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扬历史的重要性，对原本就浸润于历史意识的族群（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两个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彼此的交流，史不绝书，但却各自发展了别有特色的史学。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History,New York:BasicBooks,1981,pp.138-139。另可参阅杜维运师，《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第1章，页2），不免有着多此一举的感觉；尤其出自一位史学工作者的口中，更是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可是拙文所要析论的“历史的转向”（The Historical Turn），乃系攸关西方现代学术史甫进行中的转折，其深刻的意涵或许对中国学术的发展，亦将有所启示。
依字面的意思，“历史的转向”不外重新认领历史知识的价值或历史探讨的重要性。令人诧异的是，西方19世纪方号称系“历史的时代”（Age of History）、或“历史主义的时代”（Age of Historicism），克莱欧（Clio）这位历史女神才以学术盟主之姿，睥睨天下，甚至被冠以“学问女王”（thequeen of knowledge）的荣衔；盖自启蒙运动以降，历史的原则和历史的思考，取代了宗教和哲学在传统思想的位置，主导了学术的发展（攸关“历史主义”的中文介绍，或可参阅拙作，“历史主义：一个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收入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页11-116；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3-82）。反观19世纪的其他社会科学，尚在孕育当中、嗷嗷待哺。试举史学大宗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英国代言人艾克顿（Lord Acton,1834-1902）为例，他在晚年仍满怀自信地宣称：
历史不仅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且是其他学问的一种独特的求知模式与方法。（Lord Acton,Essays in Religion,Politics,and Mor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edited by J.Rufus Fears,Indianapolis,Ind.:Liberty Fund,1988,vol.III,p.621.）
又说：
每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方法，除此之外，它们必须拥有一种可以应用到它们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Quoted by Herbert Butterfield,in his Manon His Past: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p.1note1.）
显然对艾氏而言，历史的思考远溢于具体的历史知识。他的说词复传达了下列两项讯息：其一，在世纪之交，史学仍拥有不可忽视的分量。但更重要的弦外之音，却是道出新兴社会科学业已羽毛丰满，足以振翅长飞。要知19世纪里，酝酿中的人文科学无不有所谓的“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s），例如法律学、经济学等等，无一例外。但艾氏言说的时间点，适是其他学科趋于圆熟自信、纷纷开展出本门学科的研究取径，而亟与传统史学作出区隔的前夕（Lord Acton,Essays in Religion,Politics,and Mor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pp.626-627）。
约略其时（1880—1890年代），西方学术界方刚爆发著名的“方法论战”（Methodenstreit）。若取史学当作思考的主轴，对内则是兰布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1856-1915）和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iography）的对决，前者标榜文化史，以宽广的研究取向、结盟其他学科，对抗专注政治史、制度史的兰克学派（Karl J.Weintraub,Visions of Culture,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chapter 4）；对外，则是新兴的经济学与历史学派的竞逐。代表历史学派的席莫拉（Gustavvon Schmoller,1838-1917）于忍无可忍之计，猛烈反击古典经济学派缅格（Carl Menger,1840-1921）百般的挑衅。双方缠斗多时，牵连甚广，直迄20世纪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时代，方告落幕[Frederick C.Beiser,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521-528。起初，新崛起的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ian School）的孟格大肆贬抑“历史方法”于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性，他推崇“公理演绎的进路”（axiomatic deductive approach），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反之，代表历史学派的席莫拉亟欲维护“历史方法”的价值，重视经验的归纳性]；然而该时的激辩却已敲响历史学派颓势的警钟。
