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是作者应邀为即将出版的《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前沿》（IR in China ）一书撰写的一个专题。此处为未经压缩的原稿。作者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同社会科学其它领域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围绕学科建设等问题，也出现了许多饶有意义的讨论。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特色”问题的讨论，便是其中之一。在讨论过程中，学者们还陆续使用了“中国化”、“本土化”、“中国视角”、“中国式探索”、“中国学派”等提法，它们的涵盖面和侧重点略有差异，但基本内涵大体相似。其中“中国特色”是最早出现、使用频率最高、争议最大的提法，甚至可以说，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个提法展开的。由于理论研究不是孤立的，讨论自然也涉及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因此是本文讨论的重点。1
本文采用“中国化”一语来总称有关讨论和各种类似的说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化”一词涵盖面较广，较少争议，在时限上也较有弹性，因为“化”指的就是“过程”；另一方面，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化”问题实际上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普遍面临的一个老问题，不过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面对西方政教学术的冲击，消极抵制或一概拒斥已为有识之士所不取，但如何借鉴与融合？“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路径何在？始终困扰着国人。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在当前形势下，借鉴仍然不可或缺，与本土因素的整合也是理所当然，无论是突出“中国特色”，还是创建“中国学派”，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事实上，倡导“中国特色”的学者近年来也指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2.另外，本文将这场讨论视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主要采用学术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如实描述讨论的进程，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要不要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如何实现中国化”这三个问题，展示讨论各方的主要观点和分歧，考察十几年来学者们观点的变化和取得的共识，并对讨论的意义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一点粗浅的分析和评论。3
一、讨论的缘起与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热情，在70、80年代之交，围绕各个学科的研究任务、对象、范围的讨论是一种普遍现象，国际问题领域自不例外。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和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客观上也对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式起步。1978年，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主要创始人王绳祖先生在兰州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有关“均势”的论文，这是笔者所见到的文革后第一篇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大胆突破国际问题理论禁区的文章。41980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金应忠发表了《试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对象和范围》一文，提出了在我国开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必要性。1981年，陈乐民先生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发表《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简介》一文，首次对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作了介绍。5这些论文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建立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问题。
虽然人们最初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很少使用“中国特色”这个说法，“特色”问题引起争论是在80年代后期，但80年代初围绕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等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已涉及这个问题，因为这些讨论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并不打算照搬国外的研究模式或理论体系，否则直接“拿来”即可，何需讨论。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这个说法是8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流行话语，其直接背景，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会后最初几年国际问题研究界并未立即展开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特色”问题的讨论，但“中国特色”的提法在8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显然与此有关。措辞上的这种对应关系，当然并不表明人们提出这个目标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正确”方面的考虑，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酝酿已久的议题。6但这种联系确实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借鉴和学习国外研究成果的过程中认识不断深化，目标逐步明确，自主探索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联系8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阶段性特征，7将“中国特色”问题的讨论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1980-1987年，是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宽泛一点，当然也可以认为是长期中断后的恢复阶段）。一批学术杂志开辟了理论研究专栏，我国学者开始重点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开始思考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或学科体系的问题。
（2）1987-1994，是尝试创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在80-90年代之交，出现了一批讨论理论体系建设的文章。8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在许多重要学术场合被明确提出来讨论。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87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会议明确提出了创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按照李石生先生的回忆，是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9，因此可以视为“中国特色”问题讨论的正式开端。1991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研讨会，1993年8月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国际问题务虚会”，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将理论建设以及“中国特色”问题作为主要议题。
（3）1994年以后、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我国学者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对国外理论、特别是各种新兴理论流派的研究和译介进入一个新高潮，较之过去主要关注传统学派，理论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研究水平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尽管对“中国特色”的内涵与实现途径，甚至对是否应采用这种提法并无统一认识，但几乎无人否认，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应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国际处境与发展需求，着眼于解决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体现中国人的视角和独立见解。大约自90年代末以来，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形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识。
二、关于“中国化”的必要性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对此人们的基本立场大致有三种：完全赞成；明确反对；原则上赞成，但不主张“特色”、“体系”之类的提法，倾向于采用较少现实政治色彩的术语，或强调目标要审慎、合理。随着讨论的深入，处于对立两端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第一种立场的变化是通过明确界定“特色”的内涵，将其具体化，同时尽量消除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逐渐吸纳了“中国视角”、“中国化”等其他提法；第二种立场的变化是，相当一部分人逐渐在原则上接受这个命题，尽管他们可能更愿意采用“中国视角”、“中国学派”等提法。也就是说，两端都有朝中间靠拢的趋势。这种变化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中国加快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和平崛起这个命题的提出，大家都感到需要在理论上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解决人们所关切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理论创新，理论的“中国化”自是题中之议。这是时势使然。如果说“国际政治理论永远是大国的理论”10，那么正在崛起的大国对于理论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外来理论虽有参考价值，但因其产生的土壤和背景不同终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理论追求上的自信心与整个国家、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有明显关联；二是近年来我们的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学术性和规范性都有明显提高，对西方理论成果和发展水平有了更多了解，既看到了西方理论的优势与局限，也认识到理论创新并非易事，因此在自主探索意识增强的同时，在理论的发展目标上也变得更为冷静、务实。
在1987年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之类的提法，并强调其必要性和紧迫性。11但一开始就有学者认为，既然国际关系理论是关于国际关系演变发展规律的科学，应该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宜讲“中国特色”。但倪世雄等不同意这种见解。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发展规律固然不以任何国家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立足中国观察世界，既带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又体现着我国对外关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所以中国学者的理论定会有中国的特色，这同英美学者的理论各有其特色一样，是很自然的。12
