱等谱考订上的失误，而且对史籍中相互矛盾的记载作出准确的是非正误判断。如杜悰由西川移镇淮南，系代在淮南，系代在淮南任上去世之李钰，西川节度使则由白敏中接任。旧、新《唐书》纪、传、表所载歧异，冯谱系于大中七年。张笺据《樊川集•册赠李珏司空制书》所载年月日及李商隐《为河东公复相国京兆公第二启》、《新唐书•宰相表》、《新唐书•白敏中传》、《唐会要•祥瑞门》等所载，考定杜悰大中六年五月由西川迁镇淮南，否定了七年李珏卒于淮南之错误记载及冯谱之误，表现出治丝理棼的深厚功夫。其中有些条目载录，甚至已逸出与谱主仕历、创作有关的人事范围（如大和五年载录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收复吐蕃所陷维州，接受吐蕃守将之降，及宰相牛僧孺沮议之事）。岑仲勉谓：“唐集人事之讨究，自今以前，无有若是之详尽，岂徒爱商隐诗文者须案置一册，亦读文、武、宣三朝史者必备之参考书也”（《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洵为确评。从文学研究角度说，由于李商隐生平仕历与诗文创作涉及文、武、宣三朝一系列政治、军事大事和众多政坛重要人物的进退迁贬，因而张笺的这些载录实际上为李商隐诗文创作提供了相当具体的时代政治背景与人事环境，比起这方面记载相对较为简略的冯谱有高得多的论世知人价值。
二是对李商隐一生的经历作了较冯、钱等谱更细密准确的考证，纠正了冯谱中不少较大的错误。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李商隐应柳仲郢之辟，赴东川幕的时间定在大中五年，纠正了冯谱将李商隐妻王氏之卒、赴东川幕分置于大中五年、六年的错误。冯谱泥于《旧唐书•卢弘正（当作止）传》“镇徐四年”之文，认为卢卒于大中六年，李商隐亦于是年方应柳仲郢之辟赴东川。张笺据《补编•四证堂碑铭》述仲郢事有“（大中）五年夏，以梁山蚁聚，充国鸱张，命马援以南征，委钟繇以西事”之文，定柳仲郢除东川在大中五年夏秋间，并据李商隐诗文证明卢弘止卒于镇、李商隐离徐幕还朝、妻亡、任国子博士、赴东川幕均在大中五年，证据确凿。不仅纠正了李商隐经历中一件大事的时间误载，且纠正了冯谱中与此有关的一系列诗文的系年之误。张氏的这一重大纠正，固与《补编》提供的材料有关，但先他而见此材料的钱氏却未能利用它作出新的考订结论，可见主要取决于其史家的精密考证功夫。
三是在精密考证的基础上给一系列诗文作了正确的系年。《补编》中有为河东公上杨、李、陈、郑等相公状八篇，钱氏以为河东公为柳仲郢，而仲郢镇东川期间，宰相无姓杨、李、陈者，故于上杨、李、陈七状之诸相无考，而以上郑相公状为上郑朗。张氏根据以上诸篇所提供之内证，结合开成三年在位诸相之情况，考定此八篇题内之“河东公”均为“濮阳公”之讹，状系开成三年李商隐居泾原幕期间代王茂元上杨嗣复、李珏、陈夷行、郑覃诸相所作，考订精密，证据确凿。又如《补编•为濮阳公上宾客李相公》二状，为王茂元出镇陈许时所上，钱氏以为李相公指李德裕，然李德裕两为太子宾客均在此前，故钱氏于此实有所疑，然又谓“无他人可以当之”。张氏则据《旧唐书•李宗闵传》“（开成）四年冬，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文及二状提供之内证，考定此“宾客李相公”实为李宗闵，从而使此二状得以定编于王茂元出镇陈许时。诗之系年较冯谱更为准确合理者，亦所在多有。
四是对李商隐诗的总体特征及某些具体作品发表了一些比较精辟的见解。如说“玉谿诗境盘郁沉着，长于哀艳，短于闲适。摹山范水，皆非所擅场。集中永乐诸诗，一无出色处，盖其时母丧未久，闲居自遣，别无感触故耳。其后屡经失意，嘉篇始多，此盖境遇使然”（《辩正》）。结合境遇论诗，既指出其所长，亦不护其所短。论《漫成五章》，谓“此五首者，不但义山一生吃紧之篇章，实亦为千载读史者之公论”，较之杨守智、程梦星、冯浩仅从“自叙其一生之踪迹”、“即谓之义山小传可也”、“实义山一生沦落之叹”着眼，所见特大，显示出治史者之特有眼光。《武侯庙古柏》诗，前人评笺均从单纯咏古着眼，张笺则结合李商隐后期政治倾向，指出此诗乃“因武侯而借慨赞皇（李德裕）”，并谓“叶凋湘燕雨，枝坼海鹏风”二句分指李德裕之主要助手李回湖南、郑亚桂海之贬，亦为有得之见，非生硬比附者可比。
张氏《会笺》也有明显缺点。首先是在李商隐生平行踪考证上进一步坐实并发展了前人提出的江乡之游与巴蜀之游说。徐树榖笺《潭州》诗，疑杨嗣复镇潭，李商隐曾至其幕。冯浩《玉谿生年谱》乃提出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春李商隐应杨嗣复之招南游江乡说，并谓是役兼有闲情牵引。其实本无实证，全从诗中参悟而得。张笺乃进一步张扬之，将明为早年所作之《燕台诗四首》及《代越公房妓嘲公主》、《代贵公主》、《石城》等一大批诗统系于所谓“江乡之游”中，且均附会为为杨嗣复作，造成了比冯谱更大的混乱。关于巴蜀之游，冯谱以为大中二年李商隐桂幕罢归抵故乡与东都后，旋又出游江汉巴蜀。张笺虽辨冯说及系诗某些错误，但仍坚持有巴蜀之游，并谓此行系为拜谒李回、杜悰。巴蜀之游系诗中虽尚有个别诗篇（如《过楚宫》、《摇落》）尚须推究，但象张氏所主张的为李回、杜悰而进行的巴蜀之游实为向壁虚构。