值此风云变化的分水岭，艾克顿虽力图重振史学的余威，但趋势显然对新兴的“社会学”（sociology）有利（Lord Acton,Essays in Religion,Politics,and Mor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pp.626-627）。而兰布希特又另外主张“心理学必须是所有科学史学的基础”，时风易势，由此可以窥见（Quoted in Donald R.Kelley,Fortunes of History: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Huizinga,NewHaven and London:YaleUniversity Press,2003,p.309）。尤其迈入20世纪初期，史学仿若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节节败退、割地赔款。反观社会科学不仅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且群起围攻史学固有的疆域，说是烽火四起亦毫不为过。
首先揭竿而起的，便是美国以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为首的“新史学”（TheNewHistory）[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chapter 3.至于西方不同样式的“新史学”（NewHistories），则可参阅Donald R.Kelley,Fortunes of History: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chapter 12]。他亟倡导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认为社会科学乃划时代的“新盟友”（thenewallies of history），含括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等，都是史学研究的新利器。而鲁宾逊之所以称谓“社会科学”为“新盟友”，无非欲与传统治史的 “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有所分辨（“辅助科学”乃是传统史学治史的辅助工具，例如：钱币学、训诂学、版本学等等。“辅助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基本差别，前者为史学之工具，帮助辨伪、考订与解读文献；后者则提供史学解释的理论）。鲁宾逊发觉，即使是当今最了不起、学识渊博的大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只缘他对史前考古和人类学一无所知，竟连“冰河期”（iceage）或“图腾”（totemism）均闻所未闻，遑论其他闭塞不敏的传统史家了（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p.91。蒙森缘其巨著《罗马史》，于1902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此事宛如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1869—1936）一度怀疑甲骨文是骗子造假的假古董，竟难以置信有“甲骨文”一事（参见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790-791）。
对应地，该时在中国承西学遗绪者，便是梁启超（1873—1929）的“新史学”[请参阅拙作“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初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大），新第6期（1997），页263-285；后收入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台北：三民书局，2006、2009，页229-267；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217-255]。梁氏坦承：“史学，若严格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专集之九十九”（《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页151。]乍听之下，仿若迫不得已的城下之盟；但稍加推敲，未尝不可解作梁氏企图将中国史学摆脱传统“四部”之学的纠缠（传统中国的学问分类为“经、史、子、集”，目录学特谓之“四部”），进而加盟西学的阵营。这种觉醒不止限于个别史家，在教育制度亦有所变革。在教学上，1920年起，北京大学史学系即明订“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1929，页70-71。又见其为何炳松所译，《新史学》，“新史学序”，页1-2）。
而留美归国的何炳松（1890—1946）更是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不遗余力，何氏一生的治史信念，可以从他对鲁宾逊《新史学》的译文中求索。《新史学》里有一小段话恰可作为答案，何氏是这样翻译的：
历史能否进步、同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用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他们。[鲁宾逊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北京大学丛书1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初版，页76。原文见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with a newintro.by Harvey Wish,NewYork:FreePress,1965,p.73。该书在美国社会与学术意义，可参阅：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NewYork:Knopf,1968）的相关章节。]
这连从未踏出国门的吕思勉（1884—1957）亦深表同感，于评断乾嘉时期的章学诚（1738—1801）与当今史家的高下时，吕氏如是评道：
他（章学诚）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收入《民国丛书》第1编第73册；上海：上海书店据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影印，1989，页24-25。）