1991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主题为“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争论最多的也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中国特色”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学科；另一种则认为，要使国际关系学科科学化，提“有中国特色”是不科学的。介于这两种意见之间的观点则认为应当使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化”，不能让该领域为少数国家所垄断。前一种观点的主要论点是：任何国家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程度都取决于该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国际关系发展有自身的历史，理论内容也相当丰富，例如对时代的分析、革命和战争理论、三个世界理论。在具体概念上，中国人更多地用战略格局的思路，如“大三角”、“多极化”，若加以理论化，即可成为中国式理论的重要内容。一位英国学者也认为，“个人、国家与民族是深受其历史文化，行为经验影响的，不同的国家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应当有自己国家的学科”。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从欧洲学来的。要发展这一学科就应当发现它的科学价值。13有的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学者正在力图克服民族文化的障碍，加入英美学者的争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利用西方的理论和模式来完善自己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因此不是理论和模式的发明者而是“消费者”。但渡边昭夫指出，美国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霸权可以从美国本身所拥有的霸权地位来解释。“只有当非西方学者真正能够创造出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模式之时，西方学者才会对非西方世界的国际问题研究给予重视。”14
在讨论中，何方的观点最为鲜明。他认为，社会科学总是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并且要为现实服务，要求建立普世、统一的宏观理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社会科学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和文化结合。“连社会主义还必须具有国家民族特点，何况国际关系理论”。15袁明指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应着眼于全球，将其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是难以反映事物全貌的，但就具体国家而育，它又不可能与其地理环境、经济水平、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等脱节。英国学者亚当？罗伯茨就坦言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国家里的观点的影响”。美国学者也曾公开宣称，“美国的国际关系教学是不可避免地以美国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为条件的。”袁明总结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已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从更为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刻不容缓，为此既需要借鉴，也面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16
在1993年5月《欧洲》杂志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也有两种意见。郗润昌认为应该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资中筠则表示，不必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历史上没有国际关系，就没有理论，近代也没有。理论应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各国情况不同，国力不同，考虑问题的视野和角度亦不同，因此可以提“中国角度”。肖元恺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现实的客观反映，只能是适应和调整，不能再造。17
王逸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大致属于后来事实上成为主流的第三种立场。在他看来，中国学者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追求和理论建树，但他强调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现有水平和发展目标应该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认识，同时也要遵循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他指出，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也不例外，因此讲“特色”之类未尝不可。但他倾向于少讲或尽量不讲“特色”之类的话，尤其是“有特色体系”这样的说法。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是我们迄今依然谈不上对国际关系学作出了多少贡献。我们真正从事这门学问的时间很短，现在基本上还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别人的工具和方法、按照通用的分析框架和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其二，在经历了长期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生活或学术领域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研究亦应如此，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对策研究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分开，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18
任晓的观点也属于这种立场，他认为“特色”这个提法多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但他认为中国学者要致力于建设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因此他倾向于提“中国学派”。他还指出，这是一个长远目标，但目前已具备了若干有利条件，其中包括：（1）中国博大的文化传统和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文化依托和思想材料。（2）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发展的动力。（3）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对国外理论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做了一定的消化吸收工作。（4）已经形成了一支理论研究队伍。（5）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的理论思想产生国际影响奠定了基础。因此，建设中国学派的前景是可以谨慎乐观的，但这并非刻意追求与西方理论的对立，而是说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一言以蔽之，要有我们中国人的理论贡献”。19
1994年5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曾专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与会者大多对“有中国特色”持肯定态度。有些人还强调了指导思想问题，并直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但会上同样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徐昕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治国方略，是一种政治思想，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学术活动，两者有区别。张锡镇则担心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可能使外界以为这种理论仅仅是为中国人服务的。20
在1994年12月北京举行的“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建立自己的体系。美国学者哈里？哈定教授对此也表示支持。但有些学者不同意这样的提法，有的虽能接受但主张不要强调它，理由是：（1）“中国特色”一词是政治用语或意识形态概念，学术研究不能照搬；（2）特色的形成并不靠预先设计，而有赖于理论本身的发展和成熟；（3）学术研究重在解释和说明问题，未必一定要有某种“特色”。著名中东、拉美学者的观点都未被冠以某国特色。许多外国的理论也能解释中国问题，提中国特色本身就不科学；（4）中国学者的研究本来就带有中国特色，无需特别强调；（5）强调中国特色，会过分突出理论的实用性，削弱学术性。21
上述五种观点，梁守德先生认为都站不住脚。他指出，无论承认与否，国际政治学理论不仅有各国特色，还有学派特色和个人特色。他提出三个判断：理论都是相对的；理论都有个性；理论都需要更新与发展。总之任何一种理论本身都内在规定其必然要有特色，没有个性、特性就没有普遍性和共性。22
梁守德先生是一贯倡导“中国特色”并不断就此提出新思考的学者之一，他实际上逐渐成为讨论的主角。早在1990年他就在《国际政治概论》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问题。2390年代以来还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从哲学的高度，用事物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原理，系统论述了突出“中国特色”的必要性。其基本结论是：没有各国特色的具体的国际政治学，就没有一般的抽象的国际政治学。24他最近还指出，理论的当代价值必须通过理论的特色创新来实现。“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不是人为的主观臆造，而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内在规律性要求。25
倪世雄等认为，强调中国特色并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突出意识形态，任何政治理论研究都有立场和视角问题；强调特色也并非与研究全球共同关心的国际关系规律相抵触，但具体到一国与它国之间的关系时，各国的理论都有本国特色。26
相对而言，国际关系的具体问题研究要求有独特的视角和看法比较好理解，比如中国人自然更关注与中国和亚太地区有关的问题，从研究重点和内容上就必然有自身的特点。其他国家也不例外。但“理论”却不然，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科学的理论应该具有普遍意义。这是反对提“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理由。
资中筠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说法，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曾引起英美学者的强烈反对，理由就是，既称为“理论”，本身就应有普遍性，而况国际关系当然是跨国界的，所以这一学科从定义到研究的对象都是全球性的，自不应有某国“特色”之说。她认为，从理论上说，西方学者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国际关系所关注的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和各种全球性的问题。“理论”也者，就是从种种复杂的演变中找出某些规律来，加以系统化，按说这应是客观的，可以有各种学派，但无所谓属于哪个国家，理论家应该完全超脱于自身所属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但这种完全超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每一个研究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中。“国际”的定义也决定了它既是全球的，又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发达兴盛显然与英美等国的实力和需要分不开，主要反映这些国家的关注点和意识形态。因此，至少不能否认不同处境的理论工作者视角必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有某国“特色”这个命题有存在的依据。
不过她最后仍然认为，根据“理论”的定义，原则上不宜强调这一点。理论工作者的天职是力求使自己的立论符合客观规律，有最广泛的意义和最长的时效。一种充满例外，或很快为现实所超越，或明显地为某种实用目的服务的“理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过去我们在国际“理论”方面的努力收效不大的原因，除了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外，还由于功利目的太强，感情色彩太浓，对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尚未弄清就急于批判，使自己耳目闭塞。应该承认，美欧在这个领域内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研究外国的理论还是我们的必修课。但这决不能代替我们从“中国人”的独特视角和感受见洋人之所未见，提出自己理论性的看法。与其说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不如说中国人以独到之见参与世界性的理论争鸣，做出自己的贡献。27