从吴乔的《西昆发微》开始，在解李商隐《无题》及其他一些诗时，往往牵扯与令狐绹的关系，认为均系为绹而作。程梦星、冯浩的笺注均有此特点。这种生硬比附、索隐猜谜式的解诗法，至张氏《会笺》而登峰造极。除毫无实据牵扯令狐绹作解的一大批诗以外，还有许多同样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而任意牵扯其他人事作解的情况，这些诗解多为张氏的“首创”。如《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代贵公主》、《楚宫》（复壁交青琐）、《河内诗》之牵扯杨嗣复，《河阳诗》之牵扯杨嗣复、李执方，《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之牵扯李德裕，《相思》之牵扯王茂元，《杏花》、《荆门西下》、《楚宫》（湘波如泪）、《无题》（万里风波）、《岳阳楼》、《妓席暗记送独孤云之武昌》之牵扯李回，《北禽》、《梓潼望长卿山巴西复怀谯秀》之牵扯杜悰，《贾生》之牵扯牛党与李德裕，《席上作》之牵扯李党，《景阳井》之牵扯懿安太后，《景阳宫井双桐》之牵扯孝明太后与杜秋，《海上》、《天涯》之牵扯卢弘止，《当句有时》之牵扯初除博士，《壬申七夕》、《壬申闰秋赠乌鹊》之牵扯杜悰与令狐绹，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李商隐诗解中虽向有索隐之风，但象张氏这样生硬比附，逞肊为解的却不多见。
王国维在为张氏《会笺》所作的序中引孟子说《诗》“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论，以为谱所以论世、笺所以逆古人之志。张氏《会笺》之指导思想，盖亦不出此二端。今天看来，此书在论世知人方面，虽亦有如上所述在江乡之游、巴蜀之游考证上沿袭前人而变本加厉之失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在年谱之体所允许的范围内已将李商隐其世其人论列考证得相当充分、清楚，确实作到了总结前人而又有新的发现，也为今天进一步研究其世其人提供了重要材料与参考，显示出治史者的优长。而在“以意逆志”方面，则问题较多，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妨视为对前人索隐比附之风的恶性发展。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对文艺创作特征，特别是对李商隐不少诗意蕴虚涵的特征缺乏认识；过分强调以史证诗，务求实解；过分狭隘地理解诗歌的比兴寄托，把它等同于影射。这方面的教训，值得后来研究商隐诗者汲取。
二、在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李商隐研究的新变化
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这30年中，李商隐研究的成果不多，但这一时期出现的几部论著却都明显受到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表现出与传统研究不同的特点。
1927年出版的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又名《玉谿诗谜》），是一部专门考证李商隐恋爱事迹并对其爱情诗作出本事性诠释的专著（在此之前，于1922年出版的苏氏《唐诗概论》中已有《诗谜专家李商隐》一节，初步提出其基本观点）。考证李商隐诗爱情本事，并不自苏雪林始，冯浩、张采田都作过这方面的努力，冯浩还对李商隐的艳情诗作过概括性的结论：“统观前后诸诗，似其艳情有二：一为柳枝而发，一为学仙玉阳时所欢而发。《谑柳》、《赠柳》、《石城》、《莫愁》，皆咏柳枝之入郢中也；《燕台》、《河阳》、《河内》诸篇，多言湘江，又多引仙事，似昔学仙时所欢者今在湘潭之地，而后又不知何往也”（《玉谿生诗笺注•河阳诗笺》）。但所说的恋爱对象，仅限于象柳枝这样原为商人女后为使府后房姬妾者，以及女冠，且只涉及少量诗篇。而苏雪林却认为李商隐的恋爱对象有宫嫔飞鸾、轻凤，有原为宫女后入道观的女道士宋华阳，且将全部无题诗都看成爱情的本事诗。写《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这样一本专著本身，就反映出受五四以来新思潮熏染的女性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即认为李商隐的上述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爱情行为以及表现这种行为的诗，不但是其生活与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完全可以用肯定的态度去研究与评价。这与传统诗学以风雅比兴与美刺论诗，以是否有政治寄托来评论一个诗人的诗品，特别是以男女之情为题材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艺价值观。如果说朱鹤龄的《李义山诗笺注序》“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的评价表现出将李商隐说成一位政治诗人的努力，那么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则力图将李商隐塑造成一位深挚纯情的爱情诗人。