要知有清一代的章氏，乃是沉寂多时而晚近方才当令的大史家；可是依吕氏之见，其史学造诣较诸现代史学，仍未免略逊一筹。其故无他，现代史学的进步实拜别种科学之赐（同上注）。而在诸多科学之中，社会科学尤为“史学的根基”[吕思勉著有“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1941）一文。见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书店，1992，页225]。同理，在西方，中古史名家惠灵格（JohanHuizinga,1872-1945）竟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贬抑不世出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1818-1897），只因渠无法取资当今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以阐释希腊文明的特质。东西两相辉映，真是件无独有偶的趣事（JohanHuizinga,HomoLudens:AStudyof thePlayElementinCulture,trans.by R.F.C.Hull,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49,pp.71-72）！
事后回顾，自鲁宾逊以降，史学门户大开，社会科学长驱直入史学领域，坐收渔翁之利。况且时值社会更革，历史的实用性遂受到无比的重视，在美国致有“进步史学”（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之称[请参阅拙著“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讨：从比尔（Beard）和贝克（Becker）谈起”，原刊《食货月刊》复刊第5卷第2期（1975年5月），页60-75；后收入《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台北版在页161-191，西安版在页117-145。另可参见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在欧洲，则是由“年鉴学派”（AnnalesSchool）担纲，其与“社会科学”有近乎天衣无缝的结合。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费夫雷（Lucien Febvre,1878-1956）及布洛克（MarcBloch,1886-1944）均是涂尔干（魪mileDurkheim,1858-1917）社会学的信徒。布洛克甚至劝勉学生“放弃史学，而改习法律、攻读考古学位，或学德文与其他”（引自DonaldR.Kelley,FortunesofHistory:HistoricalInquiry fromHerdertoHuizinga,p.321），而且该学派非常重视“比较方法”和“量化技术”（Emmanuel LeRoy Ladurie,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translated by Ben and Sian Reynolds,Chicagoand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 Harvester Press,1979,pp.17-18.Fran觭oisFuret,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translated by Jonathan Mandelbaum,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84,“Quantitative History,”pp.40-53）。
但是，上述鲁宾逊等这般标榜“新史学”者，却未曾意识到“社会科学”与“史学”潜在的紧张性，似乎仍以“辅助科学”的模式去理解“社会科学”；他们不仅从未觉察出“社会科学”存有鲸吞蚕食的野心，并且无缘目睹日后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史学入主出奴的态势。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马克思史学宰制中国大陆史学多年，已广为人知（早期马克思史学进入中国，可参阅Arif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The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in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同时，带有鲜明目的论色彩的“近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亦席卷西方及台湾史学界对历史进程的解释，使得中、西史学只能朝同一目标迈进：“普遍的（西方）合理性”（例如：Marion J.Levy,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ASetting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66）。
简之，20世纪人类学与社会学的 “功能论”（functionalism）与“结构论”（structuralism）侧重系统的分析，时间因素不受到重视，历史的纵深与变迁遂不得突显[请参较TomBottomore&RobertNisbet,eds.,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NewYork:BasicBooks,1978,chapters9and14;以及AdamKuper,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TheModern British School,London andNewYork:Routledge,1983rev.&expandededition,chapters1to3;还有MarkMoberg,Engaging Anthropological Theory:A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chapters 9and10。结构人类学落实到史学实践，最具体的代表便是罗伊德（Christopher Lloyd）的《历史的结构》。见Christopher Lloyd,The Structures of History,Oxford,UK:Blackwell Publishers,1993。笔者偶然翻阅1975年9月10日所做的读书札记，记载阅读社会学结构功能派大将莫顿（Robert K.Merton,1910-2003）的巨著Social Theory andSocial Structure(NewYork:FreePress,1968enlargededition)，其中有一条案语写到：“function（功能）的概念将会偏于当代社会的分析，而略于历史渊源的探讨。”当时出自一个历史学徒的直觉，今日回顾，不觉莞尔]。社会科学则是以喧宾夺主之姿出现，因此，受其影响的历史分析，自然缺乏历史感。该时的史学则呈现“历史无意识”（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的状态。
