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下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一席讲话，成为其此次中亚之行的压轴大戏。习近平在大范围会议上关于“上海精神”和上合组织前景的简短发言，也使得中国与该组织再次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
自2001年成立的上合组织，其成员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两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中亚4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而5个观察员国家——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蒙古更使其地理辐射区涵盖到南亚、中东地区。如此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地区性组织，一度被西方媒体誉为“东方北约”。
然而，多年来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和实际作用却让外界感到扑朔迷离。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上合组织在机制化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步，组织机构不断扩大，功能也日趋完善，但总体上看，它仍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其潜能和社会预期远未被挖掘出来。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USI）高级研究员拉斐尔·帕恩图西更将其形容为“仅仅是一个整洁的书立”。
作为中国大陆在中亚地区唯一的多边机制，上合组织多年来所呈现的状态亦虚亦实，这其中既反映出复杂的大国博弈，也折射出大陆外交政策所面临的困境。
经济合作成为发展瓶颈
曾经多次参与上合峰会的拉斐尔·帕恩图西认为，上合组织的问题在于其仍然是一个缺乏清晰定位的组织，由于所有成员国在此机制上做决定的权利是平等的，因而本质上这关乎不同成员国的不同利益诉求。“北京的愿望是将它发展成为中亚国家利益的保护伞，但其他国家会担心中国在其中的主导权。”
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之说，再次明确印证了中国的诉求。“相比中国一直在上合组织提倡的建立发展经济自贸区、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原则性机制来讲，‘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方向性的概念更容易被外界接受。”复旦大学学者赵华胜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此分析。据其观察，中国正式提出关于启动自贸区联合研究的建议是在2011年上合组织经贸部长会议上，而距其首次提出的2003年，已达八年之久。
赵华胜曾亲眼目睹1996年“上海五国”（上合组织前身）问世的文件签署仪式以及2001年上合组织的成立仪式，在他看来，诞生之初上合组织所承担的任务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外交思路——朝着“世界多极化”方向所迈进。而今年，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战略研究院（KIMEP）法学院教授詹尼斯·坎巴耶夫（ZhenisKembayev）关于“上合组织是全球秩序的支柱之一”的提法，也凸显出其成立之初的使命。
然而，谈及上合组织发展的最大瓶颈，哈萨克斯坦总理纳扎尔巴耶夫就曾公开承认，“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的薄弱环节”。他表示，许多项目和计划未能完全实现，没有带来应有的效果。
“一直以来，上合组织有共识的定位是安全和政治，例如反恐和缉毒。”赵华胜解释称，地区安全的目标相对总是简单的，也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一致的诉求，但是经济方面就复杂得多。类似欧盟、东盟等其他国际组织成员国之间经济水平的悬殊程度也不像上合组织这么大。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亚多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呈瘫痪状态，“这些客观现实也使得中国政府倡导的上合组织发展银行始终停留在纸面之上”。
合作中同样遭遇挫折的，还有堪称经济发展前奏的交通和建设领域。据了解，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交通部长会议在2002-2004年连续举办后一度中断，直到2009年（在中国多次呼吁下）才得以继续。同年11月10日，在北京举办的交通部长会议请到了成员国、观察员国以及特邀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联体等多家代表，但是最终成果乏乏，也没有签署延宕已久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对此协定的呼吁，成为这四次中方代表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发言稿上的保留项目。
今年上合峰会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中，也将该协定位列第三，与“丝绸之路”精神紧密相连。习近平呼吁，希望尽快签署《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开辟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走廊。
俄罗斯的担心成为阻碍
除却上述客观因素，在外界看来，阻碍中国在上合组织推行自贸区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是他者，而恰恰是上合组织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引擎——俄罗斯。一直以来，上合组织的成立被视为使中俄两国友好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制度化保障。恰如有俄罗斯学者形容的，作为双引擎，中俄之间需要协调配合才能使得上合组织顺利前行，“一旦两者出现合作问题，必然使上合发展时速降低甚至发生重大问题”。
赵华胜注意到，自2011年中国重提启动自贸区联合区域研究计划至今，俄罗斯在这一点上保持着保留或不赞成态度。据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披露，俄罗斯方面态度主要基于不愿耗费资源和担心中国经济强势两点，“中方主管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是商务部，它关心的只是贸易”。
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中国问题学者卢嘉宁的说法更加直白：“中国人一直不断地说‘通过中国的自贸区设想，将来可以把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合组织的两个一体化连接起来’，这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中国的大欧亚’，使俄罗斯在这一空间的地位急剧下降，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国家优先目标构成威胁。这种前景在理论上最终可使独立国家联合体瓦解，而某种‘中国联合体’将取而代之。”
目前来说，上合组织在经济的投入上主要以中国提供的超过百亿美元的贷款为主，俄罗斯几乎没有实际投入，但从其框架与机制发展来看，俄罗斯提出的诸多建议均得到了采纳：例如进行救灾部长会晤；筹办上合-阿富汗联络小组、阿富汗问题国际大会、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在上合组织建立超国家货币；制定2011-2016年禁毒战略、禁毒和金融安全带、内务部和公安部长会晤等。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习近平提出的建立“能源俱乐部”的概念，最早也来自于俄罗斯方面。据可查资料显示，早在2006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普京就曾呼吁建立能源俱乐部；2010年俄罗斯方面曾再次提出此俱乐部的建立；2012年5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曾公开呼吁乌兹别克斯坦能尽快加入能源俱乐部的组建工作中。
