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由李长久、陈宝森、裘元伦、孙景超、谷源祥、李琮、王怀宁、王逸舟、王金存共同参与

【编者按】当前，大多数西方国家经济正在相继走出衰退，踏上复苏的路途。此次复苏虽是经济周期循环中的又一次再现，但其特点引人注目。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联合举办“当前西方经济形势”研讨会，与会学者就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态势；复苏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对西方国家经济复苏前景的估计；西方国家经济复苏对我国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展开了热烈讨论，阐述了各自的看法。现选取部分发言予以发表。

西方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6月初预测，1994年和1995年，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经合组织24国平均经济增长率将分别达到2.6%和2.9%，从而摆脱连续3年在1%上下徘徊的局面。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都已复苏或进入扩张期，西方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主要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周期因素 经济周期变动仍是西方经济相继复苏或进入扩张期的主要因素。

在90年代初，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讲英语国家经济率先陷入衰退，也最早开始复苏。美国经济在1990年7月步入衰退，1991年3月走出谷底，1992年第3季度进入扩张期。据经合组织统计和预测，199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6%，1994年和1995年将分别达到3.6%和3%。美国经济规模很大，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近6万亿美元；产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第三产业已占近70%。在这样情况下，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3%，不能按传统看法，认为美国经济仍是低速增长。加拿大和英国经济都处于上升时期，1994年加拿大和英国经济增长率将分别达到3.5%和2.6%。讲英语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扩张期，将带动西欧和日本经济加快复苏。欧共体12国经济在1993年出现0.3%的负增长。欧共体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副主席克里斯托弗森，5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欧共体经济已开始复苏，1994年欧共体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1.6%，1995年将达到2.5%，1996年可能达到或超过3%。日本经济自1991年5月开始滑波，并持续3年之久，成为二战后日本经济最长的一次衰退。但据经合组织统计，1993年日本经济仍增长0.1%。据日本银行和通产省最近的调查，日本经济在总体上已经停止进一步下滑，并已出现了好转的征兆。经合组织预测，1994年和1995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8%和2.7%。

政策效应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各国都在调整对内、对外政策，更加重视振兴经济和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很多国家的政策调整已初见成效。

克林顿1993年初入主白宫后，采取了基本上不同于其前任的经济政策，即从减税转为增税，从鼓励消费转向鼓励投资，从扩充军备转为削减军费开支，从减少政府干预转为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特别是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增加民用研究与开发投资，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把维护经济利益作为美国对外政策三大支柱的核心。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日趋激烈的推动下，拥有巨大潜力的美国企业界几年前已开始调整产品结构，进行深刻的技术和管理改革。从宏观上看，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转轨已初见成效，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逐步减少；从微观上看，美国汽车航空和钢铁业和竞争能力已经恢复，高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美国经济有可能重新成为带动西方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从1986年到1991年，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仍高达5%。但是，在此期间，股票、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出现了背离实际经济基础的“泡沫经济”。为消除“泡沫经济”造成的影响，刺激经济复苏，从1992年8月到1994年2月，日本政府采取四次紧急经济对策，共投入资金45.25万亿日元。据日本通产省的调查，日本民间的设备投资已经有所回升，预计1994年度的设备投资将比上年度增加1.1%，这是3年来设备投资首次出现增长。特别是日本消费开支还有巨大潜力。据日本银行6月2日发表的《1993年度的金融和经济动向》报告，这次日本经济复苏的特点是以个人消费的回升为主要动力，与过去以设备投资增加为主导的复苏模式有明显的不同。日本银行的调查显示，虽然现在设备投资增加缓慢，但是由于日元升值使进口商品降价以及耐用消费品库存的调整，个人消费正在回升，日本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不可低估。

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欧共体委员会最近向各成员国提出了今后经济政策“四优先”的指导性建议：继续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汇率；减少财政赤字，各成员国努力在1996年将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3年平均6%降到“马约”所规定的3%以内；发挥统一大市场的作用；制定调整产业结构政策，创造就业机会，欧共体主要成员国调整经济政策、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措施也取得初步成效，西欧经济增长势头也将保持下去。

通货膨胀率处于低水平，通货膨胀率处于低水平，调整金融政策的余地很大。西方国家摆脱“滞胀”困境后，各国都非常重视继续抑制通货膨胀。经合组织24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1993年为2.7%，预计1994年和1995年都在2.5%左右。美国经济政策目标从重视增长速度转为重视效益和质量，特别是重视产品竞争能力。自1992年以来美国通货膨胀率一直低于3%。1993年第4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增长7%，设备利用率达到很高水平。为防止经济过热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加剧，从1994年2月4日起到5月17日为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中央银行）已连续4次提高利率，将贴现率由3%提高到3.5%，将联邦短期利率由3.75%提高到4.25%，利率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克林顿总统认为，美国的“利率仍然处在不会对经济有任何伤害的范围之内”。美国财长本特森说：“美联储正在试图制定一项既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又不增加通货膨胀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欧共体12国1993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9%。欧共体委员会认为，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保持物价的长期稳定，必须制定可靠的相互协调的政策。物价平稳，货币和汇率才能稳定，利率才有可能进一步下调，从而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前两年，多数西方国家一再要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联邦银行以担心通货膨胀加剧为由拒不采取行动。直到1994年4月德国的通货膨胀率降到3.1%以后，德国联邦银行在4月14日和5月11日两次宣布降低利率，将贴现率和抵押贷款利率分别降至4.5%和6%。接着，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相继调低利率，刺激经济复苏。

在西方主要国家里，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都处于低水平。日本银行表示，为了确保日本经济能够真正地回升，还要调整日本国内外物价的差别和开拓新行业，以进一步刺激民间企业增加设备投资。

