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由以下学者共同参与：徐坚/张睿壮/李少军/苏长和/江凌飞/郭树勇/翟东升/梅兆荣/王缉思/刘建飞/苏浩/方长平/蔡武/阎学通/王逸舟/陈如为/岳晓勇/朱听昌/门洪华/刘学成/时殷弘/周世俭/阮宗泽/庞中英/王正毅/肖刚/张敏谦/李景治
当前，由于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和中国正在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国际环境对中国内部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增大，同时中国外交对世界形势的影响力也在加强，因此，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研究在中国越来越受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国内其他13家国际问题研究单位联合发起了国内首家一年一度、机制化的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05年首届论坛的主题是：“多边主义与中国外交”。
近年来，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积极推进多边合作，多边外交成为21世纪初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次论坛上，学者们探讨了多边主义的学理基础和实践意义、多边主义与中国、中国的战略选择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并取得了某些共识。在此，我们摘登部分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并期望对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议题一：多边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徐坚：关于多边主义，我想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多边主义的理论问题，我讲四点。第一点，多边主义应该指的是国际秩序，而不是指外交手段。因为只有作为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我们才能控制。现在谈论的多边主义应是能够影响国家国际行为方式的一种制度，涉及国际道义问题、法律规制问题等各方面。第二点，多边主义反映了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者说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它发展的动力。单靠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难以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由此需要多边主义这种国际秩序来应对。第三点，多边主义具有时代特征，不同的多边主义具有不同的特点。恐怕在19世纪就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多边主义，但是二战以前的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基本特点就是强权政治，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多边主义与主权的问题，如果是在主权不平等的基础上搞出来的多边主义必然是一个强权政治。比如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了世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二战之前。后来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修正甚至扭转了这种状况，但由于种种原因，冷战之后，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望并未完全实现。第四点，多边主义必然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的选择，必然面临这样的内在矛盾。从个案来看，可能多边主义的效率低一些，但从整体、长远来看，如果把效率和公平问题处理得较好，多边主义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从全球而言，作为一种秩序，只有平衡了效率与公平，才能持久有效。当然，上述观点只是一种理念，而实践则非常复杂。
第二个问题是多边主义与外交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是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只有把主权和多边主义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才能更好处理这对关系。“主权出让”这个概念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想到一个替代的提法，“出让”容易引起一定的分歧，从国际合作来看，我们可以说“主权汇集”。“主权汇集”这个概念反映了主观意愿，是主动的接受，比单纯的“出让”更易让人接受。二是效率与原则的问题，这既是全球的问题也是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我们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秩序。三是理论研究与经验不足的问题。我们理论研究不够，经验也不足。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比较积极地参与了全球和地区的多边主义合作，但和其他大国相比，我们理论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作者简介：徐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张睿壮：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忽略前人的成果，一切从零开始，多数文章不做文献查考，这样就无法达成知识的积累，会造成“重新发现轮子”重复浪费，这是方法问题。譬如我们在这里讨论多边主义，就很少有人费心去查一下中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走过的路程。其实早在2001年10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就曾以此为题组织过研讨会，并将八篇与会者关于多边主义的文章收入该刊特辑“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中，其中很有一些真知灼见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基础。
