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心”和“唯物”来为经济学的方法论分类，这在当今似乎是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目前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分类，显然早就突破了“唯心”和“唯物”的理论框架。然而，尽管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分类——诸如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个人主义、整体主义等等，而且这些分类也有助于人们全面地认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和演变，但分类的意义毕竟是对不同方法论的根本性质的比较和把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唯心”和“唯物”的分类标准并没有过时，它对于我们科学识别和把握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所在，依然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据此，笔者以“唯心”和“唯物”的分类标准为依据，考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及发展趋势。
一、内在的硬伤：用“心理”解释“心理”
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由三个部分构成：(1)视角(perspective)；(2)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3)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在我看来，“视角”是整个分析框架的基础所在。所谓“视角”，也就是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和前提，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区别取决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视角”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所在。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观察问题的“视角”是四个“结构前提”和一个“经济人假设”。这四个结构前提是：给定的“技术结构”、“偏好结构”、“资源结构”和“制度安排”。而“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则是把任何时代以及不同社会的人都抽象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标的指引下，“经济人”的行为基于“理性”的算计而与既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无关，至于为什么人是“理性”和“利己”的，则被归结于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这种不变的、永恒的本性看成是每个人行为动机的基本原因，而社会经济运动就是个人行为的加总及其由此产生的结果。这种从个人本性出发的分析思路，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根基——即学术界通常归纳的所谓“个人主义方法论”。其实，“个人主义方法论”仅仅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之一，用“个人主义方法论”来概括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只是从分析元素上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把握，这种把握尚未抓住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四个结构前提”把技术、偏好、资源和制度锁定在孤立的、静止的状态下，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观察视角；“经济人假设”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因此我认为，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才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所在。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人的行为是由人性决定的，而人性又是由人类永恒不变的心理决定的。用心理分析来说明人的行为选择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比如，米塞斯说：“心理活动导致行为”；哈耶克说：“假如有意识的行为可以被‘解释’，那么，它也是心理学的而不是经济学或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的任务”户凯恩斯关于“决定有效需求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理论，则是心理分析的典范。
“经济人假设”把人性建立在永恒不变的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虽然符合人们当下的经验直觉，但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内在硬伤：它无法说明“人的心理倾向是由什么决定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是“这种”人性而不是“那种”人性?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决定人类行为的“心理活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逻辑的选择就只能有两个：(1)坚持心理活动的“本体论”(即：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放弃寻求心理活动背后动因的一切努力；(2)用心理之外的客观因素来解释人的心理活动(比如，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也有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心理活动，比如，坚守“经济人”信条并将其扩展到人类经济行为以外的贝克尔(Gary Beeker)在《社会经济学》中，通过“社会资本”概念，将社会规范和他人价值观对决策者个人的影响引入经济分析框架，确认了社会因素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但是，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有意回避，主流经济学面对这个追问却泰然自若地做出了第一种选择，依然固执地坚守在“唯心”的阵地上。
对于私有制社会(尤其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私有制社会)而言，“经济人假设”无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为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其实并不抽象：它不过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下人的本性的高度概括而已。然而也正是这个“并不抽象”的假设使“经济人”的解释力受到了历史的局限，一旦超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时空范围，“经济人假设”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毫无疑问，“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西方经济学把“物质动机”视为经济人“利己”行为的出发点，这是正确的。在物质匮乏的背景下，个别人的“利他”行为(如雷锋)之所以彰显出高尚、伟大和不平凡，是因为“利他”行为往往是物质层面的“利他”，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撑，“利他”行为就很难“普世化”。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却不明白，不仅“物质动机”只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层面，而且“物质动机”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主角地位，也并非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分层理论”证明：物质财富与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物质动机”成反比，与“非物质动机”成正比——这个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什么乌托邦的理论猜测，而已经是越来越鲜活的现实。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心理活动的“物质动机”将趋于，递减，而“非物质动机”(比如对精神的追求)会越来越凸现出来，只要看一看当代绿色和平运动、自愿者行动、环保潮流的强劲势头，我们就清楚了。正如我国学者汪丁丁所说：“一旦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
其实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从“唯物辩证法”的观察视角出发就已经发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心理基础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性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利他”行为的普世化必须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坚持“唯心”的方法论，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寻找人类心理活动背后的客观动因。在“唯心”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拒绝历史地解读人类的心理活动，把“理性”和“利己”视为人类永恒不变的心理偏好，也就并不奇怪了。
二、哈耶克等人的“反叛”
