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要回过头去重新探讨像自己的对象、内容和职能这样一些对学科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哲学不仅如此，而且更为突出。用石里克的话来说，这是“哲学事业的特征”，哲学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从头做起”。所以，对于哲学家来说，最折磨耐心的问题就是，哲学是什么？哲学的位置在哪里？
哲学：融为一体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就本义而言，哲学是“爱智慧”。实际上，哲学不仅“爱”智慧，更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一种特殊的智慧。这种特殊的智慧给予人以生存与发展的智慧和勇气。通俗地说，哲学是一种大智大勇。人们常拿哲学与宗教进行比较，实际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宗教是关于人的死的观念，是讲生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那么，哲学就是关于人的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这就是说，哲学是人生观，注重解答“人生之谜”。我们经常说人生观，实际上，人生观就是世界观；反过来说，世界观就是人生观。在我看来，人生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而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恰恰是世界观的问题。在哲学中，人生观与世界观已经融为一体。换句话说，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
人生观是世界观问题，而不仅仅是伦理学问题；是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考古学等等都不可能解答“人生之谜”。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人生之谜”，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透“人生之谜”，再先进的计算机包括云计算也算不出“人生之谜”……人生活在自然中，必然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有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形象而精辟地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因此，对人生的不同理解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
饮食男女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无论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传说，还是周文雍与陈铁军的爱情故事，爱情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绝不是因为爱情是两个生物人之间的私情，而是因为爱情的社会性。“闺中少妇不知愁”所表达的和“爱你没商量”所蕴涵的实际上是不同的社会内涵。文天祥的千古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而生与死的意义属于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在于，你是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关系的。凡顺历史规律而动、推动社会发展者，是英雄，流芳百世；凡是逆历史规律而动、阻碍社会发展者，是小丑，遗臭万年；凡是主观愿望好，但行为不符合甚至违背历史规律、壮志未酬者，是历史中的悲剧性人物。谭嗣同绝命北京菜市口，“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壮志未酬，就属于历史中的悲剧性人物。所以，我们应当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关系的视角去理解人，解答“人生之谜”。在我看来，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我们应当注意，哲学问题不同于科学问题。飞机为什么会飞，这是科学问题，可飞机“飞”的道理是在飞机之外，还是在制造飞机的过程中，这是哲学问题。人为什么有生有死，这是科学问题，可人如何对待生与死，这是哲学问题。水到零度会变成冰，到了100度就会变成汽，这是科学常识，可从中发现量变能够引起质变，引出量变质变规律，这是哲学智慧。数学有正数与负数、力学有作用与反作用、化学有化合与分解，生物学中有遗传与变异，这是科学常识，可从中发现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引出对立统一规律，这是哲学智慧。与科学不同，哲学对对象的认识不是止于对其规律的认识，而是必须进入到对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不仅要知道对象本身是什么，而且要知道对象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从而确立人生的理想和信念。哲学是理性的激情和激情的理性。哲学的作用就在于，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引导人们走向智慧和崇高。所以，我们既要“为学”，即学习专业知识，又要“为道”，即学习哲学。
哲学：融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
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能成为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我始终认为，哲学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家不应像沙漠里的高僧那样，腹藏机锋，空谈智慧，说着一些对人的活动毫无用处的话；哲学家不应像魔术师那样，若有其事地念着一些咒语，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水中的月亮是天上的月亮，眼中的人是眼前的人。哲学应该也必须同现实“对话”，这是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离开了现实，哲学只能成为无病的呻吟。在我看来，无论哲学家个人多么清高，多么超凡入圣，他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不能不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认识活动、提出问题并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哲学来说，问题及其解决的方向，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开展提出来的。”（卢卡奇语）不管哲学在形式上多么抽象，实际上都可以从中捕捉到现实问题。存在主义极其抽象，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文化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已经无所适从，所以总是“烦”。
由此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有的哲学家甚至想方设法远离政治，但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涵着政治，总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效应。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否定性的辩证法，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这就是说，马克思之所以重视辩证法，背后有其现实问题，有其政治内涵，这就是批判、否定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辩证法的学理性，而没有看到它背后的现实问题和政治内涵，就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强调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往前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启蒙哲学登上历史舞台，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登上历史舞台，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往后看，海德格尔哲学“从头到尾都是政治的”，政治参与是“其哲学的逻辑结果”（彼得·盖伊语），“哲学家海德格尔和政治激进主义者海德格尔是同一人”（汤姆·洛克莫尔语）。即使解构主义哲学也不是所谓“纯粹哲学”，与政治无关。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解构主义是通过解构既定的话语结构来挑战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结构。
同时，政治需要哲学。如果说“哲学家不时地以其哲学名义，投身于政治研究乃至政治进程中”，那么，“政治家或有时利用哲学概念使其政治企图合理化，或有时寻求哲学的忠告”（汉斯·斯鲁格语）。的确如此。没有经过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力量，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很难获得人民大众的拥护。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哲学，提出实事求是，就是为了批判教条主义，从而正确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邓小平之所以重视哲学，重申实事求是，就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从而正确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离开了这一政治背景，仅仅从学理的角度去理解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还原为一般唯物论和认识论原理，就索然无味。当然，哲学命题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效应并非等值，但哲学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却是无疑的，而且同一个哲学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可是，它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转变为一个政治性命题，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常识”契合着当时的政治问题，而当时的政治问题也需要这一“常识”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
哲学不应成为某种政治的传声筒或辩护词，因为哲学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即科学性、反思性、批判性；哲学也不应远离或脱离政治，因为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其政治效应来实现的。哲学与科学的不同地方就在于，科学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样，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如此，高深莫测的解构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学哲学，就是要培养自己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同时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并使二者达到高度统一，从而真正理解现实，把握历史趋势。
哲学：一个历史范畴
研读哲学史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不仅哲学观点不同，而且哲学理念也不同。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全部知识的基础”和“一切科学的逻辑”，是“最高的智慧”。可是，在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看来，哲学关注并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意义的失落”和“人生的危机”；在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哲学看来，哲学是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的历史任务和向度是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理智地消除以至推翻既定的事实”（马尔库塞语）。
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现象印证了黑格尔的这样一个见解：“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它的本质，对于它应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的确如此。作为同原始幻想相对立的最早的理论思维形式，哲学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心路历程，创造过一个又一个思想高峰。然而，对于什么是哲学，又从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哲学是什么？对于哲学家来说，仍是一个最折磨人的耐心的问题。实际上，哲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对于哲学而言，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规定，也不可能形成超历史的、囊括了所有哲学的统一的哲学定义。从哲学诞生以来，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哲学的领域就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说过，“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同时，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又会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从而不断地扩大哲学问题的广度、深度和容量。这就是说，哲学的“地盘”在不断地缩小，同时又在不断地扩大。哲学不是“李尔王”，绝不会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从根本上说，哲学的位置是由现实的实践活动的需要决定的，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直接性上看，哲学的位置是由当下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的，不同时代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具有不同的位置。古代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古代哲学的“知识总汇”这一位置；近代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近代哲学的“科学的科学”这一位置；现代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分化为科学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流派。其中，科学主义哲学着重对科学命题的意义分析；人本主义哲学注重对人类存在形式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其理论主题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理论特征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融为一体。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