尤其在1960年代，“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乃是西方的显学，以布浩士·史基纳（Burrhus F.Skinner,1904-1990）的“行为心理学”作为表率，他大肆推广及宣扬“行为主义（behaviorism）并非人类行为的科学，而是那类科学的哲学”，一时鼓动风潮，造成另番社会科学的变革（B.F.Skinner,About Behaviorism,New York:VintageBooks,1976,p.3）。而史学界大力鼓吹运用“行为科学”者，无过于伯克豪尔（RobertF.Berkhofer,Jr.,1931-2012），他的《以行为进路进行历史分析》（A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1969）一书，曾流行一时。伯氏将该书献给“我的历史女神”（TomyClio），别有开展另一页“新史学”的意味[台湾1960及1970年代攸关行为科学与史学的讨论，请参考该时在台湾复刊的《食货月刊》（1971-1988）与1963年创刊的《思与言》]。其实，无论倡导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结盟，或后来奉行为科学为师，均不脱史学科学化的窠臼[简略的回顾，参阅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76),pp.3-44;Georg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Hanover and Londo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7,partII]。居间，伯克豪尔尤为激进，他主张当前的史学问题不在于该否援用社会科学，而是如何去运用它。他说：
人作为分析的单元，只能透过某些概念架构去研究，一旦取得了人类行为的知识，其他史学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RobertF.Berkhofer,Jr.,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NewYork:FreePress,1969,p.5.）他又斩钉截铁地表示：此时此刻，“行为主义”（behaviorism）提供史学研究最佳的答案，因为她汲取了人类行为的崭新知识。换言之，史学必须借重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若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加上科学哲学里方法论的自觉。（Ibid.,p.5.）遵此，史家对社会科学最好的服务，便是挖掘事实，……供给正确、可靠的事实。（Terrence J.McDonald ed., TheHistoric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Ann Arbor:Universityof Michigan Press,1996,p.103.）
另方面，史家又必须藉着指涉架构（frameofreference），方得寻得事实。是故，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史家只能是事实的供给者。而史学的最终下场，只能将诠释权拱手让给社会科学而沦落为资料服务的副手，更不被容许置喙理论的创新。换言之，史学与社会科学仅存有单向的主从关系。
尤有过之，复经纷至沓来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的洗礼，传统的历史概念已被解构得体无完肤（请参阅拙作“后现代史学的报告”，收入《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的第7章，三民版在页211-228，三联版在页199-215）。美国的怀特 （Hayden White,b.1928）甚至明言：
毋论“历史”（“history”）仅是被视为“过去”（“thepast”）、或攸关过去的文献记载、或者经由专业史家所考订攸关过去的信史；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特别的“历史”方法去研究“历史”。（Hayden White,“NewHistoricism:AComment,”inH.Aram Veeser ed.,The New Historicism，NewYork:Routledge,1989,p.295.）
这种观点对19世纪末叶曾经宣称“历史是其他学问的一种独特的求知方法”的艾克顿，纯是茫然无解的。
况且，社会科学的流行步调变化万千，稍纵即逝。1950年代的史家，建议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韦伯、帕森思（Parsons）的社会学，社会、文化、象征人类学，古典、凯因斯（Keynes）、新马克思的经济学，佛罗伊德、艾立克森（Erikson）、容格（Jung）的心理学”（参阅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20）。1970年代的史家，则鼓励我们取资“纪兹（Geertz）的文化人类学、傅柯（Foucault）的论述理论、德希达（Derrida）或德曼（PauldeMan）的解构主义、塞素（deSaussure）的符号学、拉肯（Lacan）的心理分析理论、杰克逊（Jakobson）的诗学”（参阅Hayden White,“NewHistoricism:AComment,”p.295），睽隔未为久远，所列科目已全然相异，令史家目眩神摇，无所适从。
是故，中、西史学为了迎合“苟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栖栖遑遑，无所安顿。这由1920年代社会科学的引进，到历史唯物论（大陆）、行为科学（台湾）的盛行，居中除了夹杂美、苏文化霸权的驱策，都只能看作是时尚的差异。两岸史家（尤其大陆）几乎是言必称马克思、韦伯。值得警惕的，当1960年代末叶，西方史家正热烈拥抱社会学时，社会学界却开始质疑起本门学科的信度（举其例：AlvinW.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BasicBooks,1970.又Raymond Boudon,The Crisis in Sociology: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translated by Howard H.Davis,London:Macmillan Press,1980.