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安:1945年至1954年间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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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安  

本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台湾政策随着其全球战略的变化,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由最初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赞同中国收回台湾、不干涉台湾事务,逐步演变为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宣称台湾地位未定、支持台独活动、企图搞联合国托管等,进而公开抛出“两个中国”政策,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作者对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这一变化尤其是“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对其变化的具体因素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台湾政策发生过剧烈的变化。最初,美国支持中国统一台湾。在新中国诞生之际,美国希望毛泽东成为东方的“铁托”,并利用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民族感情,煽动中国为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领土而反苏。因此美国宣布不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然而随着冷战的升级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从世界反共战略出发,派遣第七舰队悍然入侵台湾海峡,武力阻挠中国统一,并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为此杜鲁门宣称“台湾法律地位未定”,人为地把台湾变成一个问题。继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妄图制造“两个中国”。深入研究战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演变,对于我们弄清“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1945年8月至1950年6月美国对台湾政策

台湾是中国领土,国际文献载之著著,举世公认。虽然日本在1895年马关条约中强迫中国割让台湾,但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台湾的斗争从未停止。孙中山先生在遗嘱里强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的统一。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战后要收复台湾。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1895年马关条约。同时外长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上十分清楚地说:“战后中国决定收回澎湖、台湾和东北四省”[(1)a ]。台湾人民挣扎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日夜盼望回归祖国;在抗战期间有五万青壮年从台湾逃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美国国务院承认:“在日本占领期间,台湾人的主要希望是回归大陆。”[(2)a ]由于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了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迫使美国和英国于1943年开罗宣言中同意战后把台湾归还中国。接着美英在1945年波茨坦公报中重申了这一点。苏联在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的当天,也宣布支持波茨坦公报。1945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台湾接受日军投降,台湾正式回归中国。对此美国及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提出异议,还在台湾设立领事馆以示赞同。1947年2月28日事件后,美国和西方一小撮人曾鼓吹这一事件是台独事件。美国驻淡水领事克尔甚至在美国领事馆内召开“台湾人民代表大会”,企图利用台独分子廖文一在会上宣布台湾独立。但美国政府不支持克尔的做法,克尔被召回华盛顿。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反对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提案。

是否美国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台湾在太平洋中的重要战略价值呢?否!美国国务院在1945年3月讨论台湾问题时,就充分估价了台湾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并专文论述道:“台湾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要。除新加坡外,在远东还没有其它地区具备这样优越的位置。台湾与亚洲大陆相隔100英里,距菲律宾200英里,距日本的九州岛700英里。从台湾的军用飞机场到马尼拉的航程为559英里,到广州为410英里,到上海为428英里,到东京为1290英里。台湾比马里兰州大,其对中国大陆沿海的战略关系正如假设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北美国沿岸100英里的一个海岛或距纽约城400英里的一个海岛对美国沿海那样重要。中国沿岸的每一个地区都在1100英里的半径之内。而在2000英里的半径内就包括了缅甸、新加坡、婆罗洲、关岛和日本。”[(3)a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坚持台湾属于中国。直到1949年8月17日美国总参谋部仍然认为:“我们承担的全球义务并不能成为美国军队占领台湾的理由。”[(4)a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负隅顽抗。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认为扩大对台湾的军事、经济援助是不明智的。它只会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怀疑“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领土野心,从而抵消美国多年利用中国统一祖国的要求去鼓励中国在北部反对苏联的努力。由总统、副总统及国防部等有关部部长组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表示赞同,并于1949年10月20日宣布:“美国政府不打算使用任何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美国总统杜鲁门强调:“台湾的战略价值并不成为美国军事行动的理由”[(1)b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于1949年9月23日决定不派军事代表团到台湾,美国不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本人逃到台湾。虽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检查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提议派一个由20名军官组成的代表团到台湾。但上述提议因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反对而告吹[(2)b ]。

