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延续与变革是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理路。延续性源于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异常稳固、难以改变的一般性法则和规律；而力量中心的变化、战争危机的影响和科学技术的突破则使得国际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成为可能，进而带来新的权力格局和行为规范。延续与变革的共存使当前国际体系在新力量与旧秩序、新焦点与旧议题、新机制与旧规则之间呈现出矛盾、困惑与张力，同时也意味着现实世界充满着异常丰富的复杂性。认识世界的复杂性需要对国际体系进行整体性理解，并将理论演绎与社会现实进行持续对照，以防止理论上的简化主义倾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进程之中。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在困惑和质疑中继续前进，各种不同的行为体、多样化的问题议程和相互竞争的发展理念纷纷参与到国际事务的博弈中来，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目标诉求在统一性的国际场域中相互碰撞，传统大国的地缘竞争与全球问题的多边合作同时构成了世界政治的问题议程，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前所未有。问题的核心在于国际体系自冷战结束以来是否已经出现了某种革命性变迁？怎样分析传统性因素在国际体系中的持久性作用？又如何看待二者的内在张力和关联逻辑？简而言之，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不仅是把脉世界未来走向的基点，也是思考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前提。
延续与变革：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理路
如同所有其他社会科学术语一样，“国际体系”是一个界定模糊、相对宽泛的概念，与“国际环境”、“国际系统”、“世界体系”等概念内涵相近。国际体系研究的兴起显然受到了自然科学中系统论的影响。莫顿·卡普兰认为，“国际政治系统是一种行为系统，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于其环境的一个变量集合体。”①霍尔斯蒂将国际体系视为“一批独立或较独立的政治实体(现代以来，主要是趋于并最终形成各自民族特质的现代国家)的集合，这些政治实体相当频繁地、按照大致规则的过程相互作用”②。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一种国际体系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第一，要有“多种多样的实体”。它们可能是进程、结构和行为者，甚至也可能是行为者的属性。第二，这个体系具有“有规则互动”的特征。亦即可以在共同特征始终不变的连续性基础上，发生从偶尔的接触到国家间深深地相互信赖的变化。第三，要有某种调整行为的“控制的形式”。它可以是这个体系的非正式规则，也可以是正式的规章制度。③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国际体系可被理解为由若干彼此相互联系的政治实体按照一定规则秩序所组成的政治系统。
延续和变革是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形态，也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命题。延续性源于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异常稳固、难以改变的一般性法则和规律；而力量中心的变化、战争危机的影响和科学技术的突破则使得国际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成为可能，进而带来新的权势格局和行为规范。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国际体系出现过多次重大的转型，包括中国从先秦的列国并存竞争到秦始皇大一统的转变、欧洲从中世纪体系到近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以及现在人们讨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后现代体系的转型问题。④在具体内容上，三个深刻的发展标志着国际关系本质的基本转变：第一是由于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而发生的技术革命；第二是国家经济之间高度的相互依存性；第三是全球社会的出现，并伴随着人类觉悟的转变以及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⑤然而，同样的事实是自修昔底德迄今，国际关系中某些方面并没有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冲突的逻辑，一个与国家间政治相随相伴的安全困境。千百年来，同盟、均势以及战争与妥协的政策选择等行为，一直存在于国际政治之中。⑥
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无疑是“延续论”的推崇者，他们倾向于对国家利益和政策行为作静态理解，对任何理想主义的冲动都抱有高度警惕。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是由诸如人性、地理环境等无法更改的因素所决定的，其实质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争取权力、声望和财富的斗争。⑦近代历史上的大国兴衰几经更替仍然没有改变国家自助与相互猜疑的政治逻辑。现代主义者则更加关注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变革性因素。他们认为世界政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技术进步、社会和经济交往的增加将导致新世界的出现，而国家及其控制力量将不再重要。⑧传统思想家深受启蒙时代“自利导致他利”的自然哲学启发，深谙势力均衡之于国际秩序的极端重要性，而现代主义者则反对国际/国内的二元区分，主张国际和平的维持需要将国内的政治制度、法律机构扩展到全世界，进而建立起具有道德约束和法律效力的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前者从人性恶的先验主义立场出发，构建起历史恒久不变和静态循环的悲观主义立场，而后者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则要乐观得多，他们相信人类理性、良知和世界进步的可能性，并在追求理想秩序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坚定信仰。
事实上，传统思想家和现代主义者都发现了国际关系规律的一个重大面向，并发展出富有启发的理想模式和研究偏好。然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意味着过于强调一面往往必须以牺牲另一面为代价。对延续性的看重容易忽视世界情势的变更，因而难免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走向自我封闭，而一味注重变革则可能使我们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身份立场，在不断追逐新奇事物中存在着遗忘传统智慧、割裂历史传承的危险。因此，我们需要审慎把握延续与变革之间的交替重合和对抗张力。也就是说，延续与变革共存于国际体系之中，二者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长久维持的国际体系中常常孕育着体系变革的因子，而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国际体系中传统元素同样处处可见。时殷弘教授在分析中国历史中的连续和变革时就指出，“在看待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千年传统往昔的时候，不能显著低估甚或漠视重大变革，而在被现代或当代中国的急剧变革强烈打动的时候，也不能轻视甚或忘记其中深刻的连续。”⑨