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明确反对“有中国特色”的人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较多地使用“中国学派”等替代性说法。也许可以说，人们认同了“特色”的基本理念，却未必接受这个标签。这似乎表明，第三种立场正逐渐成为主流。
其中梅然就建立“中国学派”所提出的理由颇有说服力。他指出，这首先是基于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状况。美国的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如果美国的理论确实科学、合理、全面，那么它独占鳌头倒也无妨。问题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美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需要的认识。实际上正是作为头号强国的美国在战后所面临的广泛问题促进了当代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在战后初期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现实主义风靡一时；六、七十年代美国实力捉襟见肘，霸权稳定论和后霸权合作论便纷至沓来；今天美国处于唯一超强地位，干涉主义和跨国主义遂不绝于耳。美国的理论显然不可能使其他国家关心的问题得到完全解答。因此英国学者史蒂夫？史密斯指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强烈地反映出美国的政策关注，这使得这门学科很难在一个跨国的、累积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如果美国的成果有着地域上的狭隘，其他国家的学者又如何能够在本国面临不同的政策议题时运用这些成果？一位德国学者还指出，美国的政治学从产生之初，其主流就以阐述、论证美国政治制度的合理和优越为目的，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在这个气候下形成的国际政治理论，有着为美国的权势和世界领导地位辩护的基调。英国学者肯？布思则写道：“权力政治理论和那些有着强大政治和军事实力、又享有学术威望的集团是意气相投的。西方之所以不想要一个对理论未来的不同看法是因为它正主宰着当今现实，有关超越和解放的观念得不到多少空间。依附论或世界体系理论之类的思想被当成非美的学术而避而不谈”。梅然的结论是：很显然，美国的国际政治学本质上是强者的政治学。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理解何以需要有自己的东西。“中国学派”因此也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称谓问题。28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建设“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就从政策导向的层面明确肯定了“中国特色”的目标。
近年来，按照一些人的看法，对于是否需要“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有人甚至认为，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理论公式或“硬核”。29这不仅反映在许多文章当中，更可以从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的讨论主题和发言情况上看出来。例如2004年9月全国高校政治研究会等单位在洛阳举办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讨会。与会者认为，中国的崛起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不能等待其自然形成和出现，而是要积极探索”。30尤其是2004年12月国内各主要研究单位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直接以“建构中国理论，创建中国学派”为主题，可以说是一次标志性会议。根据会议综述，这次会议以25年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为基础，以理论创新为宗旨，以“中国特色为本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内核”，认真吸取西方理论的“合理内核”，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面向新世纪国际政治发展现实，是人文社科界“立足本土超越西学”的一次大胆尝试。31
当然，所谓“共识”，主要体现在树立“特色”或创建“学派”的基本目标上，在具体问题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例如在洛阳会议上，钮汉章就认为，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要反对在特色的旗帜下搞单纯的民族化。陈岳指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单位虽然各有优势和特点，但理论建设还处于探索之中，各单位并未形成明显的特色和学派。他强调，在谈论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时，必须首先明确理论的层次问题。就宏观层次的基础理论而言，我们显然不可能创立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理论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32
简单说来，真正引起争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特色”、尤其是理论的“中国特色”这个提法；二是建立理论“体系”这个目标。许多反对“特色”这个说法的学者，并不反对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有中国人的“视角”，因为这近乎常识。他们也同意，对外来理论应有一个选择、消化、结合本国实际和本土因素加以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就有个中国化的问题。所以有人指出，如果当初不是提“中国特色”这个有套用官方口径之嫌的提法，也许不会有这么多的争论。33无论如何，当“特色”、“学派”等概念的内涵被逐步澄清以后，人们会发现，分歧其实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大。
三、关于“中国化”的内涵
在讨论之初，对于要不要“中国特色”这个问题之所以分歧较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特色”的内涵理解和界定不尽相同，彼此也存在一些误解。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
在1987年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虽然与会者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等类似提法，但主要是强调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围绕理论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发展途径等问题提出一些原则性意见，并未具体阐述“中国特色”的内涵。给人的印象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的内涵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特色应该是什么？倪世雄等认为有三点：第一，其立足点是站在人类进步力量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边，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所决定的。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第三，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是中国的，没有“洋人昧”。34
1991年发表的一篇署名为沐刃的文章认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指的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中国，即从中国的国家性质、社会背景、传统文化和发展需要出发，独立地进行研究和判断，根本目的是为国家权益服务。但国家权益是主权之内的正当权益，不是民族扩张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它要求把中国的国家权益与尊重别国主权结合起来。35梁守德在1994年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提出并在后来多次强调，“中国特色”至少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以国家权力为核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突出主权利益同强权利益的关系；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国际政治领域，确立经济优先观点，注意政治与经济的相互渗透；以改革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36
梁守德还认为，当前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有三种类型：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国际政治理论、思想的研究和整理；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中国国家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对西方理论的翻译和评价。倪世雄等也认为，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遵循着三条途径：重点研究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外交理论；在研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37还有人指出，中国的理论贡献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国际政治新秩序。38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是强调我们已有或正在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或特色。
梁守德近年来又对“特色”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解释，并使用了“中国国家特色”、“中国化”、“学派”等说法。他还对自己的主要观点作了概括：特色包括中国特色，不是政治概念，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任何理论内在规律的要求。特色越鲜明，理论越有活力。中国特色既包括国家特色、地区特色，也有学派特色、学者特色。国家特色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众多模式的补充，必然会形成众多的学派。他还指出，特色的本质就是创新。“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39梁守德先生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但不难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化。
从近几年的讨论看，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争论“中国特色”、“中国视角”、“中国学派”等说法哪个更合适并无多大意义。其实，“中国特色”虽然并非学术用语，如果撇开意识形态联想，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未尝不可。如果要抠字眼，“中国学派”的提法未必就很准确。在学术上，可以有“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但很少有“某国学派”之说。所谓“英国学派”其实也词不达意，因为它并不代表整个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远不如“国际社会学派”来得贴切。不过名称并不要紧，关键是人们赋予它怎样的内涵。既然经过解释，上述种种说法实质上已无根本区别，只是侧重点和适用的语境有所不同，那么，接下来更重要、也最难办的问题便是：如何落实？
四、关于“中国化”的途径
9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要不要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而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点的转移既表明了一些基本共识的形成，也反映了认识的深化。如果说对于“中国化”的必要性在原则上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对“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目标也能形成一些起码的共识，但“知易行难”，对于“中国化”的途径问题，即为此究竟该做什么、如何做，答案就远不那么简单了。这方面的意见可谓众说纷纭，远远没有、看来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不大可能形成统一的看法，这至少是由国际问题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和途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
