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创办时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当时《红色中华》的称谓。利瓦伊汉的回忆也沿袭这一称谓。同时也称“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这是王明1933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讨论库西宁报告发言时的称谓和周和生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发言时的称谓。[1]197，3711934年1月14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称“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2]104该校是1933年3月13日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十分密切。
一、中共中央党校创办的设想与俄共(布)中央党校的范例
俄共(布)十分重视党校在培养干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1910年1月2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已把创办党校问题列为会议议程。该会通过的《关于党校》的决议，提出了在国外准备建立党校的任务和为此而必须进行的募捐工作。决议指出：“为在国外建立党校进行准备工作。为此，中央委员会任命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委员会……立即在国外和国内开展为建立党校的募捐工作。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指出，它应当用一切办法使马克西莫夫等同志不要单独地建立党校，要他们参加中央委员会直属党校的建校工作”。[3]306显然，这个党校指的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党校。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9年7月，俄共(布)创办了党的第一所中央党校——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即“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4]642。该大学即俄共(布)中央党校是根据俄共(布)八大的决定创办的。1919年3月18-23日于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第9条“党的工作人员的培养”部分明确指出：“责成党中央委员会：(1)建立中央委员会直属高级党校(即中央党校——笔者注)；(2)制定地方党校的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3)派有关的讲课人帮助地方党校”。[3]568这样，根据这个决议，在改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传员、指导员训练班和苏维埃工作学校基础上，1919年7月，俄共(布)中央便创立了俄共(布)中央党校。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苏维埃工作学校的前身，是1918年根据时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党中央书记的斯维尔德洛夫的倡议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鼓动员和指导员训练班。该中央党校1932年停办，改为“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高等农业大学。
为了发挥好俄共(布)中央党校的作用，为了把党校普及到全国省市县，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于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九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指出：“应当特别注意进一步发展各种党校(高级党校、初级党校、指导员党校)，以培养经济行政干部。中央委员会应当为这些学校制定教学计划和示范教学大纲”。[5]281921年3月8-16日于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局和党的宣传活动任务》决议提出任务要求：在最近一年内，党在党校方面的最低限度的计划任务是：除了建立一个二年制的党大学、四个高级的党大学和高于省级的区域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以外，要使每个省城都有一个办得很好的、每年有2-3班学员毕业的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并且在共和国的至少半数县份内，根据缩减的计划建立县级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必须责成政治教育总局、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和中央委员会鼓动部共同努力来保证给县级学校调派至少300个有足够修养的讲师。必须责成所有的党的负责工作人员担任党校的讲师，使他们把这一工作看作是自己的一项极重要的义务。[3]92-93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班》的决议中还要求中央党校要发挥其研究功能、作用。[3]94
在创办了俄共(布)中央党校并将创办党校推向全国的同时，俄共(布)中央又提出了创办中低级党校的任务。1922年3月10日，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就党的建设问题致莫洛托夫》信中就指出：“提高党员质量的途径有……(3)普遍组建中低级党校”。[6]256
俄共(布)中央党校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因内部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而于1932年停办。1938年10月1日，斯大林在宣传员会议上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中总结了停办中央党校的教训，并要求重新开办中央高级党校。斯大林在该会议的发言中批评道：“停办了学校，是因为学校提供了两边摇摆的人”。“但是应当改进，而你们立刻就停办。高级党校一定要有，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级党校应当组建不只一所，而要好几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级党校一定要办，无可争辩地要办”。[7]646-647在斯大林该句话的注释中指出：“斯大林的这一指示在战后才得以执行。战后成立了……中央高级党校”。[7]647笔者目前虽未查到为落实斯大林这一指示而重新开办的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的相关一手资料，但笔者认为，注释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实际上在1940年8月31日之前，这一中央高级党校就已成立。在1940年8月31日《季米特洛夫就创办培训兄弟共产党领导工作人员的一年制学校给安德烈耶夫的信》中指出：“4.新办的学校(指共产国际主张创办的一年制学校——笔者注)定于1940年10月1日开课。5.责成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委派高级党校讲师和教师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学校讲授教学计划规定的一系列课程”。[8]478这一史料充分说明了在1940年8月31日以前，斯大林的这一指示已经得到落实，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已经重新创建。
此后，由于战争的残酷及其恶劣的政治环境、贫乏的物质条件等原因，已经开办起的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又陷于停顿状态。故此，战争结束前后，由于条件的改善，又重新创办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而在创办中央高级党校之前，先创办了一所中央函授高级党校。1944年，根据联共(布)《党的建设》第17期报导：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成立联共(布)中央直属函授高级党校的决议。决议认为，成立函授高级党校的目的是提高州级领导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决议最后说：“提高我们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的工作具有愈益巨大的意义。应当对这项工作给予毫不松懈的注意”。[9]410 1946年8月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训练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目前训练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决定：1.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设立高级党校，内设党系和苏维埃系，专门培养省、边区、加盟共和国一级的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2.设立省、边区和加盟共和国的二年制党校，专门培养区和村一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9]417-418 8月2日，联共(布)中央又通过《关于设立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校》的决议。[9]418为了更好改进党和苏维埃干部的培训工作，1945年11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训练和再训练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的决议。决议认为，在训练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方面，缺乏应需的系统和制度，党校所规定的课程太多，再训练干部的工作也组织得不好。决议提出，为了大大提高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必须在最近三四年内使各加盟共和国、边区、州、市区的党和苏维埃的基本领导干部都受到党校和训练班的再训练。决议就高级党校、加盟共和国、边区和州的党校以及社会科学研究院训练和再训练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教学的基本任务、课程设置、教研室设置、学习期限、招生条件、招生人数等等。[9]420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得到了重新创建，并以此推动了全国各级党校的设立与党校教育的改革。