当前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
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着延续和变革的双重作用和交互影响。一方面，许多新变量的介入使得世界政治的性质在某些方面正在或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既有国际体系仍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持和整合功能，断言体系变革的最终完成仍为时尚早。这就导致了国际体系内部出现了各种矛盾、困惑，增加了世界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力量结构变动与既有秩序的维持。力量结构的变动既是国际体系演进的根本动力，也是国际体系变革本身的重要内容。当前国际力量结构最显著的变化是美国主导世界的能力下降，而新兴大国则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态势。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使得美国的硬实力和道德权威出现严重透支，世界对华盛顿的敬畏感大大减退；⑩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剧则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权威。尽管美国在军事力量、科技创新、人才吸纳等方面仍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但其政策目标的实现越来越依赖外部力量的认同和配合，而美国一呼百应、从者如云的局面已经一去难返。与之相反，新兴大国则凭借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强有力的危机应对能力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地位得到凸显，发言权和影响力大大增强。(11)造成国际力量结构变动的深层原因在于全球化所造就的知识和权力扩散。在信息快速流动、知识广泛共享的背景下，新兴国家有可能通过学习各种现代化知识，并将外来经验与本土实际相互对接，建立起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现代国家能力结构，进而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便威胁到西方国家通过数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实力和道德优势。美国主导能力的相对下降和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使得未来的国际结构呈现出一个西方与非西方相对均衡、新老大国竞争并存的局面。
然而，力量结构的变动并不能自动带来国际秩序的变迁。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新兴大国的现状心理共同导致了国际秩序的混沌状态和过渡性质。美国的尴尬之处在于既必须维持对其有利的现有国际秩序，又不得不借重新兴大国的力量来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难题。美国深知一旦新兴大国进入秩序领导者的行列，不仅会造成利益目标多元和行动能力的下降，更将终结美国对世界资源和权力不成比例的占有，进而影响其国内生活方式，甚至价值信念的维系。因此，霸权不仅是自我优越的认定，同时也是维持既得利益的必需。然而，美国单独应对来自各种问题领域和专业性质的问题又显得力不能支，正视并有效运用日益崛起的新兴力量是美国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因此，权衡之下，美国只能通过政治高调肯定新兴力量崛起的正面性，以换取新兴力量对美国的战略支持和责任分担，同时又对新兴力量的实际地位和权力三缄其口。而新兴大国对突然到来的大国地位并没有作好准备，既不打算推翻现有国际体系，又对美国的“溢美之词”保持高度警惕，在国际现状中渐进寻求新的利益空间成为新兴大国的基本诉求。因此，国际力量结构变动与国际秩序的重塑之间还存在时间差，建立与力量结构相适应的国际新秩序需要广泛的利益妥协和耐心的战略操作。
第二，主权国家范式和去中心化力量之间的相互拉锯。国际体系的变革不仅反映在力量结构的变化上，同时也体现为力量性质的转变。简言之，主权国家不再垄断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新的力量和角色在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之下在复杂世界的某一领域确立边界、拓展影响，从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实现对国家权力的侵蚀和分割。由于世界事务的复杂化趋势，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性力量往往能够凭借其专业性知识、发达的信息传递网络和组织化的动员策略在某一领域建立起有时超过主权国家的影响力。它们声称全球化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主权国家范式已经过时，所有基于国家中心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和价值信念都需要受到置疑。在去中心论者看来，国家追求权力、安全和财富的宏大目标既不道德也非终极价值。正是主权国家物质欲的无限膨胀导致了世界上绵延不断的冲突、战争和灾难，甚至以牺牲公民生命和权利为代价来实现国家的自我满足。因此，世界治理的路径在于破除主权的绝对主义神话，消解掉国家的无上权威，建立起以保障个人权利为核心，始于基层民主力量推动的全新政治模式。(12)
然而，国家性力量并没有被来势汹汹的去中心化运动所吓倒，国家主权在某些领域进行让渡的同时在其他问题领域却建立起新的影响，在关涉国际安全、秩序维持等问题上仍具有决定性作用。非政府组织可以提出规范、设置议程，但如果规范要想得到大规模和大面积的传播，国家的作用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3)因为如果缺少主权国家的参与和支持，非政府组织赖以存在的各种全球主义运动就难以凝聚全球为之奋斗的基本共识，更不用奢谈具体行动所必需的制度化成果。比如，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气候问题上奔走疾呼引起了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主权国家虽然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显示出拯救地球的道德勇气，但都毫不犹豫地按照利己主义原则来加以理解应对，导致了哥本哈根会议设计全球共同行动的目标流产。国家范式的持久性还在于，对占世界人口绝对多数的后发国家来说，现代性目标仍然是其存在依据和发展动力。主权是使之成为国际成员资格的基本载体，是其抵御外部渗透和保持自身特性的最好屏障，也是动员社会成员进行现代化努力的有力武器。在一个现代性的场景中追求后现代的目标很可能导致历史错位，其结果要么不得要领要么得不偿失。