早在20世纪以前，“经济人假设”就曾遭到了历史学派(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等)和制度主义(凡勃仑)的抨击。虽然这些抨击相当尖锐，但由于其依据主要来自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诉求，故难以对西方经济学的“唯心”视角构成真正的威胁。
然而，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只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心理活动背后的客观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个“追问”是无法回避的。面对这个“追问”，支撑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心”根基逐渐在遭到侵蚀。20世纪中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长期统治西方经济学的“唯心教条”开始遇到了无情的反叛，这种反叛来自于社会学界、心理学界以及经济学界的新的研究成果。从纯理论的“规范”研究来看，有四个学者的“反叛”值得一提。
第一个是哈耶克的“进化理性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区分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两种理性主义：一是建构理性主义，即认为社会秩序是人类主观意识设计的产物；二是进化理性主义，即认为社会秩序是“自发”进化的产物。哈耶克从“进化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强烈地质疑了建构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发现：“只有少数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不难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方法论是建构主义的典范。有趣的是，哈耶克把理性主义区分为“建构”的和“进化”的，其本意并不是要清算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打人建构主义的范畴加以批判(这种批判见之于《通向奴役的道路》、《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负》等著述中)。哈耶克的目的当然不会实现。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历来主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律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哈耶克用“建构”和“进化”来表明自己与马克思的根本区别，显然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建构理性主义，不如说马克思主义是进化理性主义；把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看成是“自然”(自发)的过程，这恰恰是马克思与哈耶克的相同之处。二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这个自然(自发)过程的规律是能够被人们认识和把握的，而哈耶克却认为历史规律是不可知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可知论”蕴涵着“改造旧世界”和“期待新世界”的主张，哈耶克便武断地将其归人建构理性主义。其实，社会建构“不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出来的结果”，并不等于社会建构的趋势“不能把握和预测”。如果把“不可知论”的逻辑贯彻到底，那么哈耶克极力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的那套理性辩护和预测又何以可能?不过，尽管哈耶克最终坚持不可知论、否认客观规律的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但他将“理性”区分为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并对前者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不仅说明他意识到了这种区分(“自发”和“人为”)是方法论的本质要害所在，而且也表明了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出现的微妙变化：否认建构理性主义必然导致对西方经济学“唯心教条”方法论的怀疑(尽管这是不自觉的)。我以为，这也正是哈耶克比其他主流经济学者高明之处。
第二个是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西蒙认为，“经济人假设”中的“无限理性”一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在现实中，人的理性会受到以下条件的制约：(1)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2)信息的不完全性；(3)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在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下，人们的认知能力和“理性”程度就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只能是“有限”的。因此，人们的行为选择标准不会遵循“完全理性”给出的“最优决策”，而是遵循“有限理性”给出的“满意决策”。自从“有限理性”提出以来，不仅“经济人假设”的解释力从此缩小了，而且西蒙强调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对主观心理活动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对主流经济学“唯心教条”的公然反叛。
第三个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的“嵌入理论”。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一种“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观念，他把这种“经济人”称为“低度社会化人”。由于“低度社会化人”把人的行为看做只是原子式的个人的孤立活动，而不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无视行为者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行为互动的事实，因而最终无法把握个人的行为选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无法解释行为选择背后的真实原因。格兰诺维特从波兰尼的“嵌入”概念出发，就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富有“唯物”色彩的“嵌入理论”。格兰诺维特认为，人不是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像原子式地进行决策和行动，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做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为选择.稍后，他又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第二，经济生活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第三，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换言之，他认为经济制度起初未必源于理性选择，很可能是社会历史的遗留，仅靠理性选择不能充分解释经济行为，而经济学在剔除“非经济动机”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嵌入理论”把行为人的选择置人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不仅点到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缺陷，而且也击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唯心主义”要害。
第四个是罗纳德·科斯的“交易费用”。1991年，科斯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对《企业的性质》做了如下评价：“我认为，这篇论文最重要的东西，是将交易费用明确地引入经济分析。”e由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其实，交易费用是经济学中“成本”(耗费)概念的引申，但交易费用并不是单纯的物的“成本耗费”，而是人与人打交道(经济关系)的“成本耗费”。交易费用通常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通过“交易费用”，把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一般化，从而否定了“黑板经济学”对“经济人”那种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察视角。从交易费用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方面，对促进主流经济学“回归现实”也做出了努力。尤其是道格拉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有人说：新制度经济学科学地解释了制度的起源、变迁和作用。在我看来，诺思等人只是把握了制度产生、变迁的具体路径，并由此细究了制度的功能，却并未找到制度产生的真正根源，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未能超过马克思。”我以为，如果他们不从根本上放弃唯心主义方法论，他们就永远超不过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在于说清了制度的起源(尽管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而在于承认了制度的历史性、可变性(尽管他们坚信市场经济终结了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最终否定了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而也就否定了他们有关制度历史性的理论逻辑)，不再把制度看做是“给定的”，而是内生于经济过程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
三、卡尼曼和史密斯的挑战
