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解放生命》新书报告会7月14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以下为本书作者蒲坚的的发言。
一年半以前我在这儿介绍《解放土地》的时候，总是有这种尴尬，在路上想我讲什么讲什么，但是走到半路上，全都忘了。孔总一介绍我的时候，又想起来了。
是这样的，我今天不太想把这个书的内容跟大家做介绍，因为我是作者之一，我还有一个合作者叫尹隆，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料工作准备。今天我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沿着孔总和杨壮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娓娓道来的交流，如果你们从中体会出我写这本书内在的驱动力和内涵的话，那就是我今天所希望的。
在路上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我们东北三省人口急剧下降，老龄化趋势非常严重，一年又108万的人流出来。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刚才孔总讲，这是新常态。我是这样想的，我这个1982年大学毕业，我一共到现在写了拉拉杂杂的写了五六本书，我第一本书是1983年写成的，那本书叫《艰难的选择》，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本书了，辽宁出版社出的。因为这本书是当年中信集团和江苏省跟日本搞合资的时候，经过了很漫长的谈判，搞成中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合资企业，我的起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公司里做车间主任。经过两年的合作，我是全程参加者，就写了这本书，其中有一句话，大部分内容全忘了，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如果不选择你就别误选择，这是我书的扉页上写的一句。正好暗含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复复杂杂的矛盾。第一本书是从当时实践当中来的。
后来九十年代初，我女儿出生以后，我就离开了我第一份工作，从车间主任和做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生产啤酒和食品的公司，是中信投资还有江苏省投资的，为了总结我在这个公司八年的工作实践经验，从车间主任到工段长，到总工程师，到总经理，我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企业文化论纲》这本书，但是这个书21万字一直放在我的抽屉里没有出版，我跟王宾交流过现在拿出来看，也还没有过时。如果我女儿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东西当做礼物送给她。
后来我在中心信托我是一年前正式离开中信信托这个董事长的工作岗位，我为了总结我这十年来和信托公司的同事们、战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就写了三本书，一个叫《论信托》，一本叫《解放土地》，还有今天的《解放生命》，试图为这十年我辛辛苦苦和大家一起共同奋斗做一个总结。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凡是要写东西的时候，是从实践当中来，从问题出发，所有你的思考都是要从现实的问题，现实的中国的问题出发，去寻找解决的方案，寻找解决的逻辑的起点，这是我今天第一个想要表达的问题。
一年以前，我在这儿介绍《解放土地》的时候，是为了解决土地流转的问题，写这几本书主要还是现实对我们极大的压力，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使得我们实践者或者实践的操作者，每时每刻都有很多的问题缠绕在我们的脑海。比如说我们在实践当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公还是对私的问题?马上就摆在你的面前。比如土地，土地有的人说，我们把土地分了，像西方那样，土地私有化，显然是不行的。那么共有制又存在效率的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找到在中国现实的这个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在实践当中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所以我写书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如果我写出来的东西不能在实践当中落地，或者说不能为这个企业创造价值，我就把它放到我退休以后去写。我要是在现实当中去写，一定要想找到一种模式，找到一种方法，一边能指导我公司去实践，同时还能形成理论上的一种逻辑、一贯的思想，这是我所追求的。
中信信托我是2004年4月21日，当时孔丹董事长是我的老领导，我到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当时只有2000多万的利润。孔丹董事长讲，你这个都从利润分配来的，还是要从信托来利润。经过十年的努力，今天也有在座的信托公司的同事，也有负责业务的同事，当年的33亿的总资产和2000万的利润，其实就是摆在我们在信托业当时中信信托的现实情况，我们要突破这个，我自己的理念就是如果你没有想好，如果你没有想通，你就无法去指导你的同事们在实践当中逻辑一贯的推行这个业务，所以你就不可能超越你的同行。当时我们的排位在信托业60多家信托公司当中排22位，所以我们要在实践中突破，没有理论的指导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他们今天信托公司今天上面刚开完会，他们已经资产达到1400亿了，今天的利润就是要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甚至150倍的增长。那么我在想，我在离开中信信托的时候，大家说，蒲总，你一定要上去讲几句话，你给大家总结总结。后来我实在想不出讲什么东西，也是走到半路上到台子上想起来。我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今天我在这儿也讲给大家听。