俄共(布)(1925年后改为联共(布))中央党校及其各级党校的创办，不仅成为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创办党校的典型，也成为中共中央党校创办的光辉范例。对此，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指出：“俄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大学、党校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等单位，也应当通过共产国际跟外国的有关机构建立联系”。[10]63而且，在俄共(布)1919年7月成立的中央党校的影响、示范下，旅俄的中共党人于1920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在1920年制定的《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在莫斯科成立隶属于中央组织局(指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笔者注)的中央党校，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党组织均须选派最优秀的同志来校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11]25这是中共党人在俄国建立的第一所中央党校，从而开了中共党人创办中央党校的先河。1929年4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也曾指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后期——笔者注)是由联共(布)建立的中共的党校”。[12]105俄共(布)中央党校和中共党人在莫斯科创办的中央党校以及联共(布)创办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参考和典型范例。
二、中共中央党校创办的准备与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
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是共产国际相关决议要求的直接结果。对于创办党校及中央党校在培养干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共产国际从俄共(布)创办党校及中央党校的经验中得到启示，并先后多次作出决议，把俄共(布)创办党校经验推广到世界各国共产党。
早在共产国际三大的文献中，共产国际就提到了“党校工作”的问题。在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通过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中就指出：“必须组织共产党的核心来从事党的活动的各个方面的日常工作，即家庭宣传、党校工作”等。[13]290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妇女中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方式提纲》中，提到了妇女工作与党校的关系。[13]356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的文献首次提出了各国共产党要创办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的问题。大会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决议指出：各国共产党“为了开展党的共产主义教育活动，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开办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日校和夜校”。在这里，共产国际的突出贡献与创新是，不只是把各国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的创建放在革命胜利之后(俄共(布)中央党校是建立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9年7月)，而是要建立在各国革命胜利之前。这是对俄共(布)创办党校经验的重要突破与创新(当然，俄共(布)在十月革命胜利前的1910年1月2日也曾提出在国外建立中央党校问题)。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后，鉴于马克思主义传播未能取得预想结果，鉴于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及普通党员马克思理论水平的低下，为了加快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共产国际加大了采用多种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各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和普通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力度。其中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更加强调通过各国共产党创办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来传播、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培训、培养干部，加强各级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在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党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中指出：“16.在人力和物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尽可能地吸收广大的党员群众参加学习，必须按照两条路线——党校学习和自修，来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机关的制度。17.每个共产党的党校系统，其最高和最低两级应当是：(1)中央党校。(2)各种各样的初级训练班(夜校、定期讲座、星期日学校等)。18.根据每一个党(或是若干操同一种语言的国家的党)的物质条件的可能，中央党校应当在一定时期内集中轮训一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有素养的党的工作人员。中央党校的目的，是把学生的现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加以系统化、扩大化和深刻化……。19.初级夜校(星期日学校)的目的，在于使党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基础，从而使他们具备基本的政治知识……20.在这最高最低两种党校之间，可以根据各国各党的具体情况，建立各种各样培养党员的过渡组织形式：从星期日学校和短期的当地的训练班一直到州党校——这种党校已经能够适应比较高的要求并能够为各地培养党的领导工作人员。”[10]61-62 1925年3月21日至4月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指出：“为了提高支部基本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应当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办训练期为2-9个月(根据实际可能)的中央党校。规模最大的几个共产党支部首先要建立这种中央党校，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鼓动宣传部则应在各个方面大力支持这些学校”。[10]182共产国际这一“党校系统”三级模式：中央党校(最高级)——州级党校(中级)——初级夜校、初级训练班(最低级)，不仅是共产国际在培养干部、传播、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管道、途径的又一次突破和创新，而且为各国共产党创办中央党校及其党校系统开辟了实现的途径，中共就是在共产国际这一模式指导与影响下，成功地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及其遍及全国的党校系统，为培养各级干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多次作出决议，要求建立各类党校，并为筹建中共中央党校作准备。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作出《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在中共文献中首次提出了党校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培养指导人才”。[14]245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议决案》又提出了通过党校教育党员、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形式、途径。《议决案》指出：“党中央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14]377-378 1925年2月6日，中共中央在《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中又提出了中央宣传部在党校创办中的具体责任问题。