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日益分歧。乐观者强调中国学习和快速积累人力资本的能力。悲观者关注中国人口红利的快速减少、高企的债务-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出口市场的萎缩及工业产能过剩。但这两派都忽略了决定中国经济前景的更基本因素：世界秩序。
问题很简单：中国可以在当前全球秩序的约束下（包括其贸易规则），维持高速GDP增长吗？还是当前由美国主导的秩序必须有重大改变，以便中国经济可以持续增长？这问题的答案仍不明确。
中国试图寻找答案的一个方法，是争取人民币加入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储备资产价值的货币篮子——特别提款权（SDR）。目前，这一货币篮子由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组成。
IMF总裁拉加德6月4月在上海发表演讲时，SDR课题成为听众关心的重点。拉加德表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只是时间问题，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遗憾的是，媒体对她的话解读过度了。
上个月，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上海也面对同样问题。他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人民币纳入SDR是一个积极步骤，但在此之前，中国必须在改革金融业和转变增长模式上取得更大进展。
IMF预计将在今年10月，五年一次评估SDR货币篮子时，投票表决是否让人民币加入。但即便情况与2010年不同，大多数表示赞成，美国也有可能行使否决权。这一结果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国（尽管是国会而非奥巴马政府）曾阻止在2010年达成的改革，即增加中国在IMF的投票权。
SDR用途有限，这意味着纳入人民币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举动。然而，这将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等同认可人民币的全球用途。这一结果不但将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将让人们对中国在现行全球经济秩序中还有多少发展空间有所了解。
到目前为止，空间显然不足。经济学家阿尔文·苏巴玛廉（Arvind Subramanian）在其2011年的著作中，预测人民币将在这个十年之末或下个十年之初，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根据他的观察，经济和货币主导地位的时滞比传统的看法更短。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政府也以放松外汇管制等方式，积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情况，仍远低于苏巴玛廉的预测。
因此，中国仍将受美国货币政策的制约。如果美联储提高利率，中国也必须跟进以防资本外流，即使提高利率会对国内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由于美元在国际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也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
事实上，过去十年中，国际贸易规则在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摩擦。如今，不少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中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它们将提高中国企业的进入壁垒，从而阻碍中国出口的继续扩张。
显然，想要争取与其经济实力相符角色的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面临巨大挑战。这也许解释了为何中国政府要以“一带一路”计划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来尝试根据自身的方式重新塑造世界秩序，特别是货币和贸易体系。
“一带一路”计划的目标，是重建将亚洲商品和思想传播到欧洲的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将为这影响50多个国家的计划投入巨资，这对发展中世界的吸引力不难理解。
亚投行同样也极具吸引力，而且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事实上，57个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大国，已经加入成为创始成员国。这或许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国主导秩序的回报正在下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国内经济增长在现行全球体系中似乎难以为继，这是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崛起过程中不曾遇到的挑战。事实上，唯一遭遇过这一挑战的国家正是美国，当它在二战前取代英国成为主导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力量时。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容纳与和平过渡的先例。
平心而论，中国仍需要进行重大的国内改革，尤其是金融业，以消除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制止经济减速。但中国领导人拒绝追求可以提振出口的货币贬值，哪怕需要面临增长减速，这显示他们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来争取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和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与繁荣。
不管人民币在10月是否被纳入SDR货币篮子，世界体系逐渐转型以容纳中国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英文原题：China's Pursuit of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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