这个故事就是1560年，一个叫布克的，瑞典的一个钟表匠，他在游离了埃及金字塔以后详详细细观察了这个古建筑以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埃及的金字塔绝对不可能是一帮30万奴隶建造的，一定建造的人一定是有自由的工匠来建造的。当时这个结论一出以后，马上引起大哗。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个伟大的一个历史学家，对金字塔做出一个肯定的结论，这本书叫做历史，他说埃及的金字塔是有30万奴隶建成的。你要一个工匠，一个钟表匠否定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所做出的结论，当时大家引起很大的反响，就是说你胡说八道，别人觉得可笑。但是，2003年，埃及的文物保护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考察、考据，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还布克以清白，说经过对600多所大大小小的周围的建筑的考察，埃及这个金字塔是30万自由民建造的。大家就问，为什么布克会在那么样的情况下，凭一次考察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埃及的博物馆馆长就下决心要解开这个谜。经过长时间的调研、收集资料，他后来在布克的日记上发现，哦，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1365年，布克因为反对教廷的迫害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做手表的人，抓到监狱以后，做监牢的时候，监管者就说，你在这里面要劳动，你要做最好的表给我。但是这个布克在里面想尽一切办法，做不出，日误差1/10的手表。他想来想去就想不通，我原来在坐监牢在外面的时候，做日误差1/100秒的手表很轻而易举，后来他越狱成功了，到了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环境也很恶劣。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很顺利的就把这种日误差很低的手表就做出来了。所以他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他说，如果我们要把做手表1200道工序全部完整的做好，如果做的人充满了不满和愤懑，他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手表的。如果他的情绪当中永远是对抗和仇恨，他也不可能在254道零配件当中打磨那么精细。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说人的创造力、人的生命是物质性和社会性和谐决定的，或者说人在一个创造性的劳动下你没有身心的和谐，你不可能具有创造力。
这一点我跟杨壮老师在七八年前讨论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心得，这种心得用在实践当中，就是我在信托公司希望把每个人的用哈耶克的思想来说，把分散在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如何让他们自动、自发的释放出来，其实就成为了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布克在最后的结论他说过，说如果过度的监管，过度的指导是不可能创造奇迹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在指导信托公司做业务的时候，设计了很多的制度，目标只有一个，让分散在每个人头脑当中的知识能通过一种制度安排自由的释放出来，然后在市场上找到它对应的价值，其实奇迹就发生了。看似毕业的学校并没有那么很好，知识结构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完全，但是他居然创造了很好的业绩。实际上就跟布克做的案例是一样的。
因此这个事情就引起我特别特别的重视，所以我就想，从人性当中，从西方经济学所做的一些有益的工作当中，从我们现在科学做的有益的工作当中挖掘我们一钱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读了大量的我们中国文化的书，比如《易经》、《道德经》、孔子的《大学》这些书，我都不下几十次的去读。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有几个问题摆在我面前?
第一个，我们做业务当中老是要问姓私和姓公的问题，我就想，公和私到底是谁发明的?其实你查遍所有资料，都对这个没有认真的解释。你对计划经济，或者对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再追根问地的时候，你觉得似乎市场经济是西方发明的，但是查了所有资料，包括在网上，其实它们的解释都差不多，市场是什么?市场就是交易的场所。对我来讲，好像根本没有回答我的。所以很多问题引起我的思考，就是我要重新思考所有制的问题，我在这里必须坦白的承认，我读了《资本论》，读了《共产党宣言》，读了经济学批判，很多很多马克思的援助，我必须承认，我写这些书，我写《解放土地》和《解放生命》受到马克思基本原理的影响。因此这些东西把这些基本的原理和现代的技术结合起来，就使得我提出共有制的概念。因此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就发现，私有制和共有制，非私即公的思想根本不能解释现实的问题，而且有许多的悖论在现实当中无法得到解释。后来我就觉得，我们所有的事物都跟人相关，我们对人的本性能不能再进行开发。所以我在这里必须提到我1990年的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留下的著作和当年我们俩的交谈提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他是一个老四中的毕业生，是一个航天工业的模范式的人物，30年在西北大戈壁，回来以后做生命科学的研究，所以他对我的启发，让我从头对这些基本理论进行梳理。今天时间比较有限，我得出一个结论，其实所有跟人相关的问题都应该从人的本性出发。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今天要提出来的三性耦合论。人的本性有三个基本的特质：
第一个就是物质性。
第二个就是社会性。