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作出《宣传问题议决案》，进一步提出了根据现有条件办理两级党校及其培训对象、学制和教育方法问题。《议决案》指出：“群众的鼓动和宣传中一定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所以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现时党内所有的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毕业期限至少不过一月或一个半月。(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般政治智识较高的同志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不要过三个月。[14]481显然，共产国际要求各共产党建立中央党校问题，此时在中共看来尚不具备条件。1926年2月21-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作出《开办最高党校问题》决议，“决定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15]71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将“设立长期党校问题”列为会议的第10项议事日程[15]84(共11项议事日程)。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进一步提出了党校的教本和教学大纲问题。《议决案》指出：“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a)《革命常识》——中国革命中最重要问题的通俗的解释。(b)《党务常识》——党的工会的学生的妇女的……各种工作的组织宣传等方法原理之解释和论述(如支部之意义及党团之运用等)。(c)初级党校(训练班)的教授方法(实际的课目表及参考材料汇录)”。地方报告问题时，同时要报告“每月党校成绩(如办理各种训练班及教材办法成效等)”。[15]191，193
在中共中央上述精神指引下，上海党组织早在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上海渔阳里6号便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即外国语学校；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经费和社址在长沙创办了湘区自修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这些学校的创办，为日后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开了个好头。中共首先创办具有党校性质的学校，便是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创办的，于右任为校长。1923年春，在李大钊推荐下，邓中夏到校任校务长，主持学校的实际工作。中共先后派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肖楚女、沈雁冰、蒋光赤、陈望道、施复亮、李汉俊、杨贤江、侯绍裘等人来校任教。李大钊也曾来校讲过课。所设课程除讲授各学院所属科学知识外，还讲授马克思主义(当时在学校中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是首举)。上海大学培养出了像秦邦宪、王稼祥、杨之华那样的大批革命战士。上海大学虽然没有提出党校的名称，但却起着党校培养干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1923年冬，长沙党组织派任弼时、任岳、刘少奇等去湖南(现在是江西)安源协助创办了中共第一所党校。校长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兼任，任岳主持教务工作。党校校址设在安源30间房子，有100余名党员参加学习。该党校为夜校。1926年1月21日至3月6日，湖南党、团区委，利用学校寒假时机，合办一党校高级研究班，党校校长曹典琦，学生56人。党校租用颜子庙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的教室。课程设置有政治报告、资本主义与中国、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世界革命史等。不久，根据1926年11月中共中央的决定，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两湖党校”，校长林育南。由湖北区委代管。[16]32在两湖党校筹备期间，维经斯基等已为湖南党校筹集到1000元钱。[17]527
与此同时，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6月在前述农讲所基础上中共在武昌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10日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创办的中山学院、1927年2月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等学校，实际上都起过党校培养干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同时，自1924年7-12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中共还建立了8所工人学校，这些学校是党进行合法宣传的中心。[18]561
在各地开办初级、短期党校基础上，创办党校的规模和层次也不断提高。1925年9月，中共北京地委在北方区委领导下，创办了北京党校。校址设在北京市府胡同一个四合院内，是一所秘密党校，门口挂着一个中学的牌子，用以掩护。北京党校校长罗亦农。教员主要有北方区委委员赵世炎、陈乔年等。李大钊也常来指导工作。瞿秋白经常来校讲课。课程设置主要有：党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时事政治等。第一批学员共100余人。1925年10月以后，中共上海区委开办了党校。瞿秋白、罗亦农、尹硕夫(伊宽)、王一飞、郑超麟、彭述之等授课。课程设置主要有：资本主义特征及其崩坏、第三国际的政策、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解放、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方式与中国国民革命、中国劳动运动与我党的发展等。1926年2月初，中共上海区委又决定开办一所高级党校与一所初级党校。高级党校学习时间8个月，由罗亦农、尹硕夫等授课。[2]38-401925年秋，中共广东区委设立了党校教育委员会，书记任卓宣。[16]301926年9月1日，中共广东区委创办广东区党校。11月10日，中共湘区、鄂区两区委在武昌合办创立武昌高级党校，各区选送学员40人。
这一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虽然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尚未提上议程，但是上述一系列党校的创办与党校级别、质量、规模的不断提升，都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三、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米夫代表团来华
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虽然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创办中央党校的任务，但前提是“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13]467“根据每一个党(或是若干操同一种语言的国家的党)的物质条件的可能”。[10]61由于中共所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社会条件和党的现实状况，共产国际在会后尚未要求中共立即创办中央党校。但随着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的壮大、中共初级党校、地方党校的不断创办普及以及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要求的迫切任务的提出，通过建立中共中央党校来深入培养中共高层领导干部、理论干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便提上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共产国际针对中共要创办党校任务最早是在1926年2月17日至8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在1926年3月2日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第十二次会议专门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首次单独针对中共提出要求并帮助组织党校。《提纲》指出：“共产国际特别应当注意安排……和组织党校等事，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完成这项艰巨工作”。[19]136为此，1927年1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召开会议，其中决定：“认为派库丘莫夫同志去中国是合适的。授予他调查中共党校的开设情况及其现状的全权”。[20]70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为了帮助中共创办中共中央党校，1927年2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认为最好派米夫同志和中山大学的2至3名中国人去中国组织和指导政治学校(指中共中央党校——笔者注)的工作。此问题由彼得罗夫同志与中共中央商定”。[20]103-1041927年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派遣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11名同志(包括米夫同志，其中有4个中国人)去中国组织并指导政治学校的工作，费用由上述两个学校负担”。[20]120同日，拉斯科尔尼科夫致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说明了米夫率领的宣传工作代表团的组成、任务及开展工作的组织程序等。该信指出：“现由米夫同志带领一批宣传工作者前来，归中央委员会调遣。这批同志是：米夫、彼得罗相、贝尔曼、普拉格尔、戈卢别夫(即陈绍禹即王明——笔者注)、萨戈莫尼扬、克柳切夫斯基(即潘家宸——笔者注)、多格马罗夫、热尔托夫(即叶俊中——笔者注)、福格尔(即刘国璋——笔者注)、维经斯基。这些同志去中国工作为期约一年。这些同志的任务是开办和管理党校(指中共中央党校——笔者注)及临时训练班，在有关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对党员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加强国民革命军、工会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等等。[20]121-122同月，米夫携带此信，率联共(布)中央派出的宣传工作代表团来华，陈绍禹(王明)任译员，先后访问了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向中国党介绍苏联党务工作经验，实地考察中国革命情况，[21]574为帮助中共创办中央党校作准备。