世界经济环境改善 199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预计1994年和1995年将分别增长3%和3.7%，其中亚洲经济增长率可分别达到7.5%和7.4%，亚洲已成为日益重要的投资场所、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市场。亚洲开发银行1994年4月预测，在2000年以前，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将投入一万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亚洲产值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从1960年的4%上升到现在的25%，到21世纪初将占1/3，从而形成美、亚、欧在经济上三足鼎立之势。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亚洲市场迅速扩大。1993年美国同亚洲的贸易额达3613.17亿美元，比美国同西欧的贸易额多58%。美国商务部长布朗指出：“亚太地区不仅是我们命运的归宿，也是我们目前财富的来源。”欧共体同东亚地区的贸易额已超过欧共体同美国的贸易额。德国外长金克尔1994年1月24日在德国驻亚洲21国使节会议上讲话时强调，德国和欧洲必须同经济发展快的亚洲“接轨”。世界经济环境的改善，特别是亚洲市场的扩大，有利于西方国家增加对外投资和出口，有利于西方经济复苏。

西方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一是失业人数不断增加。西方国家的失业人数已达3500万，其中欧共体12国的失业人数已超过1700万，1994年的失业率将升至11.2%，到1995年失业人数将超过2000万。经合组织提出，增加就业机会的问题应得到各成员国的特别重视。二是各国经济政策难以协调。三是贸易摩擦加剧。

相比之下，有利因素比制约因素更多、更强一些，因此，西方经济复苏的势头将持续较长时期，多数国家经济将相继进入扩张期，但发展仍将是很不平衡的。

美国经济正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

去年4季度美国经济创造了增长7%的佳绩。与此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经济过热的担心。所以从今年2月起，联邦储备委员会已4次提高隔夜拆借的联邦基金利率，使之由3.75%逐步上升到4.25%，贴现率也由3%提高到3.5%，在这两种指导利率的影响下，花旗银行、第一芝加哥银行和纽约银行也把优惠利率从6.75%提高到7.25%。

在联储提高利率之后，股票和债券市场都作出了反应。今年1月31日道：琼斯指数曾到达过3978点的高峰，自此以后股市进入低靡状态。跌落到3600点，下跌10%。债券市场的反应尤为异常，自1977年以来，联邦基金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债券的利息上升0.21个百分点。然而自2月—5月初联邦基金利率上升0.75个百分点，而长期利率则上升了1.3个百分点。反映出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很高，似乎要求联储实行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

这种变化趋势目前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论。一派支持联储的政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紧缩银根的时候。它们的根据是美国经济已经接近过热的警戒线。这条线有两个路标，一个是工厂设备利用率不超过85%，另一个是失业率不低于6.2%。后者被经济学家称为Nairu(Non Accelerated Inflationary Rate of Unemployment)，翻译成中文可以叫作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也被称为充分就业率。超过了这两个路标，意味着商品和劳工将发生短缺，这种瓶颈现象会推进物价的上涨。他们认为现在美国经济还没有达到这两点。5月份设备利用率达到了84%，失业率下降到6.4%，但离这两点已经不远，尽管到达这两点的时间是可以争论的，但无论如何已经到了联储必须紧缩银根的时候。克林顿政府是支持这种观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泰森从同一角度出发，主张美国经济保持每年2.5%的增长率。她说，克林顿政府的长期预测认为2.5%的增长率是适宜的。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是这种看法。他们的根据是劳动生产率平均一年增长1%，劳动队伍一年平均增长1.3%有时还少些，所以美国经济长期的年度增长潜力就在2-2.5%之间。

另一种观点认为担心美国经济过热是没有根据的。他们认为不应当以过去15年的经验预测未来。习惯的看法，低估了美国经济近年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另外还要考虑美国经济的全球化，许多美国公司可以把过多的订单发往到外国去生产。美国市场上的商品现在有1/5是进口的，只要美国公司提高价格，外国竞争者就愿意扩大他们在美国的销售，所以激烈的国际竞争，对美国公司抬高价格是一种制约。

关于劳动生产率，过去3年的确增长很快，平均每年增长2.6%，几乎与50年代和60年代相当。这固然同衰退之后的经济回升有关，但企业设备投资每年9%，达到战后最高水平也是起了作用的。这种趋势估计还会持续下去。如果这一点成立，美国经济的无通货膨胀的潜在增长率就可能不是2.5%而是3.5%。

5月27日晚，美国电视播放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持续时间近3个小时。一边是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另一边是参议员银行委员会主席唐纳德·里格尔和保罗.萨巴奈斯。双方争得难解难分。里格尔责问格林斯潘，美国经济为什么只能以2.5%的速度增长而不能以3.5%的速度增长。美国《商业周刊》也参加了这一辩论。它算了一笔帐说，2.5%和3.5%看来差别不大，实际却是普通鱼子酱和俄国鱼子酱的差别。GDP增加一个百分点对美国意味着到2000年累计国内生产总值按1987年不变价要增加1.2万亿美元。它将未来6年的企业投资增加1700亿美元，将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到23600美元而不是22250美元。联邦预算赤字将进一步缩小，美国可以拿出更多的钱办教育、搞科研为以后的经济增长撒下种子。所以《商业周刊》的文章呼吁不要怕经济增长。它认为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将产生一种自身强化的动力。里格尔在听证会上逼迫格林斯潘作出保证，在今后一段时间不要再提高利率，但是格林斯潘拒绝作出这种保证。

另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怎样看待股市的下跌。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调整。他们认为前一段股市、债券市场形势好是因为利率低到了3%，去除通货膨胀率已是零利率，投资者付3%的利率买6%的长期债券是有利可图的，股市好也同利率低有关。现在短期利率上升，股市、债券市场价格趋降是合理的调整。

