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台湾，总是有很多人对陈先生说：“我们都是看你的文章长大的。”我说：“我也是。”
一
我出生在屏东，初中毕业以后，没有留在屏东升学，而是去台北上了一女中，住在延吉街圣方济各修会办的宿舍里。每天放学要从一女中走过总统府广场，到中山堂去搭往三张犁的公车。博爱路与衡阳路上总是那么挤。我既然无家可奔，不如在学校的图书馆看书做功课。到了七点图书馆关门以后我再走，随便找一家面摊吃碗炸酱面，然后就到书店去看闲书，其实是看白书，香港人叫“打书钉”，大概是一站两小时，好像钉在地上一样。
书店的架子上是成排的丛书，一样的尺寸，一律的橙色，有吴稚晖、陈西滢、蒋百里等的著作。但另外当眼处有一本与这套书完全不同，大而扁，全绿的封面，中间一棵大树，可是画得很小，带出了《在春风里》的意思，我一看就喜欢。翻开书，第一篇是《寂寞的画廊》，当看到了“每一个人，无例外的，在铃声中飘来，又在画廊中飘去”，心于是抽紧了，再屏着气往下看，是“永远不朽的，只有风声、水声与无涯的寂寞而已”。眼泪就掉下来。作者陈之藩是谁呢？大概也是古人罢！一篇文章已定下了生命的基调。那时爸爸长期卧病在床，而妈妈刚动完了乳癌手术，还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妹妹。《寂寞的画廊》所渲染的一片荒凉，正切合十六岁的我之心境，可是痛苦之余仿佛得到了一些慰藉。
于是，每天放学，就到这家书店去，一篇一篇地看。后半本全是胡适之先生死后陈先生所写怀念的文字。一件件的小事烘托出胡先生的为人。我想起爸爸说过他念北大时的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长是胡适之。胡先生演讲时他去听，教室里坐满了人，连窗台、角落都是。爸爸说胡先生那天讲得不算好，但有很多学生在讲台下大声嚷嚷：“打倒胡适！打倒胡适！”胡先生小小的个子，从容不迫地摇着手说：“我不怕！我不怕！”那丰神是蔼然可敬，又庄严可畏！而陈先生在七八篇悼文之后最末的几句话是这样写的：
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
春风就这样轻轻的来，又轻轻的去了。
这是音乐呢，还是悼词？我迷茫而又仰慕。
之后，我又回去找陈先生的作品，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结果找到了《旅美小简》，封面也设计成邮简的样子。我又开始了追看这本小书的日子，还是打书钉的看法。
二
《旅美小简》的写作时代，陈先生刚出国留学，西方教育的冲击，激荡起他的心湖。小简的内容多是慷慨之悲歌，而文字却是高华而清丽的。从题目上就看出来了：像《钟声的召唤》、《泥土的芬芳》、《智者的旅栈》、《惆怅的夕阳》等。我不知是在作文，还是在周记里，曾抄过几句。大学时读了许多骈体文后，觉得陈先生的文风最近六朝小赋。比如他说：
没有画大观园的万紫千红，没有画大观园的钗光鬓影；没有画大观园的温柔富贵，没有画大观园的倜傥风流。而却把歌舞场的未来，写成了衰草枯杨；把满床笏的底蕴，绘成了空堂漏室。
又如：
夕阳黄昏，是令人感慨的；英雄末路，是千古同愁的。更何况日渐式微的，是我们自己的文藻；日趋衰竭的，是我们自己的歌声；日就零落的，是我们自己济世救人的仁术。我欲挽狂澜于既倒，愤末世而悲歌，都是理有固然的事。
是不是让人想起王粲的《登楼赋》，与庾信的《哀江南赋》？是不是有一种不绝如缕的传承关系？是不是中国传统的老干所发出的新枝，最终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在我自己的水绿年华，已觉“人生如絮，飘零在此万紫千红的春天”，但在凄迷的意象中，又感到一种高远之志。我也“要去寻求立命安心的‘人师’，为轻舟激水的人生找一脚注，为西风落叶的时代找一归宿”。结尾这对仗，好美。
也许是我自己正在叛逆的年龄，朝夕面对升学的压力，缠绵病榻的父亲，含辛茹苦的母亲，看陈先生的文章成为一种仪式，可以净化心灵；又因为陈先生炼字造句，没有模棱之词，不作非分之语，每一下笔，皆有其自身的力量。