在米夫代表团在中国实地考察基础上，1927年6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并就此作出决定：“决定：……(7)认为有必要组建中央党校，为此拨出必要的经费。要求汉口赶紧提出预算意见和组建计划(学员人数、学习期限、主要的开支项目)。[20]311-312
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共产国际新派代表罗易、旧时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和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负责人米夫也出席了大会)，根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讨论了建立中共中央党校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这是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党迫切需要成立党校，以培养、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以加强党的组织。对于办党校问题，会上有多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成立一个党校，这样讲师的水平会更好些；另一种意见主张各个地区也成立党校，这样对培训干部会更方便些。中央曾计划成立一个设两个部并拥有500人的中央党校。考虑由于1927年4月4日在武汉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联席会议把中共中央迁至武汉的建议(因上海“4·12”蒋介石反革命政变)，4月22-26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中央全会接受了这一建议，[22]443决定中共中央党校就设在武汉。中共五大并决定中央工作机构增设“党校委员会”，书记瞿秋白。中共五大后，5月22日，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关于创办中央党校问题，决定在武昌开办一所中央党校，招收学员300名，每期学习时间为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张秋人、任作民、陈潭秋等组成中央党校筹备处，进行筹备工作。6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中央党校问题，并决定了中央党校领导人选和开学时间(校长人选暂无数据)。任命尹硕夫为副教务主任，张秋人为事务主任，李德昭、刘国庄担任翻译。确定1927年7月20日开学。[2]40-41一切就绪后，米夫代表团也于1927年6月回国。[21]576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4·12”蒋介石在上海政变叛变革命后，也叛变了革命，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在武汉立刻创办中共中央党校之事已无法实现。刚刚迁入武汉不久的中共中央机关，也于1927年9月底，开始陆续由武汉迁往上海。[22]488
此次米夫代表团使华，虽然未实现创办中共中央党校瓜熟蒂落的目的，但他们大量工作，从而为日后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准备了政治、思想基础。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重提创建党校问题。该《书》指出：“必须加紧党员的政治教育，必要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办党校政治班发行通俗的关于马克思的书籍等等)”。[23]497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再次提出：中共“应当十分注意加强和改善全部宣传工作和党内教育工作，要建立(特别是在苏区)大量的党校”。[1]152
为了适应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贯彻落实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在政策上不断调整，加强对创办党校和中央党校意义的认识。1930年11月，中共中央给两湖特委的指示信，要求他们“尽可能办党校”，以培养干部。[2]53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关于这学校的计划，应该是三分之一为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为实际工作的常识，三分之一为政治经济的常识(学校计划，另行抄上)”。[24]213-2141931年8月27日，在《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苏维埃区域最近更需要特别去做提拔与训练干部的工作，经常利用这种公开的便利大规模的去举办各种人材的训练，如党校，政治军事学校等，必须保证干部的自给”。[24]344 12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苏区中央局，应速办党校及苏维埃干部训练班，以便解决干部自给。[2]53从而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奠定了思想和政策基础。
在实践中，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开办各种训练班，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共五大后，从1929年2-9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先后在上海举办了3期中央训练班。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要求广东、福建、四川、山东、云南、河南、陕西等各省委，也开办训练班，以造就干部人才。
这样，由于中共中央在思想、政策准备和实践探索的日趋成熟，在此前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和米夫代表团工作基础上，鉴于上海严峻的白色恐怖形势，中共中央机关已于1933年1月迁往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于是1933年3月在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江西瑞金创办中共中央党校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在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努力和共产国际大力倡导及米夫代表团长期(武汉时期)具体运作下，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祭日前一天)，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或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两个名称交互使用)在中央苏区红都江西瑞金(前身是中央苏区中央局党校)宣告成立并开学。该学校是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和政府、青年团、工会联合创办的。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弼时任校长，副校长杨尚昆。不久，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长张闻天兼任校长(1933年5月至1934年1月)，董必武兼任副校长。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长征前夕，由利瓦伊汉继任校长(1934年1-10月)、副校长冯雪峰(1934年2-10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或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设3个班：新苏区工作人员班，中级班，高级班。课程设置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此时，虽然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米夫代表团回国已有5年之久，但它却是共产国际和米夫代表团武汉时期运作的一个直接成果。与中共中央党校同期成立的还有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等。
四、中共中央党校的建设、发展与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
在延安时期及其以前，中共中央党校的每一建设和发展都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共产国际的有关措施和建议，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积极、重要的直接帮助和工作指南。
