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话题。人们通常最感于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我们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意义上，它们是可以统一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论题就是：“科学”与“人文”在什么意义上是统一的。我们首先就要知道：科学在本质上意味着什么？人文在本质上意味着什么？
我们首先说“人文”。西方人称“人文”为“humanities”，它显然来自“humanity”。在中文里，“人文”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的方面，一个是“文”的方面。也就是说“人文”这个词一向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它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性。这个“humanity”，这个“人性”，标志着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理想的人，什么样的人性是值得我们活的，否则活着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方面是“文”的方面，这个“文”的意思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实现这种理想的人性”。“humanities”，表示实现这种理想人性的方式是多样化的。那么有没有一个标准的、超越世界各民族的，超越各文化传统的一个人文传统呢？那当然是没有的。我们今天可以提两个，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文，另一个就是希腊、欧洲的人文传统。我个人认为，在希腊人、欧洲人那里，在他们看来，“理想的人性”就是自由。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许多人文学科的词根都是“Liberal”，“Liberal education”是“人文教育”，并不是“自由教育”，还有“liberal art”，它也不是“自由艺术”的意思，而是“文科”。所以希腊人一开始就把“理想的人性”等同于“自由”。那么实现这种自由的方式呢，是理性。
我觉得，希腊人有两个伟大的发明，一个就是演绎几何学，另一个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大发明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人与世界的自由的关系上，是出于非功利的目的的。“演绎几何”我们知道是非功利的，关于欧几里得的历史著作里头都谈到了一个故事：有个学生问他学几何学有什么用？向来是很温和的欧几里得这时候勃然大怒，马上让他“走人”，意思就是说“跟我学几何学你居然还会问它有什么用，这简直是侮辱我”。还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的奥运是一个竞技运动会，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功利目的的复杂的运动会，而在希腊人那里并没有这些东西，在他们那里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一个愉快的游戏，所以很多人讲希腊人是人类的儿童阶段。希腊人的世界观里一开始就确立了这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关系也称之为“审美的关系”，“审美”的关系是一种非功利的关系，为了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由”，希腊人在知识形式上强调的是理性，只有有理性的人才能实现“自由”的关系。这种“理性”的形式，后来也称为“科学”。
中国的“人文”与西方的“人文”有什么不同呢？对中国人而言，这个理想的人性就是“仁”，从这个“仁”升华而来的中国的人道精神、人文主义，是以这个“仁”为代表的。那么中国的文是什么呢？是“礼”。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看来，这个“礼”是为了实现这个“仁”而服务的。所以，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研究对象，所产生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人产生了科学，中国人产生了礼教。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天文学。中国古人与希腊人面临着同样的一个星空，但是产生的学问却是不一样的。希腊人产生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是以天球的组合为特征的天文学，这套天文学发展成为现在的科学体系。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数理天文学”这样一个目的，中国的古代天文学实际上是“占星术”，当然，在今天“占星术”已经被贬义化了，“占星术”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原始的、愚昧的东西。那么“占星术”与天文学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占星术”是要通过研究天上的事情来预测地面上的事情。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尽管很细致、很精确，但是它不是提供一套数理体系，一套非功利的体系，相反呢，它是为人民群众的起居行路、文化礼仪服务，特别是为皇家庆典和礼仪服务，就是皇帝什么时候该出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由天官说了算。所以说中国的天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为“礼”服务的。所面临的尽管是同一个星空，但是产生的思维形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科学一开始就是希腊人的人文学说。也就是说，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希腊人、欧洲人表达“理想人性”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话题。
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科学”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首先指的是近代自然科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个定义即使从西方来讲也是很狭隘的。我们知道，一些德国思想家经常使用“科学”这个词，但是他们所指的范围广得多。比如，黑格尔说哲学也是科学，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等等，都是科学。那么这里的“科学”显然不是指牛顿开创的那套近代自然科学，他们指的是由希腊人开创的那套理性的学问。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科学危机”也不是指自然科学危机，而是指欧洲人那整套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出现了危机。也就是说“自由”出现了危机，欧洲人孜孜以求的那种“理想的人性”在今天出现了问题。