这一时期美国奉行不干涉台湾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未曾把在亚洲反对共产主义列为最重要目标。在与中国的关系上,美国希望毛泽东成为东方的“铁托”,并利用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引导中国反苏。因此美国准备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这一行将发生的事实。为此美国国务院向其驻外机构发出了450份名为“1949年12月23日机密通知”的文件。该文件通知其驻外人员,估计台湾很快就要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中,美国准备接受这一即将发生的事情。为此必须告诉美国公众,台湾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以此来挽回美国的威信。这份文件强调:“从政治、地理和战略上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并没有什么特殊和重要。”美国国务院还驳斥了美国国内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台湾是日本领土,把台湾归还中国必须要签订一个对日和约来解决的说法。美国国务院强调:“从政治军事上看,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事。它是否被中国共产党人占领完全是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问题。台湾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特殊意义。”[(3)b ]这份文件要求美国驻外人员采取措施反对各种把台湾争裂出去的建议。

该文件于1950年1月5日披露后,美国人民认为如果说1949年8月发表的《白皮书》象征着抛弃统治大陆的国民党政府,那么1949年12月23日文件则象征着进一步抛弃窃据台湾的国民党政府[(4)b ]。这份文件表明,到1949年12月止,美国政府没有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也不愿卷入台湾的防务。

美国总统杜鲁门赞同这份文件。他于1950年1月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结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台湾日军已经向蒋介石总司令投降四年多了。美国和其它盟国已经接受中国当局在该岛的权威。”他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第一,体现在“门户开放”政策中的美国传统对华政策,要求各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第二,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和日本投降时的决定。美国已同意把台湾归还中国,并接受中国当局在该岛行使主权。第三,美国对台湾没有领土野心,也不想在该岛获取特权和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军队不干涉目前台湾形势。第四,美国不奉行扩大中国内战的政策。第五,美国不会向台湾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杜鲁门向美国人民保证美国政府绝不用武力干预台湾形势,也不想占领该岛。无论如何,美国都不卷入台湾的军事行动。他还说,据他所知,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内部没有重要人物认为美国应卷入台湾问题[(1)c ]。

同一天,艾奇逊对杜鲁门的讲话作了说明。他重申美国一如既往贯彻开罗宣言。台湾属于中国,这是向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之一。日本业已接受,并已贯彻执行。他强调中国当局已经经营台湾四年。不仅美国,而且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提出疑问。台湾省政府成立后,也没有谁从法律上提出疑义。因为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他驳斥了要等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才能把台湾归还中国的观点。他质问道:“在朝鲜,我们并没有等对日和约,在千岛群岛,我们也没有等条约,在实行联合国托管的其它岛上我们也没有等什么条约,那为什么台湾就要等条约?”他最后申明,不论从法律上有人如何看待台湾,美国都不会去争论台湾的归属问题。这就是美国的立场[(2)c ]。2月9日美国国务院在回答国会外交委员会的问题时,反对在联合国支持下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归属的提案,重申台湾属于中国[(3)c ]。

显然杜鲁门和艾奇逊发表公开讲话的目的是要美国人民准备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事实,他们估计这可能发生在1950年夏季季风到来之际,国民党军队根本抵挡不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而美国绝不帮助国民党军队防守台湾[(4)c ]。

杜鲁门与艾奇逊的这一政策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支持。54名民主党参议员于1月17日发表宣言支持杜鲁门与艾奇逊。他们担心如果美国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将使美国卷入与中国的战争[(5)c ]。伊利诺斯州参议员斯科特·鲁卡斯(Scott Lucass)还要求民主党人团结起来支持杜鲁门、艾奇逊,反对共和党人对美国远东政策的攻击。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 )起而论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6)c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德文·马丁(Edwin Martin)也出版了《盟军占领日本》一书,证实“台湾回归中国的移交手续事实上已经完成”。他宣布中国收回台湾就是执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报[(1)d ]。