第三就是知识性。
物质性大家是很清楚的，我们每天要吃饭，身体是肉体，我们的精神，大家都说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体出知识性的定义是什么?就是知识性是把握事物联系的能力，把握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现在又从马克思理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的时候，他说就人的本质而言，他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就现实性而言，是社会性的总和，人们往往会曲解了，就现实性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当成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的，不是，马克思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现实性而言，所以三性耦合理论三个特性，物质是人的第一特性，社会性是现实性，知识性是他的本质特性。这就是《解放生命》的理论基础。
刚才孔总讲了，我刚才也把我的心路历程跟大家交流了，所有的问题我们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其实映入我们实践工作者的眼睛当中的和思想当中的问题，其实就是那几个问题，比如说共同富裕的问题，习主席提出来的。比如说土地的问题，比如说老年社会道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家都可能注意到，习主席新的领导班子上台以后，有一个词他们经常提到，他们提共同利益，他们提命运共同体，他们提共同分享，其实，这就是我的思想来源。
人的所有制的形式实际上世界上所有制就是两种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是相互对立、统一的关系。一种所有制叫个人所有，一种叫共同所有。我们要追究这个理论的来源，它的从哪儿来的呢?所以我是比较喜欢去追究一个理论的最根本的来源的一个人。
好，看看，我们把这个人的本性这三个本性打开了让大家看，人的物质性是他的第一属性，西方的经济学，西方的人是从物质性出发，因为设计了制度，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现在占有的形式是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基本特征就是占有形式的排他性。
那么再看看，知识的占有，这是个人的占有。它的占有形式和物质的占有有没有区别呢?有非常大的区别，甚至有天翻地覆的区别。因为人的物质性的占有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共同分享的。不会因为我占有了，你就占有不了知识。这瓶水被我喝水调动大家都喝不掉，这就是排他性，我们共同占有的知识，因为我们共同占有的越来多数，知识效用越大。因此，知识的占有就成为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从历史上来看，当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大家都会承认，其实物质占有的这个形式跟精神占有或者知识占有的形式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人的知识发育并不那么发达的时候，知识占有的程度，物质占有的程度是人占有的形式当中最重要的占有。但是随着互联网的产生，随着信息技术，随着一系列现代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其实知识的占有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从知识占有这个特殊的形式我们就可以推延出，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共同体，为什么我们要共同占有这个地球?为什么我们要共同富裕?其实就是从人的知识性或者从人的本性当中开发出来。
我们现在再回到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问题。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火车的轮距是4.85英尺。大家问，为什么美国是要4.85英尺?后来大家知道，哦，原来这个美国的火车铁轨是由英国人建造的，因为英国人就是4.85英尺。别人又问了，英国为什么要用4.85英尺?我原来最先设计火车的人员原来是设计电车的，因为电车是4.85英尺。那么别人又问，你电车为什么是4.85英尺?哦，原来做电车的人原来是建造马车的，马车的轮距就是4.85英尺。哎，那么说为什么马车有4.85英尺?哦，原来因为你不用4.85英尺，因为英国的道路的车辙就是4.85英尺，如果用4.95英尺，合不上辙，轮子很快就坏了。有人就问，为什么英国的车辙是4.85英尺呢?因为原来最早的道路都是罗马军队铺的，是为了打仗铺的。哦，你可以看，一个轮轨的轮距可以从历史追到很远。大家最后要问，那为什么部队打仗要用44.85的轮距呢?因为结论特别简单，因为他们要拉战车，因为拉一辆战车要两匹马，两匹马的屁股横着4.85。这就是历史的看待问题。
中国的道路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哪儿来的，我们才知道往哪儿去。刚才孔总提出了很多西方理论，大家都在讨论，其实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我们有普世的东西，那么老子说的那句话就不存在了，就不会被大家所引用了，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些话一说，所有东西就全没了。如果所谓的大家都认识了，也不过是局限的，现实的，认识局限性的在某一个区域适应的，因为它不符合这个世界变化。
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些，这个案例是说明我们必须历史唯物主义的去看问题，然后你才能解决我们当下所遇到的很多问题。
那么回到这个解放生命这里面一个主要核心思想，杨壮老师刚才问我，说你用两条来回答，《解放生命》这里面两个核心思想是什么?我说两个核心思想就是三性耦合的理论，就是任何一个特性不是单独的发挥作用，它是偶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就引出很多现象。
