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
财知道：现在流行这么一个判断，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把西方经济学给颠覆了，亚当·斯密那一套自由市场理论失灵了，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许小年：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这到底是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我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根本就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政府失灵的原因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偏离了货币金融学上讲的泰勒规则。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在2000年初就开始出现问题，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长期低于我们所讲的均衡利率，造成了市场上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的结果就是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出现金融危机。
这个我认为在国际的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是有一定共识的。只不过在两个魔鬼之间，人们更愿意去抓华尔街这个魔鬼，而不愿意抓美联储这个魔鬼。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通民众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金融危机期间他们的财产突然蒸发掉了，甚至蒸发掉一半以上。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想到用政府的有形之手保障他们的安全。在这种社会心理流行的情况下，你很难让他去批判美联储，他认为美联储是他的保障，是他的救星，所以他更愿意把板子打到华尔街头上去，“占领华尔街”。
在我看来，其实应该占领美联储，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先出错。我最近做了一些理论上的研究和实证上的分析，证明首先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出问题，然后才产生了资产泡沫，华尔街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个金融危机的源头在美联储。因此你说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我认为主要是政府失灵。1929年美股崩盘，经历了十年的大萧条，大萧条期间产生了凯恩斯主义，认为是市场失灵，后来弗里德曼证明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出了问题。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研究来证明这一点，来改变世人的观念，认为2008年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所以经济学理论不需要做什么大修改。
中国过去30多年从斯密式增长变成了凯恩斯式增长
财知道：与之对应的是，很多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一个经济奇迹，是一个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没法解释的独特中国模式，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许小年：我也不认为这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重大的修改，完全可以用我们所知道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这样的高速增长。但是我想做一个区分，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前十几年或者前二十年，我把它叫做亚当·斯密式增长，用古典经济学完全可以解释，那就是1978年之后启动的城镇化过程，使得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第一个是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的经济效率远远高于农村，第二个是资源从国有部门流向民间部门，民间部门的效率比国有部门高。所以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改变一下配置效率，经济面貌就随之改变了。
资源重新配置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斯密早就讲过，这个推动力就两条。第一个是价格信号。价格信号出来了，什么地方有供应短缺，资源自动就流过去了，用不着中央计划委员会去指挥它。第二个是激励机制，这也是斯密在《国富论》里讲到的。斯密说，我今天能吃一顿早饭并不是因为我的厨子爱我，而是因为他爱他自己，他认为他这份工作很好，他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所以他才精心给我准备这份早饭。
我们前2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解决激励问题，解决价格信号问题，有了激励有了价格信号，资源就很自然地流向最有效的那个地方，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这不就带来经济增长吗?所以前20年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经济学不好解释的。
过去十几年，我把它叫做凯恩斯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也是可以有增长的，但是凯恩斯式增长和斯密式增长的区别在于凯恩斯式增长无法持续。靠政府花钱，靠央行印钱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凯恩斯式增长的后果相当之严重。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经验，我不认为会使得什么现存理论破产，需要有什么新的理论来解释。我看不到这点。
凯恩斯主义就像鸦片一样让人上瘾
财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从斯密式增长变成凯恩斯式增长?
许小年：这个原因很复杂，是多方面的，应该说政府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追求短期效果，而凯恩斯式增长又来得最快，这是一个原因。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政府非常急切地希望把它拖住，这个时候你要是再去搞改革，搞供给方的调整，来得太慢，而见效快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所以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后来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推出了以四万亿为符号的拉动内需政策。
另外我觉得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斯密式增长要求你不断地对原有的体制有突破，而到9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这种不触动根本性的体制框架的改革突破空间几乎已经没有了，这就使得斯密式增长找不到动力了。那怎么办呢?还要保持高增长，于是顺手就牵来了凯恩斯主义。我印象中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就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在人们讨论如何应对亚洲金融[-4.44%]危机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开始被政策制定者关注，市场越来越大，到了2008年更不用说了。所以，这种增长模式转换实际上反应的是我们的经济转型走到半路，发现有些东西不能动，那不能动的时候就只好打鸡血，打鸡血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
财知道：展望未来有没有可能再风水轮流转回来?