事实上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已经失望,准备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1948年后,美国减少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虽然美国国会曾于1949年9月23日通过法令,准备给国民党政府7500万美元援助。但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没有得到一分美元[(2)d ]。同时美国积极探索帮助国民党从台湾撤走的可能性。1950年5月26日美国副国务卿詹姆士·魏布斯在给美国驻台湾“大使馆”的机密电报中指示美国驻台大使,在出现紧急情况时,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应有秩序地撤出台湾。他提到美国政府已经与菲律宾政府讨论了是否允许蒋介石及其政府要员在逃离台湾时到菲律宾政治避难。但是1950年6月2日美国驻菲大使迈伦·考温(Myron Cowen )通知美国国务院说,菲律宾总统不欢迎蒋介石。菲外长罗慕洛(Romulo)说,如果蒋介石到菲律宾,他必须在24小时内离境[(3)d ]。

然而美国国内右翼反共势力不甘心侵华政策的失败,他们公开反对杜鲁门政府的不干涉政策。这批人以五角大楼主要官员和共和党人为代表。他们中有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aft )等人。在他们的压力下,美国对台湾政策开始了缓慢的改变。

二、美国对台政策的逐步转变

1949年12月31日,胡佛写信给参议员娄兰德(Knowland),建议美国必须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如果必要,应派海军去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4)d ]。由于胡佛首先发难,一时间右翼势力甚嚣尘上。理查德·斯托克斯(RichardStokes )著文说:“抛弃对美国友好的国民党政府是不名誉的行为”。他认为美国必须支持国民党,因为台湾是世界上唯一百分之百反共的地方。他说,连西班牙都有苏联的第五纵队,而在台湾却没有。因为内战,台湾的共产党人完全被抓,并被判为间谍罪。台湾也不像海南岛,它完全没有共产党游击队。最为重要的是台湾是世界上最热爱美国人的地方。台湾亲美,比美国人自己还亲美国[(5)d ]。共和党参议员公开攻击杜鲁门政府的对台湾政策,并要国务院对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负责。他们要求美国干涉台湾,并指责杜鲁门在制定对台湾的政策时没有与美国远东部队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及其他军官,例如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特(Redford )商量,也未曾与美国国防部部长约翰逊商量。参议员娄兰德开始追查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制定者。他要求国务院提供撰写1949年12月23日文件的官员名单及信息、情报供给人。由于艾奇逊一力承担责任,拒不提供名单,才使娄兰德作罢。这是美国追究到底“是谁失掉了中国”的开端,它很快就发展为白色恐怖,即“麦卡锡主义”。

娄兰德从反共立场出发,认为美国在华的根本目标是保留一个自由、独立的非共产党政权。台湾是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小岛,如果落入不友好者的手中,会损害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务。更有甚者,他宣称开罗宣言无效,因为那只是一个意向性宣言。虽然在开罗讨论了台湾问题,但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正式条款中根本没有提及[(1)e ]。参议员塔夫脱叫嚣要派一支海军舰队去台湾。他首先提出“台湾地位未定”,应该在和平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独立国家。如果这样,美国可以强迫蒋介石让出台湾[(2)e ]。参议员荷马·福苟逊附和说,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征求台湾人民的意见。参议员史密斯则进一步发挥,胡说台湾的前途是一页未写的历史,存在一种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可能。他建议美国占领台湾,进行托管,然后成立南韩式的傀儡政权。他还胡说台湾人民既反对中国共产党,又反对国民党[(3)e ]。麦克阿瑟将军则力图从军事上找借口,说中共若占有台湾,将危及菲律宾、美军占领的冲绳,甚至日本本土,将把美国的防御线推回马里亚纳群岛、夏威夷群岛和美国的太平洋沿岸[(4)e ]。