另一种看法认为这可能是熊市的开始。一般标准股市下跌20%就进入熊市，现在才跌了10%，还只走了一半路程，股市不会很快坚挺，他们也责怪联储对经济增长作了过分的反应。

对美国经济，我们的看法是它正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联储4次提高利率不会使经济窒息。在可预见的未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是最有利的因素，其原因一是衰退过程企业的设备更新、机构改组和人员削减，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超过工资增长幅度，单位产品成本保持稳定；二是大量廉价商品的进口也对国内物价起平抑作用，石油价格疲软也对物价稳定有好处。当然美国经济也有一些阴影，如股市低靡和贸易逆差扩大，但这些都具有暂时性。随着西欧、日本经济复苏，逆差可能缩小。预计今年经济增长超过3%是完全可能的。但也有一些对美国经济的制约因素，如紧缩的财政政策和军工企业的关停并转，这就使美国经济不可能更快增长，而这与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克林顿政府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愿望是一致的。

裘元伦（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德国经济重现光明

德国经济在经历了1992和1993两年徘徊之后，1994年增长速度加快，第一季度比上一季度增长了2.1%，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可能超出六大经济研究所1994年4月所作的预测——全德增长1.5%，其中西部1%，东部7.5%。德国经济1994年和今后一段时间表现究竟如何，笔者以为，除了目前正处于周期性上升阶段这一因素之外，还取决于下述四个因素：

一、东部重建过程进展情况

东部的重建迄今进展并不算慢。1990年10月德国正式统一前，东部的经济规模大约相当于西部的1/8。由于1989-1991年间的困难，1991年在全德国内生产总值28159亿马克中，东部仅为1809亿马克，即只占6.4%，相当于西部(93.6%)的1/15；但自1992年起，东部已经从低点开始回升，相应数字为30276和2334亿马克，东部占全德的7.7%，相当于西部的1/12；1993年，31075和2755亿马克，东部占全德的8.9%，相当于西部的1/10.3；1994年，估计为32380和3095亿马克，东部占全德的9.6%，相当于西部的1/9.5（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但是，目前东部经济仍受一些不利因素制约，今后东部的发展将取决于它们被克服的程度。第一，产权不明。托管局的工作，预定在1994年底结束。在13000多家原国有企业中，至今尚待出售的只剩下一千多家，其中日后有望寻到买主的大约为四五百家。私有化看来已近尾声。然而，产权问题依然存在。据科隆大学教授古特曼称，到1993年12月30日，在东部270万件产权纠纷中，仅解决了32%。农、林地1000万公顷，真正已卖给私人的，仅17万公顷，绝大部分都用来出租。不过应当强调指出，东部产权方面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已经大体解决，剩下的大多数是居民家庭的个人财产纠纷，无碍大局。最近东部住房建筑业看好和企业经济效益稍有改善都反映了这一点。据哈雷经济研究所1994年初的一项调查，原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一两年或两三年之后，已有30%赢利，14%收支平衡，一半多仍然亏损；新建的私人中小企业有一半赢利；目前尚在托管局手中的国有企业则80%亏损。第二，工资成本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据联邦统计局和六大经研所计算，1991年，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及西部的27.7%，而可支配收入已达47.3%；1994年相应数字为44.9%和64.4%。但从这两对数字中也可看到，东部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费用增长势头正在逐渐受到抑制：以西部为100，东部1991年为176，1994年已减到147。1993年东部劳资合约规定名义工资提高13%，1994年则为9%；如果再考虑到1994年物价将上涨4%，赋税和社会保险费等还将提高，那么，实际可支配收入与上年相比近于停滞。第三，市场尚待开拓。过去东部的出口70-80%输往原苏联东欧地区。失去这一大块市场，是加重东部经济转轨过程困难的因素之一。不过同时也应看到，东部本身1991-1994年间在其全部需求中，一直大约只有一半是靠本地生产提供的，另一半则须依靠输入。例如1994年东部需求总额为4335亿马克，其中本地国内生产总值为2265亿马克（均按1991年价格计算）。因此，即使眼前依然存在原苏东市场，东部当前也无多少东西可以输出。然而一旦得到重建，东部地区内外市场潜力不小。第四，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瓦格纳认为，从1990年统一算起，在东部社会转轨过程中，重建政治行政机构只需5年时间，进行经济改造需要12年，而完成心理上的转变则需30年。虽然困难，这个心理适应过程毕竟在渐渐加速推进。

二、西部在提高竞争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欧洲和德国，过去20年在国际竞争中总的说来节节失利，在新部门、新技术、新产品方面敌不过日本、美国；在劳动密集型等产品方面，则竞争不过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提高内外竞争力，已经成为欧洲国家的一项战略目标。为此，德国须从两方面努力：一是加强投资，二是降低成本。降低成本是刺激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降低成本方面，抑制工资费用是一大课题。1994年德国西部劳资合约规定名义工资平均只提高2%。如果再考虑到西部物价1994年将上涨3%，还要增税、加费，那么实际工资肯定下降。这表明西部居民已经接受必须为统一付出不小代价的事实，全社会的共识在见长，有利于投资的气氛在增强。

至于投资能否真正出现增长，自然还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例如，现有机器设备的役龄长短，开工率高低，企业赢利状况，降低费用措施，利率水平等。虽然德国企业现有的机器设备大多较新，平均役龄才7-8年，但是剧烈的国际竞争将驱使企业进行新的投资。慕尼黑经济研究所1994年1月所作的第43次国际企业征询调查（对象是500位大企业家和经济专家）表明，世界包括德国的投资气候正在改善。因为，企业赢利状况已有好转；降低费用措施取得进展；长短期利率关系趋向正常，使投资者减少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兴趣，同时增加对实物资产投资的兴趣。据六大经研所估计，在1993年德国投资减少了3.3%之后，1994年将增加3.5%。