例如，秦亚青把多边主义的含义分为制度性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政策取向两类。前者实际上就是国际制度，这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范畴，已有大量文献所记载的成熟理论。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现实主义的观点，即霸权稳定论，只有在提供公益（ public goods） 和强制（ enforcement） 的霸权国的领导与组织下，持久有效的多边合作才有可能。在国际合作问题上自由主义往最好处设想，现实主义往最坏处打算，最终的稳定平衡会停留在低于次优（合作）的位置。历史和现实（包括欧盟的最新发展）都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多边外交，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细致的考察和审慎的对待，一概而论地提“高扬多边合作大旗”、宣传“多边主义外交年”是否恰当？我想做以下几点评论：
1.多边外交是双刃剑，它可以用来反霸，也可以被霸权用于控制他国。战后许多多边外交活动就是美国为其利益发起的。中国在参与多边外交时要注意区别对待，不必过度热衷，要防止被套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2.如果中国作为大国发起多边外交，就要进行周密的成本效益分析，并应对大国必须承担的代价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不能盲目而动。换言之，要考虑国家利益的得失利弊和我们是否已具备推进多边外交的实力。
3.应充分认识多边外交涉及的权力、利益关系远较双边外交复杂，而且还有权责不清、众口难调、难以保密等特点；多边外交是一种低效的外交形式，对它不能抱很高的期望。事实上多边外交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流于形式。
作者简介：张睿壮，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李少军：多边主义是个新问题，关于它的定义、机理、功能等等各方面，现在学界仍无定论。我个人以为多边外交的根本点有两个：一是行为体必须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二是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并非冲突，而是合作。
多边主义有两个视角：一个是个体主义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多边主义被认为是国家的个体行为，是一种外交方式。多边外交带有工具的属性，也是对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方式进行权衡的结果，因而，国家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与。另一个是整体主义视角。从参与合作的行为体主体来看，多边外交指的是一种现状，即形成国际机制或者论坛。在这方面，拉格的定义是严格而狭义的。在他的定义中，要求有很高的组织形式，很高的道德准则，实际上，多边主义等同于某种国际秩序，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多边主义的国际规范问题了。
制度视角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多边主义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国际规范。如果从不同角度理解，就会出现矛盾，即结果与手段之争：国家如果将多边主义看作手段或者工具，则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如果看作目的，则把国际秩序放在首位。举例而言，从制度安排上看，联合国、WTO都可以被看作国际制度，上述的矛盾也多少分别体现在其中。
美国外交中，既有单边主义的一面，又有多边主义的一面，关键看美国是要解决何种问题。2002年罗伯特·卡根发表的文章，解读了美国的多边主义。他认为欧洲人选择是有原则的多边主义，美国人选择工具性的多边主义，其核心是实用主义。这是一个基本哲理上的分野，也是上述矛盾在各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体现。
作者简介：李少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苏长和：关于多边主义的理论，我简单谈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多边主义，二是为什么有多边外交，三是如何在中国外交层面发展多边主义。
从工具意义上理解，不论单边外交还是多边外交都是为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两者性质上没有区别。但是如果从蕴涵的理念上理解，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多边主义是按照普遍性与互惠性原则，组织多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现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是从战后美国组织国际体系开始的。但是冷战后，美国背离了制度性的多边主义，走向了工具性的多边主义；欧盟的多边主义在区域层次上组织多个国家实现一体化，代表一种区域性多边主义。
从程序意义上看，单边、双边、多边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如何处理代表的问题，但我认为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少边”（ mini-lateral） 外交的问题。美国现在事实上按少边原则处理国际问题，如组建特权集团来主导国际事务；在它的联盟战略方面也是如此，在各个地区，美国选择几个盟国来共同主导地区事务。在这方面，八国集团也是一些特权国家组成的集团，而不是多边主义的普遍主义理念的体现，是典型的“少边主义”。
多边外交与多边主义出现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二战后出现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全球公共问题，这类问题在传统的双边渠道上很难解决，或者根本解决不了，这类问题的性质决定各国需要在共同的制度框架下来解决。于是才有了多边外交与多边主义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到多边外交活动中，并且逐渐认同多边主义的基本理念。在全球层次上，中国逐渐认同多边主义，接受普遍性原则与互惠性原则来组织国际关系。在区域层次上，中国积极开展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中国在多个周边制度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共同处理区域公共问题，是东亚区域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我认为，这种周边外交实践体现了融合多边主义精神，又有中国外交创新的“周边主义理念”。这在区域治理中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模式，值得我们研究。