上述人物的言论在美国的反华浪潮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0年2月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使美国感到希望毛泽东成为“东方的铁托”的梦想落空。这就使美国对台政策逐步向右转,美国不支持蒋介石防守台湾的政策开始松动。1950年5月20日,美国开始允许卖军事装备给台湾。5月25日美国国防委员会批准了对台军援。国防部负责对外军援的特别助理次官伯恩斯(Burns )写信给国务院助理次官腊斯克(Rusk),强调援助台湾的重要性。他要求按“公共法”第472条给台湾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还催促国务院按1949年10月6日国会通过的所谓美蒋《互助防御法》给蒋介石政府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伯恩斯敦促国务院早日改变对台湾的政策。[(5)e ]。

于是腊斯克于1950年5月30日提出了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修改意见,要求支持台湾。他认为由于美国在远东缺少反共的直接行动,世界各反共国家对此十分不满。支持台湾即使在战略上不重要,但在政治上则非常重要,因为这表明美国决心对抗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因此绝不能让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的手中[(1)f ]。美国政府同意腊斯克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反华分子加紧策划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

三、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

早在1946年美国就有人提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当时建议把台湾变为美国的一个州。他公然说台湾人不是中国血统,在台湾人与中国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后来他又煽动台湾人赶走大陆人,宣布台湾独立[(2)f ]。美国驻淡水领事克尔在1947年2月28日事件后提出托管台湾的建议。他说,开罗宣言宣布时没有与台湾本地人民商量。开罗宣言与马关条约一样是作为既成事实宣布的。国民政府1945年到台湾只是占领台湾,从法律上看台湾仍然是日本的一部分。因此在把台湾正式交还中国前要倾听台湾当地人的意见[(3)f ]。杜鲁门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并把他召回华盛顿。但是杜鲁门派了前美军在华最高指挥官及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Wedemeyer)率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了解情况。魏德迈于8月17日写了一份机密报告给杜鲁门。他歪曲事实说台湾人民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和联合国托管[(4)f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则报告说,在南京的台湾人都盼望美国帮助。1947年4月19日,美国大使馆官员卡特(Carter)与台籍人士黄某进行了一次谈话。黄要求台湾独立,并寻求美国帮助。黄说德国人、日本人、朝鲜人都很幸运,得到独立,唯独台湾不幸,处于“邪恶”的中国占领之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 )表示对黄的讲话十分同情。1949年,由司徒雷登建议,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专门起草美国临时对华政策。这个委员会建议,如果要避免台湾落入中国手中,该岛应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在台湾的蒋军应撤到海南岛。这个建议得到了部长联席会的批准[(5)f ]。但杜鲁门和艾奇逊不支持这种政策。他们担心实行这一政策会遭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例如,美国国务院本来曾打算在杜勒斯(Dulles)1950年6月15日访日之后,顺势访问台湾,劝说国民党接受联合国托管。杜勒斯将威胁蒋介石接受联合国托管,否则台湾落入中共手中时美国将无力给予帮助。但是美国政府考虑到这样做会遭到国际上的反对而取消了杜勒斯的发言[(6)f ]。但真正使美国不敢在台湾搞托管的因素是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当时苏联也支持中国的立场。1950年10月2日,斯大林收到一封12名台籍中国人写给他和联合国的信。这封信说他们代表现在住在日本的4万台湾人要求斯大林和联合国主持正义和公道。他们要求:“第一,立即从台湾撤走外国武装力量。第二,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国托管台湾和以任何名目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斯大林立即把这封信转到联合国,并要求列入议事日程。这就迫使美国政府否认曾考虑过联合国托管台湾一事[(1)g ]。