三、整个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市场状况

过去10年间，在欧洲联盟成员国出口的地区结构中，又发生了继续向有利于欧共体的方向移动：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比重，已从1984-1986年间平均的55.5%进一步上升到1990-1992年间平均的61.2%。德国出口的地区结构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动。这种地区结构，在欧共体成员国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十分不利，对德国尤其如此；而在经济好转的情况下，则将成为有利因素，特别是一旦出现世界性的投资潮，德国经济将首先受益。加上美国经济复苏较为强劲（最近几年它占德国出口的7-10%），东亚经济继续有力上升，国际贸易1994年估计可实际增长5-6%，成绩将明显好于1993年的3%。增加出口（估计今年将实际增长4.5%，而1993年下降了9.5%）是带动1994年德国经济形势好转的一个发动机。

四、财政货币政策的活动余地

国家统一和经济衰退的确给德国财政带来了巨大困难，使财政政策的活动余地大大缩小。1994年国家支出（包括各级政府财政和社会保险机构）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2%；征收的税、费则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4.6%，均为创纪录水平。德国公共债务累积总额1994年已达17000亿马克，相当于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4%。不过同时应该看到，1994年德国政府财政赤字1550亿马克（相当于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大体上已经稳住在1993年的1500亿马克的水平上；而且1993年的政府财政赤字之所以比1992年的1124亿马克猛增，主要是由于失业增加而造成的负担大大加重，例如联邦政府支出1993年又增加了7.1%，如果不计失业增加造成的费用，则仅增加2.5%。因此，随着经济形势好转，财政政策的活动余地会有所松动，虽然依旧相当紧张。

西方、欧洲和德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货币政策的普遍松动。特别在欧洲，1994年春，短期利率比1992年秋放松货币政策以来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欧洲其他国家大多瞄着德国联邦银行。在德国，由于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1992年消费物价上涨了4.7%，1993年4.0%，1994年3%），工资增长受到抑制，石油价格继续低廉，其他原料涨价不多，联邦银行货币量1994年增幅严格掌握在4-6%之间（以中期生产能力年均增长3%为出发点），德国发行的有价证券对外国人吸引力很强，以致1993年发行的1634亿马克固定利率债券中70%是外国人购买的，使长期利率得以保持较低水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德国货币政策还有活动余地，1994年短期利率还将进一步调低。

总之，德国经济将重视光明，尽管它依然被一些疑难病症（首先是失业和赤字）所困扰。

日本经济仍在谷底徘徊

日本这次经济不景气，从1991年4月经济周期的“波峰”算起，到今年6月，已持续了39个月，是战后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形成这次衰退，主要有三个因素：一、经济周期因素；二、“泡沫经济”带来的严重后遗症；三、国际的因素。冷战后国际经济关系新变化的某些方面对日本的消极影响，加之90年代初，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不佳，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有影响。

日本这次经济衰退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的问题之严重，是许多人所始料未及的。开始估计形势大都持乐观态度，原以为稍加调整，难关可以很快渡过去。可是结果并非如此，从1992年起，日本政府曾连续推出“大型经济对策”、“紧急经济对策”等一系列措施。先以金融调节为主，连续七次下调再贴现率。后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几次大量增加公共投资。这些重大举措，虽也收到了某些效果，但终因病重药轻，力度不够，收效甚微。

目前日本经济处于何种状态？占主流的看法是，日本经济经过3年多的衰退，已经到了谷底，股市、地价狂泻、暴跌早已成为过去；库存调整，特别与生产有关部分的调整已接近完成；消费总的虽仍然不振，但近期私人消费开始略有回升。估计经济形势不会再向恶化方面发展，但是还要有一个相当长时间在谷底徘徊，复苏、回升将是比较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不少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设备投资仍在下降；企业效益滑坡尚未完全扭转；银行大量“不良债权”短时期难以解决；今年工资增长幅度小，用于私人消费部分难有大的提高。日本经济调研部门调查分析认为，从年度经济增长率来看，1993年有可能成为日本这次经济萧条的谷底，但如果把GDP差距（潜在生产力与现实生产量之差）扩大的终止视为谷底标志的话，那么日本经济最早也要到1995年底才算真正走出谷底。

对日本经济今后的展望，总的看法是，在90年代后半期，到21世纪的最初10年，日本经济已难以恢复到冷战时期平均以两位数的高速发展势头，即使要维持平均5%的中速发展也困难重重，因为日本这次“泡沫经济”带来的后遗症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彻底治愈；以往日本的一些出口主导产业，如对日本经济起推动作用的汽车、电子、家用电器和半导体等产业，在这次不景气中，受冲击最大。有人预计，作为日本制造业支柱之一的汽车工业在今后10年里难以摆脱结构性的不景气；日本经济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私人消费已出现某种饱和，人口逐渐进入老龄化，在资源等方面制约因素也相当多；加上国际间经济竞争加剧，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特别是美国不断对日施压，所以摆在日本面前的发展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但是，对日本经济发展前景也不可低估，更不宜作出过于悲观的判断。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企业制度比较成熟，机制比较健全，特别是中小企业应变能力很强。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两次石油危机和短期日元大幅升值都挺过来了。现在日本经济仍有潜力、活力。从内部条件看，“泡沫经济”虽有后遗症，但并未影响到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能力，诸如，经济的供应力，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等等，日本的新兴产业如“日本的信息高速公路”等也正在加紧实施中。从外部条件看，冷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各国转轨时期经济结构调整将会逐步见成效，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将会日益发挥出来。世界经济90年代后半期预计要好于前半期，特别是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势头持续强劲，这些都会给日本未来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今后10-15年，经过努力，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保持3%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日本现在年GNP已高达3.7万亿美元，如能长期保持3%这样的增长速度也是很可观的。