在讨论之初，人们在这方面的看法非常笼统、模糊，主要是提出了一些方向性、原则性的意见。例如宦乡指出，国际关系学具有跨学科性质，要注意各种学科之间的联系，不仅要善于从国外理论中吸取营养，也要从中国历史上的外交实践和国际关系与战略思想中吸取营养。40这里讲的就只是一些基本原则。
梁守德等在《国际政治学概论》一书中专门以“怎样突出中国特色”为题对此作了详细探讨。其要点是：必须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正确确定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例如：崇尚独立，反对侵略；热爱和平，鄙视攻战；提倡中庸，厌恶极端；追求大同盛世，主张“天下为公”。41何方的观点与此相类，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并将维护国家利益与争取世界和平与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中华文化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富值得继承，例如不惜为国捐躯的爱国主义；酷爱和平的“和为贵”精神：“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国际主义精神：“讲义气”，“重然诺”，尊“王道”而反“霸道”的传统。42袁明也认为，如果中国的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文化底蕴是以一个重要源泉。此外还要从西方国际关系学中汲取营养，同时总结新中国外交的经验历程并加以理论升华。43此外许多人强调了加强各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44
2004年4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在青岛举办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研讨会”。会议就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一致意见，认为应该把研究导师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与总结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外交理论创新结合起来，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同时正确对待西方的理论。45
概括起来，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途径问题上，学术界主要是就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达成了一些共识，诸如应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注意研究中共领导人的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进行理论总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理论成果，等等。
这些意见在原则上大多不会有什么争议。但中国特色究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上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人们至今意见不一。有人还指出，究竟马克思主义中的哪些内容对国际政治理论建设有指导作用，还需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深入研究才能明确，应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标签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要区分精华与糟粕，不能一概而论。此外，如何把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经验运用到理论研究中去也有待探讨。46而早在1994年，王勇的论文就专门讨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这个目标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他认为，这一目标反映了中国学者面临西方理论的主导地位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产生的紧迫感与责任感，以及对理论必然是价值性理论与实证性理论的结合体的合理认识。但我们并未就这一理论体系的对象、内容与方法提出具体、系统的论述。这个目标的含混之处也可能产生不少局限性，例如理论流派、体系的多标准化问题，是单一的体系，还是由不同流派、体系组成的大理论体系？实证性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问题也未涉及。此外“中国特色”容易使人以为是以中国的国际经验解释国际体系和其他国家的行为，“中国特色”如何与“国际化”、“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等新现象相调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不会自动对理论建设起作用，那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47
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一些基本思路和原则性意见具体化，如何将有关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有机地整合起来，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按照李石生先生的看法，“关键与实质在于什么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48这个判断触及一个重要问题，即理论的性质与相应的方法论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方法论的缺失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重视研究方法是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主要途径之一。49在讨论的早期，尽管很多人主张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甚至理论体系。但很少有人追究：究竟什么是理论？构建理论的方法又是什么？
如前所言，反对提“中国特色”的人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既称为理论，就应该有普遍性。这其实指的是“科学理论”，即科学哲学所界定的理论，与另一些人所说的“理论”并非一回事情。此“理论”非彼“理论”，标准不一样，沟通也就困难。由于理论的性质和功能取决于构筑理论的方法，所以这本质上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袁明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地较重直觉、经验和宏观综合而西方则重内在联系、规律和微观分析。如从历史角度来描述，中国人比较得心应手，而对于“模型”、“定量分析”等方法则感到困难。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西方研究中不少寻找规律性的、微观分析的方法是科学的，中国的宏观把握与综合归纳未必不科学。50这已经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任晓还专门针对理论研究的现状，探讨了什么是“理论”的问题，指出了对理论和理论功能的一些误解。他提出，中国学者应注重学理探求，增强解释能力，进行具有原创性的研究。51资中筠先生也多次指出，所谓理论，一是总结大量历史实践，从中找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涵盖面越广，能解释的问题越多，就越高明；二是根据这一规律多少能做点预测；三是进一步提出可以做主观努力的方向。她强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无不与实践相联系，理论脱离实际，便只能在大学里自我循环。52
理论有不同的类型，方法亦然。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强调要加强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和“科学方法”的训练。例如阎学通指出，宗教理论、哲学理论和规范性政治理论不需要证实，科学理论则要求其标准和概念可客观衡量，研究和推理过程可公开检验的，描述的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复。科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解释现象，预测未来。53科学理论需要用科学方法来构建，这在程序上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他认为，在不排斥哲学理论和规范政治理论的同时，应加强科学方法的训练和运用。54张睿壮也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方法论的落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缺陷在于：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性；缺乏对概念定义的明确化和操作化；研究问题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缺乏因果逻辑的严密性。55
在检讨方法论的同时，还有人进一步提出了本体论思考的问题。例如袁正清认为，本体论是学科成立的前提。他通过比较建构主义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与主流理论的区别，得出结论认为，本体论的差异会影响方法论的取舍，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因此在思考方法论时需要有本体论的观照。56李义虎也就此作了专门论述。他指出，我们对方法论的重视超过了本体论。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现象。本体论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原性课题。中国人应该去阐释国际关系的“体”是什么，并进而创造自己的基本概念、话语和逻辑，只有这样才可能打破西方或美国的“话语霸权”或“文化霸权”，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57
看来，讨论正在走向深入。在厘清一些基本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寻找理论建设的突破口。哪些概念、命题有可能经过发展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成为近来众多学者思考的重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而且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
王逸舟指出，冷战结束之后，各主要国家都在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为新世纪做各种谋划及准备。只有系统深刻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对这种范围广泛的“外交转型”中的许多具体、突出的问题加以梳理和说明，在理论层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说才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口号。58
梁守德提出以“权利政治”为主题构筑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他认为，必须在国情与世情（世界形势）的集合上铸造中国国家特色。世界最大的世情是各国日益增长的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同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国情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两大主要矛盾有相似之处，主要任务相同。从这个汇合点出发，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特色创新”，应以“权利”为新视角和新主题。权利政治在冷战后已上升为主要地位。权利（人权、民族自决权、国家主权和“球权”）是人类的共同要求，是合法的权力和利益。如果说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权利政治则是理想同现实的结合，是合理合法的力量政治，因此把握“权利政治”的内容和实质是“中国化”的关键。59
秦亚青也曾指出，国际政治有“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的趋势。60梅然认为应加强对国际秩序的正义性等问题的规范性研究，这与“权利政治”也有相通之处。梅然还指出，建立“中国学派”，最重要的是独立地提出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外交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中国学者绝对有可能享有最高学术权威，在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个焦点的今天，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必然会引起国际范围内的极大关注。61