美国关于托管台湾的阴谋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坚决反对。因为如果那样,他们就无地可居了。1950年底,美国提出如果联合国同意托管台湾,美国就支持印度提案,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员国身份。对此,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其理由是如果联合国托管台湾,苏联一定会参加,那对托管没有好处。同时他们向美国诉苦说,托管台湾的结果是反对国民党政府,他们希望美国停止托管台湾的计划。直到1953年,国民党仍然与美国在托管台湾问题上作斗争。例如,1953年3月6日美国《新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新任国务卿杜勒斯告诉一群经挑选的美国新闻记者,美国政府将考虑对台湾的托管。这一消息引起美国右派和国民党的强烈抗议。美国亲蒋分子认为联合国托管台湾就意味着把国民党政府赶出台湾,但这根本不可能。专栏作家加尔文·劳伦斯著文说,联合国托管台湾不现实,因为这意味着联合国军把国民党军队赶出台湾。如果这一计划实施,“加上在朝鲜以三八线为界妥协”,那就组成了远东“慕尼黑”阴谋。此时,国民党已经喘息过来,也敢于公开向美国主子在关系他们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进行争论。国民党政府认为联合国托管台湾的想法既荒谬又可笑。原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于1953年4月15日在《新生报》上发表题为“令人震惊的所谓台湾托管”一文,驳斥托管台湾的谬论。他说,按国际条约台湾是无可争辩的中国领土。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8条,联合国托管不应该使用于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中华民国是会员国,所以托管这一形式不适用于台湾。他声称,国民党政府今非昔比,“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让80万中国军队从台湾离开”[(2)g ]。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出面反对托管台湾。1950年9月4日,他在接见美国驻台湾“代办”兰肯时表达了国民党政府对美国托管台湾的反对意见[(3)g]。

美国在策划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同时,还培植台湾的第三势力,支持台独。1949年美国国务院在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建议:“美国应寻求保持同潜在的当地台湾人领袖的直接联系的途径。如果条件允许,美国可以利用台湾独立运动。”杜鲁门总统于1949年2月4日批准了这份报告。1951年4月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特殊工作组”,负责与台湾的第三势力联系,支持一切潜在的台独运动。但是美国支持台湾第三势力的活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对而失败。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台独的发展。例如,由美国支持的台湾民主同盟原定于1950年4月6日召开代表大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批准而被迫取消。1952年3月5日,蒋介石在与美国驻台官员谈论“日蒋和平条约”时,希望美国不要利用中国第三势力反对国民党政府,不要支持台湾的第三势力[(1)h ]。1953年6月12日,蒋介石在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特谈话时,又强烈抗议美国支持台湾的第三势力。这迫使美国驻台“大使”兰肯做了解释,并向美国国务院建议不应再支持第三势力[(2)h ]。

由于认识到支持第三势力和台独成功的机会很小,美国便全力扶持国民党政府,使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美国国务院中国关系局负责人奥利佛·克洛布(Oliver Clubb)分析说,在台湾有三种力量:第一种是蒋介石及其集团;第二种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温和派;第三种是台湾当地人。他认为尽管台湾人口的70%是台湾当地人,但他们政治上无所作为。台湾完全是由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和大陆温和分子控制。所以美国应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3)h ]。

上述表明,虽然杜鲁门政府在1950年6月前的公开政策是不干涉中国统一台湾,但是美国一直在考虑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办法。这就决定了美国不干涉台湾的政策不可能持久。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就不顾道义、承诺,公然侵略台湾。

四、台湾的“中立”和“两个中国”政策

美国侵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终于确立孤立大陆政策和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第七舰队悍然入侵台湾海峡,并准备进驻台湾。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发表了与他在1950年1月5日讲话内容完全不同的谈话。他宣布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他声称,台湾正如其它类似领土一样,直到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决定其命运以前,其“法律地位未定”。他欢迎联合国对台湾前途作调查并提出调查结果。中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周恩来总理于1950年6月27日、6月28日和8月24日三次向联合国提出强烈抗议。他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美国遵守开罗宣言,立即把第七舰队和一切武装部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毛泽东对杜鲁门出尔反尔的态度和美国侵台政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于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8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抗议第七舰队侵略台湾。毛泽东说:“今年1月5日杜鲁门才说美国不干涉台湾。但现在他推翻了自己的话,背弃了所有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这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1)i ]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是,1950年11月15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则叫嚣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是对该岛的威胁与侵略[(2)i ]。对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伍修权在1950年11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反对美国人为地把台湾变成一个问题,反对在“托管”、“中立”和“调查”的幌子下,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3)i ]。英国、印度等国家也反对美国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