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及其特点

进入1994年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形势比早先预测的要好，各国经济纷纷显示出增长的态势。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尤其令人瞩目。1994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已从2.6%上升为3%。全年的预测值为3.6-4%。美国的这次复苏不同于过去的历次复苏，除周期因素作用外，不是采取财政政策，而主要是依靠货币政策，特别是通过降低利率去刺激经济复苏。因此，这次复苏涉及层面广泛，起带头作用的是对低利率敏感的建筑业和汽车业等支柱产业。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提及：一是失业率从6.4%降为6%（5月份）。克林顿执政以来，已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今后还将提供800万个就业职位。二是财政赤字连续3年下降，现已降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三是短期利率上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从2月4日－5月17日已4次调高联邦短期利率和贴现率，目前的短期利率为4.25%，贴现率为3.5%。过去的低利率使美国民间资金外流，1993年美国投资人购买的海外债券达660亿美元，利率提高后引起的投机性资金回流。在尚未明显出现通货膨胀的形势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提高利率，说明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

对欧洲联盟12国来说，引颈企盼的经济复苏已显端倪，然而复苏势头微弱，但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1994年12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从早先的1.3%，上调为1.6%。其中德国的经济增长率从0.5%上升为1.8%，法国为1.3%，英国为2.5%。经济学家形容这种景气复苏就像“拄着拐杖走路”。欧洲联盟经济的缓慢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的扩增，利率的持续下降，国际经济环境的迅速改善。然而，与美国经济复苏相悖的是，失业问题没有随着经济复苏而改善，目前的失业人数仍高达1790万。欧洲联盟的失业属于结构性失业，劳动市场主要存在三个问题：1.缺少调换工作的机会，劳工不易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2.长期领取失业保险金，导致失业长期化；3.劳工教育和训练机会少。1995年，欧洲联盟的经济增长率将上升为2.1%，1996年为3%，失业率也将开始从顶峰回落，但要根除结构性失业将是相当困难的。

在西方国家中，日本创下了二次战后最长的衰退纪录。1993年春季，日本经济景气出现过回升的迹象，后因日元升值和冷夏等原因而受阻。目前，日本企业界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开始增强，东京股市日经平均指数从年初至6月初已上涨22%。东京的房地产经纪商表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寓住宅销售畅旺；另外，个人电脑销售额也有增长，失业率逐步下降，曾经衰退的工业生产已开始复苏。这些经济指标使日本企业界甚为欣慰，声称“日本经济基本上已经迈向温和复苏”。

但是，日本经济仍然相当脆弱而不稳定，受呆账拖累的银行仍不取轻易放松银根；工厂的设备利用率不高；许多商品的价格仍在下降，从而减少了制造商的盈利。此外，日元仍面临着升值的压力，如果日元再度升值，所有经济复苏的期望都有可能化为泡影。因此，许多企业主管和经济学家不敢对日本经济的近期前景过于乐观，认为相当脆弱的经济复苏要到第三季度，或者更晚些时候才会有起色。从总体看，目前的乐观消息还是多于悲观。日本中央银行正在调低短期利率，以降低借贷成本和刺激支出。降低所得税措施亦将出台。预期日本企业界和消费者将扩大支出，从而带动经济的活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日本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8%。1995年可上升为2.5%。

在分析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状况时，我们不应忽视大洋洲发生的经济变化。特别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1993年第四季度，它的经济增长率达4%，1994年第一季度为5%，居西方国家之首，其主要原因是商品和劳务出口增长11.7%。随着经济的复苏，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已降到近3年来的最低水平，5月份的失业率为9.8%，是1991年8月以来首次低于10%的目标。这一情况表明，目前的经济复苏还会持续下去，并有可能不断创造就业与增长机会。

当前西方国家经济复苏有以下几个特点：

1.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呈现“非同步性”，其经济复苏亦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性在今后两年将趋于缩小，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开始迈入一个新的增长与扩张周期。

2.美国利率上扬，欧洲利率趋降，美欧之间的利差缩小。6月，美国的贴现率为3.5%，日本为1.75%，德国为4.5%，英国为5%，法国为5.4%，因此，爆发“利率战”的可能性减弱。

3.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仍将呈现相当一段时间的“无业增长”态势，减少失业成为最为迫切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将失业人数的无法减少归咎于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经济的崛起，甚至要求将所谓劳工条款写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中，试图以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工人工资的提高，来保持自己国家工人的竞争力。对此，发展中国家应予以坚决的反对。

4.西方国家经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有所缓解，其中包括财政赤字普遍减少或稳定，少数国家逐步降低失业率。

5.西方国家的货币当局面临一面须扩张经济活动，一面又须抑制通货膨胀的重大挑战，必要时需要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压力，但又不能采取过度紧缩货币政策，以免扼杀刚刚萌芽的经济复苏。

6.西方国家存在着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两种倾向，相互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与冷战前相比，各国间的协调作用有所削弱。

7.西方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迅速兴起，将为其经济增长增添新的推动力，从而进入新一轮的复苏与扩张周期。

西方经济进入周期的增长阶段

西方世界这次经济衰退，从1990年7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94年初，时间之长，为半个世纪以来所仅见。现在衰退结束，西方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的增长阶段。