法文版1971年刊行）；这种危机意识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他学科（例如：心理学与人类学。cf.G.R.Elton,ThePracticeofHistory,LondonandGlasgow:Methuen,1967,pp.36-56;GertrudeHimmelfarb,TheNewHistoryandtheOld,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7,pp.33-46.史东亦挺身指出：当前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似乎濒临知识崩解的边缘，史家必得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20），令得满怀虚心、登门求教的史家，茫然不知所措。若喻“社会科学”为实，史家在感到绝望之余，遂舍实就虚，一股跃进“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RogerChartier,On the Edge of the Cliff:History,Language,and Practices,translated byLydiaG.Cochrane,Baltimoreand London:Johns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18.但亦有学者解作“历史转向”发生于“语言转向”之内，但加上“贯时”（diachronic）的向度。参见William H.Sewell,Jr.,LogicsofHistory:Social Theory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5,pp.358-359.柯塞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主张：所有的历史与语言都相互制约（conditioned），但却不能全然化约到对方。见Reinhart Koselleck,“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Journal of ModernHistory（Univ.ofChicago）,no.61（December 1989）,pp.649-666]，亟盼遁入后现代主义的空门，一了百了。殊不知这又是一回陷入不知所终的轮回。
诚然，社会科学入侵史学的现象，史家并非一味叫好，有些保守的史家更是痛心疾首，呼天抢地地哀嚎。澳洲史家所撰的《历史的谋杀》（TheKilling ofHistory）便对社会科学及后现代主义侵入历史园地深恶痛绝，猛烈反击（KeithWindschuttle,TheKillingofHistory:HowaDisciplineisBeingMurdered by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Paddington,Australia:MacleayPress,1996revisededition）。之前，另位法裔美国史家巴任（Jacques Barzun,1907-2012）极道近来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和量化历史（quantohistory）的不是，并且质疑其发展方向弊远大于利，亟与社会科学划清界线（JacquesBarzun,Clio and the Doctors:Psycho -history,Quanto-history,&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chapter5）。恰如夏蒂埃（RogerChartier,b.1945）跟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1988年的对话中，夏氏抱怨道：“包括我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把社会学视为令人不安的百变怪兽，并与它处于交锋状态。”（布尔迪厄、夏蒂埃合著，马胜利译，《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23。）尤有过之，社会学一度受史家嘲讽为“假科学”（pseudo-science），其出路唯有向历史靠拢（PaulVeyne,Writing History:Essayon Epistemology,translated by Mina Moore-Rinvolucri,Middletown,Con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4,chapterXII.法文版1971年初版）。此一迎拒的转变，若与20世纪之初，史学热烈拥抱社会学的状况相比，其冷暖不啻水火之别。至此，史学对社会科学片面的倚赖，遂划上休止符。
然而，危机即是转机。适时，我们望见“历史转向”的一缕曙光。要之，“历史的转向”并非史学一科可以矩矱或道尽。它乃是发生在人文及社会科学“重新发现历史”的共通现象。
出乎预料地，历史考察的重要性，初起竟是发自科学史的探讨。科学原是最具普遍性且跨越时空的知识，但孔恩（Thomas S.Kuhn,1922-199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对科学的发展及其性质，带来不同凡响的洞见。孔恩的核心观念“典范”（paradigm，或译“范式”）以及“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不止重新解释了“科学革命”，并冲击学界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了解。孔恩这本书的影响力，在之后三十年无出其右者，他无疑为郁闷不发的史学注入一股新血，堪称划时代的经典之作（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2）。
广义的“历史转向”，包括历史的向度再次受到重视，必然连带涉及对历史知识的认知。原初，社会学原本只关注当代的社会，如今则将研究展延至前现代的社会。以色列的艾森思大（S.N.Eisenstadt,1923-2010）所著《帝国的政治制度》，以比较的眼光探索历史上不同王朝的科层组织（参阅S.N.Eisenstadt,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The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NewYork:FreePress,1963）,渠一向被视为历史社会学的泰斗。此外，政治学与社会学双栖的史可波 （ThedaSkocpol,b. 1947）所著《国家和社会革命》，以比较的架构探讨了法国、俄罗斯与中国的革命，也是此方面的杰作（ThedaSkocpol,Statesand Social Revolutions:AComparative AnalysisofFrance,Russia,andChina,Cambridgeand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79）。他们穿越历史上的现象，均带来令人耳目一新、且极具启发性的成果。诸此历史社会学的出现，可比拟韦伯学的延伸[韦伯的社会学原本即具有浓厚的历史意味，在前一阶段──结构功能学派的吸纳，此一面相反而隐而不显。历史社会学有时被视为“左派韦伯学”（Weberian-left）]。
