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狷”一词，现代汉语较少使用，但在古代却是常用的文本语言。这个词其实是传统中国文人姿态的大写意！孔子强调“中庸”是儒家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庸也》）然而他又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中庸》）这就是说，孔子认为“中庸”是圣人之道，常人的理想标准应该是“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论语·子路》中孔子坦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因此可以说：“中庸”“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理想，而“狂狷”则是他们认可的现实状态和不得已的选择（狷）。这就好像马克思经济学所言的“价格围绕价值轴心上下波动一样”，儒家文人们经世济用为人处世往往就是以“中庸”为轴心上下不定的，上则言狂，下则称狷。白居易所言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实质上是对狂狷精神个性应用的抒发。

现代人似乎对“狂”很反感，因为与“狂”字连用的往往是“狂妄”“疯狂”“丧心病狂”等，这些词都是病态情况的表达。其实这是对古典“狂”字的应用歧义！狂的本初含义是不拘一格、气势猛烈、敢蔑视敢轻视。古代的狂士大都是有作为者：姜太公就是狂士，直钩垂钓，白发闭眼静等“愿者上钩”；屈原也够狂，“世人皆醉唯我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项羽更是狂士，学“万人敌”，破釜沉舟称“霸王”；晁错自称“狂夫”，“冒死上狂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诸葛亮年轻耕田时就敢自比管仲乐毅，而明言身边诸友仅“守郡之才”，能说他不狂吗！王羲之“东床坦腹”，狂劲十足；李白不用讲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狂士，杜甫也不乏狂，年少就自诩“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陆游也狂，“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多狂大的气概；谭嗣同“我自横天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狂得憾天地泣鬼神；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骨子里的大狂，他笔下的“狂人”更是个清醒勇敢的叛逆者。梁漱溟先生也是个狂人，敢向毛泽东要“肚量”！西方文化将“狂”称之为“酒神精神”，而将与之对应的往往视为“犬儒”遗风。狂者若目中无人，是惹人讨厌！但必须强调：狂不仅是一种挑战的姿态、一种追求的迈越、一种愤世嫉俗的高傲，更是一种创造的动力、一种奋进的旋律！柏拉图在《斐多篇》说：“没有某种一定的疯癫，就成不了诗人”。亚里士多德更是讲：“没有一个伟大的天才不是带有几分疯癫的”。叔本华认为：“天才”无一例外都具有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同时就带有些轻微的疯狂性”；“大智与疯癫，诚如亲与邻，隔墙如纸薄，莫将畛域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P266）

“狷者，守节无为”，似乎同义于现代汉语的“清高”。“狷介”，是指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许由巢父可谓史载最早的“狷”者，他们不要帝禅只求清正自然；伯夷叔齐两兄弟宁肯首阳山采薇也不食周栗，狷者也；东汉的严子陵更是狷者；嵇康狷介地可歌可泣；陶渊明、郑板桥等“不为五斗米折腰”，狷得刚正；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都是狷介之人，钱钟书也是个狷介之士！可以说，做学问，若无狷介之性断无思想硕果。“狷”才能谦守志道，因此可以说“狷介”就是一种“学骨”。如果搞学问者无“狷”性，见旗便拜，东一枪西一箭，永远只能是个世俗工具。有“狷介”才有操守。

狂狷就是做人的棱角。中国学人，骨子里都想经世致用。若途达，“狂”而进取，此不难，难在学会“狷”！仅知“狂”而不知“狷”，则近妄矣！所谓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因此，可以说，狂狷也是中庸的辩证。

现在中国流行的产业文化和管理之道，总想将人变成如机器零件一样运转的社会构件，谓之曰“螺丝钉”！实质上就是消除人之个性，强化属性。这不是促进创新的文化，也不是人文之道。循规蹈矩，人步你趋，这属于奴性文化！因此，惯看千篇一律的办公室模型面孔和同一声调的述职口气，应该是社会的悲哀。更为悲哀的是，大多数国民竟“忍”和“难得糊涂”作为处世之道，自觉让做人的棱角在每天不知不觉的无奈中消失殆尽！我在多篇文章中说过：奴才不可怕，可怕的是驯养奴才的文化！

现在执政者呼喊弘扬国学，请别忘了容忍狂狷的文人习性！

2015-6-11于峻修堂书斋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