这次经济衰退，与1974-1975年和1980-1982年的两次衰退不同，它是在没有过去那样的石油冲击，通货膨胀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发生的。衰退的发生，主要是周期因素起作用，衰退的结束和今后经济的增长，主要也是周期性因素起作用。

但是，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危机和周期，都不是前一次的简单重复。这次周期的增长阶段，如无意外事件，预计可持续到本世纪末。在这个时期，西方经济的发展有一些有利条件：一是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较低，对投资、生产和消费的扩大都有利；二是世界市场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价格不会大涨；三是冷战后世界形势趋于缓和，西方国家有可能削减军费开支，从而减轻财政负担；四是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已达成协议，西方国家从中获得较大利益；五是西方正在揿起一场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六是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也在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新发展的要求。以上各种有利因素，都将对西方经济的增长，起促进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西方经济仍存在着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和消极因素。首先是各国财政赤字仍然庞大。去年美国财政赤字虽有所减少，但大幅度削减仍需作出很大努力。至于庞大的公私债务，更难以减少。欧洲有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比美国还高。这是制约西方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结构性失业难以减少，特别是欧洲联盟各国，目前失业率仍在11%左右。再次，国际贸易失衡现象依然如故，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和日本的贸易顺差，都不见下降。

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除受以上种种因素的限制之外，他们还特别警惕通货膨胀的重新抬头。美国经济于去年第四季度猛增7%之后，今年初以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连续4次提高短期利率，以预防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德国联邦银行虽然在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但利率的下降终究是有限度的。西方国家固然要力求使经济有较快的增长，以增加就业，增强经济力量，但又要抑制通货膨胀。看来到本世纪末，西方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将在3%左右，通货膨胀率也将控制在年均3%左右。如果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对它们来说，已是较理想的了。

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将发生新的恶化。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力量相对削弱，日本则相对增强，但这次衰退，美国持续时间较短，且率先回升；美国经济的调整，无论在宏观或微观方面，都比日、欧领先一步，现在美国的一些重要产业，如汽车、电器等，竞争力在增强，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而日本受这次衰退的打击更为深重，回升也较迟缓。预计1994年日本经济增长只约有1%，而美国则可达3.5%，原因是日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较多。如“泡沫经济”破灭的后遗症；产业结构需要调整；传统的宏观和微观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日元不断升值，对其出口也会有不利影响。这些困难和问题，不是一两年所能解决的。今后几年内，日本经济的相对优势会有所减弱。但日本经济一向有较强的应变和适应能力。相信几年后经过调整，仍会恢复较强的增长势头。倒是欧洲各国，因失业率高，科技进步迟缓，也背着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包袱，前进的步履将比较艰难。欧洲联盟将扩大，建立货币和经济联盟的方向不会改变。但这个过程对欧洲联盟各国经济的促进作用，需要有其他条件的配合。

在今后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西方将出现一个信息技术革命高潮。这集中表现在，以美国为首，西方各国正在加紧制订和实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这一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将需要巨额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尤其是信息产业的迅速增长。它还将对生产管理的改革、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今后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趋势也将进一步加强。前者表现为乌拉圭回合决议的实施，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加强，跨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各国经济的互相交织更加密切。后者则表现为欧洲联盟的扩大，马约的逐步实行；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美的扩展；东亚区域合作的加强等等。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趋势的加强，西方各国、特别是美、日、欧大三角之间的角逐和冲突难免日益激化。

王怀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逐步走向回升的西方经济

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一直处于严重的不景气状态之中。现在，这种情况正在逐渐缓解，开始进入新一经济周期的回升阶段。

在1979-198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分别持续了8-10年的经济增长。从1990年开始，西方国家先后陷入了一次新的经济衰退中。由于80年代各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持续时间较长，但并无特别明显的经济高涨，因此，此次经济衰退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并不特别凶猛，再加上经济衰退在主要西方国家并不同步，从而并没有使世界经济出现非常剧烈的波动。但这一次经济衰退却因之前后拖延了近4年时间，成为战后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衰退，对整个世界经济也带来不利影响。

西方国家在这次经济衰退中不同步，因此，它们的经济回升也不同步。最先陷入经济衰退的美国前两年便已开始经济回升，但回升一直乏力而不稳定。日本、德国和法国1993年才出现经济负增长，它们的经济要进入较快的回升阶段显然也将滞后于美国。

1994年，将是西方国家经济普遍走向回升的一年，这将促使整个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向好的方面转化。1994年，虽然西方国家经济将普遍走向回升，但回升的速度还不可能很快。根据今年以来各国经济形势的发展来看，最先进入经济回升的美国，在主要西方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将最快，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1993年3.0%基础上提高到3.5%左右，但与上一次经济衰退后曾达到的6.8%的年增长率相比，还不能说已经很快。日本过去一直是西方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这一次由于受“泡沫经济”破灭的沉重打击，一时还很难恢复元气。1994年日本的经济虽可止跌回升，但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只能达到1.0%左右，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上。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自80年代以来一直低于美国和日本，现在也看不出有较快增长的势头，1994年欧洲共同体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大多也只与过去的平均水平相当，可望在1.5%左右。

当前，确实存在着一些有利于西方国家经济回升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

1.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世界市场的石油和原料价格大多被压在战后最低的水平上。这对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和原料的西方国家无疑是有利的因素。

2.在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期间，各国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增长，都把利息率降低到很低的水平。有的国家利息率已是战后以来最低的。即使为了筹措消化东部的资金和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高利率政策的德国，现在已把利息率较最高峰时降低了大约一半。较低的利息率有利于刺激扩大投资和消费。尽管由于经济回升，美国的利息率已略有提高，但看来近期内不大可能会大幅度提高。今后一段时期西方国家的利息率仍将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若考虑到西方国家仍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其实际的利息率水平就更低了。

