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展望世纪之交的国际格局，可以看出以下几个大的趋势：

其一，多极化在更多层面向纵深发展，形成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态势在70年代已初显端倪，那时美苏中之间形成了微妙制衡的“三角”关系，西欧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也使美国二战后一度拥有的独霸“风光”不再。不过，多极化的大发展，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近几年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持续衰落，两极格局显然已经消失，美国的霸权优势更加明显；与此同时，欧盟的扩大和欧元的出现，使欧洲作为一极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中国和日本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造成两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一升一降也是引人注目的事实。还要提到的是，以联合国为主要代表的全球性政治组织，以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为重要体现的全球性经济组织，以及像北约和东盟这类地区性安全和政治经济组织，也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它们与主权国家的多种矛盾关系，构成了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一个新的重要特色。此外，在解决诸如生态危机、贫困现象、大范围失业和难民潮等全球性问题方面，原有的南北矛盾依然十分尖锐，西方国家内部的“新社会运动”和所谓“第三条道路”又增添了新的政治声音，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当代国际政治总体画面似乎更加复杂多变。不能不承认，多极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既带来机会，也可能造成麻烦和不确定性，比如，印度近来的核试验，反映出它在南亚称霸的野心，也可以说是多极化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不注意多极化的双重效应。

其二，经济全球化将以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和各国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伸展。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人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重深刻影响。它不仅使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使政治与经济、外交与内政、经贸与安全、和平与发展等“对子”更加难以分开，它还加快了各国国内分化改组的速度和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加大了各国政府治理社会经济的难度，加强了国际社会改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它同时使世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的相互依赖，不仅可以给各国创造巨大的财富和其它利益，同样可以令准备不足、体制有缺陷的经济实体受到重创。估计今后一段时期内，金融、投资和贸易领域的自由化进程还会加快，区域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的压力还会增大，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于各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生活的改善所起的作用还会上升，国际经济交往对于国家的影响肯定越来越重要。因此，在各国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上，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考虑势必占有更大的分量，诸如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跨国公司与国家安全等所谓“经济安全”或“综合安全”的因素将更加引人注目，国家内部也会根据国际经济体制和惯例作出越来越多的必不可少的各种调整和改革。由于西方国家的原有优势和对国际规则的较大掌控权不会在短时期内改变，我们所希望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被迫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利位置。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并以积极审慎、趋利避害的态度和策略加以因应。

其三，科技革命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将大大超越以往的任何时期，全球范围的各种创新浪潮有可能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现在所议论的“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信息和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它不过是科技革命广泛深刻影响所波及的一个领域。事实上，未来不管是国家内部生活，或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乃至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都会深深渗透进去和发挥巨大作用。这方面的事例，有全球生态保护，防止核扩散、毒品泛滥和艾滋病传播，建立地区间的安全信任机制和反冲突措施，开发洋底和极地及太空资源，建立综合安全的各种预警机制等等。科技进步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将要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难以想象的，今天和未来的科技开发及应用有一种加速度的特点。可以说，从现在起，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增长将首先启动于技术含量的提高，军事的发展将主要是高精尖武器和信息手段的研制开发，社会的进步日益表现为更加透明和有效的治理方式及沟通方式，个人能力的提高体现在人类对诸如远距离通讯、因特网、电子商务等手段的掌握上。还要提醒的一点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可能造成国际关系和国家位置的不平衡转换，今天的先进国家未必处在明天的领先位置，未来的“大国强国”的定义可能发生演变，它不光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幅员大小、人口多寡和自然资源的贫富，还要看其科学发明的数量、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实现科技转化的速度。科技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带来事半功倍的现实和潜在效应；离开了科技前沿的掌握，任何国家都可能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世纪之交呈现出来的国际大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有着特殊的含义。我国不仅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各项改革事业全面展开、国际影响和国际责任不断提高的重要国家，中国的一言一行都将受到日益增多的注意和重视。所以，中国能否在多极化进程中真正形成独立而有力的一极，能否在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壮大自身，以及能否在科技进步的大潮下迎头赶上较先进国家的水平（至少是不被拉大距离），不仅事关中国本身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大局，而且将对周边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

原文来源：《瞭望》(京)1999年第01期 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