作者简介：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江凌飞：当前，在对多边主义的理解方面存在着一些歧义，说明现有的认识还不足以涵盖和解释这方面的所有问题，有待于从观念上做进一步深入探讨。例如，有这样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多边主义究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古老的行为方式和外交理念，还是一个现代理念？多边主义作为外交实践活动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上乘的表现，三国演义更是多边外交的杰作。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同盟；在近代欧洲，七次反法同盟，三次三皇同盟都是多边外交的典型运用。从观念形态和制度形态上讲，一战后威尔逊总统提出集体安全思想和建立国联的倡议，是多边主义理念和制度的最早发端。从这些事实来看，多边主义行为和理念都并非自今日始，它在国际关系中早已存在，但不占主流，含义也很狭窄，更多的是在外交工具意义上使用。而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讨论的多边主义，我认为则是个现代理念。它的现代性集中表现在，它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行为规范。全球化的深刻矛盾带来了全球问题、呼唤全球治理，单边、双边都没有这个力量，必须是多边行动；全球化时代引起国际关系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利益的相互交织和非零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制约着冲突和对抗，要求推进和发展国际合作，赋予了现代多边主义的积极性质；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技术手段为各种文化与文明的交9.要历史结构背景就是国际社会的迅猛发展，或者说是民族国家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深入进行，即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急剧增加、全球性危机与问题成为国际合作重要的甚至常常是首要议程条件下的国际互动情势。在很长时期内，特别是二战结束前，国际社会虽然确定了主权制度与主权原则，国际交往有了一定的基本规则，但主要的交往方式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商业战争”与“殖民战争”，国际政治的基本模式是传统的权力政治。二战后，世界政治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主要由于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发生变化，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世界性殖民体系的崩溃，国际政治形式得到优化，世界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全球化突破了先前的规模与形式，经济相互依赖深入发展，出现了“复合相互依赖”。这反映了国际社会性的急剧增强，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意味着对国际政治进行权力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加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冷战结束前后，学界普遍意识到，世界交往或者国际政治交往方式不完全是战争、力量、经济的殿堂，社会沟通、信任缔造、形象互动、友好往来、安全共识越来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正和交往而不是零和交往成为国际交往新的增长点。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多边主义外交作为一种典型性国际现象登上历史舞台。此时而非彼时登上历史舞台，是由于时代所赋予的本质决定的。所以，作为一种历史结构的产物，多边主义具有较为特定的内涵。
最后，谈一谈作为实践取向的多边主义及其对于东亚合作的意义。有两个方面需要重视，一是要加强东亚共识的持续建构，没有东亚共识，实践多边主义就可能缺乏明确的长远方向。二是要提高东亚多边共识的制度化水平。为了建构共识，要营造东亚各国社会之间的知识空间，中日韩三国学者共编教材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同时，更深入与更大规模的民间外交与社会沟通也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中日之间、海峡两岸之间、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民间交流仍需要大幅度增强。此外，政治家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建构东亚合作共识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强化东亚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声音”与欧洲、拉丁美洲之间的对话意识。东亚也很有必要营造一种东亚危机意识。有了危机意识，大家才能团结起来。一个以呼吁地区危机为己任的精英群体的兴起，对于东亚合作的未来是很有意义的。总之，多边主义虽然在东亚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仍不失为一个地区合作的实践方向。
作者简介：郭树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翟东升：首先，我想从博弈论的视角来解释一下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在西方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中，有两个文献尤其值得提起：一是1981年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艾克斯罗德的论文《合作的进化》，二是1984年罗伯特·基欧汉在《国际组织》秋季刊发表的一篇《国际关系中的回报》。前者用多轮重复博弈模型来解释了无政府状态下的行为主体之间为何会有合作以及如何才能促进合作，其核心概念就是“回报”（ reciprocity） 。而基欧汉认为在现实中，基于双边的回报策略的合作存在很多问题，合作关系不稳定而且回报的成本高。在他的论文中，他提出来应当发展“扩散型回报”（ diffuse reciprocity）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回报的平均成本。道理何在？我举个生活中的常识来解释：假如有一个朋友故意借钱不还，按照回报策略的思想，你得惩罚他，但是可能会有很多顾忌，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而且非常可能把双方的关系越搞越僵，陷入恶性循环；但是假如你们俩同属一个圈子，那么你实施“回报”的手段就非常简单而且低成本，即把某人借钱不还的事实告诉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这样他以后就很难再借到一分钱。有鉴于这样的前景，处在同一个圈子里的人们相互之间较少背叛。这个例子显示出多边关系比双边关系更加稳定的关键原因所在：回报的平均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使得基于回报的合作关系更具有鲁棒性。国际关系中多边外交形式的存在同个人交往中圈子的营造是同样的道理。刚才各位从时代性角度讨论了今天现实中多边主义的根源，而我提供的是逻辑性的学理性解释，角度不同，并不矛盾。
