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项基本的利益与需求。这三项基本利益及需求是：第一，发展利益及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注：有关中国外交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思想，可参见钱其琛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一书撰写的序言，载于田曾佩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主权利益及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需求及利益，即在亚太区域发挥积极的、逐渐上升为主导性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这三种基本需求不是平列的、等重的，而是有一种由内向外、由近至远、缓急不均的次序；它们之间根本上是互利的，但也会产生重大的矛盾与摩擦。协调工作将是艰难的和长期的，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考察不同的需求时，应该通观全局、统筹未来。

一、发展需求 中国兴盛的基石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中国人留下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也是“发展需求”最直接、最简洁的表述。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如果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往往是空洞乏力的，至少是缺少足够有力、能够持续的社会基础；国内的经济事业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外交工作就会根基牢固、“理直气壮”。当然，内部的事业成功与否，绝不完全取决于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大政方针；但在这里既然讲的是外部环境的作用，就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尽量保持一个安宁、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大气氛上。虽然出现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这样的地区性局部战争，笔者相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调，全球范围的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逼迫中国不得不放弃过去20年一直坚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之重心的战争形势，看来也不大可能马上出现。这种判断，并不象某些分析者所批评的那样，是出于某种“教条式的官方见解”，或出于对周边形势和全球形势的一种盲目乐观情绪；相反，从本文的讨论可以发现，它是建立在对新世纪到来之际国际关系总体变化的理论分析之上，是对战争与和平各自力量消长的仔细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应，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任何外敌的入侵或其他战争，而是中国自身能否保持稳定、有序、健康的发展。

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显示的“内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笔者以为，俄罗斯给人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把本国的事情办好，令任何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或对手难以“趁虚而入”；生活中的一个常识是，苍蝇只叮烂鸡蛋。一个大国的灭亡，最根本的破坏因素不是来自外部因素，而是导自深层次的内部问题；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往往是从内部开始，从根上烂起；比方说，从民族分裂萌芽，或者从经济停滞开始，或者从政治混乱发端，或者从社会失序诱导；阵脚自乱，不攻而破。事实上，最近十年的俄罗斯舞台，刚好经历了“民族分裂－经济停滞－政治混战－社会失序”的每一幕。俄国目前在抵抗北约蚕食面前表现出来的严重“内虚”，本质上是由没有硝烟的“内战”造成的。想想叶利钦与国家杜马之间、与政府之间的似乎永无止息的明争暗斗对政治气氛的破坏，想想可怕的车臣之战对俄国国力的损耗和对军心的动摇，想想各式各样的“休克疗法”方案对俄罗斯经济病体的折磨吧！俄罗斯当今外交战略及其政策的一波三折和难以捉摸，主要不是因为俄外交家的无能，而实在是由于国内政策多变和扑朔迷离所致；俄国军人在美国和北约对其战略“腹地”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面前的束手无策，肯定不是因为俄国防部缺少抵抗欲望和抗击能力，而主要是由于俄国国内经济的严重制约，是由于财政部对国际货币基金那点贷款的渴求和巴结，是出于对卷入战事而导致已十分脆弱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局面的内在担心。如果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从俄国人那里学习什么，那么简单的类比结论很容易得出：不仅对任何分裂主义势力不能手软；更重要的是，政治不能斗，社会不能乱，经济发展不能停，自身的改革与制度建设不能中断。国家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是对外发言权和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如果没有国内安全（包括各个领域的发展与稳定），是谈不上国家安全的，更难以维护国际安全。归根结底，最大的不安全在于自身而非外部，最根本的保障是国家的改革与发展。