但是美国的反华分子积极支持杜鲁门侵略台湾的政策。费正清积极鼓动台湾独立。他提出了“大陆中国”和“海洋中国”这两个不同的术语。他还鼓励其台湾学生陈仪特向联合国请愿,要求“台湾独立”。在他支持下,陈每年2月28日都要向联合国请愿[(4)i ]。而美国军方的代表人物麦克阿瑟将军则建议美军应该占领台湾,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1950年8月麦克阿瑟访问了台湾并拟定了台湾的防务计划。他在给美国参加过国外战争的复员退伍军人协会(VFW )负责人克莱德·刘易斯的信中说,美国绝对不允许台湾落入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手里。如果台湾落入一个这样的国家手里,它就会变成“一艘非常理想的进行战略进攻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他鼓吹美军掌握台湾对美国太平洋的防务是非常重要的[(5)i ]。麦克阿瑟的讲话太富侵略性,以至美国最亲密的盟国英国也提出了强烈抗议。英国政府认为上述讲话不应出自麦克阿瑟之口,因为他不仅仅是美国远东地区部队最高司令,而且是联合国在朝军队最高指挥官。英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澄清其对台政策。英国还怀疑美国对台湾有领土野心。英国提醒美国政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印度等亚洲国家不会支持美国的侵台政策。正直的美国人也反对麦克阿瑟的侵略性讲话。例如约翰·英格利斯(John Inglis )写信给杜勒斯说,麦克阿瑟的讲话是美国军方试图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例子。他强调英国和其它“友好”国家都不会支持美国的对台政策。他要求美国政府正视这一事实:英国、印度和其它许多国家都已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他认为麦克阿瑟和美国总参谋部使美国面临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因此他说美国人民绝不支持上述政策。他要求将麦克阿瑟将军免职[(1)j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不得不调整其对台政策。他给参议员沃伦·奥斯汀(Warren Austin )写了一封信,说明美国对华政策。他申明美国对台政策只是“中立”台湾,美国对台湾没有领土野心。接着他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撤销其有关台湾的讲话。不久又将麦克阿瑟撤职。撤销麦克阿瑟的讲话,就部分否认了杜鲁门的侵台政策。因为麦克阿瑟的讲话与杜鲁门6月27日讲话是一致的。正如参议员丹尼尔·里德(Daniel Reed )所说:“麦克阿瑟将军访台仅仅是贯彻执行杜鲁门先生保护台湾的命令。他的访台是得到白宫批准的。他在给参加过美国国外战争复员退伍军人协会的信也只是贯彻了杜鲁门的政策。”[(2)j ]。这表明,由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斗争,迫使美国侵台政策有所收敛,不敢直接侵占台湾。

