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十周年庆典期间，举办了一个“学术伉俪”系列讲座，周晓虹和夫人朱虹是其中一对嘉宾——周晓虹是社会学教授，朱虹是商学教授，两人都是南大名师。

主持人要他们评价彼此的微信。朱虹说，周老师的微信千万不要加，他一两个月才发一条，还是讲工作，又不给人点赞。朱虹的微信则打理得很好，内容丰富，粉丝众多。周晓虹承认，朱虹的微信写得好，但他认为，不印出来的文字都是白写。

周晓虹和朱虹的学术领域有一些交集，比如，消费主义。周晓虹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就谈到了在消费社会，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这本书，从萌发灵感到完成，用了25年。

周晓虹调侃道，如果让讲究效率的商学院教授来写的话，可能只要2.5个月。但他认为很值，“从1988年到今天，这么长的时间，才使议题的讨论有了更宽广的论域。用25年邂逅一个宏大的事件，非常有意义。”

文化反哺，是周晓虹1988年提出的概念，指在急速变迁时代，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现象。这个词近年逐渐从学术界走向大众。2010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就和文化反哺有关。

计算机是父母人生的“滑铁卢”

1985年，周晓虹的父亲领了一笔离休金，给了他200元，让拿去买衣服，但不能买西装。在父亲脑子里，西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周晓虹当时还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愉快地接受了“投资人”的意见。

3年后，1988年大年初一，父亲拿出一套西装，让周晓虹教他打领带。“当时我就震惊了。父亲也穿西装？作为权威的父亲，也有向我请教的时候？”

他立即嗅到一些变化，这成为文化反哺概念的初起。这一年，周晓虹写了《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个问题。

1998年，周晓虹在专心研究长三角农村，以及“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嬗变”。一天，他听到一位美学教授跟人谈电脑，落至下风，使出撒手锏：不对，我儿子说……周晓虹像触电一样，立即问旁人，听到没，他在说什么？

这句话给了周晓虹“社会学的想象力”。他意识到，文化和知识的来源、判断对错的标准，开始从老一代转到年轻一代手上。“《文化反哺》这本书的副标题，‘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为什么是革命？因为两代人的关系颠倒过来了。”

他开始作一些案例研究，在南京选择了7户家庭，在北京的“浙江村”选择了2户家庭，作田野调查。此时，人们对“文化反哺”的概念还持“谨慎肯定”的态度。但调查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父母向孩子学习是十分普遍的现象，“高知”父母也不例外。

周晓虹相信：“文化反哺”这个概念是成立的。

此后十多年，他继续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5个城市作了100多个家庭的调查访谈，从食品、器物、行为方式、价值观等各方面，对文化反哺现象作了解读与分析。

在他看来，计算机是父母人生的“滑铁卢”，原来“无所不能”的父母在计算机面前败下阵来。手机，也体现了代际沟通的主导权从上一代转移到下一代。

文化反哺是当今中国独有的吗？周晓虹认为，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经历了30年的封闭、停滞后，突然剧烈转型，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到 “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因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两代人的差异之大，绝无仅有。

《文化反哺》写到三分之二，周晓虹被查出患了“肾癌”。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手术前一天检查，却被通知没有问题了。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他在书里写了一段煽情的话：“爸爸，对得起你了，因为当年父子互动溅起的一朵浪花，现在已汇成为一条大河。”

为一个群体画像

上世纪90年代初，周晓虹注意到，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本以一个特定群体趣味为定位的《时尚》杂志，倡导他们“消费、消费、再消费”。而当时，在大多数人头脑中，过度或超前消费仍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2001年，周晓虹开始关注这个在国外被称作“中产阶级”的群体。

2005年，他在京沪穗宁汉5个城市作调查，试图为中国的这个对应群体画像：月收入5000元，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他认为，在这5个城市，有12%的人达到这个标准。

调查结果发布后，引起一片质疑。上海的一名白领把每一笔收支晒到网上：月入7000元，除掉开销，每月只剩下200元。他质问周晓虹：我也算“中产”吗？

曾有媒体报道称，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一份抽样调查显示，6万元至50万元是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标准。而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随即明确表示，国家统计局未公布过这一数据，在正规的统计口径中也没有“中产阶层收入”这一项目。

周晓虹不解：无论称“中产阶级”还是“中产阶层”，“改革开放30年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中国存在这个群体持怀疑态度？”

有一年他去印度开会，在德里的一家三星级饭店跟大堂经理闲聊，问他是不是中产阶级。月收入相当于人民币1000多元的大堂经理自信地说，of course。下一句话差点让周晓虹惊掉下巴：我们印度是中产国家。

2005年，印度就号称有7亿中产阶级。为什么两国的认识有那么大偏差？周晓虹想了很久，发现可能源于对“middle class”这一词的误读。

一方面，中文中的“阶级”“阶层”都可以对应class一词，但似乎因易引发某些特殊联想而被刻意回避；另一方面，“中国人一向很注意‘产’，重视财产多寡，而忽视了现代中产阶级或者说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

“我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产社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但目前还只是一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

周晓虹注意到，在官方文件中，已多次出现了这样的表述——“中等收入者”。而自中共十六大以来，高层已经多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学者解读，这表明高层将着力打造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让中等收入者成为占社会人口最大的群体。

“爱谁的钱”