其次，多位学者提到这样一个常见现象：在某国实力占上风的时候就往往搞单边主义，在它实力较弱的时候就搞多边主义。也有学者反驳说历史与现实中的多个案例说明并非必然如此。对这个问题，我想提出这样一个改进性表述：在特定问题上，当某国感到自己可用手段不足时，就会倾向于依靠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换言之，国务家们倚重多边外交是因为现实中手段之匮乏。我把别人说的“实力”概念变成“现实可用手段”，是为了使得这种理论概括更加经得起经验检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议题二：多边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梅兆荣：首先，在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多边在中国外交意识中不是很强，我们参与多边外交的手段是很有限的，在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国际机制中我们参与不多，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的也不多。但是近年来，多边主义在中国外交中的意义越来越大。去年提出的我们的外交方针“大国是重点，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把多边外交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我们这几年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多边外交中，现在，上海合作组织、东亚“10+3”等，以及我们现在围绕着联合国改革问题做的大量多边外交活动，多边外交在中国的外交中分量越来越重。当然，有些问题看起来是多边的，实际上还是要靠双边来解决，双边问题解决不了，马上就能在多边外交中反映出来。
其次，谈谈多边外交的历史。有人说，多边外交的起源应该是国联，但直到冷战结束，国际上的多边主义主要是集团性质的。真正意义上普遍的多边主义是冷战以后，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全球性的参与、协调才能解决。
再次，谈谈多边主义的概念。我提出这样一个定义以供讨论：多边主义是根据普遍的行为原则，能够协调三个以上国家行为的制度。这个概念表明了两个特点：一定的行为原则，一定的制度。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多边外交是一种手段，多边主义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手段，但不同于一般的多边外交。举个例子，美国在对伊战争中调动了30多个国家支援它，但美国在其中制定规则、协调行动，这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英国等国的支持并不代表它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另外，美国推行的多边并不全是多边，很多是结合单边。1992年美国五角大楼提出防御计划，提出美国冷战结束后的两大目标，一是防止任何一个类似苏联的大国来挑战美国，二是把美式民主推行到世界上。它提了几条具体的做法，一个是确保美国是世界上惟一军事大国，二是扬弃多边主义，三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当美国的直接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将直接采取单边行动”；“当我们的利益更加普遍且得到国际社会认同时，我们认同多边主义”。因此美国是将二者结合的，但以单边主义为主导。最近我在韩国听到前美国驻韩大使说，美国不需要一个影响其政策制定的盟国，而是需要一个帮助它实现目标的盟国。另外，从欧洲和美国的分歧来看，我认为多边与单边之争应该是矛盾根源。欧洲国家多主张建立一个相互制约的国际体系，因为它单独顶不住美国的超级实力；而美国追求的目标是单极世界。所以理念的不同反映了国家实力的不同。当然这不是说一国力量强大了必然会采取单边主义，而是要看你自己追求怎样的战略目标。但实力强大后，单边主义对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是一种诱惑。
我认为多边主义本身也要建立在一个原则基础上，我们现在的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中最主要的是主权原则。跟着人家走很难维护国家利益，即使遵行多边主义，也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基础。
但中国的多边外交真正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是多边外交要同各个国家协商达成一致，这是很不容易的；二是多边主义必然要求相互妥协，必然要求高瞻远瞩，对自己的利益特别是长远利益要清楚，这样做妥协时才不至于造成根本损失，这要求外交人员要有更高的素质和更多的经验。这是摆在我们国家外交工作中很紧急的问题，也是理论研究中很重要的问题。
作者简介：梅兆荣，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
王缉思：梅兆荣教授刚才提出的问题很有启发，比如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的分别。说起这个问题，因为我研究美国，多少会联系起关于美国的一些想法。美国很少人会说不赞成多边主义而赞成单边主义。但说到多极化、单极化，美国人赞成多极化的就不多了。目前来看，多极化更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这要求美国的衰弱。只有美国衰落了，才可能出现多极化的格局，因此美国人多半不赞成多极化，同时多极化也不是单凭我们的主观愿望就能实现的。相对而言，多边主义有更多的学术探讨意义和实践的可操作性。
采取多边外交还是双边外交或者单边行动，要看实际情况。比如，在朝核问题中，朝鲜愿意跟美国直接谈判，美国不愿意跟朝鲜谈而要拉着别的几个国家一起谈，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可能觉得这样的多边未必有益；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用多边，但更多问题能单边就单边。所以，多边外交，不把它叫主义可能更为中性。
其次，有的学者说弱小国家愿意实施多边外交，而强国采用单边主义，我认为值得商榷。刚才举的朝鲜的例子就说明了弱国未必愿意用多边外交解决问题。中国在自己比较弱的时候，如20世纪50年代，我们参与多边的活动很少，后来实力不断增长，多边活动反而多了起来。这说明国家实力强弱与它是否选择多边外交联系不大。
梅教授说，多边主义国家往往得到较多的支持。这更多说的是一个话语主导权问题——一是议程由谁设置，二是谁来确定有哪些国家参加。在多边外交中请谁不请谁很重要。比如年底的东亚峰会请不请印度、请不请澳大利亚都需要认真考虑，但肯定不请美国。多边不会是无限的开放，必然是有限的参与，这里的问题很复杂。
最后，国际上还有一些多边机制，中国参与了但不一定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多边机制中国没有参与，也未必在最近的将来参与，那就是八国首脑会议。所以不能简单说多边就是好的，单边就是不好的。但无论如何，把多边主义提到一个相当高度深入探讨，对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
作者简介：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刘建飞：我首先要提出的是多边主义的概念问题。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多边主义是协调各国政策的实践。拉格认为多边主义是协调各国实践的形式。在比较了两者的定义之后，我认为基欧汉的解释比较合适。另一个概念是根据普遍原则，协调三个或以上国家关系。国内学者如秦亚青教授，则将多边主义分为制度性多边主义和战略性多边主义。而钱文森则将其定义为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工具。我本人认为还有第三种多边主义，那就是工具性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双刃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的。