要建立“中国学派”，显然必须加强对共有知识、即共同构建和承认的概念、术语和话语体系的积累。同样，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成果和研究基础，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对此，李义虎提出了一个具体构想。他认为，国际格局的概念和理论反映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理性主义逻辑，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提供了某种便利。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具有“中国学派”的特征：（1）大量使用有自己特色和语境限制的现实主义概念，如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两极化，它们与时代、主题、基本矛盾、力量对比和综合国力等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学派的理论范畴和特殊话语体系，尽管这更多地局限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2）我们的理论偏重于与外交政策的联系，有将外交政策理论取代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将二者混淆起来的倾向。（3）国际格局理论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特征，使之关注宏观问题而忽视微观问题。（4）国际格局理论强调格局发展的不平衡或动态平衡，这与西方现实主义把结构视为静态的观点有很大区别，如能充分挖掘可以发挥其优势。（5）国际格局理论强调基本矛盾对国际格局的决定意义，这也是西方理论所没有的。总之，我们的国际格局理论既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许多局限，如能吸收各家之长加以发展和完善，是建构“中国学派”的一个很好的视角。62
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围绕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展开。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根本方向，是下列三者的有机结合：一是“中国问题”、中国价值取向、中国情感甚或部分的“中国话语”；二是世界各项基本潮流和中国的健全发展方向；三是对西方理论思想的广泛学习和有选择的借鉴。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现状而言，尤其需要强调以“中国问题”为主，同时对适宜相关问题研究的各种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富有内在逻辑地、有所侧重和有所限度地兼容并蓄。在他看来，这个道理对于研究实际问题和构建理论本身都是适用的。63
秦亚青更是将能否确定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产生直接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见解。他在一篇题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的文章中指出：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派可以产生于局部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在不同社会文化中能够出现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或理论学派，但理论学派也需要符合通则性标准，不仅能够解释局部范畴的社会现象，也能解释世界范畴的国际社会现象。生成这种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理论的核心问题。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而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英美理论的发展历程表明，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主导着研究议程。中国国际关系学要想产生重要的理论学派，必须建构理论的核心问题。如果理论的核心问题符合三个条件（它是独特的、具有学理意义并具有前瞻性），就有可能建立原创性的理论。按照这三个标准，他认为“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将这个问题理论化，就是将一个上升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大国和平社会化的过程理论化。中国是否可以和平融入，什么条件可以促成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对于中国具有什么含义等与这一核心问题有关的具体问题，应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重要部分。他认为，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中国学者日益意识到的经验性问题，但我们尚未有意识地去考虑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与学派建立的关系。有了对核心问题的自觉，才能有理论的目的性自觉，这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64
五、几点评论与思考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说围绕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已经尘埃落定。事实上，无论人们采用何种标签，无论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目标和理论途径有着怎样的歧见，都无法回避这场讨论所触及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是否应该、更重要的是如何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块学术园地里浇灌出自己所心仪、同时也为世人所欣羡的花朵，为中国的富强提供智力支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人的思想与智慧？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化”是一个永远不会有终点的过程，因为我们总会面临国际政治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也始终必须面对世界各国学者就此所提出的各种新理论和新观点。
交流与争鸣是学术进步的动力。围绕“中国特色”这个议题所展开的讨论，对于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自我反省，思考和厘清借鉴与融合、继承与发展、古今与中外、理论与实践、求真与致用等等之间的关系，检视已有的成绩和存在的缺陷，明确努力的方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过去近20年来几代学者围绕这个议题所提供的思考和建议，厥功至伟。正因为如此，笔者将这场讨论视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一个值得回顾、总结并不断“续写”的重要篇章。
从讨论的进程看，中国学者的理论水平在逐步提高，研究的深度、广度、规范性和科学性都在不断增强。但毋庸讳言，在讨论的早期阶段，有些看法还比较粗浅，甚至难免还带有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套话、“官腔”比较多，“看上去很美”，政治上也很正确，内容却比较空泛，缺少新意。辩证地看问题自然不错，但这不能成为含糊其辞的理由，“既要”如何，“又要”如何，但重点、难点、轻重缓急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试图左右逢源，面面俱到，却让人抓不住要领，遑论“狠抓落实”。当然，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曾经长期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与外界的联系、对国外学术状况的了解一度也非常有限。在重新起步之初，有这样一些问题也不难理解。相比之下，今天的进步不可谓不大。
但笔者也感有许多问题仍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尤其是一些与“中国化”的目的和途径有关的问题。在此姑且以几组关系为线索，做一点粗浅的评论和思考。
1、“中国问题”与“全球意识”。
讨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比较强调前一方面，对后者似乎缺乏充分的思考。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关注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理论家们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具有普遍性，更多的则与有关国家自身的处境、需求有关，而非西方世界的处境和需求经常并不在西方理论家的视野之内。因此别人关注的问题有时未必就是我们应该的关注问题。“中国化”的题中之议，就是使外来理论与本土资源都服务于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个目的。65但理论家除了立足于本国的利益与需求，还必须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价值还必须与人类共同的问题、经验与价值结合起来。
这种全球意识或世界眼光，在今天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个大问题。如今我们不仅早已摆脱被动挨打的处境，更因为迅速崛起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那么，心态、抱负、气度、眼界应该是大不一样了。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对外部世界、外来因素似乎也无需过多心存疑虑了。但关于“中国化”问题的有些议论，似乎仍然隐含着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本位”意识，未脱传统“中体西用”的窠臼，尽管那个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体”在今天究竟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得清。70年前就有人指出，“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66
另一方面，崛起中的大国，意气风发自不待言，但我们的理论追求在强调自我关照的同时，可否多一点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普世情怀？我国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能否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愿望，甚至也不单凭物质力量，还需要有世界眼光和国际威望。当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国民仍在为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事件喝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今日的中国人应该具有怎样的“世界观”？“我们要做怎样的大国？”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如果每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完全基于本国利益的立场来立论，那么理论之间如何进行“科学”对话？如果理论完全受控于“身份”和“立场”，岂不成了各自主观愿望的言说？国际关系不能被共同的价值、规则、法律所规范，而只是一个世界、各自表述乃至互不相容，这正是世界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学者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研发”出种种“中国制造”，还应当意识到，自己是在与全世界的学术同行一道共同参与新的世界政治文明的塑造。我们一直反对作为西方文化霸权产物的中西二元对立模式，但某些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诉求，是不是也隐含着某种中西二元对立的立论模式？其实中西观念、中西思维方法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并不存在一个均质化的“西方理论”或“美国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并非是一个全面的真实概念，更非绝对的指引。“下一代”国际关系理论集群应是更广泛的人类智慧的结合，是个人价值与人类价值对国家价值的奋力超越。67