另方面，社会科学的崛起逼使传统的叙事史学节节败退。例如：年鉴学派的布洛克即抱怨传统史学塞满了传奇与事件，总是留滞在浮华的叙事层面，而无法进行理性的分析，所以史学尚处于科学的萌芽期（MarcBloch,TheHistorian’sCraft,translated by Peter Putnam,New York:Knopf,1953,p.13）。他的追随者——布劳岱（FernandBraudel,1902-1985），便呼吁以长时段的“结构史”取代“事件史”（history ofevents），结合社会科学而贬抑叙事技巧（Fernand Braudel,“HistoryandtheSocial Science,”inhis On History,translated bySarah Matthew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80,pp.25-54）。他们力推以“问题取向的史学”（problem-oriented history）取代“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Fran觭oisFuret,In theWorkshop of History,“FromNarrativeHistoryto Problem-Oriented History,”pp.54-67）。可是年鉴学派逮至第三代[例如：布劳岱的高足拉迪里（E.LeRoyLadurie,b.1929）]，这种学风翻转了，他们改以“事件”的叙述，来烘托生活底层的“结构”（EmmanuelLeRoyLadurie,“The‘Event’andthe‘LongTerm’inSocial History:theCase of the Chouan Uprising,”inhisTheTerritoryofthe Historian,pp.111-131.至于年鉴学派的发展，可参阅PeterBurke,The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Annales School,1929-89,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迄第四代（例如：夏蒂埃），“叙事回归”（return of thenarrative）的口号，遂响彻云霄（RogerChartier,OntheEdgeofthe Cliff:History,Language,andPractices,p.7.叙事则必须不限于个人，而需有所扩充与增益。又PhilippeCarrard,Poetics of the New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from Braudel to Chartier,BaltimoreandLondon:JohnsHopkins UniversityPress,1992,pp.62-74）。
究其实，凡是史学必涉及布局的技巧，因此无所逃避于“叙事”的运用；是故，摈弃以事件为主的历史，并不就等同无有“叙事”一事[RogerChartier,On the Edge of the Cliff:History,Language,andPractices,p.7.查提所征引者，系法国学者Michel de Certeau以及PaulRicoeur两人；其实，最具代表性的“叙事转向”标竿人物，应是海登·怀特。请参阅拙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的第3章““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三民版页57-98，三联版页55-93。当然，法国罗马史家维纳（PaulVeyne）亦是“叙事史学”的同调（PaulVeyne,Writing History:Essayon Epistemology）]。攸关“叙事的复兴”（TheRevival ofNarrative），英裔美籍史家史东（Lawrence Stone,1919-1999）曾于1979年发表专文，省思一种“既新且旧的史学”（anewoldhistory），颇引起专业史家的同感[Lawrence Stone,“The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on aNewOld History,”Past&Present,No.85（Nov.1979）,pp.3-24;thenincluded in hi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Revisited,Boston:Routledge &KeganPaul,1987revisededition,pp.74-96]。史东觉察到晚近有一股伏流涌出，即以叙述手法取代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或量化技巧，着重描述甚于解析。它的来源相当多元，或以昆丁·史基纳（Quentin Skinner,b.1940）为首的新政治思想史、或法国年鉴学派所衍生的“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或师法意大利的“微观历史”（micro-history）、或受人类学家纪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启发的“稠密叙述”（thickdescription）等等，不一而足。其基本特色即恢复史学叙事的功能，而抛弃往日宏观或结构性的解释模式。有趣的是，曾几何时，史东方才放声表扬“新史学”（newhistory）的特征首重分析（analytical），而扬弃西方近代史学的“叙事”（narrative）传统[Lawrence Stone,“History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76)in hisThePastand thePresentRevisited,p.21]。前后相较，史东判若两人，叶落知秋，于此尽见。