3.由于经济衰退，再加上西方国家较为注意控制货币供应量，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近年来一直比较低，目前仅徘徊在年率3.0%左右。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不仅有利于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也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较多的余地。

4.国际贸易在前两年每年的增长率已降至3.0%左右的极低水平，从而大大减小了对各国经济的推动力。从当前的形势看，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已重新有所加快，1994年可能会将增长率提高到5.0%以上。这对严重依赖国际贸易的西方国家经济当然是一个福音。

5.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虽然变动比较频繁，但并不剧烈，因而没有对世界经济形成严重的冲击。今后一段时间，汇率的变动趋势将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这些有利因素，势必会支持西方国家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经济回升。但西方国家的经济回升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一时还不会出现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对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不利的制约因素是：

1.在战后长期经济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缓解。如美国的双赤字，虽然去年以来，美国的财政赤字已有所下降，但赤字的绝对水平仍然很高，而美国对外贸易赤字近两年来又重呈上升趋势，去年已达1200亿美元以上。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金融业危机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解决。西欧经济增长速度过慢，以致不能消化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和吸纳新增加的就业人口，形成了结构性的高失业，也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这些结构性问题都不利于经济的较快增长。

2.战后促进西方国家经济较快增长的那一代科学技术大多已较充分地发挥了作用，现在需要有新的科学技术形成新一代的耐用消费品来解决消费需求不振的问题。这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解决问题的。

3.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竞争加剧，世界经济秩序正在调整（如地区性经济集团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的改组、建立…），各个国家的国内外经济政策都因之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大规模军备竞赛的缓和则要求一些国家进行一定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显然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可以预见，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在已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回升阶段，这一阶段势必会延续一段时间，但在这一回升阶段里，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年里，西方经济的回升速度将不会太快。西方国家经济仍将呈现出低速而不稳定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矛盾将会增加，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也会随之提高。但由于各国经济矛盾的存在，这种协调所起的作用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也会制约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

半发达、半边缘地带在西方经济复苏中的作用

与会一些学者强调了西方国家内部某些因素（如技术进步、组织创新、竞争加强等）在这次西方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我还想补充一点，即半发达、半边缘地带在西方经济复苏中的作用。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五年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它在前苏东地区、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的扩展和站稳脚跟。正是由于这些半发达、半边缘地区的某种程度的“西化”，吸收了美欧日发达国家内部的部分危机因素，使西方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朝着摆脱低靡不振的方向迈出了新的步子。冷战时代，由于美、苏的对峙及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存在，世界经济实际上被切割成两个平行的市场，采用了两套不同的规则。而今天，这种局面基本上不复存在，世界变成了大致统一的市场，采用了一种规则，但新的格局主要是由美欧日发达国家支配和导向的，其表现是：从市场经济的形式到国际通行的商业词汇，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到GATT（关贸总协定）等组织形式，从早先的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到今天的一体化、集团化机构和各种方式，从大的市场份额到国际经济技术信息资源，多半是由美国及其发达国家的盟友掌握和规定约束的。这对不发达、半发达地区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尤其在经济市场化方面，因为唯此才能较快地推进企业改组和市场竞争及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事实也证明新的市场化局面对于改善不发达、半发达地区的资源配置和效率及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单向的，不是发达国家片面地向不发达国家和半发达国家施以恩惠，而是有代价的、有交换的，对于后一类国家而言，也可以说是有困惑的、甚至有痛苦的。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在向不发达、半发达地区推广市场经济方式的过程中，有一种明显的“梯型”或“雁阵”转移倾向。例如，我们看到：在近些年中，发达国家在本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逐步将一批能耗高、污染严重、技术相对老化的产业转移到了半发达国家；一些西方国家内部经济的振兴，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输出和份额的扩大；以美日欧为骨干的各种国际金融及贸易发展组织，日益将按西方标准制定的一些规则（比如在发展与环保问题上新制定的一些贷款规定）强加给非发达地区。这些现象并不是绝对的环事，很难用彻底否定的态度对待之：对发达国家相对老化的产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还属于“朝阳工业”；许多欠发达地区急需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甚至包括对西方产品的渴望；在环境与发展上的新趋向，的确可能是未来人类高质量生存的需要。换句话说，由于国内基础的落后和与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半发达地区（更不必说不发达地区）很难彻底拒绝发达国家为国际市场化定下的规则和组织方式，很难拒绝前者为自己安排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但这同时也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一些消极的方面，身不由己地承受西式现代化所带来的“阵痛”与麻烦。这是现阶段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不可忽略、不可轻视的重要特征，有人也把它称为全球化的“霸道”阶段。正是由于美日欧阵营在冷战后期取得的“胜利”，由于前苏联阵营的瓦解和西化，由于西方经济的规则越来越毋庸置疑地变成了整个世界经济的规则，西方国家经济这一次的周期性复苏，带有明显的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对外贸易，重视市场准入和市场份额，重视所谓的“公平竞争”，重视GATT和其他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组织。可以说，这些因素是西方经济走出衰退阴影，更有力地爬坡和恢复强势，建立起以美日欧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动力。从宏观历史的视野看，这也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体系的新现实；与我们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西方国家也在调整自己，也想改革和发展，这种调整和“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是将更多的边缘和外围地区纳入西方经济的轨道。

