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提倡民主化，在国内更没有理由不推进民主进程。谋求更大的国际角色更多要仰赖于国内的变革、进步、国民权利意识的成长、社会对于国家的监督和塑造。
美国和欧洲的相对衰落、中国在全球经济座次中的上升，使原有的世界格局发生位移。债务危机来临之际，西方对中国的需要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而中国第一艘“航母”海试却让他们的担心有增无减。
“韬光养晦”显然已经不足以包纳和支撑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显著改变，中国应该寻求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使外部世界对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免于恐惧。在外交舞台上，中国如何从当前的不适应、不积极转变为富有建设性？《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中国应有创造性介入的姿态
《南风窗》：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都在积极争取增强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尤其是美国的债务上限和欧元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外交应该抢占高地的呼声在国内比较高亢，怎么看待中国外交现在的外部环境和作为空间的改变？
王逸舟：现在的老牌大国看上去比较乏力，我们称之为“民主赤字”，但是国内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灭亡的时候是极端的说法，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并不代表我们自身就可以免疫，我们不能以西方的危机来宣告自己的胜利。
中国寻找自己的全球角色不是弥补真空，也不是对原有角色取而代之，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消长和平衡来看，新的大国的崛起是对旧秩序的冲击和粉碎，甚至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可能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官方称为和平崛起。我提出一个“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也就是用积极的态度、更大的参与意识和手法，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外交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所突破，比如斡旋缅甸、帮助苏丹政府解脱国际困境、傅莹外交方式的成功等等。我们目前虽然充满了活力，但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显得不够熟练，甚至有些笨拙，在话语权、下“先手棋”、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还远远不够，离建设性的角色还有距离。
制度状况影响中国外交作为空间
《南风窗》：您所说的“创造性介入”如果没有一个更富有战略性的外交原则作为依托，它会不会停留在手段和技术的层面，只是在权力空间中寻找缝隙？
王逸舟：中国在外交舞台上的出色一定是以国内体制的再造为前提的，没有国内的深刻变革、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器的良性互动，创造性介入就是空话。创造性介入要依托国内源源不断的改革提供外部的更大动力，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要转变，在新的时代是不是还要用旧的逻辑安排我们的制度和生活。国内的政治制度要更多体现公民权利，这是一个内在的资源。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外交官只能做一些微调。
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提倡民主化，在国内更没有理由不推进民主进程；如果在国内官员蔑视法律，那么，在国际关系中就会犯和美国一样的错误，对于国际法有时候遵守、有时候不遵守，只看眼前利益；我们提出了和谐世界观，但如果在国内，到处都是矛盾，和谐世界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此，谋求更大的国际角色不是手段上的完善，而更多要基于国内的变革、进步、国民权利意识的成长、社会对于国家的监督和塑造，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外交才会有新姿态。
《南风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作为空间依然比较狭小，近年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在逐渐提高，但是影响力却较弱。在中东、北非动荡中，只能处于被动的局面，这是否说明，我们过去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体制是对外交的束缚？
王逸舟：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胃口贪婪的经济怪兽，到处买矿藏、石油和资源，到处投资、攻陷市场来堆积GDP，经济能力很强大，但是在提供政治制度和公约、制定国际规则、帮助弱小国家、提供方案上，却做得很不够。这是国内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政治改革的一个外化。
举个例子来说，在国际上，我们不太善于应对NGO，不仅是因为外交官缺乏必要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就通常把NGO看成一个麻烦，这样的思维投射到国际场合，就不可能善待它们。
再比如，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常常被指责缺乏社会责任，在劳工的保障、法律意识方面都比较淡漠，这跟他们在国内的表现是有联系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们在国内按时纳税、遵纪守法、重视劳工权益，到国外会突然转变，他们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国内体制的一种折射。所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短板，是跟国内的不充分发展密切相关的。
《南风窗》：中国目前发挥影响力的领域，是否只能停留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问题上，例如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而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重大决定作用的金融体系、贸易规则、地区安全等方面，话语权却有限，中国积极地介入这些所谓的边缘领域，比如积极推动节能减排方案，对于增加影响力的实质帮助在什么地方？