总之，即使“事件史”重获青睐，但其中所涉的“叙事”，理应尝试新的叙述技巧，而非一味承袭昔时的叙事手法。在中国史方面，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b.1936）独树一帜。他广受欢迎的中国史书写，布局精巧，文彩斐然，生动易读，遂被推许为圭臬之作（PeterBurke,“HistoryofEvents andtheRevival ofNarrative,”inNew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editedbyhimself,University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p.242-243）。
但最具标竿意义的代表作，却是人类学家萨林（Marshall Sahlins,b.1930）的《历史之岛》（IslandsofHistory,1985）。萨林别具慧眼，重新将历史分析聚焦于“事件”（events）之上。他以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1728-1779）造访夏威夷瞬间，将夏威夷推向世界体系的舞台，并且从当事者的观点，勾勒出夏威夷土人对库克船长的主观认知（Marshall Sahlins,Islands of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85,p.x）。正如萨林所说：“不同文化含有不同的历史真实（different cultures,differenthistoricity）。”前因社会科学重视“分析”（analysis）与“概化”（generalization），未免忽略事物的独特性，导致“事件”与“历史叙述”备受压抑。然而，在萨林的撰述里，它们重新回到历史分析的舞台，不但调和了社会科学里长久存在的“结构”（structure）与“行动者”（agency，或译载体）之间的矛盾，并且厘清了彼此互动的真相，而这正是困扰社会科学多时的难题[举其例：英国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Giddens）即尝试以“结构化”（structuration）来融通“结构”与“载体”的对立。见Anthony 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Action,Structure andContradictionin Social Analysi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简之，“事件”于萨林眼中，不啻是“结构”的转化，而“结构”正是以往“事件”积累所致。循此，“事件”遂得以洗刷污名，并取得理论范畴的地位（William H.Sewell,Jr.,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apters7&8）。
不止于此，在文学领域，文学批评在注重形式的“新批评”（newcriticism）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之后，再次聚焦多样的历史（histories）实相，甚至有“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cism）流派的出现（FrankLentricchia,After theNewCriticism,London:Methuen,1983;andH.Aram Veesered.,TheNew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89）。此外，连长久为量化分析所主导的经济学，也开始注意到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且，之前为量化与模型所主导的经济史研究，也不断扩充其关注至实质的社会、文化与制度的探讨（BarrySupple,“Economic History in the 1980s:OldProblems and New Directions,”inTheodore K.Rabb andRobertI.Rotbergeds.,TheNew History:The1980sandBeyond-Studies i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p.199-205;andinthe samebook,Peter Temin,“Economic Historyin the1980s:TheFutureof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pp.179-197）。而素为分析哲学所笼罩的哲学界，也仿如大梦初醒一般，意识到哲学史的回溯，有助于继往开来，为以后哲学的发展厘清一个新方向（Richard Rorty,J.B.SchneewindandQuentin Skinner eds.,Philosophyin History:Essay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一如昆丁·史基纳在观察“人文科学大理论的归来”所说的：历史的研究近来变得愈形重要，它提供灵感与证据的丰盛泉源。这方面，科学史家孔恩和系谱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均功不可没（Quentin Skinner ed.,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Cambridgeand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5,p.11）。
有一点必须特别提示的，“历史的转向”并非单纯回归到19世纪的“历史主义”，盖“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发展性”（development）和“独特性”（individuality）[Friedrich Meinecke,Historism:TheRise of a NewHistorical Outlook,translatedby J.E.AndersonandaforewordbySir Isaiah Berlin,London:Routledge &K.Paul,1972,pp.liv-lxi]，在后现代的氛围，两者均需再经审慎的检验。而除却唤醒“历史的真实性”（historicity）[“historicity”（德文Geschichtlichkeit）一词，原为海德格在《存在与时间》（SeinundZeit）的核心概念。在史学上，特指历史的真实性或确切感。DavidCouzensHoy,“History, Historicity, andHistoriographyinBeingandTime,”inMichael Murray ed.,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Critical Essay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University Press,1978,pp.329-353;andDavid Carr,Time,Narrative,and Hist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Press,1986,chapter4]，“历史的转向”需要对以往的史学进行一连串的反思。