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关乎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际政治学者似乎特别忌讳正面谈论“价值”，以为这样便有忽视利益、罔顾现实之嫌。与国外同行甚至本国某些学科领域相比，对世界政治的伦理探究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近乎空白，绝非偶然。其实，正如王缉思所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处就始终有一种价值取向，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当我们自己的主流价值体系完善清晰之后，才谈得上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68梅然也指出，国际政治学是关于人类福祉和命运的学科，它绝不应缺乏一份道德关怀，而且这份关怀也不乏实际意义，有了它才可以更好地评判现实。69
王逸舟也曾提出，要研究国际社会与国际道义问题，国际社会不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它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自己的文化与价值，有独特的利益与追求。国际共同体并未根本摆脱旧的困惑：一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国际社会的群体价值及其道义标准；但另一方面，旧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未销声匿迹，从而使国际道义的权威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我们以往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研究都不太够。中国学者应更多地关注这一困惑的内涵，不仅要在理论上深入思考诸如“霸道”与“王道”，国际道义的源泉，国际社会的本质、趋势与价值基础等问题，还要联系我国对外关系实践，探讨与国际社会和国际道义相关的战略策略问题，思考中国作为不断壮大的国家，对人类和平与繁荣应当有什么新贡献，在保障本国发展的第一位需要与改造旧的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呼吁之间，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余地。70
应该看到，我们的许多理论主张，尽管不乏国际主义、人类和平、世界正义之类的宽泛议论和对现行秩序的批判，但往往流于表面化，基本上不太关心本国以外的、涉及全球事务的那些需要做出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问题，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有些学者提出要研究“权利政治”，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强调权利政治，反对强权政治，当然不能满足于简单的道德批判。国际关系的实践伦理，其核心就是面对各种道德困境时的选择问题，而这方面的认识对各国的政策取向有直接影响。因此伦理思考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面对各种具体国际问题，中国不但需要进行攸关利弊的政治权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的伦理判断。如果只讲前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何谈起？
总之，我们在看到“中国化”的必要性并为之努力的同时，仍然要谨防与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和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流背道而驰的狭隘民族主义与本土意识。
2、政策关注与科学精神。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政策取向，这与美国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讨论“中国化”问题时，人们大多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对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谈得不多。“学以致用”没什么不对，但有“学”才有“用”，政策关注与现实功用必须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学术独立，重视科学方法。理论研究如果不顾学术规范，不讲学术标准，甚至沦为政治的附庸与政策的注脚，所谓关注现实、服务社会就是一句空话，要建立“理论体系”，也是欲速则不达。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以我国的国情，照理说中国学者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当今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却主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拉美地区的某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迄今并未提出有世界性学术影响的理论。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病呢？我们在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理论建设的指导作用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把“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学问”而不是某种门面，来认真加以研究呢？
理论创新并非易事。肯尼斯？华尔兹曾经表示，国际政治研究最令人沮丧的特点之一是，做了许多工作之后只得出一点点有解释力的成果。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感到，尽管有诸如斯宾诺莎、卢梭、康德、克劳塞维茨等知识巨人的研究，“我们今天对国际冲突的理解并不比公元前400年的修昔底德高明多少。”71这既说明理论创新之难，也说明任何理论都有局限性。
科学理论和阐释性理论，科学-实证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各有其作用范围与合理性，各擅胜长，相得益彰，本不宜厚此薄彼。但我们对后者重视不够，故需特别强调。许多学者所强调的“科学理论”标准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早有定说，只是我们过去不大在意。我们对理论的理解有时的确过于宽泛、乃至于含混。虽然不能说只有符合科学实证主义标准的东西才算理论，但用不同的方法所建立的理论，其性质与功能的确有所不同，或长于解释，或重在规范，或不过是打着理论旗号、带有很强目的性和现实政治指向的政策建议或“主张”，不能混为一谈。要紧的是对自己采用的方法、建立的理论属于何种性质有自知之明。
笔者完全同意中国的理论研究要注重本体论思考的观点。要建立自成一体的理论，当然需要有本体论的支撑，西方几大理论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本体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本体论的创新往往意味着革命性的理论变革。正因为如此，“本体论革命”恰恰又是最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也感到这是一种相当高的要求，主要是着眼于建立自身理论体系的长远目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表明，方法论的革新虽然未必能导致崭新的理论体系，但同样可以极大地推进学术进展。一般情况下，包括国际关系的理论、历史和当代问题研究在内的学术创新，不外方法、视角、观点或材料的创新。就学术个体的一项具体研究而言，能够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有所突破已属难能可贵。一些学位论文（出于学术体制方面的原因）常常自称有五、六项甚至十几项创新之处，这在笔者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因此在肯定本体论思考的根本意义的同时，笔者感到仍有必要强调方法论，甚至不是强调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而是从事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和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训练。理由是：我们在这方面事实上依然很薄弱，而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努力又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根据人们所作的调查评估，我们尚未摆脱对描述、比较、综合等传统方法的依赖，很少使用定量分析、博弈分析、层次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科学方法。72福特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大弱点是缺乏科学方法。73总之，我们应该对自身的长短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实事求是，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
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对传统方法的运用已经驾轻就熟，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呢？也不见得。传统方法主要指人文主义的方法，传统理论大多带有规范性质。我们在多数情况下使用的也是传统方法，但通常并不自觉，在许多论著中常常看不到历史的经纬与哲学的精神，而这恰恰是传统主义的基本养料和思想精髓。事实上，许多最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把历史研究作为自己思想形成的出发点或理论诠释的基础。74如果“历史隐匿了，特性消失了，是非没有了，思辨能力退化了”75，那么传统方法还剩下什么呢？
于是出现一个颇为奇特的局面：一方面，许多人虽然热衷于“宏大叙事”，以构筑“大理论”为己任，却不仅视历史研究为小道，更对一些富于哲理和思辨色彩的议题不感兴趣，缺乏对一些“形而上”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虽然讲求实用，却又不愿对一些“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作精益求精的实证研究。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两头不靠的状态究竟原因何在？在我看来，与前一个问题一样，仍然是社会转型和经济大潮下的信念失落与价值错位，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挤压了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空间。有位哲学教授戏言，国际政治学在我国是最“缺德”的学科，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理论家，而是思想家。我觉得有点道理。没有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支撑，宏观理论“体系”也是立不起来的。如果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没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与哲学基础，能够历久弥新，传承数百年吗？
总之，“人文精神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方法要以人文精神为基底。”76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解释也要理解”。77在承认科学方法论方面的欠缺并努力弥补的同时，还必须谨记，从根本上讲，对于社会政治现象，只有把通过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或道理联系起来，方能获得系统透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是广义的，是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思想或理论性思维，是一类“广义的抽象经验和理论化”。78
3、国际政治学与相关学科。
陈乐民先生曾指出，国际政治学连着文、史、哲、经，若要走出时事描述性和阐释性层次，上升到理论思辨的层次，是非走跨学科的道路不可。79在讨论中，很多人都指出了学科交叉对于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必要性。最近有些学者还就此作了一些具体探讨。80但要真正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还必须改进现行的学科体系与教学体制。目前我们的国际政治学不仅与经济学不相干，与政治学通常也是分家的。严重的条块分割和相互封闭，造成了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很大局限。81
学科之间的联系大体有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国际政治学科范围内的理论、历史与现状研究的联系。约瑟夫？奈指出，单靠理论或历史（包括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当代史范围的所谓“现状”）都不足以解释问题，必须“往返于理论和历史之间”。所以他将自己的一本书径直题为《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二是政治学一级学科范围内的国际政治学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比较政治等子学科之间的联系；三是跨越学科门类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哲学与伦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内容如此广泛，当然要有个轻重缓急。许多学者都强调首先要加强对政治学基础学科以及国际政治本身的理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有助于夯实国际政治研究的学科基础。