如果说上述学者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反叛还缺乏实证分析的支撑，那么基于实证分析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发起的挑战就不能再被视为无稽之谈了。“行为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由于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共享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心理学的前沿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人类行为和决策的不确定性；实验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实验的方法和技术考察人的心理倾向，从而为经济学提供了检验、分析行为选择的有效工具。二者的研究结果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实实在在的不利证据。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以下三个方面都发现了与“经济人假设”不同的反常现象。
1.理性反常。按照“经济人假设”，行为人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并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即使存在不确定性，行为人也能通过概率来判断比较各种可能方案的预期效用。但行为经济学却发现，在不少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根据“成本与收益”而是根据“其他的依据”进行决策，因而效用难以实现“最大化”，“经济人”甚至并不追求“最大化”。这些“其他的依据”是：(1)现实世界存在着行为人不能克服的困难，限制了对“最大化”的追求；(2)行为人的心理认知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出现了偏离成本和收益计算的结果。行为经济学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锚定效应”(即人们在判断时常常过于看重显著、难忘的证据)和“框架效应”(即信息的不同表达方式会引导心理倾向和行为选择)是心理活动和行为选择的常见现象。
2.偏好反常。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其偏好是连续的、稳定的，因而是不变的。但行为经济学却发现，人们的偏好并不是连续的、稳定的，而是可变的。1990年，特维尔斯基和塞勒做了如下实验：第一步，要求实验主体在两个期望值相同的赌博中进行选择，H赌博以较高的概率赢得一个较小的价值，L赌博以较低的概率赢得一个较大的价值，结果有71%的人选择了H赌博。第二步，要求上面的实验主体给两个赌博定价，让他们标出愿意出售两个赌博的各自最低价。结果有67%的人对L赌博给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行为经济学的实验发现，在实验的前期人们偏好H赌博，而在后期却偏好L赌博，这种被称之为“偏好颠倒”(preference reversal)的现象说明，人们并不拥有事先定义好的、连续稳定的偏好，偏好是在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受判断和选择的背景、程序的影响。“偏好颠倒”的实验对于我们确认人类心理活动的历史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3.利已反常。主流经济学坚信“经济人”的追求目标是自我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反例与此不一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人到餐馆吃饭付小费：如果说付小费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人们一般却是在用完餐后才付；如果是为了将来得到更好的服务，可是多数人在偶然光顾的餐馆里也付小费；不付小费并不会受到起诉，而付小费却直接减少了行为者的自我利益(金钱)。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利己反常”?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们放弃自我利益的原因除了对社会规范的尊崇以外，更在于人们对“自我利益”以外价值(如公平)的强调。
尽管行为经济学的根基依然是“心理分析”，但它多少已经触及了心理活动背后的因素(社会环境)。我认为，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意义，不仅在于证明了人的行为并非一定是理性的(心理活动的一致性和非历史性)，而且在于寻求心理活动“唯物”基础的努力(心理活动的唯物性和历史性)，并取得了初步成绩。正如我国学者汪丁丁所言：“经济学在西方的实践和在中国的实践都指向同一个演化方向——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人的影响。”
事实上，从唯物辩证法来看，心理活动和行为的本原都是“唯物”的，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的行为都可以在现实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得到科学的解释。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已经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这一点。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强劲攻势下，我国经济学界似乎离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渐行渐远，“离道久矣”。然而，看来“马克思幽灵”有着极强的生命力，100多年以后，如果说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傲慢可以无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指手画脚，那么行为经济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再次确认了人类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历史性，无意之间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新的证明(马克思的幽灵回来了)，这不仅是主流经济学难以接受的，恐怕也是行为经济学始未预料到的结果。
不过，行为经济学对“心理活动背后动因”的触及仍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行为经济学质疑主流经济学的初衷不过是想强调：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驱使，还受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可见其根本视角仍然是“唯心”的)。我以为，这种“不彻底”恐怕与他们仍难以摆脱其根本的世界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的束缚不无关系。从根本的方法论来看，虽然与主流经济学一样，行为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但行为经济学从心理学的角度证明了人的行为并非一定是理性的，而且无意之间触及到了心理活动背后的“唯物”动因，这无疑从内部动摇了支撑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心”根基。我认为，这才是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历史意义之所在，这才是行为经济学对当代经济学的真正贡献之所在。
有人高度赞扬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贡献昭示着“现代经济学正日益向经济现实回归”。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与其说这是“向经济现实回归”，毋宁说这是由“唯心”向“唯物”的回归。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从心理分析出发，导出了许多并不“唯心”的结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这种发展趋势很值得我们深思。
四、结语
概括以上的分析，笔者引申出以下两点结论：
其一，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并不在于它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人的“理性”行为，而是在于它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人的“反常”行为。换言之，“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并不是它不能解释当下的经济现实，恰恰相反，由于它是从“市场经济中的人”的视角来看问题的，因而它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这种非历史的、“唯心”的观察视角正是“经济人假设”的历史局限性所在：一旦超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范畴，“经济人假设”就会部分失效甚至完全失效。我国学者汪丁丁曾敏锐地看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危机”，然而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汪丁丁却并未深究。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个“基础”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心”视角。
其二，由于主流经济学似乎并未意识到“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唯心”视角，因而他们也就无法理解：经济人的“反常”行为恰恰是人性并非永恒不变的一个写照和注脚——今天的“反常”在明天可能就是“理性”，今天的“理性”在明天可能就是“反常”。为了给这些“反常”行为一个说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好不断放宽“假定”。然而，放宽“假定”固然能暂时与现实保持一致，却与“唯心”的观察视角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于是我们看到，在放宽“假定”的不断退让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唯心”根基正在逐渐遭到侵蚀。承认这种“侵蚀”，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洞察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