我终于攒下钱，买了这两本小书。少年的感情真是激烈！自己对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反应甚大，简直可以说是愤世嫉俗。我一边看陈先生的散文，一边把自己的激昂言辞与感触写在两本小书的空白处。好像眉批，但也可以看作见了好诗，居然应和起来。
高三上学期上三民主义课，其实我满喜欢教三民主义的曹老师的，但那天还是忍不住拿出《旅美小简》来，在桌子底下偷看，结果给老师抓到。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把书没收了。我好担心，不知老师会怎么处罚。过了几天，老师却把书还了给我，且为我的一段“高论”续上了因原子笔没水而没有写完的句子。
这两本小书我看着喜欢，遂郑重其事地签上名，要送给念初中的大妹妹。但临送时又舍不得，结果并没有送。出国留学时要带的书都先用海运寄美，只有这两本小书我怕丢，就背在行囊里直接带去美国了。
三
在台湾时家里看《中央日报》，忽然发现了陈先生《剑河倒影》的文章，才知道陈之藩原来是正在英国剑桥的今人。茫茫世间，竟与此人同时，真是令人快乐，且思之安慰的事。后来托朋友买到了书，在异乡也可以翻来覆去地看。这本集子陈先生记述了他在剑桥的种种思绪，我好像比以前更投入地随着他的眼光看周遭的一切，又随着他的思考琢磨所启发的问题。我很高兴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看了陈先生的书，那少年的气焰，才没有燃烧成野火；而那蓄势待发的雷暴，才转去追寻生命的意义。在《王子的寂寞》中看到中国的皇帝，在打电话时，说的是：
“来者可是杨小楼吗？”
想笑而不易笑，哭又哭不出来。没有比这句子更悲凉的了。
我很爱《明善呢，还是察理呢？》里面的两个老头儿：赫伯特与阿伯特。他们比许多史册留名的英雄豪杰更让人难忘。赫伯特愿意把床改成两层，把面包分成两半，把他自己的钱粮给予另一个穷人。陈先生如此描述：
站在草坪前，凝望着那一片绿烟，在想：几百年来，不知有过多少剑桥人注视着这片草地在那察理，在那穷天；而赫伯特、阿伯特呢，却是把草剪平、扫净，并洒上自己一些谦逊的梦想。
陈先生这样由侧面描写剑桥，带来了与我所就读的台大完全不同的风景。世界上不必只有一种观察的角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可以是梅雪争春。看陈先生形容剑桥与牛津这两所老大学：
不知是不是一个梦，我好像看到窗前桌上有两只古瓶，瓶口插满了花。窗外是日夜在循环；晦明在交替；风雨在吹打。窗内只有这么两只古瓶沉重地立在褐色的桌上，瓶口的花放着幽香。
这话令人鼓舞，是不是在价值观如此混乱的时代，仍应有人坚持理想，执着公义，而为传统稍作深思，略加辩护。而《剑河倒影》中所引的伏尔泰的话：“我不同意你，但拼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是这个社会所应重视的原则吧！
四
八十年代初期，我到了美国波士顿，首次从图书馆借到陈先生的《蔚蓝的天》。这本集子内的文章，写作时间反而是最早的，收的差不多是陈先生在编译馆做事那五年内的作品。他介绍那些英国浪漫诗人，有一种同情与悲悯，我则在译诗中看到他的单纯与天真。他译的那些名诗，看看与他人所译有多不同。
小书起于朗费罗的《生命的颂歌》：
不要向我再念那些悲怆的诗篇：
说生命是一空洞的梦幻，
说灵魂已沉睡垂死，
说世事如过眼烟云。
结尾是近代诗人伍立曼的《青春》，又是悠扬如此：
青春不是人生的一段时光，
青春是心情的一种状况。
青春不是柔美的膝，
朱红的唇，
粉嫩的面庞。
青春是鲜明的情感，
丰富的想象，
向上的愿望，
像泉水一样的清洌与激扬。
他说所译的诗，所写的文章都是给中学生看的，却给在阴湿冷滞的空气中准备读博士的我，带来莫大的鼓励。你看，他说：
朋友，船要启缆，车已鸣笛了。越过目前这片风浪的海，迈过这座险峻的山，那面即是沐在化雨中的美丽的岛屿与醉在春风里的繁荣的都城。再见吧！
我也有一辆车要上，有一艘艇要下，我的生命总不能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是吧！