苏氏所考证的李商隐爱情诗具体本事，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只是就李商隐无题诸诗及其他一些诗中本身就很隐约朦胧的诗句进行推衍假设，其可信程度自然是比较低的。特别是与宫嫔飞鸾、轻凤恋爱之说，更是无论从事理上、从材料依据上都让人难以置信。但苏氏提出的李商隐两类不同恋爱对象的诗分别用不同的典故词语，女道士用仙女、仙境、仙家事物，宫嫔则用帝王、妃后、宫廷建筑、宫廷器用以为区别，不能说毫无道理。认为李商隐与某一女冠有恋情之说，也并非毫无依据。但苏氏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具体的考证结论和对具体诗篇本事的诠释上，而是它们显示的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视角的变化对于以后研究者的启示与影响。董乃斌说：“从要求把爱情诗只当作爱情诗（而不是政治诗）来读这一点看，苏雪林的观点显然是对前此种种阐释的超越，至少是这种超越的开始”（《李商隐的心灵世界》，55页），这是非常客观而中肯的评价。苏氏直到1986年7—9期《东方杂志》上发表的长文《论一本风旛式的诗评书——〈李商隐诗研究论文集〉》中仍坚持她五十年前提出的基本观点，并作了许多新的论证。
发表在《武汉文哲季刊》六卷三、四期上朱偰的《李商隐诗新诠》，基本观点与苏氏相同（认为李商隐与宫娥、女道士宋华阳有恋爱关系），但据以论证的诗例及具体解释与苏氏有别。《新诠》“义山与宫女之情诗”、“李义山之情诗”两节之要点，周振甫先生《李商隐选集》的前言中已详加节引，此处不赘。周先生认为苏氏之义山与宫嫔飞鸾、轻凤恋爱说乃是对朱氏义山与宫女相恋说的发展。朱氏之观点及论证虽亦与苏氏同样多属推衍假设，但其客观意义仍不容抹煞。它与苏氏之著作后先出现，更足以说明“五四”思想解放新潮流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尽管清代注家如吴乔、程梦星、冯浩及近人张采田等与苏、朱二氏在诠释李商隐诗时都有索隐穿凿的倾向，但前者是索政治之隐、君臣朋友遇合寄托之隐，后者则是索爱情本事之隐。方法虽似，观念自别。
发表在1933年安徽省立图书馆《学风》杂志上张振珮的《李义山评传》则显示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部分学者试图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努力。在《绪论》中著者说：“中国现时还没有一部唯物史观的文化史或经济史，所以文学史的研究比较困难。”即透露出著者认为唯物史观念应当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指导。在具体分析晚唐诗风的成因时，著者试图从晚唐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本身发展演变的结合上来加以说明：“因乱后的晚唐社会，须要强烈的刺激，他（李贺）便以冷艳奇险确立了独异的旗帜。韩、白一派的粗阔原即是盛唐的强弩之末，由粗阔而复以纤丽，自是文学演变的必然趋势”，“李贺可以算发难的戍卒，义山却是开国的元勋。”在联系时世、身世比较杜甫、李商隐诗风时指出：“老杜和义山所处的环境虽然同属恶劣，但老杜身受暴风雨似的安史之祸，痛苦流离，较义山更甚。然其对于政治则尚希望其乱平后，而得治理。义山便不同了，他及身所受的痛苦虽不及老杜那样厉害，但因国家于大乱后悠久的未能治平，对政治已行绝望了。所以他们的思想内容，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样式。杜是哀愁苦恼，而李则是伤感颓废；杜是抱有希望的注意他诗的思想内容，而李则是绝望的雕饰形式。”这些分析、比较虽或失之简单，但确实从时代社会与诗风的联系上揭示出了李商隐诗的一些特点。张著对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将无题诗说成与宫嫔恋爱的实录，也结合李商隐生平进行了批评。
在实证研究方面作出很大成绩，纠正了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一系列失误的，是著名唐史专家岑仲勉的《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稿成于1942年，发表于《历史语言所集刊》第十五本）及其《唐史馀沈》中《李商隐南游江乡辨正》一文。《平质》分导言及创误、承讹、欠碻、失鹄、错会、缺证六项。除导言集中讨论李商隐无关党局及批评旧笺动辄牵扯令狐以解玉谿诗外，其他六项均以实证条举张氏笺证之失误。其中最重要亦最有价值者，首推对冯、张关于江乡之游、巴蜀之游考证的批评。岑氏对江乡之游的辨正，主要是从开成五年九月到会昌元年正月这段时间内，李商隐正忙于移家、从调，以及正月在华州周墀幕为周墀、韦温草《贺赦表》来证明其不可能同时分身作江乡之游，辩驳极为有力。