“反思”的对象包括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客体，甚至触及时间（time）、空间（space）、时序（temporality）的范畴。这些概念往昔均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分析单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蕴，却都是特定时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镜其源流。例如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b. 1936）质疑民族主义的客观性（近年“民族”的形成偏向主观论者，最具代表性便是Benedict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3），在此氛围之下，我的同学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b.1950）倡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from the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ofModernChina,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95），而台湾史家沈松侨、王明珂解构了“黄帝”的民族神话，均获得不少回响[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页1-77。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9月），页583-624]。
而传统对“时序”的观念，亦难逃“反思”的法眼，必须重新接受考核。例如从“时序”的视角度之，传统史观目的论（teleological）的单线发展，必须予以修正。取而代之的，则是多元与在地的（local）时序观[比较概念的讨论，举其例，请参见：（1）PaulRicoeur,TimeandNarrative,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vol.1.（2）ReinhartKoselleck,FuturesPast:OntheSemanticsofHistorical Time,translatedandwithanintroductionby Keith Trib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2004.（3）Reinhart Koselleck,ThePracticeofConceptual History:Timing History,Spacing Concepts,translatedbyTodd Samuel Presner and other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综合讨论则见：（4）RobertF.Berkhofer,Jr.,BeyondtheGreatStory:Historyas TextandDiscourse,Cambridge,Mass.and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而传统动辄以朝代或世纪的分期法，不仅大而化之，难以照料事物时空的异质性，则尚待逐案考量。简而言之，试以“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关系，来界定“史学”的性质。传统、近代及当代史学各自呈现不同特色：“传统史学”旨在鉴古知今，乃由“过去”凝视“现在”；而“近代史学”着重以今观古，则由“现在”投射（回溯）“过去”；晚近的“当代史学”却反其道，拟由“未来”定位“现在”与“过去”（试比较MarcBloch,The Historian’sCraft,chapter 1,和JacquesLeGoff,HistoryandMemory,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pp.1-19）。
总之，21世纪初，概仍推衍上世纪末的学术风气，崇尚“反思”（reflexivity）[例如：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倡的“反思社会学”。参见PierreBourdieuandLocJ.D.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另外，又有所谓“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参见James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eds.,Writing Culture:The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毋怪西方学术刻正对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反思。一如布尔迪厄所强调的：“我们用来思考历史的所有观念、词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建构的。而奇怪的是，历史学家所犯的时代错误无疑是最多的。因为，或是为了造成现代感，或是想使研究显得更有趣，或是由于麻痺大意，他们用当今通行的词语去阐述历史现实，而这些词语在当时尚未出现或另具他意。因此我认为，这种反观性是极为重要的。”（布尔迪厄、夏蒂埃合著，《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页33）相形之下，中国的反思史学方刚起步，于今之计，唯有急起直追，才能令中国史学超拔于“历史的 无 意 识 ”（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
（本文系台湾师范大学主办“全球视野下的历史思维教学与研究”历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5月22至23日）之专题演讲。作者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