这里想强调一点，尽管有科索沃危机这样的严重消极事态（注：有关科索沃战争及其它造成的深远后果，读者可阅读王逸舟主编：《世纪末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但它并不意味着大国的战略联系已经全面消解，也不是说当今时代世界各国要和平争发展的趋势已被科索沃危机根本逆转，事实上各主要大国的关系在更加复杂微妙的同时其互动性和依存度（哪怕是不对等的相互依存）也在增强，尤其是，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减速，全球科技创新活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世界经济的总量还在不断提高；而且，最重要的是，从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范围的核战争或各主要国家全部卷入、相互对抗的常规世界大战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国依然会抓紧时间发展本国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大力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这种局面仍然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主流，虽然它可能时常受到类似科索沃事态这种突发性危机的干扰。显然，它与过去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环境大不一样，那时的条件逼得你没法长期搞建设、抓经济，只好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各种敌人对着干。现在的情况比战争年代复杂得多、变化也快得多，所以邓小平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尤其是把综合国力搞上去，等到实力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才好说话。中国的战略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应当牢牢记住邓小平的这一告诫。想想看，在中国最近的150年里， 绝大部分时间是受人欺压羞辱的时期，或者是处于紧张的“战争与革命”的动员时期，真正象样的发展和搞建设只有最近的短短20年，但这20年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跃进：中国从经济发展动力濒临枯竭的阴影下走了出来，其经济总体规模（GDP）按现行汇率折算已经进入世界前十位、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中国人至今仍在继续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12亿人的国家在20年内以年均8 %的速度扩展自己的经济规模）！往前看，不用说再有一百年，哪怕再有20年，能够保持象过去20年那样的快速发展，能够“聚精会神地从事经济建设”，中国人就能完全有理由期待人均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标准、总量上（不管以什么标准衡量）稳居世界“前三甲”的局面。到那个时候，中国就能够大大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够把更大的资源用于国防现代化建设；到那个时候，“拥兵自重”的中国，不言而喻将在国际事务中握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才更有可能朝着中国人期待的方向发展。

在谈及对现有国际关系的深刻改造或对外部世界的更大贡献之前，中国人必须对自身的条件和处境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应当承认，尽管经过50年的建设、尤其是通过改革开放20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已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大大上升，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在多数领域国际排序仍然比较靠后的国家，离最发达的国家仍然相差很远。这不仅是指“硬件”方面，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平、道路交通的发达程度、教育设施齐备和信息手段的现代化、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等等，而且应当包括所谓“软件”部分，如各方面制度的创新能力、服务业的综合质量、一般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自我宣传水平、整个国家对国外资源（包括物质和智力等多方面的资源）的吸引力、理论研究的总体水准和跟踪世界最先进水平的能力等等。正如国外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软件实力包括政治、社会和理论上的实力，并且包括以下因素：（1）开放、稳定、持久、吸收型的国内政治、 社会和经济制度安排；（2）强大的文化、政治、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 （3）理论指导；（4）战略上的深谋远虑和外交技巧；（5 ）国内和国际的有效管理，包括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尤其是非军事资源）；（6）教育水平高、有强烈文化意识的民众；（7）高水准的生活水平。中国在取得这种软件实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和军事实力替代不了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注：（新加坡）盛利军：“中国缺乏成为世界大国应具有的三个关键因素”， 见《香港传真》1999 年第46号，粤海金融控股研究部编。）历史地看，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也不可能再有汉唐鼎盛时代那种“放眼无敌手、一览众山小”的从容，它从近代以来始终是、现在依然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紧运行”的国家；由于经济本身结构的转变与整个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同时推进，对外开放意识不断扩大的同时民族主义意识（有时在外部事态的刺激下演化为某种比较极端的情绪）也在急剧滋生，看上去整个国家迅速发展、大力推进却又问题丛生、麻烦不断，大量新的麻烦在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尚未根治以前就成为新的议事日程内容，如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地区间经济和教育水平的差距、腐败现象和所谓“三信危机”等等。无论如何，中国还面临极其艰难复杂的国内治理任务。“打铁先要本身硬”，中国这句老话形象地说明，我们现在自身的问题已经约束了中国影响世界、更不用提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果不深化既有的改革开放，不继续大力发展，而是到此止步、虚骄自大，中国和世界的前景，是不会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头号重点，依然是尽一切努力创造有利于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气氛，依然是保障经济建设的各种重大需求（尤其是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除开不是中国造成、不是我们情愿的重大战争外，没有任何其他理由能够改变这一需求的优先性。

由此衡量，这里所指的“发展需求”所包含的内涵，比起人们通常的理解及过去的宣传，要丰富得多、宽广得多。例如，单从经济发展角度讲，中国人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小康生活”，但是，若用比较全面的标准对照，中国还需要进行更深刻的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需要使精神文明（信念、道德和价值等）的成长与物质文明的改善同步，需要使社会分化的过程和各种利益集团的磨合更加合理和顺畅，需要使更多的中国人拥有更博大更宽厚的世界眼光，需要使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战略思维和理论性“更上一层楼”。政治发展，文明发展，社会发展，价值发展，这些都是“发展”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前提下，上述全方位立体化的发展，将使中国在新世纪大大提升自己的国际位置上的层级和影响力，中国外交的施展自然也会有更加坚实雄厚的力量基石。因此，尽一切努力保障中国的发展，既是内政的需要，也是外交本身的需要。