但是,麦克阿瑟的讲话得到美国国会中大批反华分子和五角大楼的支持。他们不满足于杜鲁门6月27日“保护台湾免受中共军队占领”的命令,而要求由“美国单独决定台湾的命运。”参议员罗伊·伍德鲁福(Roy Woodruff)叫嚣:“美国的存亡与安全完全依赖于对麦克阿瑟讲话的支持”[(3)j ]。在他们的压力下,杜鲁门实际上采纳了除派军队直接进驻台湾外的麦克阿瑟所曾提出过的其它建议。例如,1950年10月30日杜鲁门批准了一份题为“国家安全的基本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162/2)。这份文件强调台湾政策的军事重要性:从地理位置上,台湾和澎湖群岛是美国太平洋防线的一部分,因此仅仅“中立台湾”是不能满足美国的军事和战略需要的。该文件列举了“中立”的缺点:“(1)中立战略有利于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地位。因为他们可以抽调大批防御这一地区的力量到其它地区。(2)这种中立实际上损害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因为这会限制美军和国民党军队利用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该文件说美国政府很想直接占领台湾,然而出于各种考虑,美国不能这样做。但是美国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中国解放台湾,即使“冒战争危险也在所不惜”[(4)j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在当时只能支持国民党防守台湾,这是“中立”政策的唯一好处,但是不能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因为中共军力强大,国民党区区50万残兵败将将不堪一击。国民党打回大陆的前提条件是大陆的人民暴动,配合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然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深受全国人民拥护,根本不可能有大规模暴动发生。如果美国支持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登陆可能成功。但第一种可能是美国将遭到重大损失,大批美军装备会落到中共手里,从而损害美国的威信。而登陆成功后,美军和国民党军队不可能立即重占大陆,这将使美国直接卷入或支持一场持久战。还有一种可能是如果国民党军队登陆成功,势必向前推进直到在中国南方成立一个新政府。那时就会出现朝鲜的情况:南北各一个政府。但是无论何种结局,美国都不可避免地要卷进去。而美国并不想在中国大陆与中国打仗。因为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都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失望,联合国绝对不会支持国民党打回大陆。单凭美国一国的力量根本打不赢对中共的战争。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支持国民党防守台湾却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因为如果美国被迫与中共打仗并得到联合国支持,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有无可能与中国打仗,只要发生战争,台湾就是非常有用的军事基地,国民党军队就是唯一可用的现存反共力量。再者,美国与中国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如果中国干涉印支或重新在朝鲜发动进攻,美国就要发动大规模的战斗反击中国。那时国民党军队就能发挥巨大作用。因为在这一地区,西方军队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中共军队。国民党这支有50万人的军队,就可以担任本应由美军守卫的中国沿海的一些地区。那就会对中共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不仅将牵制中共的兵力,而且会削弱他们在亚洲其它地区扩张的力量。从上述分析出发,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武装蒋军以对抗中共在亚洲的“威胁”,并增强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力量。

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认为,台湾具备条件,可以建设成一个发达的、亚洲最稳定和吸引人的社会。台湾具有很大的物质前提和潜力,在生活条件上、工业发展上和文化上,它在亚洲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台湾的农业十分发达,而且使用现代化的技术进行生产。只要给予恰当的指导、援助和鼓励,并给予与美国贸易的机会,就会在自由亚洲创造出一个光辉的榜样。因此支持台湾具有光辉的前景[(1)k ]。

因此美国开始大力援助蒋介石政府。其中军事援助开始于1950年8月。到1951年4月24日,美国国防部透露已派了500到600名军事顾问到台湾训练蒋军。在从1951年到1953年的三个财政年度里,美国对台湾的军援共达四亿七千八百万美元[(2)k ]。为了配合军事援助,在政治上美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1951年9月8日,由美国炮制的对日和约在旧金山签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该条约第2章第2条宣称,“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群岛的一切要求”,但却有意不提台湾已经回归中国。据此,美国叫嚣台湾法律地位未定,以此作为分裂中国的借口。

从此,美国的对台湾政策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美国宣布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却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千方百计企图分裂中国。美国一方面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又不允许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窃据台湾就不能不令人相信美国是在搞“两个中国”。1953年4月2日,美国把1949年以来设在台湾的“临时代办处”升格为美国驻台湾“大使馆”,这就表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决心[(1)l ]。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杜勒斯推行战争边缘政策(Brinkman Ship )和整体关系理论(Thedoctrine of messive relation),即用实力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战争相威胁制造两个中国[(2)l ]。同时,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鲁宾逊(Robertson )于1954年1月26日至2月3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首次提出了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政策。该政策的要点是:不支持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不用武力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但是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加深中国的内部危机,鼓励大陆内部动乱,从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3)l ]。由此看来,美国不仅在搞“两个中国”,而且在致力于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时,蒋介石政府已完全成为美国的傀儡政权。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布命令,叫嚣第七舰队不再中立,即第七舰队将不再保护中共免受台湾国民党军队的反攻。但是美国将继续保护台湾免受中共军队的攻击。发布这一命令并不意味美国政策的改变,也不会执行。因为美国下达这一命令的背景是:当时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美国为了威胁中国,压中国按美国希望的条件达成协议而采取的一种讹诈手段。艾森豪威尔在下达这一命令后解释说:“这道命令并不暗示美国有侵略野心,也不表示美国将扩大对中华民国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他强调:“这一命令并不是说要允许国民党反攻大陆”。接着美国驻台“大使”兰肯奉命与蒋介石进行了谈话。兰肯希望蒋介石政府不要对大陆进行任何重大的进攻。特别是在战斗时需使用飞机、坦克等,必须要首先与美国驻台将军切斯(Chase )商量。同时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艾里逊(A-ison )向国民党驻华盛顿“大使”表达了同一希望。蒋介石立即保证避免对大陆的重大挑衅行动,并说他不会要求更多的军援[(4)l ]。这不仅表明蒋介石政权已完全依赖美国而存在并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一张“牌”,也表明了美国在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以达到美国称霸远东的目的。