尽管还未能对冯、张真正持以为据的罗衮《请褒赠刘蕡疏》“沉沦绝世，六十馀年”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从李商隐诗本身找出内证，以证明李商隐与蕡相遇的确切时地，因而难以彻底驳正冯、张之说，但所提出的否定理由确实动摇了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对巴蜀之游的辨正，亦主要从驳论据着手，指出冯张藉以为据的一系列诗证，或为大中二年随郑亚赴桂途次所作，或为大中五年赴东川途次及梓幕期间所作，并对大中二年李商隐北归行程及系诗按时间先后作了排比论列。尽管其中有的诗（如《过楚宫》、《摇落》）岑氏未曾涉及，致使此游的有无尚留下一些疑点，但其驳正冯、张大量误系诗证据确凿，可视为定论。驳正“东川访杜悰”之说亦极有力。此外，如对张笺李德裕入相在开成五年四月的驳正，对王茂元出为陈许节度使年月的驳正，对大中二年由桂归洛说的驳正，对《为濮阳公上陈相公第一状》作时的驳正，均证据确凿，且对考证李商隐行年及诗文系年关系重大。《平质》中亦偶有小疏或难以定论的条目，但从总体看，其考证之精密确有超越冯、张之处。
由于李商隐集中《过楚宫》、《摇落》二诗反映他确曾有过夔峡游程，坚持有大中二年巴蜀之游者固资以为证，否定此说者亦难以说明此二诗之作时。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刊于1935年《历史语言所集刊》五本二分）根据大中六年李商隐曾奉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命至渝州迎送西川节度使杜悰移镇淮南，及李商隐代柳仲郢所拟祭李德裕文残句，提出李商隐可能在“大中六年夏间……承命至江陵路祭李德裕归柩”的假设，认为冯、张指为二年往返巴蜀所作之诗，大抵为此次行程所作。这一假设由于该文主题的关系，在文中并未展开论证，是否能成立亦难确定，但至少提供了另一种考证的思路，即排除了冯、张所主张的大中二年巴蜀之游外，李商隐可能还有过另一次途经或短期逗留夔峡的行旅。
黄侃《李义山诗偶评》、汪辟疆《玉谿诗笺举例》也是撰于这一时期的笺评类论著。前者笺评七律44首（附七绝一首），后者笺评七律16首，其中均包括七律无题。黄评时有对某一类诗的总体看法，如谓：“义山《无题》，十九皆为寄意之作……必概目为艳语，其失则拘，一一求其时地，其失则凿。”虽未必概括得全面准确，但对读者仍有启发。对具体诗篇的笺解，亦时有新见（如对《临发崇让宅紫薇》、《宋玉》的笺解）。汪笺对《一片》、《锦瑟》、《重过圣女祠》、《流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的艺术品评，亦颇精到。
这一时期单篇论文之有价值者，首推缪钺的《论李义山诗》（作于1943年5月，收入著者《诗词散论》）。此文主要阐论李商隐在文学史 上的地位，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特征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如谓“义山盖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方诸曩昔，极似屈原”，“义山对于自然，亦观察精细，感觉锐敏……遗其形迹，得其神理，能于写物写景之中，融入人生之意味”，“义山诗之成就，不在其能学李贺，而在其能取李贺作古诗之法移于作律诗，且变奇瑰为凄美，又参以杜甫之沈郁，诗境遂超出李贺”，均极恰当中肯。而文中论及李商隐诗与词体之关系一节，尤具卓识，为明许学夷《诗源辩体》以来所未道，而其所体现之文学史宏观眼光，尤具启发性。
三、总结与创新并重的建国后李商隐研究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这半个世纪，李商隐研究经历了从大落到大起的曲折。以1978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前一阶段，包括1949—1978这30年，是李商隐研究相对沉寂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30年中，关于李商隐的专题研究论文（不包括对单篇作品的一般性赏析）仅30余篇，平均每年仅一篇左右，诗文选注本及专著则均付阙如。对于象李商隐这样的大家，无疑极不相称。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左”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观念长期影响下，象李商隐这样一位艺术上极富独创性，风格偏于绮艳的作家，艺术上呕心沥血的追求反倒成了唯美主义的表现，甚至连《锦瑟》这样横绝古今的杰作，也被认为用典过多，隐晦难解，具有唯美主义倾向。这种在总体上贬低甚至有时带有否定色彩的评价，成为这一阶段李商隐研究的一种倾向。