(一)从教学目的任务和宗旨上看，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决议就明确规定：“以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教育工作是一切共产党的必要任务。党的负责人员，“为了开展党的共产主义教育活动，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开办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日校和夜校”。[13]466-467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指出：“中央党校的目的，是把学生的现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加以系统化、扩大化和深刻化”。[10]61为此，在共产国际影响、指导下，1931年5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指出：“必须加紧党的教育工作，提高一般工作同志的政治水平线”，“组织列宁读书班，讨论党校内主要问题，扩大个别的教育工作”。[24]233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干部教育。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等17所学校，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25]117
(二)从领导体制和制度上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方面也包括党校教育、中央党校教育，一直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集中领导、党的监督的一贯思想。在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决议中指出：“作为党的整个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应当绝对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凡是在不属于共产党领导的一般无产阶级教育机构(工人教育协会、无产阶级大学、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工人专科学校等)中工作的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和指示”。[13]467在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中又指出：共产国际“对宣传工作实行集中领导”，“共产党不应当忽视那些挂着无党无派的招牌来从事工人阶级教育的学校(工人大学、工人学院、人民大学、工厂委员会学校、工会教育机关等等)。……党……应当尽可能在这些学校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应当把这些学校放在自己的监督之下并运用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10]57，62对非党学校，尚且如此强调党的领导，在共产国际影响指导下，对党领导的学校，特别是党校，共产国际更是重视、强调党的绝对、集中的领导与监督。为此，中共中央更是重视党对党校、中共中央党校绝对、集中的领导与监督。1940年2月15日，在《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指出：“党校内部的领导组织可采取党与行政合一的制度，校长由党委的负责人兼任，校长下设一总支委管理校内一切日常工作，总支委即分设教育科(管理教务)、组织科(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总务科。党委须派一得力干部担任总支书记。各班可成立一个支部，支委人数可依班的大小决定之。总支委及支委会的基本工作，均为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25]303 1942年3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政治局对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之新决定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26]354-355
(三)从学习效仿的范例上看，共产国际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这些成功的范例，主要有共产国际、俄共(布)1921年4月创办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年9月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即列宁学院)及俄共(布)有关大学、党校等。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必须设法在明年内，至少为各个重要的党建立一所模范学校和几个模范学校”。[27]176执行委员会应当在有关国家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请求之下，跟这些示范学校和几个模范学校直接发生联系，以便在思想上和物质上给予它们支持，供给它们书籍和教材等等。“同时，俄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大学、党校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等单位，也应当通过共产国际跟外国的有关机构建立联系”。[10]63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党校无论在办学目的宗旨、领导体制、教学方针、课程设置、教材用书方面，还是在培养对象、教学方法、组织结构、学校设施等方面，都参考、借鉴、仿效了共产国际上述主要学校的模式、范例和经验。
(四)从培养对象和党校类型划分上看，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应当在一不定期时期内集中轮训一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有素养的党的工作人员”。[10]61对于党校类型，共产国际划分了中央党校与初级党校、初级训练班及最高最低两种党校和中间过渡组织形式、从星期日学校和短期的当地的训练班一直到州党校多种类型、层次党校的划分。[10]61-62同时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红色教授学院等院校不同培养目标及同各校内在不同班次、类型的划分，也为中共中央党校不同层次类型班次的划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此，1931年4月21日，《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24]213张闻天1938年10月15日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提纲中指出：“高级党校——”“由县委以上的特殊人组织之”。[28]711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又指出：“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26]258关于党校的层次、类别，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作出的《宣传问题决议案》将党校划分为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和“(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14]481 1938年10月15日，洛甫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提纲中，又将党校划分为5种：(A)新党员训练班：(B)普通党校——做过支部或区委工作的同志。由各地方党部、县委、省委、或分区委自己办理；(C)中级党校——区委、县委工作人员。由省委、区党委、中央局、中央办理；(D)专门人材训练班——县政、游击、财政、公安局等干部的训练。由省委、区党委、中央局、中央办理；(E)高级党校。由县委以上的特殊人才组织之。由中央直接办理。[28]710-7111940年2月15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除中共中央党校外，又将地方党校划分为3种类型：甲.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书)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乙.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丙.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25]301
(五)从办学方针和课程设置上看，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决议指出：“党的负责人，除了要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般锻炼以外，还应该具有从事其专业的必要知识”。[13]467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指出：“在学校制度上，必须特别注意使宣传员能够得到经常的提高，宣传员应当能够不时地集中在短期轮流训练班中受训”。[10]62“对于比较高的共产主义理论学习阶段，宣传提纲应当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与国家理论，此外，还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和组织问题，并在俄国历史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史的基础上，用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应当把各主要国家和本国的工人运动史，作为一个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而列入该提纲，同时提纲还应当包括党史。在农业国中，要特别注意用列宁主义精神来研究土地问题。要广泛深刻地研究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要研究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劳动妇女问题。