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9·11”恐怖袭击事件已逝去一年。此事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以及世界格局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在“9·11”众多后遗症中，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征候：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迁。

“9·11”恐怖袭击导致近3000人丧生，造成约1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外来打击。该事件对美国社会的震撼比外界理解的要深刻得多。“9·11”之前，美国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性格是相对比较单纯的，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中所说的，与多灾多难的欧洲旧大陆和古老的亚洲相比，美国就像一个身体强壮、对未来富于幻想的小伙子，经历的历史苦难较少。因此，就一般美国民众而言，对导致“9·11”发生的复杂原因进行全面把握是很困难的，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部存在“邪恶势力”。布什当局推出所谓“邪恶轴心说”便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社会背景。

现在美国民众对政府对外动武的支持率是二战后最高的，这是布什当局单边主义突出、霸气上升的国内政治基础。另外，目前美国政治中，保守主义占上风，鹰派在决策领域起主导作用，总统在与国会的关系中占优势，外交思想中出现了新帝国主义论和进攻性安全战略，都与这种新的社会心理有关。

目前美国人的心理仍处在一个复杂易变的状态中。一方面，由于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国的霸主地位更加突出，军事优势更为显著，因此美国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倍增；另一方面，由于反恐似乎了无穷期，美国人内心中忧虑、焦躁的情绪在继续攀升。据美国媒

体报道，一些美国人试图逃避回忆“9·11”的惨痛，这从另一种角度反映了该事件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从美国对恐怖袭击的最初反应看，美国拥有一个“强国家、强社会”的基本架构。一方面，政府从危机管理的角度对事件进行了成功应对，这是布什本人及其政府的地位不降反升的原因；另一方面，美国社会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团结精神。美国媒体津津乐道的一个事例是：在华盛顿的某个献血站，自愿献血的人们排起的长龙达150米。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中，“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是最理想的，比“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等模式都要优越。美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其一大优势所在。

但是，在过去一年里，力量的天平开始向政府方面倾斜，美国开始转向加强社会控制和政府管理。思想上，由强调个人自由转向强调安全至上；制度上，拟成立国土安全部，军队方面成立北方司令部；司法方面，警察拘留嫌疑人的时间延长一倍，美国中央情报局监听私人电话的范围扩大，移民自由受到影响(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准备驱逐数千阿拉伯人)，最新的事件是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17位成员正在就泄露机密问题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调查。

目前，在美国坐飞机旅行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笔者今年5月在美国访问的经历是，你至少要提前两个半小时到达机场，登机前你本人和你的行李要经历至少三次检查，要两次脱鞋穿鞋。当然，仅仅由于安检的原因使人们的生活增加了一些麻烦，这并不是真正的难题。需要注意的是，从长期看，美国能否在新的安全需要和老的自由传统之间，在政府控制和社会活力之间保持适度平衡还是个问号。

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美国的优势和弱点都与之有关。美国的强项就在于制度创新。发展经济学证明人类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最简单的是资源投入型，经济要素投入多，回报就比较大，东亚许多国家现在基本上是这种发展模式。高级一点的就是技术创新型，通过技术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获得垄断利润，美、欧、日以及中国技术创新的能力都很强。最高级的是制度创新型，可以使各种经济资源用倍数效应的形式产生结果，美国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制度创新，但制度创新是跟美国社会的开放特性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9·11”事件后，美国的自由度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但将来会发展到哪一步，现在还不很清楚。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国内围绕“社会自由度和安全的平衡”问题的争论将持续下去。美国社会以后会走向何方，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未来这一场争论的结果。

美国国内对布什政府政策的质疑一直都存在，现在这种质疑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媒体和人权组织对美军轰炸阿富汗平民、虐待战俘、歧视与迫害国内穆斯林的揭露报道有所增加；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反对对伊拉克动武的声音高涨；人们对布什政府与安然等公司的关系以及政府在“9·11”事件中的责任等问题产生了更多的怀疑。8月底，布什的支持率下降到65%，这是“9·11”后的最低点。今年11月5日中期选举的结果将是美国国内制约因素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

原文来源：《半月谈》(京)2002年第17期 第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