例如王缉思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使用的概念其实大多是政治学的概念，如利益、价值观、权力、意识形态等等，但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建立在政治学研究基础之上，缺少了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等内容，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也很不发达。只有先打好基础，才有可能去建立和完善一套理论体系。82冯绍雷也指出，政治思想史之于国际历史发展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要远胜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一类范畴对于国际关系本身的影响。深入研究与把握政治思想史与国际关系实践之间的互动，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当务之急。83
对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了解，有助于理解一些基本问题。例如，面对各种新旧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思想史的观照就有助于正本清源，弄清楚“主义”的由来、流变与言说对象，避免张冠李戴。再如，人们对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评价不一，或抬得很高，封为“大师”、“泰斗”；或贬得很低，以为不过是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注脚。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确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存在某些“误读”的现象。以我们的思维方式，习惯认为学术、理论必然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就难免夸大米氏理论与美国政策的关联。但我以为，更大的误读不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误读，而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误读。如果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有选择地简化为少数几条命题（米氏本人就是如此），忽略甚至有意剔除其中的许多重要方面，那么“超越”自然很容易。如果认真研究一番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便不难发现，在现实主义本身的框架内，要实现重大的创新与超越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4、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这是许多人对研究现状的看法。从讨论中也不难看出，人们谈论较多的还是宏观问题。我们的宏观认识（而非宏观理论）的确有较高水平，能够较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但忽略中观和微观研究，问题解决能力不强。泛泛而谈，“大题小做”，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东西还比较多，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也很明显。
所谓微观研究，强调的是方法的谨严和研究的精深，“小题大做”，旨在以小见大，并非眼界狭窄之谓。有学者指出，我们的思维方式多数还是宏观思维，研究的问题太宽泛而缺乏具体内容，例如时代主题、历史潮流、战略格局、美国全球战略，等等。而国外许多研究做的是具体而微的课题，把一个问题或一个局部搞深搞透，然后见微知著，推而广之。这样得到的普遍结论就有坚实的根据，不但对宏观战略而且对具体战术的制定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84事实上，几乎所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家，都曾在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地区研究、国别外交、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战略与安全或者国际金融、贸易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具体问题领域做过专门的实证研究，甚至是某些领域的行家。卡尔、巴特菲尔德、摩根索、华尔兹、多伊奇、金德尔伯格、吉尔平、基欧汉、福尔克、布赞，等等，莫不如此，更不要说基辛格、凯南等现实主义的思想家兼实干家了。
因此笔者认为，对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当务之急不是研究和构筑总体理论，而是借鉴、运用和发展中层和微观层次上的局部理论，运用现有理论去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既可印证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反过来也可丰富、深化理论的内容。尽管相对于“求真”而言，中国学者更强调“致用”。但正如周桂银所指出的，一些研究者耗费了毕生精力“跟踪国际时事”，从事“对策研究”，但这方面的大多数成就，不过是无数前后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时事综述、分析和杂谈，有的甚至沦为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原因之一，就是理论方法的缺失，即基本上不能自觉地将适切的理论范式或分析框架贯穿于案例分析。85相对于宏观理论而言，诸如博弈论、决策论、威慑论，以及强制外交、谈判、危机处理、军备竞赛等方面的较为成熟的局部或微观理论，恰恰比较“实”，更具问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解释力和预测力也相对较强，可以满足一些实际需要。其可验证与证伪性也表明它们其实更符合科学理论的标准。事实上，我国在外交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理论有相当一部分也属于这个层次，需要做的是使之更加理论化、系统化。我们过去不大看得上这些“技术性”比较强的东西，总以为西方这类理论和借此所作的一些精细的个案分析是玩弄概念或数字游戏。过于迷信模型、量化的倾向确实存在，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很好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何况总体论与局部论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小理论”，何来“大理论”？现实主义理论如果只有几条干巴巴的原则，没有均势、地缘战略、体系结构、安全困境等不同层次的局部理论作为支撑，恐怕也称不上什么系统的理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真正的“中国化”，有赖于多元化发展基础上的相互交流与相互促进。要有整体意义上“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首先需要各个研究机构、研究群体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自身的“特色”甚或“学派”。不同层次的适度规划与政策协调是必要的。但学术研究有自身的规律，知识的生产说到底要靠发挥个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学者需要有“独立之精神”。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在“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有关研究“假如对当前政策有参考价值，应是其结果而不是出发点”。86因此，必须谨防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严重脱离实际的“计划学术”，谨防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学术大跃进”，力戒极端功利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经验早已证明，任何清一色、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和研究模式都不可能培养出充满活力的研究队伍，也不可能产生在学术史上站得住的“学派”。“中国特色”、“中国学派”只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它有赖于学术环境的民主与多元，有赖于具有自身特色与个性的学术群体与个体的创造性劳动。万丈高楼起于平地，归根结底，还是得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从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做起。只有这样，“中国特色”、“中国学派”才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注释」
1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作者力求忠实、客观地描述讨论的过程和学者们表达的主要观点，为此不惜用较大篇幅引述大家的见解，但由于论题所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内容广泛，文献丰富，且有关讨论仍然处于“进行时”，个人的阅读范围、认识水平均有限，概括容有不周，理解未必准确，评价更未必中肯。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此外，本文涉及众多学术前辈和同行，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并为简洁起见，文中所提到的学者姓名一般不加任何头衔。
2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3至于在“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绩，限于本文的主旨和篇幅在此无法详说，相信本书其他部分会涉及。
4王绳祖：“略论均势原则在近代欧洲史上的作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5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著《世纪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4页。
6有人指出，六十年代初就曾在小范围内提出过类似目标（见张历历、扬闯、周启朋：《现代国际关系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其结果当然是无疾而终。
7倪世雄等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主要依据就是研究重点和目标的变化。此处参考了这种划分。见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486-489页。
8例如，王建伟等：“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6年第9期；林志敏：“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优先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8年第8期；石林：“关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基点看法”，《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9年第5期；李石生：“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展”，《外交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李石生：“关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想”；袁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章亚航：“如何创建我国的国际政治学”，均见梁守德主编：《国际政治论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9李石生：“关于国际关系学教研的思考：《国际关系学探索文集》前言”，《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
10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引论，第4页。
11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65-67页。
12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著《世纪纪风云的产儿》，第172-174页。
13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18-19页。
14渡边昭夫：“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在东亚：日本的经验”，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第241-242页。
15何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期。
16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前言，第7、10页。