同时，任何一级都不能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宇宙观问题即辩证唯物主义教育。”[10]62，64-65共产国际执委会1925年底公布的党校课程包括：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史、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27]377-378译自1939年8月24日德文《中国新闻通讯》第8卷第45期的法、英、美、德、意五国联合决定指出：“在中央党校，应当一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一课作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之统一的课程。《简明教程》和斯大林同志底《列宁主义问题》，应当采用作教授程度的蓝本。各该国工人运动史一课，应当包含在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独立的课程，而与联共(布)历史及《列宁主义问题》密切联系起来”。[29]402在共产国际这一方针与课程设置指导影响下，关于党校也包括中共中央党校的教育教学方针，洛甫在前述的报告提纲中指出：“教育方针：(A)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B)依照程度，由浅入深，由近(中国)到远(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由少到多；以启发、发挥自动性、真能懂得为原则；不要贪多，不要好高骛远，多采取讨论式”。[28]710在上述精神促进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提出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根据这一校训，中共中央党校规定了3条办学方针：(1)实事求是；(2)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3)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为适应这一方针精神，同时，参照共产国际学校的经验，中共中央党校课程设置是：1938年10月15日，洛甫在报告提纲中曾规定“高级党校”“功课一般可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28]7111940年1月3日，《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一、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二、其主要课程，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大致规定如左：甲，初级课程：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乙，中级课程：联共党史。马列主义。丙，高级课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丁，时事政治课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经常研究。戊，军队中应有军事学习课。三、右列课程，可作为初级党校、中级党校、高级党校的一般标准”。[25]227 1942年3月2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政治局对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之新决定的通知》，根据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通过如下之新决定：“第一、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第二、军事学院高级班归并党校。第三、延安各机关学校高级干部(包括高级学习组)共以三百至四百人为限度，参加党校学习”。[26]354在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规定了中央党校等18个檔的学习内容。[26]367
(六)从编写教材和参考材料及教员上看，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决议就提出国际教育工作部的该项工作任务。该决议指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面设国际教育工作部。”它的任务是：“编写和出版教材、教科书及其它参考书，解决各国在教育方面可能产生的特殊问题。国际教育工作部还应该负责研究和准备有关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学校教育和一般教育政策问题材料”。[13]4671924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章程》指出：宣传分部的任务是对各国共产党党校“帮助编写教材，帮助党校、讲习班和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安排课程”。“宣传分部应帮助共产国际各支部拟定课程表和教学计划，以促进党校的成立”。[27]2341926年3月1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委员会报告的决议》的背景材料中谈到了为各国党中央党校提供教材问题。背景材料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曾集中力量建立中央党校；其主要困难在于缺乏经费、教材和有修养的教员”。[27]377-378为解决这一困难，共产国际进行了不断的探索。194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宣传政治教育部帮助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的决定》提出：为这一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建议宣传处在政治教育部贯彻如下措施：(1)系统地帮助各国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中准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的讲课和报告提纲，特别是提前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准备好关于最重要的革命历史事件的报告提纲。(2)为了帮助各国党，与在莫斯科的个别国家(瑞典、美国、保加利亚等)的党的工作人员一起联系这些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编写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同时还学习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斯大林同志传略》的方法。(3)在政治教育部出版的《自学辅导》上，与刊登苏联报刊发表的宣传翻译文章的同时也刊登适合外国读者知识水平和要求而撰写的历史、经济、哲学和国际问题的文章。(4)向兄弟共产党介绍联共(布)的宣传经验，在简报中刊载苏联报刊关于讲课、小组学习和答疑的内容和方法的文章。(5)为了刊印，要加工整理好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的一年制学校的讲课速记讲稿，首先是有关共产国际史和《国别问题》教程的讲课速记讲稿，以帮助各国共产党编写教材。(6)考虑到个别共产党的需求，把苏联出版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中涉及有关国家的个别章节翻译出来并且寄给各国共产党供教学使用。(7)与来自各国(美国、瑞典、拉丁美洲各国等)的同志一起制定供宣传员短期培训班用的计划和指导大纲，并且保证供应这些课程用听众母语编写的辅助材料。(8)编写并且在简报中刊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荐阅读书目，供学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开始学习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列宁的著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它经典著作的同志使用。(9)通过与共产党代表和给领导作报告的政治顾问座谈，对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学习情况的材料每月综合三次。(10)会同干部处一起研究各国共产党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员和现有党校和学习班的讲课人员的构成，并且通过寄发材料、图书和简报的途径给他们以思想政治上的帮助。[8]494-495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上述措施，对解决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材问题、教学参考资料问题等，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材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上述措施，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教材问题和教员问题指出：“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当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必须与各校具体目的相适合”。“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在学校政治教材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书。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的编印或翻印”。关于教员问题，该《决定》指出：“改善教员质量是学校办好的一个决定条件。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的标准分别审查处理之。中宣部应给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质量。