二、主权需求 不可或缺的传统安全

主权需求实际上也部分地涵盖了安全需求，尤其是领土边界保障和军事安全需求。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 直接与之接壤的国家有15个，可称作近邻的国家又有十几个；本来，世界上有如此多邻国的情况就十分罕见，加上中国与大约十个国家曾经有过或目前仍然存在陆地边界和海域划界方面的主权争端，更增加了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与复杂性。不用说，在中国周边地区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敏感地带”或“潜在热点”（如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和南亚次大陆的核武化），有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危险（尤其是在美日提出共同发展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之后）；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峻挑战，既有所谓“藏独”、“疆独”等内部分裂主义势力，更有外部某些虎视眈眈、始终存有领土割让要求和宗教“一统”野心的国家及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讲，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时刻是中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战略家不可掉以轻心的最重要战略考量之一。这一战略考量的存在，要求中国的安全防范能力和军事威慑能力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加强，使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使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水平得到令人满意的提升。没有疑问，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拥有一般世界大国应当拥有的武器装备（如航母）和尖端技术（如各种信息战的手段），问题只是何时、以什么方式获得它们。不难看出，这一利益和需求同第一种利益和需求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函数关系。在资源总量和国家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在多数中国人仍处于刚刚获得温饱阶段之时，如何确立国防开支与经济建设投资所占的比例，确保“主权需求”的充分满足，是政治家和战略家必须处心积虑处理的大难题。尤其在此次科索沃危机之后，美国及西方霸权主义的野蛮性和专横性给了世人许多警示和压力，它也迫使中国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外部干涉的可能性及相应的自我防备的问题，主权需求因而有了更严峻更明确的昭示。

台湾问题特别需要研究，它是当代中国主权问题的焦点和难点，事关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否有一个和谐美满之未来的大局。台湾事务虽然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但它又与一般的内政问题不尽相同。中国近代史上曾经饱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外来侵略和压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最基本的主权权益都无法保障，它给所有中国人留下了铭心刻骨的惨痛记忆。在此意义上，任何中国政治家和战略家都不会、也无人敢于放弃使台湾回归、统一祖国的目标。然而，解决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可能完全依照单方面的愿望和时间表进行；一方面外部势力随时有插手干涉的可能，致使任何缺乏深思熟虑的行动会遭致不期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台湾内部近十余年出现了令世界关注、也值得大陆方面借鉴的某些积极变化，加上两岸民众的认同感的调整，需要我们在安排统一祖国的日程表时谨慎从事。毫无疑问，在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的同时，绝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尤其是一旦出现外部势力的严重干涉和岛内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图谋到达十分危险、非运用军事手段不能消除其严重后果的时候。但是，在建立统一时刻表、准备对付外部势力干涉及台独武力抗衡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和影响，从长计较和从大局着眼，以一种大气、大度的方式实现整合。比如，务必考虑统一时间表和统一方式对大陆整体改革、开放和稳定的后果，务必考虑“拿下台湾”之后的接收与整合的可能性，务必考虑任何重大步骤带来的全球性效果和历史性影响。眼下顽冥不化的李登辉政权即将过气，我们应把注意力放在后李登辉时代的人与事上，尽最大努力争取岛上反对独立、维持现状的政治力量，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与两岸同胞的双赢格局。考虑到两岸幅员、人口、资源和国际地位的巨大差距，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即：只要大陆方面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保持过去20年的发展势头，时间对我们是大为有利的，中华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最终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除台湾问题外，这里还有几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一是主权实现的新形式。“主权”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一个经常受到批评的概念（注：Jpseph A. Camilleri, 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 Published byEdward Eigar Publishing Limited,England,1992.）；无论是实践中观察或理论上分析，它确实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与挑战。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迅速扩展，信息与传媒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各国内部国家政权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更加重视个人权益以及对政府力量的重新审视），都使传统的主权观及其实现形式，显得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与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要求。笔者认为，传统主权观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至高无上。然而，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是认同变得多层化、多样化，就是说，不仅存在国家利益，还存在着其它行为体及其需求，比如有各种集团利益和领域利益，少数利益和个人利益；重要的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导致这些行为体得到伸张的空间，很难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或“个人服从国家”的说法消除它们。生态环境的污染退化导致比国家（中央政府）“更小”和“更大”的行为体的扩展，就是一例：前者是指各国内部出现的各种民间的环保组织，后者指的是国际范围的绿色和平运动之类；无论规模大小，它们与各国政府的考虑角度及主张显然不太一样，而且看起来它们的势头有增无减。然而，无论传统的主权观有何缺失，它不可避免地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基石；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仍然是各国在相对无序的国际状态里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努力，地球上人类从事的多数工作仍然是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完成的，各式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仍然是国际关系的配角。现在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主权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问题。在目前阶段上，使国家放弃既有的责任，或者企图建立某种“世界政府”，或让政府以外的某个行为体承担管理全球的责任，并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除了某些“微型国家”外，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真正愿意放弃主权。思想上，中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两点论”：主权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主权应当有新的、更加灵活多样、层次丰富的实现形式。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了如此准备，实践中就可能形成更有弹性和包容性的主权实现形式，它不仅有助于在未来整合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且有利于在国际舞台上表达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新形象和施展新时期的大国战略。