我们先回去看一下人文的问题。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有一个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潮，那么这个“人文主义思潮”跟我们讲的“人文”有什么关系？跟我们讲的“科学”有什么关系？我们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兴盛时期，他们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是我们的价值原点，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一套传统。那么这个“人文主义”，他们称之为“humanism”，“humanism”有好几种翻译方法，“人文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听起来很好啊，以人为中心，人有什么问题吗？但现代许多思想家谈到这个问题时却提出：这个“人文主义”恐怕要出问题。很多人把欧洲科学的危机、欧洲理性的危机，也就是说整个欧洲文明的危机，归结为这个“humanism”，比较有名的如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有一篇文章叫《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他这里显然是带有贬义地来谈这个人道主义。这种讲法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像“人道主义”这样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经过多少代人争取才得到了，我们80年代的启蒙运动追求的不就是人道主义吗？也许你们这一代人不太清楚，在80年代的好几场政治运动中，“人道主义”这个词甚至提都不能提，一提就是反动，那么我们今天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人道主义，那么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评价它呢？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评价当代西方思想家对人道主义的置疑呢？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回避的。
很显然，在文艺复兴时期成长起来的“humanism”首先是讲人的全面发展，讲人性的培养，因此译成人文主义很好。但它带来的另一个思想后果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一切以人的价值作为评判的标准，一切以人类利益作为行为准则。这两种含义要区分开来。特别是“humanism”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第二种含义，就是把人作为价值原点。那么我们现在把“humanism”理解为人道主义呢就有混淆之嫌，没有抓住重点。“humanism”本来讲的是一个哲学上的东西，而我们把它理解成道德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呢就没有抓住要点。我觉得可用采用一个新的翻译方法，叫“唯人主义”，这样翻译就比较中性，既没有褒也没有贬。如果翻译为“人类中心主义”，就明显带有贬义的意思，翻译为“人道主义”又有褒的意思。“humanism”翻译成“唯人主义”与“materialism”翻译成“唯物主义”，其道理是一样的。
翻译上的问题一旦解决，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了。“唯人主义”意味着什么？“唯人主义”意味着我们今天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要以人的利益作为中心。世界通过它与人的关系而被表达。世界上的事物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其存在的必要，完全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知道，人本身是一个自我建构的存在者，但这个建构的过程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果世界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效用的原则被建立起来的话，那么人类的自我建构必定也会被这一原则所规定。效用的原则实际上是某种技术的原则，是技术理性。当人以一种“唯人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时候，其结果不是人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而是人的某些准则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这个准则由于在唯人主义思潮中被过分地强调，使得人本身倒成了一个被动的适应物。当我们夸耀人类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夸耀的也许并不是我们人本身，而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当我们要求自然界适应我们的技术的时候，同时也就贬低了自然，而抬高了我们的技术。我们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要求自然界屈从于我们的技术的时候，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求自己屈从于自己的成就。这样一来“唯人主义”走向了其反面，实际上它不再是“唯人”了，而是“唯技术理性”了，或者唯人造的东西了。所以人沦为自己产品的奴隶。这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家苦苦思索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怎样在自己的产品当中丧失了自己。人由于坚持“唯人主义”的理念，结果导致被动地屈从于自己的产品，屈从于自己的技术，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当代西方思想家反思人道主义的缺陷，其落脚点也在这里。“唯人主义”本来是以弘扬人的自由为前提的，而其结果却损害了人的自由。所以“唯人主义”对欧洲的整个人文结构构成了一个挑战。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背景，就是近代人文传统，有博爱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两条线索，其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线索实际上是一个支配性的线索，而这个线索在今天看来是遭到怀疑，怀疑的背景就是因为它把人把技术结构或者说人类通过理性建构的一套结构，一套规则强加给自己，人类越是强调“唯人主义”的原则，他们就越是屈从于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