科技进步·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我国的对策

从一个较大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周期总是与世界科技进步周期紧密相联的。科技进步从高潮到低潮的演化，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高潮和低潮的变化。这已被世界三次科技革命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实践所证明。战后到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高潮，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又相继滑向低潮。这种变化固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第三次科技革命从高潮到低潮的演化则是最重要的因素。8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进步逐渐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时期。表现为：以原子能、电子技术、合成材料为核心的新技术产业化已相对停滞，高新科技和产业尚在酝酿之中；以这些技术为主体的商品市场已逐渐饱和，新市场的开拓更为困难。总之，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相对（与50-70年代相比）减弱，这是西方国家经济普遍进入衰退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应看到，所谓科技进步平静是相对的、暂时的。世界上许多研究者都认为，目前世界首先是发达国家已进入向新科技进步高潮的过渡或酝酿时期。虽然人们对诸如新高潮何时形成以及它是一次新科技革命还是第三次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之类的问题尚有争议，但多数研究者认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现在已见端倪的某些高新科技，特别是微电子信息技术等将会局部地产业化。这必将给世界经济首先是西方经济发展以新的推动。

从已有的迹象来看，未来的新科技进步高潮将具有如下突出特点。1.各学科更加密切地结合和交叉发展。它将不是靠某一方面的单项突破，而是靠一组相互联系的新技术群体来支撑。已显端倪的高新科技就有十多个门类，数十种技术。其中微电子技术和生命科学则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2.科学与生产的结合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科技成果的转化更为关键。因此，科技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家的研究开发能力，更加取决于企业的吸收能力，科研重心将进一步向企业转移。3.科技进步更具开放性和世界性，科研和技术开发的跨国合作将进一步加强，新技术传播的渠道不断扩大，个别国家封锁、垄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科技诀窍的有效保留期越来越短。

上述特点决定了西方国家仍将是科技革命的策源地，但发展中国家首先是那些已具有了吸收高新科技基本条件，并为此积极做准备的国家也将有更多的机会。

酝酿中的新科技进步高潮将首先推动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预计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这些国家将摆脱目前的相对停滞，逐步走向新的繁荣。但这些国家在下世纪也不大可能出现50-70年代那种高速增长。因为，未来的高新科技开发所需投入更大，产业化更为困难；此外，科技进步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内容也会发生变化。以往的科技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数量和速度，也就是提高国家的资源动员、吸收和利用能力；而现在高新科技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效益和质量，也就是开创新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果。劳动力的智力化，产业和产品结构的知识密集化，整个社会生产的内涵化，将是世界经济首先是西方经济的发展趋向。这将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和增长速度的内涵。如果说在粗放经营条件下，经济增长6-7%才算高速度的话，那么在经济发展高度内涵化情况下，增长率能保持在3-4%就可称为高速度了。因为，此时的3-4%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效益甚至比以往的6-7%还要大。

未来的科技进步新高潮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对我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首先要求我们做好迎接世界科技进步高潮的思想上、物质上的准备。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准备。这突出地表现为增加科技投入。而在这方面，我国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而且已经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

过去的10多年来，一些科技大国在投资分配上都体现了科技优先原则，科技投入都远高于经济的增长率。例如，1985-1990年，西方七国的R＆D费用年均增长率为8-10%，而GNP和总投资的增长率只为3-5%。韩国R＆D费用近10年的年均增长高达30%以上。而我国在科技投入方面仍在坚持落后的所谓“乘余原则”，其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增长率。

我国科技投入水平与世界不同类型 国家（地区）的对比

国别、 地区年份R&D费用占GNP%

中国

19900.7

发达国家

1990

2.5-3.0

发展中国家19900.2-3.0

印度 1988 1.03

巴西 1990 0.78

韩国 1990 2.51

台湾省1988 1.22

前苏联1990 3.5

为了迎接科技进步新高潮，许多国家目前都在克服重重困难设法增加科技投入，而我国的现有努力则明显不足。

如前所述，未来的科技进步关键在企业，各国研究开发力量的重心都在从政府向企业转移。而在这方面，我国的差距则更大。

不同类型国家（地区）增加科技投入的计划

国别、地区

时期 R&D费用增长幅度

中国 1996-2000其占GNP的比重预计达1.5%

欧共体

1994-1998其占欧共体预算的比重从3%增至6%

日本 1993-1997R&D费用增加1倍

巴西 到1995 其占GNP的比重提高到1.95%

印度 1992-1996其占GNP的比重提高到2.0%

韩国 到2000年

其占GNP的比重提高到5%

台湾省、新加坡、香港 到90年代中期

其占GNP的比重提高到2-2.5%

东盟国家 到90年代中期

其占GNP的比重提高到1.5-2.0%

若干国家企业技术开发实力对比

从上述系列数字的对比中不难看出我国的差距，这不仅表现在与发达国家的对比中，也表现在与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大体相同的国家的对比中。总之，我国在发展科技方面虽然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面临的世界科技进步挑战，与我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的水平都不适应，也未能全面体现和落实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思想和科学论断。

说到挑战，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发展速度。其实，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这段时期内，我国GNP即使保持7-8%的增长率仍可保持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发达国家最高也超不过3-4%，即使发展较快的东盟国家估计也不会超过我国。挑战主要来自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方面以及增长的长期后劲方面。在这方面，我国的许多指标处于劣势。例如：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0-70%，而我国则不到30%；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占工业品出口额的40%左右，而我国只占5%左右；我国的能源和利用率只为30%左右，单位GNP的能源消耗比发达国家高2-4倍，我国能源和原料消耗与日本大体相当，但GNP按美元计算只为日本的1/5左右。

可见，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着手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从外延数量型增长向内涵质量增长转变的时候了。正在酝酿中的科技进步新高潮以及西方国家不可避免的产业结构、外贸结构和国际分工与合作的调整和发展，也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提供良机。

（本组发言选登）

原文来源：《世界经济》(京)1994年第09期 第1-1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