其次是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笔者相信，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人权是无法取代主权的，不应在人权与主权之间简单划出高下；西方某些势力宣扬的“人权高于主权”别有用心，不可不防。实践证明，没有民族国家架构和相应的国际法保护的民族，是最悲惨的民族，典型者如散落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国、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库尔德族，那里的人权是完全没有保障的，谁都可以欺负他们，联合国却束手无策、只能袖手旁观。不难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浴血奋战这么多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同理，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从维护国际稳定、国际法的效用与多数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联合国从成立至今仅仅承认主权国家的成员资格，而拒绝非主权实体的加入请求。但同时特别须注意的一点是，与旧的封建时代不同，在经济国际化、信息穿透力日益强大的今天，捍卫主权必须体现在政权体制对本国人民的真正爱护和尊重之上，就是说必须尊重人权、不断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政治待遇。不尊重民众和人的个体的主权是虚空的，最终这种仅仅瞄定在国家本位之上的主权也是守不住的，典型的事例发生在波尔布特时代的柬埔塞，那里出现的民怨沸腾和社会失序，导致政权的土崩瓦解，最后只能靠联合国来收拾残局和托管国家。最近南斯拉夫在科索沃危机中之所以遭受沉重打击，除其它原因外，米洛舍维奇政权不恰当的民族政策，不能不负有相当责任；从现在的局面看，由于内部外部的多种原因，南斯拉夫实际上已经被部分地剥夺了主权权利。维护主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应当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实现国内进步（包括器物、体制、观念各个层面）的过程，它绝不只是外交工作的任务。中国的政治家、公众和传播媒介不应忘却这一点，不要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不能因国际形势的复杂和不利的变化而转移应有的视野，不能把捍卫主权仅仅当作一种对敌斗争，不能把维护和发展人权的重要工作弃之脑后，更不可使之成为似乎仅仅是西方特有的范畴。须牢记：主权是保障人权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只有更好地发展人权，才能更好地维护主权。

由此涉及到本文要分析的第三点，即面向新世纪的新型安全观。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讲的安全概念有其优点和值得保留的内涵，但也有一些需要调整和充实的内容。笔者以为，符合新世纪特征、亦与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目标相吻合的新型安全观，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第一，从器物层面考察，新安全概念涵盖了比传统的军事安全更广泛的领域，它不仅指军事保障能力的加强，国防手段的提升与更新，拥有自己的“杀手锏”，如建造航母、新型战机和新型导弹，拥有对付各种恐怖主义的手段等等，而且包括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相一致的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近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震荡使人们见到，有的时候金融冲击和广义的经济危机对一个国家造成的打击，并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例如印尼、泰国和韩国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下降了40%～60%，倒退了十年以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综合安全的防范手段及其意识，就无法应付经济一体化时代和高科技条件下各种可能的不测事态。第二，从体制层面讲，新安全范畴揭示出一个道理：国家是否安全，不光指对外防范的一面，比如装备更精良的武器和其它御敌手段，好比一座房子的防护墙，其质料从竹篱笆变成钢铁直至电子装置。这些措施都着眼于防范，防止外敌入侵，但它们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体制是否健全，政治是否合理而稳定，社会经济是否向前发展，各民族之间是否团结和睦，民众是否保持与决策层的向心力，整个国家的气氛和步调是否与国际上、时代中的进步总趋势相一致；假如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停滞不前甚至倒行逆施，那么即使拥有再坚固的大墙，哪怕武装到牙齿，这样的国家还是不安全的，它的社会、人民乃至整个民族仍然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新安全观所要揭示的是，安全性与否及其大小，是与国家的体制的先进性相关的：当国家具备进步的、不断发展的体制，其安全性就会逐渐增强，哪怕暂时弱小，也会不断改善；相反，强大的国家也会陷入危机，俄罗斯就是一例。由此可以看出，新型安全观注重的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自身进取式的而非简单防范式的安全；它强调，只有使本国人民满意、令外部世界尊重，国家的主权才有保证，安全才会实现。此外，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过程中，一国的安全还越来越多地与邻国的安全、周边地区的稳定乃至国际社会的安定联系在一起，生态危机造成的麻烦就是一例；其中的难题，在于协调各国的自主发展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即处理国家主权与国际合作之间的矛盾。新型安全观必须将这一难题纳入考虑的范围，做出全面、长远和统筹的安排（注：参见王逸舟：“树立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观”，《瞭望》周刊，1999年9月13日，第37期。）。