对教员的政治的与物质的待遇，应改善之”。[26]258-2611940年2月15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指出：“党委必须慎重的选择教授人材，学校中须有必要的专任教员。学校所在地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的经常的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25]302共产国际的这些具体措施对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材建设、教员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七)从教学方法和学风上看，共产国际也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教学方法和学风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决议指出：共产国际教育工作部的任务之一，就是“积累和交流国际经验，推广各国教育工作的方式和方法”。[13]467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也指出：“无论在党校学习和自修学习方面，都必须认真制定教学方法。没有正确的方法，宣传教育就要达不到目的……党的中央宣传机关，应当经常给宣传者提供方法指导，收集有关宣传方法的材料并加以整理，总结宣传方法的经验并加以运用”。对于这种教学方法的内容，该《提纲》明确指出：“党的教育就必须处处跟共产国际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策略任务和组织任务联系起来。这一原则必须在宣传工作的提纲中加以贯彻。无论提纲也好，方法也好，都应当建立在党的实际工作的目的之上。……必须避免把马克思主义跟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更确切地说，也就是避免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跟列宁主义对立起来”。[10]63-65说到底，这种教学方法，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相联系的方法。关于学风问题，该《提纲》也指出：“党还应当注意大学生党员和其它知识分子党员的教育。大学生党员的那种孤芳自赏、脱离实际的作风，必须加以铲除”。[10]63
共产国际关于教学方法和学风的思想，直接推动了中共中央党校正确教学方法和学风的形成。
关于中共中央党校的教学方法，1940年2月15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规定：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因此整个党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均应服从这个基本任务。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党校各种组织形式、会议以及课外活动，均应力求简单，以保证学生每日有八小时的学习时间，使学生在此时间内多多读书，而在此时间外，能够休息。平均每日上课一次，约三小时，其余均为自修时间。平均每周上课五次，每周所上课目以不超过三种为适当限度。教学方面，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以达到学生对所学的功课真能切实懂得之目的。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对于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生，应引导与帮助他们去直接阅读与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25]301-302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地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方法中贯彻起来。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这里所说的应用，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26]260
关于中共中央党校的学风，1940年2月15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强调：“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的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25]303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应该在学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好高骛远、武断盲从、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恶习。关于这种学风的养成，教职员应该以身作则”。[26]261显然，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党校的教学方法和学风的养成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共产国际还在校内制度建设、教学设施、开办图书馆等方面建设，全方位推进了中共中央党校的各方面建设。
五、中共中央党校“熔炉”命题的提出与季米特洛夫的共产国际七大报告
在中共历史上最早提出“熔炉”命题的，应该是任弼时。他曾把1921年7月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东方大学”)的3年学习生活，称为“在东方大学的熔炉里”。[30]34人们也把延安马列学院称为是“一座革命的熔炉，为我们党锤炼了数百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31]4在中共中央的文献中，第一次把中共中央党校称为“熔炉”的，从目前查阅过的资料中，是1990年6月12日，江泽民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关于加强党校建设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的。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党校作为培训党的领导干部，组织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作为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应当大有作为，也是能够大有作为的”。[32]1144在1990年9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通知》中又重复了上述思想，重提“熔炉”命题。[32]12441994年3月4日，胡锦涛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党校工作》的讲话和1994年5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校工作的意见》都重申了前述2个文献“熔炉”的思想内容。[33]701，8031995年9月6日，由中共中央通过并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中，又把“熔炉”命题和培训、轮训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马克思主义等，列为条例总则第3条。不过此内容中增加了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的内容。[34]1443上述5个文献，实际上提出了中共中央党校“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思想内容。2000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对“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命题进行了明确全面表述。《决定》指出：“党校作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在用集中培训轮训方式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35]12582003年3月26日，曾庆红在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努力开创党校工作的新局面，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的讲话中，进一步把上述“熔炉”命题的表述，首次简化为“三个阵地、一个熔炉”。他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党校应该更好地发挥“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作用。[36]263(“三个阵地”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阵地、研究阵地、宣传阵地)。
中共中央党校“熔炉”命题及其“三个阵地，一个熔炉”命题的提出，既是源于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对“熔炉”思想的定位，又是对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熔炉”思想的创新与发展。而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熔炉”命题思想提出，又是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是密切相关的，是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央党校“熔炉”的命题直接推动的结果。