历史上多边主义演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工具性多边主义已经存在，比如中国古代春秋时代的联盟。此期间多边主义有实践、无理论，是自发性的。
萌芽阶段：1648—1918年，欧洲多边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这一阶段是初级形式的制度性多边主义。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也纳合约。在该时期，多边主义有了两个特征，有秩序机制但是没有组织；这些秩序安排主要着眼于欧洲。
形成与成长阶段：1918—1945年，全球性有组织的多边主义形成。典型代表是国联。但是国联有所不足，不能有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多边主义大发展时期，1945—1991年，特点是全球性的多边主义制度形成与完善。典型代表是联合国有效地促进了国际秩序发展与进步，是一个全新的体系。在联合国框架内，有很多多边主义的成果，如防扩散、防止环境恶化。而重要的地区性成果则有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另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多边合作成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与维持是典型的现代多边合作。在这个时期存在的问题是：多边主义在各国的国内政策中不占主流，学术界对此研究也不足。
最后一个阶段是1991年至今：特点是联合国继续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新的多边国际组织不断产生；多边主义演变为各国的明确的政策取向；即使在“9·11”之后，美国也没有完全放弃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理论研究出现热潮。
冷战后，多边主义实践与多边主义研究兴起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一些：首先是为了对抗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其次是由于全球化的潮流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是和平合作的潮流与区域一体化的兴盛。
作者简介：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苏浩：多边主义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外交实践。多边主义的定义包括三个要点：多国在协调过程中合作；有三个以上行为主体；有一定的规则和制度化安排。多边主义并非只是理想主义的东西，它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权力作用，有现实主义的因素。
从近代史看，多边主义最早出现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大国协调。从中国外交上看，推动多边主义发展的动能是国际机制化合作与区域合作。多边外交在现实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多边主义。在我看来，要想使得多边主义有效，一个重要因素是搞好大国协调。中国近年来外交方面的一大特点是：用多边主义推动伙伴关系、伙伴外交。我们应当多层次、多角度地建设各种国家间伙伴关系，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推动大国参与共同的多边外交。
中国与各大国之间有不同的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背后的共同特点是：强调通过伙伴关系实现利益与政策的协调。多边体系中，大国关系协调对多边机制的建立与稳定极为重要。多边主义本身也有不同的层次：全球跨区域层次和地区层次。中国在东亚地区问题上，采取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东亚区域合作顺利进行需要中国与东亚其他有重要影响国家相协调，如日本、东盟内重要国家等。
当然，中国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以下一些挑战：
首先在全球层次，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各种政策的主要支持力量，安理会改革意味着更多国家参与，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大国间协调，因为主体数量增加之后协调起来更加困难。
其次是东亚地区主义推进中的问题。2005年东亚峰会提出开放的东亚主义。中国希望加强“10+3”，但是东亚峰会若真的成为开放性的，其他区域外国家也参与其中，那么这个地区的合作就很难真正推进。开放性也要适可而止。
最后是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在这种共同体中，核心之一就是中日关系的协调，但是按现在的趋势看来很难有好的方法协调。这两个大国关系不协调好，地区多边主义就不易进行。
作者简介：苏浩，外交学院东亚研究所教授。
方长平：我想就美欧构建未来国际秩序观的基本差异在多边主义的观照下进行分析。一般认为，伊拉克战争后美欧的分歧不仅体现在政策层面，而且在构建未来国际秩序问题上存在着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争。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1.美欧在国际权势分配中的地位不同。
一般认为，多边合作对于弱国比强国更有吸引力。在多边主义制度中体现的平等待遇和自我约束，可以为小国提供在双边外交中缺乏的外交手段。相反，大国总是对多边主义的限制相当敏感。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拥有广泛的政策选择——单边主义、双边安排以及临时联盟，完全可以绕过多边协商机制。冷战后美国正处于世界权力巅峰，完全有足够的实力单方面地谋求自身安全，只是在集体安全有利于自身利益时才借助于国际安全体制。欧盟尽管在冷战后成为世界重要的力量中心，但总体上与美国相比，存在明显的脆弱性，特别是军事上的弱势和欧盟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行为能力，使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影响力有限。因此，欧盟更多选择的是多边主义对外战略，通过多边制度合作寻求地区和国际安全，通过多边协商建立国际新秩序。
2.美欧对国际制度的认同不同。
美国对待国际机构、国际法和其他国际制度采取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美国政府在能够利用国际制度的情况下就利用，以获得某种国际社会公认的“合法性”；如果遇到阻碍，它就干脆弃之不顾。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成功实践，使其认识到合理的国际规则和制度性安排在统合成员国利益、协调相互矛盾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对国际法律条约和多边合作协定抱着一种近乎执着的态度。美欧对国际制度的不同认同直接影响了它们对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的立场——是多边的制度安排还是单边的权力扩张。