接着我们就进入近代科学了。在讲近代人文之前我们提到近代科学在哪一方面是不同于希腊科学的，在哪一方面又是相同的。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第二个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个翻译还不够准确，我们知道“power”还指权力。这句话意味着掌握了知识的人同时就拥有权力。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传统是怎么回事。“我思故我在”代表了科学的笛卡儿形象，或者说笛卡儿传统，按我的看法，笛卡儿传统实际上是希腊传统的一个自然延续。刚才我们提到希腊人一个天才的发明就是演绎几何学。它就是从一个前提，按照一些绝对的程序推演出更多命题。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讲的实际上是近代科学的一种理性奠基活动，他们试图把整个近代科学的全部思路和线索通过一种理想奠基活动还原到“我”那儿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和“唯人主义”是有关联的。首先它继承了希腊人的演绎传统，第二它强调了“人”。这样一种理性传统事实上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主线，并为许多科学家所津津乐道。科学最喜欢的就是数学上的发现在物理学上的验证。因为这是演绎科学的最大成功之处。我们知道海王星的发现就不是“看”出来的，而是两个年轻的科学家“算出来”的。比如说非欧几何，在它刚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用途，但是后来广义相对论用上了。再比如说椭圆，希腊人很早就研究了椭圆，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用途，但是开普勒发现，行星的轨道就是椭圆的。所有的这些都反映了希腊人非功利的演绎科学的巨大力量。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爱因斯坦的。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比论中有一个预言，就是光线经过引力场的时候会偏转，在那之前人们一般认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为了验证他的这个预言，科学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日全食的时候观察太阳附近的星空，看能不能找到太阳后面的恒星，如果能看到太阳正后方的恒星，则说明光线经过太阳的引力场的时候确实偏转了，后来英国的科学家爱丁顿率领一个考察队观察到在日全食的时候看到了太阳正后方的星座。这个事件当时轰动了全世界，爱因斯坦从此名声更大了。当这个消息的电报发到爱因斯坦那里的时候，他的学生问他：“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爱因斯坦说：我早就知道这是对的。学生又问：“假如他们没看到这个现象怎么办呢？”爱因斯坦说那它还是正确的。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数学传统，另一个是实验传统。实验传统是一种外部的证实，数学传统是一种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也强调，科学理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完备，另一方面是外在的证实，但是爱因斯坦本人却似乎更强调内在的完备。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科学最美的部分是演绎。所以说在近代科学中希腊的基因还起着很大的作用。
近代的另一根主线，就是培根传统。培根强调的是力量。希腊时代的科学是一种理解型的科学，通过理解达到一种最高的目标；近代科学就不一样了，它由一种理解型的科学变成了一种力量型的科学。力量型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培根讲得很清楚：科学一定要为人类造福，一定要为人类的利益服务。这样的传统就导致了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对实验的注重，对外部事件的仔细观察，特别是那种可控制的、可重复的观察，那么可控制、可重复的观察意味着什么呢？具体地说就是我先碰它一下，看它有什么反应，我通过了解它的反应从而控制它。所以说近代实验和观察都是可控制的实验。古代也有观察，也有实验，但是古代的实验是在一旁看着，通过观察了解自然。而我们今天的看已经是有目的的了，就是要总结事物的行为从而预测事物的行为。预测事物的行为就是为了控制它，控制它的行为其目的就不言而喻了，就是要让它为人类服务。所以在培根的传统下，一方面强调物质的部分，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所以说知识之所以能成为力量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形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知识开始变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方式。
笛卡儿传统与培根传统并非没有矛盾。刚才我们提到了，像爱因斯坦这种大科学家，当然他承认外在的证实很重要，但他内心却认为内在的完备更重要。虽然我们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冲突。但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本来一个是重实验、重力量，另外一个重演绎，但是它们之间确实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培根传统和笛卡儿传统实际上有一个融合，它们在技术理性这个意义上是合为一体的。什么叫“技术理性”呢？这个技术理性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服务于力量的；第二个是它引入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儿传统也不是纯粹的希腊传统，他把无限引入了新的科学体系中。希腊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的理性，“有限”这个词在希腊人眼里是一个褒义词，有限即完善，而今天却倒过来了，“有限”成了贬义词，“无限”是褒义词。希腊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有限理性实际上是假定人因为有了这种理性才趋近于神，趋近于至善，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完善自我的过程可以体会到人类自身的不完善性。但是近代不同了，有限与无限地位的转变体现在近代科学的各个方面。在古代科学里物体的基本运动形式是圆周运动，是一种有限运动，而现代科学里基本运动是一种直线运动，也即无限运动。古代的生命模式是一种循环模式，他们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循环观念，而今天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单向线性的时间观念。总之今天无限的模式已经取代了希腊人有限的模式，此外，近代数学与古代数学根本的区别在于：近代的数学是无限的，而古代的数学是有限的。我们的微积分就是处理无限问题的，而微积分在近代科学的构建过程中是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微积分就没有近代科学。所以近代无限理性最终是表现在对理性的无限性的肯定的方面。这种肯定表现在许多方面，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相信：科学能研究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科学来解决的，一切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科学的发展都是可以解决的，这就是一种无限的思想，这是一切理论的核心的要素，这个要素已经浸透在我们所有的科学思维当中，浸透在我们近代工业文明的血液当中。