三、责任需求 大国风范的体现

比较起来，“责任需求”是三个主要利益需求中最不容易确定、弹性也最大的一个，是近些年才逐渐显露的一种需求，笔者估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需求将在中国整个对外战略中（包括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和安全战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需求涉及的面很广，也可分出不同层次，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扮演一种更活跃、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权（如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集团、“核能源控制俱乐部”等），主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各种维持和平行动、难民救援行动、打击毒品走私行动和国际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等等。然而，中国的全球责任与利益仍然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前景，目前阶段仍然是以地区重要国家的责任与利益为主，后者是前者的阶梯和基础。就亚太地区安全而言，这种需求的主要内容或许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与军事稳定，减少冲突及其潜能，增进相互信任与合作，促进整个区域的福祉。这里特别应当包括：消除或缓和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南中国海地区的海界磨擦，防止中亚因油气资源而形成新的“火药桶”，遏制南亚次大陆的紧张对峙和军备竞赛局面，防止台湾海峡两岸的僵持对立扩大成国际事态，等等。可以说，亚太地区所有这些不稳定的“潜在麻烦点”，都与中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都需要中国外交有创造性思维，发挥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从一个较长的时段观察，如果处理得当、进退有度，它们也将构成中国迈向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试金石”和“铺路砖”。比较起来，这也是较长时间才能逐渐满足的一项重大利益。应当注意的一点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所作所为将会受到更多更大关注，各种磨擦与所谓“中国威胁论”可能会逐渐增加（注：下列两本书细致介绍和充分反映了这种担忧：《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合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埃兹拉·沃格尔主编，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中国的自我定位和统筹的、长远的战略将变得更加迫急，其中责任需求肯定将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也是一个占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并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今天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它同时是拥有原子弹和远程导弹等军事“杀手锏”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重要属性是决定中国外交的基本利益与需求的关键因素。比如，中国的幅员与人口，决定了中国不似安道尔或斯威士兰这样的小国，可以依附其他国家。严格意义上的大国，从来不会长时期地完全依附他国，不论是政治经济或思想文化，除非沦为殖民地。大国对他国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大国巨大的幅员与人口，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地凝聚在一块领土之内，必然有它独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独特的政治架构发展，有它独特的经济方式支撑，大国之间互相搬抄的情形极为罕见。从当代国际政治现实观察，在国际关系里，真正的大国都有自己的国际政治观念，只不过在有的国家那里这种观念比较理论化，在有些国家中则不够系统完备。从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所有上述属性的基本面在长时间内大概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惟独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可能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成长而有所变化。它意味着什么呢？简单说，它一方面意味着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大国气质和责任，可能减少在急剧发展、渴望温饱时期特有的功利主义，可能具备更系统更完备的中长期战略。欠发达国家有欠发达国家的意识与追求，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处境与观念，中等发达国家和高度发达国家又有各不相同的特殊利益与说法（注：王逸舟：“对国际社会等级结构的一种调研”，《欧洲》1996年第3期。 ）。当中国经过三、五十载发展变化之后，也就是说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之时，中国的外交视野与国际观会象国内体制和经济发生的巨大改变一样出现深刻的变化。比如，由于一般人食物开支在整个收入中比重下降，会有更多的余钱和时间用于旅游，从而将更加关心生态环境的质量，也会更加介意和敏感于外部世界对本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想想看，20年前，中国有几个人关注环保问题？谁又敢说，再过20年，中国人不会对迄今为止仍然坚持的在防止气候变暖的国际公约中不承诺任何减排温室气体之义务的立场有所调整？再如，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军事手段（“两弹一星”等）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发展中世界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个令西方大国不敢贸然攻击的国家之一，但也使得中国成为发达世界千方百计在军事上“适当”遏制的对象。笔者相信，今后这方面的磨擦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尤其在高科技含量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方面，如导弹技术及其输出规定，核武器微型化，太空侦察手段、高性能计算机、大型作战平台的建造及远程空中加油技术的获得等。它们对于中国在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时代捍卫自己的各种权益（如海洋权益、石油运输线、地缘要津和外层空间开发等等），威慑潜在的敌人和对手，都是必要的，但也自然会引起一些国家的紧张反应（其中既有恶意的反华喧嚣，也有可以理解的误解），给现有的国际军控体制提出如何接纳崛起中的这个大国的新课题。