第三，旧规则与新机制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同样体现在国际决策规则的新旧之争上。新机制的出现源于既有规则的治理失效和新问题的层出不穷。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阵营主导着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基本议程，在东西和南北关系中占据全面优势。反映在决策规则上，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垄断着经济领域的发言权，联合国虽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具有决定权，但其权威和效力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美国的政策态度，而北约所构建的联盟网络则成为全球军事领域的绝对主宰。然而，这一整套国际制度体系在解决传统安全难题时常常乏善可陈，甚至适得其反，在面对不断增生的全球性问题时更是行动迟缓、备受争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既有规则体系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上的双重危机，西方国家不得不借重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来应对危机的破坏性影响。在此背景下，寻求国际规则体系变革的声音不断增多，各种国际新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异军突起，不同版本的治理模式竞相登场，以占据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制高点。
然而，国际体系中的延续性因素再一次显示出经久的韧性，国际体系的主导规则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迁，“20国集团”的兴起仅仅是国际规则变革的起点。一方面，既有规则体系仍然是维持全球秩序稳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支柱，虽然在议程设定和行动能力上力不从心，但仍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和不断更新功能。“G8”向“G8+5”机制的转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的改革即是佐证。另一方面，各种新机制虽然有别于历史上封闭和对抗性的政治集团，相互间存在功能重合和利益联结，但在规则重塑的大背景下它们都竞相争取资源和合法性支持，并希望按照自我诉求来设计未来的国际秩序。其结果是，各种主张之间往往竞争有余而合作不足，形式多样却效率低下，建构替代性的国际机制还需经过旷时费日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博弈。因此，对待国际新旧规则的合理态度是在国际规则的破立之间把握尺度、掌握平衡，放弃即刻同时完成对旧规则“造反”和建构新规则的雄心，明确不同机制之间的独特优势和功能局限，加强相互间的对话与整合，为未来全球性体制的确立提供基础。
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国际体系中的延续与变革共存意味着现实世界充满着异常丰富的复杂性。在面对复杂性时，人们存在着两种令人担忧的理解倾向：一是寻求复杂世界中某一特定领域的确定性知识，这在增加专业性知识的同时也使我们过多着迷于细节而无法自拔。更重要的是，此种尝试具有排他性的“帝国主义”倾向，将自己研究的问题视为具有绝对价值和终极意义的事物，而对其他的理论问题或视而不见或嗤之以鼻。二是将复杂的现实世界进行简单化处理，努力得出类似情景下采取一致行动的普遍主义模式。这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悖论：要建立精致、严谨的理论体系就必须对现实世界进行抽象和简化，建立明确、有限的问题边界，但这些抽象和简化掉的内容往往就是理解现实世界的关键。此处所指的简化主义倾向相对理论建构所需的必要抽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对世界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耐心，一有机会便显示其固执、武断的简单化冲动。这种努力对纯粹的知识积累助益无多，用于实践则可能引发难以预知的灾难。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呢？首先，我们要学会对现实世界进行整体性理解。过于强调细节难以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性质提供启示，也不利于建构现实世界的全括式图景，却可能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自我中心主义陷阱，得出无关痛痒甚至本末倒置的结论。相反，从整体层面来理解世界则使我们可以超越琐碎事务的纠缠，对世界运行的基本状态、内在机理和演进趋势有更加全面的把握。具体到国际体系的分析中，判断体系延续和变革的标准不在于政治家的一时言论、偶发性的国际事态或统计数据上的“真理”，而应该考察国际整体层面的能力结构、制度安排和问题议程等。
其次，理论演绎需要不断与现实世界进行相互关照。寻求确定性似乎是人类的天性，为此人们从历史和现实经验中发展出各种理论范式，以期为未来的政策选择提供明确指导。简化主义为这一目标的达成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通过简化现实世界中一些不相关变量有可能得出某种普遍适用的结论。然而，这种理论努力一旦走向极致就可能与人类的基本常识渐行渐远，其结果不是因为预测失败而渐被遗忘，就是由于误导行动而遭人诟病。因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力，同时保持不同流派之间的融合与对话，以达到人类总体知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对国际体系乃至更广阔的历史分析需要从传统思想家和现代主义者中同时汲取理论营养，把握延续和变革质与量之间的微妙平衡，充分认识到其中传统特性的持久和剧烈变迁的可能，以防止理解复杂世界的简化主义倾向。
注释：
①[美]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②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of Analysis,3rd Edition,N.J.:Engle Wood Cliffs,1977,p.29.
③⑤⑦[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4页，第216页，第232页。
④(13)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载于《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⑥[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⑧[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⑨时殷弘《中国历史之中的连续和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载于《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⑩有关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失误的逻辑，参见金灿荣、刘世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对当前国际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载于《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
(11)有关新兴大国崛起及其影响，参见高祖贵、魏宗雷、刘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影响》，载于《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8期；谷源祥《新兴经济体崛起及世界格局变动》，载于《亚非纵横》2010年第1期；杨洁勉《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
(12)有关国际关系研究的去中心化思潮,参见Robert 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Robert Cox and T.Sinclair,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原文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2010年第4期 第120-1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