比如我们追求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我们的目光追求物质性的和谐，所以我们经常会想，你的工资低了，我的工资低了，你富裕了，你吃得好我吃得坏，大家说你凭什么吃那么好，穿那么好的衣服?人们往往会把这个东西，把我们追求和谐的的思想会聚焦在物质性上。但是社会性和谐，就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要花很多钱。社会性的和谐也是非常重要的和谐。它跟什么和谐联系在一起呢?是跟物质性的和谐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本质的呢?不是，本质的和谐是知识性的和谐。知识性的和谐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关于一人一票，选举的问题。大家都说，我们不能一人一票吗?西方能一人一票，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呢?从我这个来理解，我是这么解释的，其实人的知识性的和谐是人的本质的和谐，人均知识占有量的平均数是制约知识性和谐根本的一点。有一个数据说明，人均知识占有量用什么数量化评价呢?比如我们选择了人均受教育年限，我们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排除质量的因素，八年到九年，世界上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到了31年，大家都说，这么长?终生教育嘛。我们人均读书连小人书加上2.7本，最高的书已经每个公民都读到69本书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均知识占有量的高低制约了你知识性和谐，如果知识性南辕北辙，你想的事跟我想的事不是一个事，知识性就有问题。
以前我愿意举这个例子，我是1978年考上大学，那个时候经常在班里有同学一问，说我们弟兄五个，我们都考上大学了。后来家里太穷，家里父亲说，这样吧，老大你考的学校最好，你去上学吧，剩下那四个你们就在家里干活，供老大。老大你发达了以后，别忘了弟兄四个。那大家都很融洽，很好，上学了。第一年一回去，大家还在谈，跟弟兄们一谈，谈谈什么事。他聊得来。但是随着他在大学知识占有量越来越多，跟四个弟兄越来越谈不拢。等他大学以后读了研究生以后，话就越来越少，其实就是知识占有量打开了距离，他们谈论的话题，他们关注的事情就不一样了。这个所能做到的就回到了人的第一特性，就记住父亲的话，谈是不谈，交流也不交流，但是我挣的钱给你们多分点，只能这样。
但是后来会发现，家里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一种现象，他父亲说，遇到一个家里的事情，说你们别争论了，打个电话问问你大哥吧，他知道的多，让他来做决定。做决策就成了知识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就是一人一票这种模式完全取决于社会平均知识占有量这个程度。我们现在跟美国的人均平均知识占有量从数量上来讲正好是他的1/4。粗略的来看，像GDP，像许许多多的数据，可能都跟这个知识占有量相关。
因此我写《解放土地》的时候马上回到我们这个养老，大家有一个现象大家一定能注意，这里面有没有做房地产开发的?我接触了很多很多做房地产开发的，而且我看过不下十个这样的项目，其中80%的项目是这样的，他们想养老就是到山清水秀的地方盖一个非常豪华的，你们老人看到这个你们还不来吗?实际是什么呢?在离着北京70公里的地方有很多，在南通离着上还有很多六七十公里的地方有很多养老院，这些建筑商觉得我建好以后，需求那么大，有钱人一定会来，结果完全不是。如果你们在这里面有人想搞养老建筑的话，请记住，三性耦合会帮你赚钱，不是一种理论，因为除了物质性的需求以外，老年人的需求，物质性的需求是随着年轻人，是随着14岁以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越来越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下降了。大家都有这个，以前爱吃的东西老了也不太爱吃了，吃点清淡的，物质性的需求下降了，所以看物质的眼睛是发生了变化的。那社会性呢?随着年纪越大，因为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社会性的需求越来越大。比如说跟儿子的关系，跟邻里之间的关系，跟周围同事的关系，甚至跟自己以前朋友的关系就成了很重要的关系了。
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他们建很豪华的东西，缺乏知识性。所以从时间来讲，如果把这个养老考虑社会性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养老院应该不能离开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离开三到五公里范围内，让他在三到五公里范围内，他熟悉的环境下，他熟悉的人，熟悉的那个饮食结构当中，跟他儿子，向他孩子下班拐弯能看看你。我们最近做一个案例，弄完我就提出来，有一个小区当中建了一个小型医院、养老院，我就提出来，按照生有所信，老有所托的概念，我说一定要把幼儿园加在这儿，一定在旁边建一个幼儿园，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有实践证明，美国的、瑞士的，他们证明幼儿园的孩子跟老人在一起，老人会获得巨大的无穷的快乐。按照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都这么过来的，每天六点多钟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累得要命。如果把幼儿园跟老人院放在一起，如果把父母放在养老院，把自己的儿子放在幼儿园里，老人和孩子其实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老人就感到：第一我没离开亲人。第二，我没有离开家。第三，我没离开社会。他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有实践证明，物质和精神如果要选一样，谁对生命的长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精神。