对于上面所说的新课题，中国人自己首先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要有比较深入、细致的理论说明和战略策划。例如，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提出哪些新的、更大范围的资源和技术需求，会面临什么样的外部安全环境和国际制度约束？中国在自身壮大和安抚邻国的不同需求之间，存在着何种协调上的困难？渐渐强大后的中国，会被国际社会要求承担什么责任，中国又准备承担哪些义务和不打算接受哪些要求？为了加强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效率和使之发挥更大作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个国家提出了几十种不同方案，中国的态度如何？例如，对德国、日本担任（准）常任理事国的几乎难以阻挡的势头，中国又有什么样的长远应对和构想？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一个弱小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横加干涉的同时，中国应当如何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比如主动倡议和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持和平部队或军事监察组），令联合国有关机制在科索沃问题上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试想象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禁雷公约、国际上关于多种导弹的参数控制方式以及核不扩散机制等具体事例，中国在短期内准备加入（或拒绝）哪些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和国际体制，中长期的情形又有什么变化？再如，一旦著名的“七大国俱乐部”发出正式邀请，中国是否准备在未来成为其成员和参加每年一度的首脑会议，加入后又如何避免成为一种“摆设”甚至被人利用？考虑到近几年中国加入某些正式和非正式多边安全对话的积极效果，也考虑到北约此次对南斯拉夫的打击的“集体形态”，中国是否打算有针对性地在建立有关亚太安全的多层次机制上做出进一步努力（或对某些外部方案做出回应）？在批评美日安保条约新指针、尤其是战区导弹新设置（TMD）的同时，中国有没有取而代之、 易于为亚太多数国家接受的方案？这方面的清单还可以开列许多，应当承认，对于此类问题，中国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缺少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很多场合的表态看上去仅仅是一种被动应付和拖延时间。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策略和手法可能不会象过去那么奏效，中国人亦将在更高的层次上自觉超越旧的时代；前述问题以及在此来不及一一提到的其他许多问题，不仅要求中国人避免过分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撞击反射”式的反应，还要求具有更加高瞻远瞩的目光、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和更有全球性质的战略。中国应当成为整个世界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也应当对人类的未来负起更大的责任。

从建构面向新世纪的、有着更大进步内涵的国际关系着眼，在此，笔者仅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对有中国承担责任与义务的国际新秩序，做几点原则上和轮廓式的提示：

首先，世界需要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合理的结构，它的主要含义是，在同时尊重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平等原则和进步原则、公正原则和市场原则基础上，实现包括全球秩序、地区秩序和国家内部秩序（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内的多重关系的建设性磨合。民族国家的主权当然是国际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石，这方面必须坚决抵制英美等国的“新干涉主义”；与此同时各国应在建设本国的民主、公正和进步的社会政治体制方面做出不断努力，避免遭人制裁甚至被“开除球籍”的厄运。市场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此基础上经济的全球化对人类应当说利大于弊，但新的国际关系及其体制设置，应当允许各国从容地安排其趋利避害的日程，而且南北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与市场化的全球推进应当至少是同步的；全球化、区域集团化应当是促进而不是限制各国内部趋向合理性的自我整合过程。