但这一阶段仍然出现了一些态度较为客观、评价比较实事求是，且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论文，如陈贻?{的《关于李商隐》、《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马茂元的《玉谿生诗中的用典》、《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何其芳的《〈李凭箜篌引〉和〈无题〉》，刘开扬的《论李商隐的爱情诗》，吴调公的《流莺巧啭意深深——论李商隐的风格特色》?等。这些论文，涉及义山诗各种题材领域与艺术风格、艺术手段。特别是陈、马、何、吴诸先生侧重谈艺的论文，在当时的思想、学术氛围中，尤为难能可贵，显示了学术上的勇气。刘盼遂、聂石樵的《李义山诗札记》，对李诗的笺解也多有新见。
从1978年到现在的这18年，随着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整个学术界思想的趋于活跃与解放，李商隐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8年中，光是各种李商隐研究的专著（包括李商隐诗文的笺注疏解、选本、评传和研究著作），就多达30来种，这在中国古代大家研究中也是少见的，可以说形成了“李商隐热”。这个高潮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形成了全面推进的态势。18年的研究成果中，既有侧重于全面清理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对李商隐全部诗歌进行疏注、集解的著作，又有侧重于运用新方法进行新的尝试与探索的论著；既有对李商隐作全面研究的著作，又有大量从某一题材、体裁或就某一问题、某一名篇进行具体深入研究的论文；既有笺注考证方面的成果，又有以“义理”即理论研究为主的著作，更有大量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品鉴，形成了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局面；既有不少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又有许多以普及为主或兼有普及与提高性质的选注、选析本。过去长期未被研究者注意的樊南文，这一阶段不但出版了新的校点本，而且陆续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论文。
二是对李商隐研究中一些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如无题诗有无寄托及其特点的探讨，《锦瑟》诗内涵及特点的探讨，李商隐与牛李党争关系的探讨，李商隐生平游踪中两大疑案（江乡之游与巴蜀之游）的考辨，李商隐诗歌朦胧情思与意境的探讨，等等。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有些问题逐步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有些问题由于不同意见的充分展开，使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
三是出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或新的考证结论。这是新时期李商隐研究的主要收获，也是研究高潮在“质”的方面的主要标志。
四是成立了全国性的专门研究组织——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作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下属的一个分会， 有组织地开展李商隐研究工作。 自1992年成立以来，已经召开了两次年会。研究队伍中，既有专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中从事教学、科研，特别是从事李商隐研究的人员，又有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后者参加到李商隐研究队伍中来，不仅使一向比较单一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员组成发生变化，而且对活跃学术空气、改变纯学院派作风，特别是在将研究与创作、古代与当代沟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总体研究方面，钱钟书先生提出的“樊南四六与玉谿诗消息相通”及李商隐“以骈文为诗”说引人注目。它不但揭示了李商隐律诗运用骈文手法这一重要特征，而且指出了樊南文与玉谿诗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特征以及它们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周振甫先生的《李商隐选集•前言》对二者的共同特点作了精切的阐述，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于“非诗之诗”一章中重点发挥了钱钟书的“以骈文入诗”说。其实，钱先生的“消息互通”说还可以包含另一方面，即玉谿诗对樊南文的影响，这同样是一个饶有新意的课题。