《印度小夜曲》，陈先生当时所译雪莱的《小夜曲》，更是我的最爱，这首诗几乎可以脱离原诗而独立。因为太动人，只好引出全诗来：
我从梦见你的梦里醒来
在一沁凉如水的晚上
地面拂过微风
天际闪着星光
我从梦见你的梦里醒来
一个幽灵出现在我的脚旁
它领着我──如何领我，谁知道呢？
走近你屋前小窗
温柔的风沉醉于
幽静的溪边
花木的芳香如梦里的思绪
飘然远逝像一缕轻烟
夜莺未唱竟他哀怨的歌曲
即溺于悲伤的狂澜
我未说完对你的爱慕
而死在你的胸前
我恍惚的倒在草地
如死，如痴，如狂
把我的爱慕化成雨珠
打在你的眼帘，你的唇上
我的双颊苍白而冰冷
我的心跳急剧而昂扬
再禁不住外来的风雨
这快坍塌的心房
陈先生真能译诗，他译得虽然不多，我却首首都爱念，最好就是朗诵出来，听自己的声音在空气里回荡。魂也颤了，魄也飞了。
五
有一年夏季，陈先生在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国同学会演讲“谈风格”，我去听了。有两段话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是他引王国维一首词中的三句：
觅句心肝终复在，
掩书涕泪苦无端，
可怜衣带为谁宽！
陈先生也提到王国维论词的三境界，其中之一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但他接着说：“你得有了可喜之对象，才有不悔的可能。”王就是目睹这个世界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价值，才自沉于昆明湖的。那年他才五十岁。
第二段话是举毕加索的绘画为例，说明原创者艺术的风格。他说，平常的复制品、印刷品，因为少了创作的艰难，一般也表达不出原作的味道。但他在巴黎看过一家做挂毯的地方，十几个人花十几年工夫织一幅毕加索的画，因为加上了时间的因素，那挂毯显出一种独特的魅力，其风格与毕氏的原作不同，但同样令人感动。只可惜陈先生最后发表的讲辞里漏了这段话。
这时候有朋友从台湾寄来散文集版，那一篇序后来起题，一个叫《叩寂寞以求音》的，是这样作结的：
我们当然对不起锦绣的万里河山，也对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但我总觉得更对不起的是经千锤，历百炼，有金石声的中国文字。因此，我屡次荒唐的，可笑又可悯地，像唐吉诃德不甘心地提起他的矛，我不甘心地提起我的笔来。
我想我在国外还在自我流放的唯一理由是这种不甘心。我想用自己的血肉痛苦地与寂寞的砂石相摩，蚌的梦想是一团圆润的回映八荒的珠光。
啊！蚌的梦当年对我曾振聋发聩，于今逐渐演变为雷声：我也要拿起我的笔来。
六
十年磨一剑，我在哈佛毕业了，修得了博士学位，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我努力写，也努力译。我也写胡适之，不过加上与曹诚英的爱情。
二〇〇二年四月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结了婚。二〇〇三年ＳＡＲＳ之疫在港横行。最凶悍时，学校也停了课。平时热闹的校园，顿时没有人了。我与陈先生每天戴着口罩，回办公室工作。他主要是想，继之以写。而我则在计算机上帮他整理。瘟疫过后，他的《散步》就成形了。我真是激赏他所译瓦科特的诗竟美到如此：
人间万事，世间万物，
并无所谓爆炸。
只有衰竭，只有颓塌。
像艳丽的容颜逐渐失去了光泽，
像海边的泡沫快速的没入细砂。
即使是爱情的眩目闪光，
也没有雷声与之俱下。
它的黯淡如潮湿了的岩石，
它的飘逝如没有声息的落花。
最后，所留下的是无穷的死寂，
如环绕在贝多芬耳边的死寂：
天，是无边际的聋，
地，是无尽期的哑。
瓦科特的诗自是名诗，这样的翻译也自是名译了。
至于科学家费曼的老师惠勒所说那些科学历史的话，在他简介中，倍见精彩。如惠勒一生思想变化的三阶段译为：
第一，一切是微粒。
第二，一切是场。
第三，一切是信息。
还有用两句话来说广义相对论：
空间作用于物质，告诉它如何运动；
物质作用于空间，告诉它如何弯曲。