当代科学家面临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那就是追求真理与追求力量的矛盾，这个矛盾到了20世纪显得更加明显了，其中最突出的是核物理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二战前夕，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欧洲，当时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就意识到：核物理可能应用于战争。当时一个有名的科学家希拉德就发起一场运动，叫“科学家自我出版检查运动”，就是希望欧洲核物理学家不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知道：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本来是近代科学得以良性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任何人都不能破坏的，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核能开发可能会带来负面的结果，只好被迫破坏这一个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内心是激烈冲突的，最基本的原则都破坏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到了今天这个问题更加明显了，由于今天的科学家隶属于许多利益集团，有些为了国家利益，很可能要保守自己的秘密，就像今天这个基因技术，为了商业利益，为了政治利益，为了军事利益，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目标已经完全消失了，“科学为全人类造福”已经成了一句空话。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第五个方面，就是通常认为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的看法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在今天看来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自然科学的学科分化与扩张使得人文学科的领地逐渐狭窄，今天人文学科在大学里的位置越来越低了，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大部分由自然科学维持。第二个方面就是学问普遍地功利化、科学化的倾向，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社会科学也开始从人文那里分裂出来，我们知道今天社科和人文是分开的，现在北大分了四个学部：人文学部、社科学部、理学部和工学部，当然加上医学部有五个学部。第三个方面，就是重视培养专业人才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人为地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疏远。这一点在中国特别突出，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专才教育”更加严重，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方面在中国更突出。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指出，如果一个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评价事物的话，那他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高等学校毕业生，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不但要学生掌握内部标准，也掌握外部标准。也就是既能用自己学科的知识评价事物，也能用超越自己学科的眼光评价事物。第四点就是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性，使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科学家也许并不反对博爱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但是它们能更加深刻地认同“唯人主义”。“唯人主义”的目标是技术理性，是力量型，而力量型恰恰是科学家最愿意接受的。而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相冲突的时候，科学家很可能毫不犹豫地批评后者。如果科学家当年只受过自然科技教育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科学与特定文化相冲突的时候，科学家很可能毫不犹豫地批评后者而维护前者。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一个科技称霸的时代，传统文化很容易面临着毁灭的境地。因为许多传统的文化不符合力量的原则，不符合效率的原则，像北京旧城妨碍交通，所以拆了。当力量原则与传统文化相冲突的时候，一些技术官僚，一些没有人文背景的科学家们很容易认同效率的原则和力量原则。
我们很容易看到，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实际上是受制于力量的原则。力量的原则，高效的原则就是要求企业化、统一化、流水线，这是效益最高的。所以技术在力量原则上与唯人主义是完全统一的，近代的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是同一的，包括我们以上列举的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四点其背后支配的还是力量原则。这个“Modernity”，现代性，在我看来就是唯人主义加技术理性，现在常听人说技术理性违反了人道主义，这实际上是用词不当，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合流的。这是第五个问题。
最后我们讲一下科学精神的问题。这是当前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在今天，弘扬科学精神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现在这个思路，就是讲效率的原则，讲现代化的原则，讲力量的原则，因此我们办事都必须从这个原则出发。第二个思路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的问题：自由。科学的精神从它产生那刻起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就是要在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一种自由的关系，也就是非功利的关系。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说过：“不计利害，但求真理”，这就是科学精神。但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中是不容易培养的，我们的传统里没有自由这个维度，我们很容易走到利益原则的思路上去。爱因斯坦曾多次在公共场合提到：科学的目的首先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个科学探索的过程中与自然建立起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关系也就是审美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科学家坚持自己审美的理想。英国有一位科学家狄拉克，他认为不美的东西肯定是不真实的，这是他的科学精神在起作用，而不是艺术精神。但我们今天的许多想法已远远背离了这个思路，我们今天脑子里所想的都是力量型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弘扬科学精神就首先要回到希腊思想中去，让自由的精神重新被重视，抛弃那种单纯算计性的功利思想，这才会达到我们弘扬科学精神的目的。
来源:《北大讲座（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