17“国际关系讨论会纪要”（非雨供稿），《欧洲》1993年第4期，第86页。
18王逸舟：“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欧洲》1993年第5期，第6页。
19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欧洲》2000年第4期。
20王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术讨论会综述”，《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3期。
21朱峰：“‘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国际政治研究》1995年第1期；还可参见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1997年第1期。
22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
23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98页；另见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6页。
24梁守德：“关于在国外交学的中国特色的探讨”，《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试论中国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6.
25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特色创新：理论的内在规律性”，《国际政治》2005年第2期。
26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505页。
27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11-12.
28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
29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孙君建、孙逊：“创建中国理论；突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30同上。
31郭树勇：“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交大隆重举行”。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706.
32孙君建、孙逊：“创建中国理论；突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陈岳：“对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33任羽中、吴浩：“有了‘规范’和‘深奥研究’，才有学科的‘成熟’”，《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
34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著《世纪纪风云的产儿》，第228-230页。
35沐刃（大概是梁守德先生的笔名）：“关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和研究对象的探讨”，《国际政治研究》1991年第4期。另见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36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6页；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1997年第1期。
37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89－490页。
38冯特君、宋新宁：《国际政治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36-37页。
39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40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41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0页。
42何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期；何方：“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第14-21页。
43袁明：“‘全球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44任羽中、吴浩：“有了‘规范’和‘深奥研究’，才有学科的‘成熟’”，《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袁明、张小明、李巍：“穿行在理论、历史与现实之间——一个学生与两位老师的电子通信”，《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45“加强理论研究、繁荣学科建设——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研讨会”，《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46孙君建、孙逊：“创建中国理论；突出中国特色——‘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研讨会综述”，《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47王勇：“试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方法——兼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4期；
48李石生：“关于国际关系教研的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
49较早的讨论见王勇：“试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方法”，《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4期；此外还可参见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最近一组专题讨论见秦亚青、阎学通、张文木、时殷弘、冯绍雷：“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此外任东来还从研究论文的写作这个具体问题入手讨论了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问题，见任东来：“国际问题研究论文的内在形式与外在要求”，《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
50袁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第260页。
51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欧洲》2000年第4期。
52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我看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53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54阎学通：“科学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5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差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56袁正清：“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需要本体论的观照——来自建构主义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57李义虎：“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方理论到中国理论”，《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58详见王逸舟：“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
59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特色创新：理论的内在规律性”，《国际政治》2005年第2期。
60秦亚青：“从权利政治走向权利政治”，《世界政治与经济》2004年第5期。
61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1期。
62李义虎：“国际格局研究的现实主义取向和‘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
63时殷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评判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6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65详见石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
66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3月31日，载《独立评论》第145号。
67庄礼伟：“公共领域、价值论争与国际关系研究——美伊战争周年感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68王缉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特点、问题和困难”。http://www.irchina.org/news.asp？id=590.
69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1期。
70王逸舟：“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
71参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前言，第13页。
72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欧洲》2002年第3期；何忠义：“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1期。
73参见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74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引言，第8-9页。
75袁明：“培育国际问题研究的精英舆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1-2期。
76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77袁正清：“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解释也要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78时殷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评判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79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
80例如秦亚青：“第三种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世界政治与经济》2004年第1期；石斌：“探索国际问题研究的融通之道”，《欧洲研究》2005年第3期；最近一组专题讨论见时殷弘、石斌、周桂银、张小明、任东来、陈玉刚：“‘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有关论文分别围绕战略史、思想史、当代史、冷战史、美国外交史和欧洲国际关系史等具体研究领域讨论了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促进问题。
81宋新宁：“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挑战、困境、出路”，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第344页。
82王缉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特点、问题和困难”。http://www.irchina.org/news.asp？id=590.
83冯绍雷：“关于国际关系学科性问题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还可参见苏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石斌：“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84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差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85周桂银：“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86见《资中筠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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