有不具名观察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猜测，中方此次提出这个概念，很可能是私下与俄“达成交易”的结果。“俄媒对习主席提出建立能源俱乐部的消息感到吃惊，毕竟俄罗斯是能源输出国，由它主导很正常，而中国是能源输入国，为何要主导能源俱乐部呢？这或许预示着，中俄以及中亚地区将出现新的大型能源项目。”
此外，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构建实力也体现在该组织的扩张事务上。2008年以来，俄罗斯主动打破上合组织持续的“冰冻”状态，积极拉拢亚洲另一支发展潜力股——印度。2010年，上合组织通过《上合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印度领导人在当年12月访俄期间，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公开表示，希望拥有上合组织观察员身份的印度成为其正式成员。2011年11月，俄外长拉夫罗夫再次表达了相同的意愿。
对此，赵华胜认为，俄罗斯的兴趣在于发挥上合的外部影响，而不是内部作用。而在此次上合峰会上，普京提及上合组织成员国扩张时表示将持“应积极但需谨慎的态度”，赵认为普京此意的重点仍侧重于“积极”层面。
中亚国家的左右逢源
与中国情况不同的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可发挥安全、政治、经济方面等内部作用的国际组织，还包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欧亚经济共同体。在上述以俄罗斯为主导的两个国际组织中，由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演化而来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包括了上合组织中亚5国中的4个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欧亚经济共同体则涵盖3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而在现实层面，2008年的俄格战争使得俄罗斯态度急转直下。“当年的上合组织峰会是8月28日召开，就在召开两天前，俄罗斯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于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首脑们必须决定：他们将和谁站在一起？这场战争当时是对上合组织的重大考验，并可能使其走向分裂。”据赵华胜回忆，最终中方仅对俄罗斯表达了有限的支持，上合组织在此事件中也持积极立场，但是没有像俄罗斯要求的那样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
对此，美国学者库利在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发布的《上合组织的初十年》报告中指出，“从那之后，俄罗斯对上合组织日渐冷淡，虽然它在表面上会说一切都好，但是内心里其实将上合组织看作是‘中国通往中亚国家的后门’。而在安全事务上，俄罗斯也更依赖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维塔里·瓦洛比耶夫看来，目前俄罗斯和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在该组织框架内的合作现状并不理想。他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上合组织成为了各成员国坚持本国利益的斡旋场所。对于渴望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合作）的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对现有的安全威胁找到一个新的、非格式化的解决方法和答案。
相比之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实际联系与合作更关乎现实利益。由于上合组织包含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中有6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与新疆地区接壤，因此地区稳定和反恐成为重中之重。自2001年，上合组织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之后，打击“三股势力”成为元首会议中亘古不变的主题。
“这些上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独立的国家，大多军事力量薄弱，需要倚仗大国的保护，但是它们更希望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为自身牟利”。赵华胜指出，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想法是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获取更多援助。
不可忽视的是，与中国毗邻却在语言和宗教文化上隔膜较大的一些中亚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平平的同时，多年来发生的各种政治动荡也给上合组织的发展带来隐忧。据了解，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骚乱后，当地政府曾向美国、俄罗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多方提出帮助需求，但在俄罗斯强大的外部影响力之下，当期启动的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而非上合组织。
影响力欠缺在于中国自身
12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建立起一系列的运作机制，目前该组织在中国首都北京和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分别设有常设机构秘书处和反恐机构；此外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会晤机制不仅包括以政治为主的元首会晤和以经济为首的总理会晤，还包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经贸部长、文化部长、教育部长等多方面的部长级会议；专业性的机制则主要有实业家论坛、文化艺术节、银行联合体、学术论坛等。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研究部主任陈玉荣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对于一个区域性组织来说，建立起如今的框架和协议速度并不慢，将来应该进入更加务实的发展层面。而在接纳新成员国的问题上，陈玉荣解释称，由于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所在的地理范围大、各国之间关系复杂，例如对于同样是观察员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否将其双边矛盾带入上合组织是后者接受其加入的重要考量。
然而，无论是“9·11”后美国对中亚地区安全问题的介入、俄罗斯对中亚国家拉拢这样的外部因素，还是中亚国家自身的恐怖势力、毒品猖獗、经济衰弱等内部问题，都不断地冲击着上合组织的实际发展，使之生存状态一次次“被虚化”。有上合组织高层官员私下向本刊记者抱怨，每年都需要总结评估该组织的发展现状，但说来说去还是老一套，以至于许多成员国兴致寥寥。但当记者要求其具体说明时，则被其婉言拒绝。
而中国惯行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使之在面对重大国际问题时，似乎亦处于被动，上述吉尔吉斯斯坦骚乱给上合组织的“负分”一部分也源于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吴强曾直言：“上合组织难以在中亚国家发挥实际影响力的原因，不在于中亚的局势多复杂，而在于中国自身。中国现在真的可以带领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游戏于国际社会么？”
然而，中国内部对此问题看法不一。赵华胜指出，“如果放弃这一原则，那么恐怕上合组织离解体就不远了！”据其分析，在与中亚5国这样的小国打交道时，它们格外看重上合组织的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仍是实现中国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盾牌，“如果放弃此原则，这些国家将来必然会选择退出（上合组织）”。现实情况下，赵华胜建议，中国应在遵循《国际法》和尊重中亚地区当事国意愿的情况下实行“建设性介入”——即在出现重大地区危机时，中国应主动与当事国建立较高层的联系，包括派出官员进行直接沟通，并为当事国的政策目标提供量力而行的物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