周晓虹曾下乡插队两年，在农村时，他写过小说、诗歌。1977年，恢复高考，周晓虹考取了南京医学院医学系。“那时候傻乎乎的，觉得文学家都从医生出来的，郭沫若、鲁迅，所以就想干脆学医吧。”

年纪稍大，理性渐长，发现当年写的小说就像调查报告，不能卒读。于是放下小说，研究起社会学。“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举，再说我一看那时领头的又是费孝通先生，我就考过去，改变了自己的道路。”

90年代，高校教师纷纷下海。周晓虹受“先富起来”的同事邀请，到海南旅游。十几辆豪华轿车一字排开，朋友让周晓虹随便挑。半路上，有人端着冲锋枪跳出来，朋友说别怕，是例行检查。当天，海口一家银行被抢走50万元，打死两人，下了车，朋友拿出大哥大，大摇大摆地走到饭店门口，两排女服务员齐刷刷地鞠躬，说“请”。朋友说，看到了吗？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那时，周晓虹的月薪是150元，朋友月薪是5000元。朋友说干脆别回去了。周晓虹还是回去了。

1992年，周晓虹给仪征化纤写了一句广告语：“仪征化纤，与世界共经纬。”得到一万元报酬。后来那句广告语出现在各地的机场码头。

当老师既能维持兴趣，还能挣点外快，过得比较宽裕。朋友的飞黄腾达，没有给他太多刺激。

有一次，在央视录节目，崔永元问周晓虹，你爱不爱钱？“说爱钱，像商学院教授；说不爱，像伦理学教授。”周晓虹反问崔永元，“爱谁的钱？”

“其实商人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跟他们一样，只是角色不同，我在课堂上的满足感也很强。”他说。

《文化反哺》出版后，得稿费4万元。朱虹说，世上最美的事情和金钱没有关系。她对这个研究一直很支持。“我们的价值观很契合，要不然就会一天到晚抱怨，唉呀，25年才挣4万块！”

文化反哺与孝道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代际成为一个问题，是工业社会的结果，为什么？

周晓虹：工业革命以前，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年轻一代的社会化是在老一代的控制下进行的，换言之，代际间的关系是连续的。

20 世纪上半叶开始，欧美和亚洲许多国家都陆续遭遇代际问题。比如美国，大都市破坏了部落文化，市民自由取代了地方忠诚，理性组织取代了神圣秩序。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出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对峙。社会学家把处于冲突中的新一代人叫做“边际人”。

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生长始于1840 年。在中国社会深入转型时，文化认同危机产生了，这开始影响到代际关系。在现代文学中，有很多描写两代人“揖别”的作品，比如巴金的《家》，展示了19 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绵延不断的代际间矛盾和冲突。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反哺对传统的孝悌观念有什么影响？

周晓虹：“五四”以来，文化冲突的火花，第一朵里就有“非孝”。这不是偶然的。文化的绵延靠世代的传递，因此亲子关系被加上了种种牵连。但文化不只是绵延，还有变化，于是牵连又得用血泪来丝丝切断。

全球化过程中，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年轻一代能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规则和未来。在中国社会彻底迈向工业社会之前，亲子之间就会不断上演“丝丝切断”的情感正剧。

文化反哺，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双亲常常会遇到来自子女的反叛和挑战，冲击了“孝道”；但另一方面，也具有逾越代沟、维系亲情的价值。

《瞭望东方周刊》：父辈接受麦当劳、微信相对容易，但对于一些深层的价值观念，能否“反哺”到他们？

周晓虹：从我们的研究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在访谈中，子女大都认为在价值观方面影响父母很难，父母也认为孩子一般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孩子的影响会触及父母的“灵魂深处”，尤其在审美和生活情趣上。

关注中国体验

《瞭望东方周刊》：你倡导研究“中国体验”，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当下中国最大的体验是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心态有什么影响？

周晓虹：“中国体验”是中国社会这30 年急速变迁、转型的结果。它与宏观的“中国经验”相对，即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心态的微观嬗变。中国体验与中国经验作为这场大变迁的一体两面，赋予这个时代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200年前，欧洲经历的社会转型跟中国不同。首先，他们的现代化是原生的，在物质丰裕的过程中，没有赶的心态。第二，变迁规模不同。欧洲、美国、日本涉及的人口分别是3亿、3亿、1亿，中国是13亿。因此，中国社会失衡大一点。

2009年，我访问哈佛大学，离上一次来访正好10年。10年，一点变化都没有，无比宁静。对中国来说，一天没有变化，就没有奔头，就会慌张、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和美国的差异，是一个后现代国家和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又无比渴慕现代化的国家之间的差异。

《瞭望东方周刊》：当前网络语言成为热词，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周晓虹：新词是社会变动的产物，但有一些词是从很下流的话转译过来的，应该净化。这些词的流行，是“社会痞化”的表现，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跟今天的中国一模一样。

过去，模仿都是下层阶级模仿上层阶级。在美国，到了上世纪60年代，社会公平诉求增强，黑人运动、青年运动高涨，原先处于劣势的阶层地位上升，他们的价值观、语言行为受到关注。比如牛仔裤，从街头烂仔腿上一步步套到大学教授腿上，最后套到总统腿上。这种底层文化上升的现象未必是坏事，也可能是社会平等化、民主化的一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