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创作倾向和基本特征，董乃斌在其论著《李商隐诗歌的主观化倾向》、《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将主观化作为其诗歌的主导创作倾向，认为它在李诗中是渗透性、弥漫性的，深潜于其诗的肌理血脉之中，表现在对题材的选择与处理、移情与全面象征、对客观时空限隔的突破与超越等诸多方面，成为李商隐诗风格的基本特征，且为其诗所具其它多种特征之基础。这是从总体上探讨李商隐诗风格特征的一种新见解。刘学锴的《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与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则侧重于从诗歌所表现的内容方面着眼，认为抒写人生感慨，是李诗的基本特征。它既纵贯其整个创作历程，又弥漫渗透于各种题材、体裁的诗歌中。并指出其诗歌所抒写的人生感慨，多为内涵虚括广泛的情绪性体验，如间阻、迟暮、孤寂、迷惘幻灭之慨等。故在表现手段上亦多取借境（或物）象征，境界亦因此呈现朦胧模糊而多义的特征。
在运用新方法进行研究方面，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作了有意义的探索。著者通过对带有李商隐个性特色的“梦蝶”“化蝶”两个语象——符号系统的示例分析，力图用客观的分析、比较、归纳手段将略可意会、难以言诠，且意会亦因人而异的象征涵义揭示出来。这种破译诗人心灵世界密码的工作，是将李商隐研究工作做得比较深入透彻的一项既基础又尖端的工作。张伯伟、曹虹《李义山诗的心态》分别从取景的角度、空间的隔断、时间的迟暮、对自然的描写、自比的古人、词汇的色彩、句法结构以及“无端”二字来透视李商隐的心态，得出“义山是一个由理想主义经过幻想主义而最终归于悲观主义的人”的结论。这种从多种角度透视诗人的心态的方法，与董著可谓异曲同工。
包括《锦瑟》在内的无题诗的内涵意蕴与艺术特征，历来是李商隐研究中的难点与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占了这一阶段李商隐研究文章的一半左右。在讨论的初期，焦点集中在无题诗有无寄托及寄托什么内容上，大体上仍不出偏重于寄托与偏重于爱情两种观点。但各自的实际内容都有所变化发展，而且在相互渗透、交融、吸收的过程中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立观点渐趋接近的态势。从总的趋势看，比附索隐式的寄托说越来越为研究者所摒弃，对爱情本事的考索也因缺乏足资征信的材料而渐趋衰歇，而对无题诸诗须“分别观之”，进行具体分析的态度与方法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在寄托的内容，寓意令狐说虽仍有一些学者坚持，但更多的学者比较倾向于寄托作者的身世之感、人生体验，而且认为这种寄托未必全是有意识的，有的甚至只是“身世之感，深入性灵”，“即性灵，即寄托”，是一种融汇或渗透。这种看法，较之以前有些注家字比句附的寄托说，比较不拘凿，比较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而王蒙的一系列文章则反复强调，这些诗未必专为某人某事某景某物而作，它所创造的乃是一种涵盖许多不同心境的“通境”，所抒发的乃是一种与各种不同感情相通的“通情”。这可以说是对无题诗可能包蕴爱情以外感情内涵的观点所作的一种理论上的概括。尽管著者对此并未作更具体详尽的阐述，但仍值得充分重视。因为作为一位作家，他对诗歌创作及无题诗有一种别有会心的感受。由此出发，他又以《混沌的心灵场》为题，对无题诗的结构作了饶有新意的探索，指出可简约性、跳跃性、可重组性、非线性乃是诗人混沌的心灵，而这类心灵诗的结构，则可称为心灵场。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无题》、《锦瑟》一类诗内涵意蕴的感受与理解，越到后来，越趋于虚化、泛化。王蒙的一系列文章，正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另一方面，认为无题诗是寓意令狐綯的周振甫先生在具体诠解时也摒弃了冯、张等人字比句附的方法，而注重从通篇所表现的缠绵悱恻、固结不解之情着眼。认为无题是表现李商隐与女冠恋情的陈贻?{、葛晓音也另立新说，谓李商隐所恋者系玉阳山灵都观的女冠，并分别作了详尽的考证，葛文还将这段恋情与江乡之游联系起来。《锦瑟》一诗的诠解仍众说纷纭，力主悼亡说的黄世中撰长篇考论，对宋以来的各种诠解详加爬梳整理，采取“以诗笺?诗”之法，继承、扬弃、发展了清代以来的悼亡说，另出新解，认为诗中的“蝶”喻妻王氏，“珠”“玉”亦似指妻与侍妾，“玉山”为妻之葬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先生用清人程湘衡“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者”之说（王应奎《柳南随笔》以为系何焯说）而以己意发挥之，略谓《锦瑟》系义山自题其诗，开宗明义，略同编集之自序。首二句言华年已逝，篇什犹留毕世心力，平生欢戚，清和适怨，开卷历历。庄生一联言作诗之法，沧海一联言诗成之风格与境界。钱说发表后，周振甫复加发挥解释，此说遂qīn骎骎然成为《锦瑟》诸解中一种颇有影响的新解。
