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几年，中国走出了一条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开放来推进工业化的成功道路。但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并不意味着可以沿着过去30多年的老路继续原来的战略。主要是因为有三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我们自己的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在减速。一开始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过去30年，我们经历过好几次周期波动。经过非常审慎的研究，特别是对国际上一些追赶型经济发展历程的分析，最后中央得出重要判断，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习总书记在2014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从九个方面，对新常态新趋势新特点做了阐述。此前，在APEC会上，习总书记从三个方面做了阐述，第一就是中国经济从高速或者超高速增长进入一个中高速增长；第二个就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第三个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过去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创新、效率的提升，来寻找新的动力。所以，中央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真正的新处，需要我们改革到位，新的增长动力要到位。新常态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国家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以后，它的发展目标会进行调整。可能更多地要强调怎么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动力，怎么真正形成靠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增长模式。
对外开放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战略，是适应国家发展目标的子战略。所以当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我们整个发展战略调整的时候，需要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第二个变化是国际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以前全球经济的繁荣，对我们来说就是外需的快速扩张。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转入经济增长低迷、结构调整、格局大调整的新时代。这里面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机遇，对我们这么一个出口大国来说，外需增长放缓，当然面临全球产能过剩加剧，全球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也会有所抬头。
但是，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得为了走出危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有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过去一二十年，中国很多工程承包企业在国内市场上锻炼了能力，在全球工程承包市场上确实有很强的竞争力。工程承包出口不简单是获得上千亿的合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带出去的承包设备，这些技术含量更高、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品，是我们出口结构的变化。
再比如说，现在全球都在推进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也诞生了一些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能源、美国的页岩气，还有生物技术等等，非常活跃，各国也非常重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能够引领全球经济走出这种危机后调整的一个大的产业。所以说，新技术革命是方兴未艾，蓄势待发，还没有真正形成。
外部环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可能又处在一个新的密集构建过程中。特别是以美国主导的TPP为代表，不是简单地推进区域贸易合作，还蕴含着很多发达国家希望推动的新的经贸规则。对中国来说，新一轮的经贸规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第三个变化是中国和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过去30多年，我们参与全球竞争，从经贸小国，变成经贸大国，一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低成本、优质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支撑了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竞争力快速提高。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搞加工贸易，吸引出口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把外来投资者的技术、管理、品牌、国际销售渠道和我们的低成本优势，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蓝领工人的低成本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全球贸易排名第32位，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大国、货物贸易大国。人均GDP从148美元到了7000美元。
我们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菲律宾、马来西亚的人均工资是中国的3倍。现在反过来了，我们是它们的3倍。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还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因为我们的劳动效率比他们高。我们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综合成本还是有优势，产品质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如果动态地看，可能这个变化还会继续削弱我们传统的竞争优势，这是发展的结果。
有没有新的优势在涌现？其实也是有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很快的变化。有不利的变化，比如老龄化快速到来。年轻劳动力的结构也在变化。2000年，我们一年高考招生是108万人，现在招700多万，毕业700多万大学以上的学生。我们每年有1500万—1600万人进入劳动大军。原来108万人进入高等院校，剩下还有1400多万人可以做蓝领工人。现在700多万人去上了大学，上完大学以后，又进入劳动大军，但他们已经不愿意做蓝领工人了。劳动力市场上，蓝领工人继续招工，工资上涨得快。大学生找到一个他喜欢的稳定的体面的就业机会，很难。
在蓝领工人的市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劳动力流动太快，流失率非常高。流失百分之百的企业非常多。极端的企业可以到500%，一线工人换了5茬。这样的情况有利有弊，好处是通过劳动力流动，知识在快速地扩散、快速地交换；不利就在于，快速扩散、快速流动，让工人缺乏劳动技能的积累。企业主不愿意过多地去投资工人的培训，培训完就走了，培训的费用打水漂了。当产业需要升级，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的时候，蓝领工人的素质、技能并不能支撑这种结构的升级。所以，更好的质量、更高的技术含量、更好的服务这些有很多是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来支撑的。
人口红利表现在什么地方？素质提高了，研发成本和发达国家比就有优势。再加上国内这个大市场，从原来潜在的大市场，变成了现实的大市场。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从10%降到了7%，但7%的增长就是7000多亿美元的增量，相当于土耳其(全球第16大经济体)全年的GDP(8000亿美元)。虽然减速了，但基数大，对全球GDP的贡献依然还是最高的。这就会对追逐本土市场和研发成本的投资者产生吸引力。这和以前把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加工出口基地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这三个变化里，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新机遇。以前的机遇主要是有利于我们扩张，有利于推进工业化规模，而现在的机遇有利于升级。
规模的变化，导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增量是全世界最多、最大。
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本身会有很多新的诉求，这些诉求包括要对全球的规则制定发生影响力。
国际社会也会对我们有新的期盼。这就是大家听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美国人说，你不能搭便车等等。其实种种对中国的这些声音，都反映了我们的规模扩张、新兴大国的崛起，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四小龙在追赶阶段与世界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小经济体只面临结构升级的问题。大经济体除了结构的变化，还有一个规模变化带来的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挑战。
新常态下对外开放战略目标的调整
为了应对新的挑战，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同时能够牢牢地把握好这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带来新的机遇，就必须调整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
过去30年，我们最主要的是利用外部的市场和资源，来加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这个目标是历史性的，我们已经完成了。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可能是两个。一个是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结构升级，寻找新动力的要求。另一个就是通过调整战略，和国际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关系，确保中国能够和平崛起。否则，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处理不好国际关系的话，就是孤独的大国，很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常态下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的重点
第一，制造业，要在全球的生产价值链上实现升级。
第二，服务业。要着力解决服务业扩大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问题。我们的服务贸易发展也很快，在全球是进口第三位、出口第四位。这些年服务贸易的逆差也是快速地在扩大，整体竞争力还比较弱。服务业发展滞后，竞争力提升不快，归根结底，就是对内管制过度，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绝大部分的服务业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管制，这就大大妨碍了服务业的技术创新。国内管制很多，开放肯定是不足的。所以三中全会特别强调，服务部门要加快开放，要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办法。所以这是结构调整下一步扩大开放的新重点。
第三，对外投资。短短的10年时间里，中国一跃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体。既是利用外资的大国，又是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2003年对外投资只有285亿美元，到了2013年已经达到1078亿美元。
很多企业需要在全球来整合资源，通过在全球的投资，可以控制一些战略性的资源，来保证国家的资源安全。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就是通过对外投资，特别是并购，来整合全球资源。通过并购来获取技术、研发、品牌和国际销售的渠道。商务部一直推进品牌战略，品牌战略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培养自主品牌，把它变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另一方面是通过并购获得品牌。这个过程会是相当漫长的。
第四，金融业。要加速推进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也是相对滞后的，金融开放搞不好，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所以管理开放能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搞不好有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金融开放长期滞后的理由。怎么开放，国内首先要改革，为金融开放创造好的条件和基础，包括汇率机制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等等，内容非常丰富。
第五，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就是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在多边层面上，需要参与全球治理，引导规则，向希望的方向逐步地去调整。不是说把现有的经贸规则推倒重来，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能力。在区域层面上，加速推进和其他国家区域贸易安排，除了FTA，很多功能性的合作也不应该忽视。除了封闭的FTA以外，开放的自由主义也可以继续去推进。比方说“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有很多区域安排在里面叠加，这种区域合作、功能性合作，也有FTA的叠加。此外，在双边层面上也有很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