王逸舟：据我观察，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其他很多领域都是被中心化、被聚焦的，我们的经济很活跃，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其他大国必须要学会与这个庞然大物和平共处，因此要分享一部分权力，出让一部分决策和领导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关系画面。但我们在南海问题、国际贸易和金融谈判方面还不是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有更大的改进空间。
重视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南风窗》：近几年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表态和行动，但是在涉及中国的一些核心利益，比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时，似乎一以贯之，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王逸舟：变化还是有的，两岸关系就是最显著的一个。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尽管被官方定义为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它的确涉及中美关系等非同寻常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在过去一段时期，我们着急把台湾统一过来，台湾的一些极端势力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剑走偏锋。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并不着急马上统一，而是着力于做好现状。
过去我们提出“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就不排除动武。现在从我们的许多做法来看，岛内无论是哪个党执政，只要不搞台独，就可以维持现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我甚至认为台湾问题是本届政府处理国际关系当中最成功的案例，未来联系两岸的将是一个血脉共同体。只要发展两岸民生就行了，政治上大可不必着急。
《南风窗》：南海问题近期比较紧张，中国与美国和几个邻国都发生了矛盾，一些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之所以显现，是因为中国此前一直将外交的重心放在美国身上，而忽略了邻国，所以才导致互相的不信任和邻国对中国的担忧，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向来只有一个笼统的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您是怎么看的？中国外交应该在此方面如何突破，才能避免擦枪走火？
王逸舟：我们近几年重视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原本是设想有了经贸关系的紧密，在政治上就不会有大吵架，现在看来事实不是这样，重经贸、轻政治并不能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戒心。
所以，他们一方面跟中国搞好经贸关系，一方面引入其他大国来跟中国对冲。在很多问题上都下“先手棋”，比如在主权问题上做了很多周密的防范、用国际法来约束中国，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想得很少，就是简单地遵循经济发展逻辑出发。
所以，未来中国一方面要继续着手于经贸，一方面要从法律角度拿出一些安排和设计，让他们感觉到和平发展和共赢不是一句空话。
中国一方面要发展自己的硬实力，海军和渔船必须走出去，否则谈判时是不硬气的，这是个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要懂得国际法和海洋国际关系，提供谈判的文本方案，用现代的、文明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我们现在只是做了一个主权上的宣示，对国际法可能还是有些忧虑，有人担心一旦上了国际法庭，南海岛屿的归属就会判给东南亚国家，事实上，这种担忧是没必要的，国际法不会做出明确的归属判定，不会断给某一方，国际法只是对各方能够接受的次序的认定，是以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为基础做一个安排。
改进国内状况比对外展示形象更重要
《南风窗》：要破除“中国威胁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对外形象的问题，姚明对中国的宣传效应可能比孔子学院和国家形象宣传片要大得多，这是很多习惯传统“宣传”思维的人难以理解的。
王逸舟：我们的形象宣传要不就是让外国人看不懂，要不就是看懂了但更害怕。我们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强调的是更高更快更强的民族复苏精神，而缺乏亲和力，这也是我们举国体制的一种表现。美国虽然很强大，但他们推出的英雄往往是那些让人感动的普通人。再看孔子学院，它更像是一种公关，暴露出我们体制大而无当的东西，取得的效果可能恰恰是相反的。在我看来，改进国内的状况远比国家力量的展示更重要。
《南风窗》：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观，往往并不能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共鸣和理解，比如“和平崛起”一词，反而引起西方的过度阐释和解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王逸舟：“和谐世界”应该跟具体的事务对接起来。比如派遣维和部队、提供更多兵源，在上海合作组织或者朝鲜半岛提供无核化的平台。当它变成对国际社会有所改良的措施的时候，号召力就会显示出来。
《南风窗》：同是地区性的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有相似之处，都是西方国家和邻国防范的对象，但是俄罗斯在对北约和欧洲的关系上，远远要比中国强硬，这对中国来说，有没有能够获得启示之处？
王逸舟：俄罗斯的强硬与其领导人的个性及历史文化有关，长久以来，他们就有主动出击、依靠军事拳头的战略文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从一个超级大国、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变成了现在GDP大体上只有中国1/3的国家，造成了这一代人的衰败，所以说，他们的强硬赢了面子，但是不一定能赢得老百姓的生活。当然我们可以学习俄罗斯的某些东西，比如俄罗斯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凡事争先，在各种会场提议案，不管有没有实力，总是抢着发言，他们的风格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而中国则是尽量不说、后说，或者只做不说。这是未来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需要改进的地方。
原文来源：《南风窗》(广州)2011年第22期 第35-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