1935年8月13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结束语》关于“干部问题”中指出：“我认为，你们必须特别注意党校工作。我们的党校不应培养书呆子、清谈家和引证专家。决不培养这类人!从党校毕业出去的人，应当是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先进战士，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比别人更勇敢、更有自我牺牲的决心，而且要比普通工人看得更远，更明确劳动解放的道路。共产国际各支部应当认真办好党校，使它成为锻炼这种骨干战士的熔炉，而不应迁延耽搁”。对于这种“熔炉”命题涵义的解释，季米特洛夫指出：“我认为，党校的基本任务在于：教育在校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学会将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到该国的具体环境中去，运用到具体条件中去，运用到反对当前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敌人的斗争中去。为此，就必须学习列宁主义的活的革命精神，而不要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在我们党校里，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培养干部。第一种方法是：用抽象的理论来培养干部，力求给他们灌输一大堆枯燥无味的知识，使他们能起草象样的提纲和决议；而涉及该国的问题，即该国的工人运动史、该国共产党的传统和经验时，则一带而过。第二种方法是：要求学员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时，必须实际研究本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各种根本问题，以便以后回去做实际工作时，能够独立地把握方向，能够成为独立的实际组织者，能够带领群众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37]119-126显然，中央党校“熔炉”命题的实际涵义，就是用第二种方法来培训、训练，就像在熔炉中锤炼钢铁一样来锤炼、锻炼我们的学员。“熔炉”命题说到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培养方法问题，是学风问题，是党性修养，党性锻炼问题。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中央党校应成为锻炼学员的“熔炉”命题，虽然当时的中共中央文献中尚未见到，但其“熔炉”命题的实际涵义即理论联系实际、联系本国具体情况的培养干部的方法都全面体现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宗旨、办学方针、教学方法、党性锻炼和学风之中。
对此，1938年10月15日，洛甫(即张闻天)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提纲中指出：“什么是正确的干部政策呢?季米特洛夫同志六个条件”(指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干部政策六个条件——笔者注)，而“我们需要干部的基本标准”，也是季米特洛夫提出的4条标准。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使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为此，就需要党校来培养我们的干部。而党校如何培养这样的干部?洛甫指出：关于党校教育(主要指中共中央党校教育——笔者注)：(甲)教育方针：(A)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28]705-710即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说的党校教育第二种方法，亦即“熔炉”命题的基本涵义。对于“熔炉”命题的这一涵义，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也有表述。《决议案》指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习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运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训练班等”。[28]756-757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中，进一步把季米特洛夫所提中共中央党校“熔炉”命题涵义，扩展为共产党员的整个社会革命实践。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即党性修养——笔者注)，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践革命运动”。“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要“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质量，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在演讲中，刘少奇还指出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在阐述党校“熔炉”命题涵义所列举两种培养学员方法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有一种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不能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他们的活动方法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另一种人就完全和前一种人相反。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他们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共产党员必须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38]101，103，104，106-107，120，等等。
对于季米特洛夫所提“熔炉”命题的涵义即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原则，1940年2月15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规定：“十、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和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檔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成为党校主要功课之一部分。”[25]302-303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延安干部学校当然也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指出：必须“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澈起来”。“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26]260(这里所说的两种教授与学习方法，即是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所说的党校两种培养学生的方法)。而该《决定》规定的学校学风“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等，[26]261也体现了季米特洛夫所提“熔炉”命题的涵义。后来，1943年，毛泽东更是把“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和办学方针。到了1945年4月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进一步把“理论联系实际”提升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使季米特洛夫所提“熔炉”命题进一步得到升华。
鉴于延安时期在季米特洛夫关于培养干部及其党校“熔炉”命题的提出及阐释、解读影响下，中共中央党校所要求、体现的“熔炉”命题基本涵义即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中共中央党校校训、办学方针、教学方法这一党性原则(因为毛泽东曾说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39]800)以及为此党校所设立的党日制度，所以后来，中共中央党校就把“熔炉”命题归为党性锻炼的范畴，把中共中央党校称为“党性锻炼的熔炉”，以此形成了中共中央党校“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命题及其思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看出：俄共(布)中央党校的创办，为中共中央党校创办的设想提供了国际范例；共产国际提出各国党创办中央党校的任务要求，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共产国际关于创办中共中央党校的指示和米夫代表团的使华帮办，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具体意见和组织保证；共产国际关于中央党校办学方针、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员建设的具体意见，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全面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南；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央党校“熔炉”命题，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宗旨、办学方针方法及其“三个阵地、一个熔炉”命题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显而易见，在中共中央党校创办过程中，共产国际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共产国际功不可没。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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