3.美欧政治文化和内部体制上的差异。
美欧从文化价值观上讲应该是一脉相承，都是从古希腊、古罗马那里传承下来的，同属西方文明，但从政治文化上看，美欧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渗透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与多边主义要求的普遍性原则格格不入。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共存。由于西欧国家总体上居民结构都比较复杂，所以欧盟把文化多元性当作欧洲统一的原则之一，把保护少数民族当作原则之一。
另外，美欧在内部政治体制上差异也同样影响到多边主义的不同前途。根据美国宪法，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共同控制外交政策。这样的共同管理使得国际上的多边协定在美国国内批准往往复杂化，特别是如果这两个机构是由不同的政党控制则更加困难。在欧洲，在国家层面上，各国政治体制基本上都是内阁制或者君主立宪制，国家行政权力集中在内阁，而内阁是由立法机构选举的多数党成员组成，因此内阁享有的外交权力基本上可以从立法机构成功获得。这就使得多边主义制度在欧洲的获取、运行相对比较容易。在欧盟层面上，欧盟目前的主要立法机构是由各国国家或政府首脑组成的欧盟理事会，欧盟多边制度的创立是欧盟理事会通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因此其形成的过程就有多边主义原则。多边主义在欧盟天然处于有利地位。
作者简介：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议题三：多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外交
蔡武：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多边主义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话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多边主义我谈两点看法：
第一，去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影响或决定国际关系的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原则或因素。第一个原则是利益原则，每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主体要和其他主体发生关系，首先是因为它们之间有某种利益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首先要立足于和保护本国的合法利益、正当利益。第二个原则是道义原则，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国际关系中还要遵循道义原则，就是要遵循公认的国际准则和国际法原则，国际道义原则的内容很复杂，但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道义往往具有时代性。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倡导的国际道义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精神，是主权平等，是相互尊重，是和平、对话、合作，反对武力对抗，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等等。第三个原则是实力原则，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和作用与其具备的实力、能力有很大关系。虽然弱小国家没有或很少有发言权显然是不合理的，是需要改变的状况，但从近现代上百年的外交实践看，“弱国无外交”，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上述三个原则相辅相成，只有把这三个原则有机结合起来，我们的外交才可能获得一个有作为的、负责任的、文明的成果。怎样遵循利益、道义和实力原则来判断我们面对的局势，关系到我们以何种方式（单边、双边、还是多边的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社会，维护我们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发挥应当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多边主义的外交实践也必须在这三个原则的共同指导下来进行。
第二，关于多边外交的问题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明确提出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实际上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一直有这方面的实践和努力。在国际生活中历来存在着大量需要共同面对、通过机制化的多边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把人类空前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任何国家回避不了的，我们中国也回避不了。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WTO与联合国。我们花了整整十四年时间来谈判加入WTO，因为这其中蕴含着极大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加入WTO已经近五年了，但近来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等问题，对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还是很陌生的。在最近的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深深地卷入其中。这些年出现的国际反恐斗争和国际裁军领域以及一系列影响国际社会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面对的问题，我们在其中已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现在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多边外交中的有利东西，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在当今世界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要学会在这一体系中开展我们的外交实践。这是我们在座所有人应该挑起的重担。
作者简介：蔡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原文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05年第08期 第5-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