李商隐的七律，为其诗歌创作中最有成就的诗体，在七律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程千帆、张宏生《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在论述李商隐七律对杜甫全面学习与继承的同时，着重指出李商隐“结合自己的创作个性去学习杜甫，秾丽之中时带沉郁，别创一境界”。陈伯海则指出以无题诗为代表的李商隐七律，其创新意义“在于它最大限度扩展了诗篇的心理空间”。二文分别就其七律政治诗与无题诗揭示了李商隐在这一体中所作出的贡献。
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生平遭际及创作的关系，是研究中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一阶段发表的论著涉及这一问题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向，即认为李商隐本人无意于参加党争，只是在客观上被卷入或受党争之累。傅璇琮的《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根据对大量材料的分析，认为王茂元并非李党，亦非牛党，李商隐入王茂元幕，根本不存在卷入党争的问题。李德裕一派在当时是要求改革、有所作为的政治集团，李商隐在李党面临失败、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同情李党，表现了明确的是非观念，坚持了倾向进步、追求理想的气概与品质，因此对其政治态度应作出新的评价。这种看法，虽朱鹤龄、岑仲勉均分别有所论，但如此明确而系统地论述的，这是第一篇。董乃斌的《李商隐悲剧初探》则从另一方面立论，认为李商隐悲剧的根源是晚唐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官僚制度的极端腐朽。如果仅仅停留在他与牛、李两党个别人物的关系上，势必有碍于对悲剧实质的深入探讨。傅、董二文，代表了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见解，却都有助于对问题讨论的拓展与深入。关于李商隐与郑亚的关系及郑亚的生平仕历，周建国的《郑亚考》、毛水清的《李商隐与郑亚》作了详密的考证。毛文并指出郑、李“不仅是幕主与下属的关系，而是政治上的同道，这才是桂幕期间李商隐诗文丰收的根本原因”。
李商隐与道教的关系，是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对此，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两本专著的有关章节都有较集中的论述。钟来因的《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对其爱情诗与道教的关系作了集中的探讨，后文指出道藏中的秘诀隐文的表达方式给李商隐的爱情诗打上了深刻烙印，其无题诗制题艺术，爱情诗的隐比、象征手法，都从道藏中学来。葛兆光的《道教与唐诗》则谓“李商隐在头脑极清醒状态中借用道教意象，早年为写浪漫的幻想与爱情，后来多写自己的痛苦与失望”。
李商隐文学上的渊源、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吴、董的专著均有专章或专节论述，论列了他所受于屈原、六朝诗人、杜甫、李贺的影响及其对西昆、王安石、黄庭坚及元、明、清诗家的影响。刘学锴的论文《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则分别论述了宋玉对李商隐的深刻影响和中国文学史上自宋玉经庾信、李商隐直至曹雪芹的感伤主义传统，指出李商隐在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中的地位，论述了李商隐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指出他是诗、词嬗变过程中一位关键性诗人。陈伯海的《宏观世界论玉谿则在全面考察晚唐诗歌六大流派的基础上，指出李商隐为首的一派是大宗，李的成就与影响超越了温李诗派的范围，成为晚唐诗坛的典型与高峰。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实质上是古典抒情诗发展到高潮后的余波，是文学创作主流由抒情写景向叙事说理转折过渡中的一卷水涡，亦构成了联系唐诗与宋诗、宋词之间的特殊纽结点，表现出宏远的文学史眼光。这在董著中亦有明显体现。