那么好了，如果你搞养老你不考虑社会性，我注定你不会成功的。但是是不是考虑物质性和社会性以后，另外一个东西你就不考虑了?就是知识性。因为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一直跟孔总交流，孔总离开了他原来那个岗位，那个领导岗位，但是孔总的知识、经验，还有各方面的学识根本就没有发挥，那我们旧社会上觉得玩儿玩儿吧?这个对我们中国未富先老的社会是巨大的浪费。如果我们对知识性加以开发的话，未来摆在我们中国养老事业面前有巨大的问题。知识性大家都知道，有一般知识，有晶体的知识，还有流体知识。一般的知识就是我们在习俗当中就知道，这些没有什么问题。有晶体知识和流体知识，晶体知识是跟你的学历、学习相关，跟你的经验相关，这些知识是随着年龄到达一定程度不会下降，而且会越来越成熟。那么有实践证明，50-60岁的人，按照现在的预期寿命，65-70岁的人对社会的贡献要远远大于20-30岁的人。大家会提出悖论，说年轻人有创新啊，是，这是另外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叫流体知识。流体知识是你创新的能力，这种知识是随着年龄的生长会下降的，但是晶体知识会上升的。因此要把晶体知识通过我们养老这个平台如果能释放出来，我们这个就了不起了。在座的像杨壮老师退休以后，很多东西还没发挥出来呢，完全可以通过这种释放。怎么把知识性释放出来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信托。
信托是什么呢?我一直在实践当中，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直给我一种启发，我认为信托既是一种古老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因为在信托这个模式当中，它会把很多的权力进行分离，然后把很多的知识进行集成，同时还有很多的社会关系通过信托来取得效应。
比如说委托代理和信托代理。在管理学上，孔总参加新加坡的会议，人家提出叫官价理论。委托代理是没有监管的，完全是一种契约式的。但是信托代理是既有契约还有监管，因此就符合了一个“三”的概念，就是我认为事物是通“三”的，像杨壮老师刚才讲了三点，不知不觉讲了三点。领导都是这样，我今天就讲三点，第一点，第一点里面也有三点，因为基本上这三点就能把这个事情概括了。为什么?因为物质性、知识性、社会性把这三点都概括了，如果懂的话，就可以知道。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可以用的，但是我觉得多了，他老年以后他又提出第六个需求，如果能提出第六个需求，我觉得能提出180个需求。其实人的需求没有那么多，本质的就这三个需求，物质性的需求、知识性的需求和社会性的需求。
所以信托正好是能把生产关系，原来的对立的关系变成一个三性耦合的关系。因此它就容纳不同生产力，不同人的能力。所以信托作为一种平台，能解决养老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是因为它的信托结构决定的。
今天因为书当中写了很多结构了，也有案例，大家可以去看，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这些事情就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但是这本书怎么来的，它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一年以前我写的《解放土地》，实际上就是因为很意外，一个月以前，孙冶方的首届金融创新讲给了这本书，我后来了解，我说我这个书根本不够得奖，他说那些人不如你，一点新的东西也没提出来，你里面提出一些新的思想。我说，新思想也能得奖。其实《解放土地》这本书中信信托在土地信托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时候，我在黑龙江出差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县委书记拿着这本书，翻得像翻毛主席著作一样，写了很多批语。我问他这本书怎么样?他说这本书都能用。我自己感觉非常高兴的就是，如果写的书能在实践当中能用，也能帮助别人赚钱，也能帮公司赚钱，这是作为我在企业搞实践工作的期望。我不是想用这本书当教授，也不是想用这本书怎么样，我希望总结我实践的企业当中能有所帮助。我现在也在管理中信的医疗集团，希望能把医养事业能够往前推进。能不能成功，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努力把这个思想去实践。
我最后还是要总结我今天的发言，虽然我没有做PPT，他们做了一个很厚的PPT，但是我把我的心路历程和我对《解放生命》的一些思考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最后的总结就是希望我们能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能有机结合起来，能把它的优点相互融合，能有效的弥补双方的缺陷，使得达成一个什么呢?达成一个三性耦合的这么一个社会制度，推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往前发展。
我想，我期望，我们中国实际上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体制，这种新型的体制其实你叫它共有制、共享制、共生制也好，其实都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明明白白的告诉了大家，这个世界不是哪个人说了算，这个地球是地球人共同拥有的地球，这个社会是所有社会人共同拥有的社会，因此以后我们不能非此即彼，不能一味的讲究竞争。为什么?我在开篇的序言当中说，引用了李富津(音)的一段话，实际上这个社会正在向我们悄悄地走来，不是我们中国人这么认为，联系方的资本主义的研究的大家他们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一种新型社会正在向我们地球人走来，这个社会就是共享、共有、共生的社会。而我们今天初步的用这种理论来解决养老的问题，希望能对我们这个社会做出一点点贡献，也希望这里面提到的一些不完善的理论，能启发大家在实践当中去挖掘更深层次的、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并且取得非常好的实践的结果，能在两个一百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实现我们两个具体的目标的同时，我们能理直气壮的站在世界的高地上说，我们在理论方面真正有了自信。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