其次，世界需要重新确认和扶助联合国的道义权威和行动能力，避免再度出现某个区域性安全架构凌驾于安理会之上、无视公认的国际准则的局面。在此笔者十分赞成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许通美教授的一个判断，他说：“联合国是公认的不完善的机构。然而，是否没有联合国，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呢？我并不这么认为。总体而言，在过去的50年里，联合国功大于过。尽管不完善，联合国一直努力创造一个由法治原则面非弱肉强食原则统治的世界”（注：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当然是增强联合国活力的前提之一，更要紧的也许是商议建立更稳妥更有效的制度性安排，如改革安理会、增强联大发言权、实现对国际冲突的多重法制化约束等等。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有重大责任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中国需要的，不止是谴责类似北约轰炸南联盟这种霸权主义的行径，或者对某些不公正的动议加以否决，更需要主动提出自己的方案与建设性意见，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框架内各种多边安排与活动。这方面，最典型的如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PKO）和联合国秘书处等官僚机构的改组； 中国也可以根据本国国力的提高，视机主动提出适当增加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中国还可以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的谈判中，相机提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如当经济达到某个水准之时），中国将在国际上正式宣布适当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事实上，我们国家目前的许多新做法，如大力提倡植树造林、控制城市的各种污染源、使江河湖泊更加清洁以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都是符合这一方向的）。

再次，世界需要重新审视和改革以IMF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使之更加全面更加稳妥地反映世界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承受风险的能力。实事求是地讲，发展中世界并没有能力现在就“另起炉灶”，它们不得不参与现有体制和服从相关规则，但这并不应当成为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加以改革和完善的借口，事实上连西方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承认，后者的调整和改造是极度必需的。与此相应，国际社会及其各种规制需要特别重视发展问题。各国经验一再证明，经济的欠发达并且无望无助，既是一些国家内部极端行为和当今世界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发因素，更是南北关系紧张、多种全球性问题（如生态、资源、毒品、债务、人口和粮食问题等）难以缓解的症结所在。停滞不前是灾祸之源。“发展才是硬道理”。各国内部的改革，现有国际制度的修正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国际和平的维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都应当以促进各国发展为首要目标。它是一个真正“双赢”的互动。

结语：走向世界大国的自觉

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之一；中国人应当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也需要在权利与义务之间寻找和保持必要的平衡。国际政治的复杂性，现时代的进步内涵，都要求中国逐渐加强走向世界大国的自觉意识。对中国外交家来讲，保障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等目标的不断推进，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和逐渐实现完全统一，在本地区（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范围逐步发挥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影响力，将是未来一段时期（5至15年左右）工作的重点。显而易见，三者之间既不会是平行的， 也不是等重的，它们的内在矛盾和互相抵销经常超出彼此间的和谐与互补。“外交是一门艺术”，这句格言用在此处特别贴切；没有国际合作、斗争与国家内部改革、发展之间关系的慎密思考和巧妙平衡，没有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全面兼顾，没有短期对策与中长期战略之间的内在衔接，总之，没有统筹考量的外交战略，就不会有中国在过去20年基础上新的更大跃进，就不会有中国成为21世纪世界大国的宏伟前景。考虑到上述“发展、主权、责任”三大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必须注重大国关系、尤其是与美日俄等国的战略关系（它们是中国外交发生影响力的主要支轴），注重区域关系、尤其与东盟国家和东北亚国家的和谐关系（它们是中国推进全球外交的晋级台阶和必由之路），注重华人关系、尤其是大力培养与港台同胞及海外华人的亲情关系（在文明冲突与融合日益加强的时代，它们是中国增强文化向心力和发挥外交威力的重要国际基础）。三大基本利益的存在，也使得中国乐见一个更加合理与稳定的国际体系；显而易见，缺少合理性和稳定性，若再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和科索沃危机这样的恶性事态（更不用说发生在中国周边地区），不仅各项基本利益一个都无法实现，而且国际社会更易陷于混乱与纷争的长期乱象。保持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姿态，中国将以负责任的泱泱大国形象步入21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亦将不攻自破。毫无疑问，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的外部势力是存在的，各种针对中国的分化图谋和遏制战略还会相继登场，但只要中国不受其干扰左右，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走下去，适时适宜地推进祖国统一的大业，根据国情国力的增强逐渐承担更大的国际权利、责任与义务（包括取得国际社会各种组织和机制的充分代表权），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

原文来源：《战略与管理》(京)1999年第06期 第18-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