关于李商隐生平游踪中的两大疑案，自岑仲勉提出有力的质疑辨正以后，多数研究者仍倾向于冯、张的考证。刘学锴的《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一文，根据李商隐赠、吊刘碻诸诗提供的内证，特别是赠碻诗“更惊骚客后归魂”之句，结合其他方面的分析辨正，推断碻于会昌元年被远贬柳州司户后，并非在翌年即卒于江乡（冯说）或卒于贬所（张说），而是迟至宣宗即位后方随牛党旧相的内迁而自柳州放还北归，并于大中二年正初与奉使江陵归途的李商隐晤别于洞庭湖畔的黄陵，赠刘珵诗即作于其时，从而否定了冯、张之说，继又碻次子刘珵的墓志关于碻“贬官累迁澧州司户参军”的记载，进一步撰文证实了碻自柳放还北归之说，并推断他卒于江州。关于巴蜀之游，周建国的《李商隐桂管罢归及三峡行役诗辨说》论证了陈寅恪提出的大中六年至江陵路祭李德裕的假设，并对有关诸诗加以排比系时。他还撰文对张采田提出的李商隐晚年游江东之说提出有力的质疑。
李商隐骈文，这一阶段研究较少。董乃斌的《论樊南文》、吴在庆的《樊南四六刍义》是两篇专论樊南文的有份量的论文。董乃斌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非诗之诗”一章中不仅对李商隐四六文，而且对其散文也作了中肯的论述。
此外，李商隐的政治诗、咏史诗、咏物诗、女冠诗，李商隐的七绝，这一阶段也都有较重要的有新见的论文发表，不一一缕述。
商隐诗文选集，这一阶段纷纷出版，各具特色，有陈伯海的《李商隐诗选注》，陈永正的《李商隐诗选》，王汝弼、聂石樵的《玉谿生诗醇》，周振甫的《李商隐选集》，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选》。其中周选诗文兼选，其前言长达五万言，全面论述商隐生平及其诗文创作，对钱钟书提出的商隐“以骈文为诗”说作了具体阐说，注、解详赡。聂石樵文革前即与刘盼遂先生合作研治李商隐诗，多有新解，《诗醇》的笺释也颇多作者深入探讨后得出的新见，征引详洽，评注结合，选目亦有自己特色，入选了一些开宋调的义山诗。陈永正的诗选分体编排，便于研讨李商隐各体诗的特色与成就，其注解文采纷披，颇能传原作之神韵意境。叶葱奇的《李商隐诗集疏注》，是他继《李贺诗集》之后，倾多年之力完成的一部著作。此书虽以新注面目出现，而其主要价值，仍在博采与别择旧本、旧注、旧笺之长而时出己之新见。对冯注本有时逞肊轻易改字的弊病，亦每多指摘纠正，所引评艺语多切合中肯。总的看，书中对许多意蕴较为具体的篇章疏解品评每多切实洽当，而对一些意蕴较虚的作品诠解有时不免流于穿凿。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是一部会校、会注、会笺、会评，带有总结性而又兼有著者考辨研究成果的著作。校勘以明汲古阁本为底本，参校明清多种抄本、刻本及唐宋元主要总集，采录诸家校改意见；广泛搜辑前人乃至近人笺注、考辨、疏解、评点成果，加以排比汇集，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资料，而著者自己新的考证研究成果亦每从融通旧说或补充发挥、纠正旧说中产生。在诗歌系年考证与诗意笺解方面用力较多，时有新见。
这一阶段重要的研究专著有吴调公《李商隐研究》、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吴著对李商隐的生平思想、审美观、政治诗、爱情诗、诗歌艺术特色、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诗歌渊源与影响及对李诗的评价作了全面探讨。其中如审美观、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渊源与影响都是前人未系统论述过的问题，有不少新的见解。艺术特色部分，在此书之前，也没有论述得这样充分的。由于著者长于诗论研究，故此书理论色彩较浓，对作品的感受与分析亦时见精采。董著的主要特点是运用新的理论、方法进行尝试与探索。书中融汇西方文论及相关科学成果，从理论高度将探索心灵世界作为作家研究的中心，抓住古代作家身心矛盾及其统一这个创作的动力源及外部环境折射于个人的聚焦点来进行考察。将李商隐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纵轴和他所处时代的横断面所构成的立体座标图系上，给以科学的定位，指出其主要贡献，在于充当了唐代诗艺乃至中国诗艺的总结者。通过横断面的剖析与横向联系比较，说明李商隐既代表晚唐，又高出晚唐，因为他更全面典型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面貌。书中对李诗语象——符号系统的分析、诗风演变的轨迹、李商隐文的研讨，亦饶有新意。
评传类著作，有杨柳《李商隐评传》，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董乃斌《李商隐传》，钟铭均《李商隐诗传》等。杨著成书最早，筚路蓝缕，功不可没。董著虽以传主的生平经历为经，却紧密结合每一时期诗人的经历遭遇、时代环境、人际关系、创作实践，揭示其思想发展变化历程与诗风演变轨迹，揭示诗人的精神风貌。同时在有关章节较为集中地论述某一题材诗歌的特色与成就，使“传”与“评”较好地结合起来。对诗人生平行事的叙写，在征实的前提下注重文学性的描写，亦使全书生色。
以上分三个时期对本世纪大陆的李商隐研究作了简略的回顾。疏漏缺失，所在多有，希望得到方家的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