许小年：不走到山穷水尽是回不来的。凯恩斯主义就像鸦片一样，它让人上瘾，不到身体已经虚弱到要倒下的时候，人们不会反思。即使要倒下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承受戒毒的痛苦。比如希腊，搞凯恩斯主义已经搞了很多年了，即使国家财政都要破产了，希腊还在拒绝结构调整，到现在仍然拒绝。要重新回到斯密式增长，一定是凯恩斯主义把一个国家的财政和金融体系毁掉，那个时候人们才愿意。
后发在短时间内看是优势，长期来看是劣势
财知道：怎么看中国的后发优势?
许小年：我基本上赞成杨小凯的意见。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你在短时间内看是优势，实际上长期来看是后发劣势。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赶超目标，使后发国家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我们在走一条前人没有的道路，以为我们在经济发展上是有创新的，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这种后发国家的快速增长赶上先进国家，历史上我们见过不知道多少次。英国人的工业化大概用了50到80年，德国人的工业化用了多长时间?比英国短多了。为什么它可以比英国短多了?因为英国的样板摆在那里，英国人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这就叫后发优势，你可以学别人。
现在回过头来看，德国这么短时间就实现工业化了，是不是德国人否定了当时的经济学?德国人是不是搞了一个德意志模式?日本战后用20年的时间重新回到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日本人是不是搞了一个日本模式?这些在历史上全都发生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主流经济学需要纳入非常重要的制度和创新因素
财知道：看来要给那些急于搞中国经济学创新的人泼点冷水。
许小年：中国经济学有两个倾向。一种倾向就是认为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在世界上非常有特色，你西方那套理论解释不了我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可以解释，没有什么好创新的。这两个倾向我认为都会阻碍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上继续深入。
我前面讲的，改革初期的斯密式增长，确实用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可以解释，但是斯密式增长再往下走的时候，新古典就解释不了了。当我们的经济改革已经难以有新的突破，碰到了政治体制天花板的时候，新古典就不好解释了。
财知道：这个得用什么理论来解释?
许小年：其实在经济学中，制度经济学发展得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制度经济学跟主流经济学始终没有融合，它是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在发展。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开始，它好象自成体系，跟主流没有汇合，这个我认为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界的一大遗憾。如果中国的经济学人要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一些贡献的话，我觉得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就是把制度经济学和主流融合起来。
主流经济学除了没有把制度纳入分析的框架，还有一个缺失就是对于创新的研究。我们讲的斯密式增长，它是资源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但是斯密没有谈创新问题。谈创新问题的是熊彼特，但奥地利学派现在也被边缘化了，也没有进入到主流经济学。我们如何根据中国经济的实践，把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和非常重要的创新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里来，这会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并不是说我们会颠覆什么现存的经济学理论，只是说现存的经济学理论还过于狭窄，我们要扩充它，这就像相对论问世以后，爱因斯坦不是对牛顿的颠覆，而是对牛顿的扩充。
奥地利学派远远比主流经济学深刻
财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
许小年：我一回国就开始反思。我以前讲过，我从美国到香港一家投资银行做研究，研究股票市场，去了以后老板就跟我说，我们请你来，是要你帮我们提高研究水平，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是要帮我们客户多赚钱。我马上想都不想回了一句，我说股票市场都是有效市场，多赚钱是不可能的，只能赚到平均利润。老板很惊奇地看着我，说你以为我们雇你来就赚平均利润吗?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冲击，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奉为金科玉律的有效市场假说，在现实世界中被人家或者不知道，或者轻蔑地根本没有当回事?理论和现实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光是思考证券市场是不是有效，为什么有效，花了我大概两年时间才想清楚。
2004年我回到学校(中欧商学院)任教，就经常去看我学生的公司。我就发现新古典里面教的所谓的完全竞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个对我冲击也非常大。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分析。读了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我才发现人家早就对完全竞争提出了非常深刻的看法。我越读就越发现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奥地利学派远远比主流经济学深刻。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没有达到奥地利学派这种深度，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用数学工具把自己捆起来了，作茧自缚。这层茧壳就是数学模型，就是定量分析方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去突破这个茧壳。由于过度强调数学工具和定量分析方法，以至于不能够模型化的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被主流经济学忽略。比如创新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课题，但是在主流的文献中为什么讨论创新的如此之少?原因不是因为创新不重要，而是因为创新难以写出数学模型。
奥地利学派我认为他们非常失策的地方就是他们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自我边缘化，愤世嫉俗，自己跑到深山里去了。我说你们要学学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早期也是凯恩斯主义者，后来他发现不对，他越到晚期他越接近奥地利学派，但是弗里德曼有一条非常好，他用主流的方法来跟主流辩论。这是奥派要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