陈的脑袋是怎么长的呢？有时令人惊异到恐怖的地步。就是当代科学家的作品经他译出时，竟有这么晶莹的汉字词语，如此自然地流泻，似山间的瀑布。水的内容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外在的形式，美得玲珑。
我不可能不想起《时空之海》里的一篇文章：《三部自传──哈代、温纳与戴森》。他说三个人的自传，分别代表了二十世纪前叶、中叶与末叶，凸显出三个不同时代的精神。哈代是纯净的数学家对数学所作的骄傲的自白，温纳是起于应用、终于应用，而戴森是科学要与价值挂钩。我没有资格评论这三位科学家的传记，但为陈先生活泼的思考方式所震动。他真能深入之而浅出之，形式之美，更是逼人。
七
我差不多每天都从山上的办公室走到陈先生的办公室，跟他一起回家。他平常关着门但不锁，所以我总是敲两下，然后自己打开门。他一看是我，不论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书，都会谈起他的问题或感想。比如：“你快来看这位钱基博，也就是钱钟书的父亲，是怎么解释语言的……”还有英文书，他说：“你看霍金从前的妻子珍，把一生都葬送了。真是惨！”我因为站在门口，跟他有一点距离，看见那孩子般憨傻的神情，只觉感动。我想：什么是自由呢？大概就是这种随兴表达的自由。什么是幸福呢？大概是两个独立的人，互相了解的幸福。
陈先生真爱看书，什么时候都是一卷在手。他看得很多，而写得太少。我逐渐悟出来，其实他想得最多。所以看完一本书，他总有本事用一句话来总结，三句话就可能是三本书了。
再由《剑河倒影》中找一个例子，你请他总结开温第士实验室一百年间的贡献，他这样写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通信时代，电波方程式是从开温第士开始的；如果说这个时代是电子时代，电子学说是从开温第士开始的；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核子时代，核子分裂是从开温第士开始的；大到天上的波霎现象，小到Ｘ射线下的结晶分析，细到细胞里的遗传号码，都是从开温第士开始的。
这样的思想习惯显然是一早养成的。他从书本里汲取知识，转成自己的识见。几十年以后，我们看《看云听雨》里面的每一篇文章，老练的文字带出火候内敛而层次分明的学问，豪华落尽，艳丽奔放的七彩已合成白色的日光了。
我们家有一本书，叫作《世界伟大演讲辞录》（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Ｇｒｅａｔ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收了二百九十二篇演讲辞。陈先生近年特别关心法治的真义，想知道当年美国制宪的种种，所以常拿起那些开国元勋的讲辞来念，甚至于背。那几天学期刚结束，我改完了全部的卷子，我们回到了台北。他正在读富兰克林八十一岁时，在费城所开的制宪会议上向各州代表所讲的话，希望大家抛弃偏见，在宪法上签字。他看完了很激动，吵着说自己对十八世纪的英文没有把握，非要我立时译出来给他看不可。我累了一个学期想休息，何况他大可自己译，也就吵着说我对十八世纪的英文也不太有把握，实在不想坐到桌前去。结果看着他的眼神，心中不忍，只好勉为其难地拿起笔来。他悄悄出去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手上拿着在地下街星巴克买给我的咖啡。这一段讲辞不久成为《智慧与偏见》的一部分。
陈先生写完了这篇文章，香港版编辑催他为《在春风里》的单行本补一篇序。这序欠了两年了。他总是写写不写写的。一想起要写，就沉浸在与胡先生的各种回忆里，头也歪了，眼也直了，坐着发呆。忽然写了，白纸用了一沓又一沓，但就是不交卷，也不给我看。我没有看过他写文章那么吃力过。胡先生逝世后，三十多年的岁月已飞逝而去。我问自己：他已经比胡先生当年的七十二岁还大了，我忍心逼他吗？
终于，陈先生写完了那篇序。我看着他一边流泪，一边写的情况，我自己也心酸，忍不住陪他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