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是无法抵赖的。国民党政府经过美国的补血打气,很快从1949年的失败中喘息过来。其军事力量成为亚洲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最强大的力量,其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这使得美国认为台湾的独立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国民党力量变得强大后,就不怕本地台湾人颠覆。因此他们会逐步选用一些本地人进入政权机构。而这些台湾人进入台湾省政府,总有一天将导致台湾的独立。这一点,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地区计划顾问查尔顿·奥格伯(Charlton Ogburn )在他起草的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文件中说得十分清楚。该文件宣称:“台湾一定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奥格伯断言国民党将来在台湾的作用将会减小。除了其它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将会日益台湾化,这将促使国民党政府台湾化。国民党政权依靠军队而存在,而要保持目前军队的数量,就不得不允许台湾人参军。发果不允许台湾人参政,台湾人就不会参军。因此他预言国民党政府将日益关心台湾本省事务而不关心打回大陆。到那时,美国政府就难于再向全世界宣布谁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了。他的分析从侧面说明,由于美国在台湾实行联合国托管的阴谋和支持台湾第三势力搞台独不能实现,就转而扶持国民党政权,使之逐步演变为台湾当地政府,再发展为“台湾国家”。为了配合搞两个中国,美国政府和议会蓄意进行反共宣传,加上“麦卡锡主义”煽起的白色的恐怖,就使许多美国人不了解远东形势的真相,致使美国的反华政策得以施行。而且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由于苏联态度的转变而进一步发展。苏联从利已的动机出发,不愿从物质上支持中国解放台湾。因为苏联害怕卷入与美国的战争。开始苏联还在口头上支持中国解放台湾,但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报刊就不再提台湾问题[(1)m ]。

到1954年,美国搞“两个中国”的政策基本定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美国在台湾有合法权利。而助理国务卿鲁宾逊则叫嚣中国对台湾主权的要求将损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2)m ]。1954年美国在制定从1954年到1956年中的对台政策时,强调在这一时期要“保持国民党政府的存在,并宣布其为中国合法政府;发展为一个在台湾的中国国家。这个国家将日益强大并成为有吸引力的反共基地”[(3)m ]。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还明显地体现在1954年美蒋在华盛顿签订的“互助防卫条约”。这个条约把台湾视为一个主权国家。该条约第二款规定签约双方应尽最大努力互相援助抵抗中国的进攻和颠覆活动,以保持“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第五款则强调“签约双方认识到在太平洋地区双方领土受到攻击将危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第四款则对双方的“领土”进行解释:即在第二、第五款中所提的领土指台湾、澎湖群岛、美国以及双方从法律上控制的西太平洋的领土。第二、五两款也适用于双方同意的其它领土。这样台湾就以一个主权国家,至少是以一个主权地区的身份来签订这个条约。美国参议院在批准这个条约时作了如下解释:这个条约只适用于外部的进攻,美国不允许国民党反攻大陆。参议院还声称这个条约没有改变台湾的法律地位,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这就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从而更加证实了美国对台政策的真正目标是搞两个中国,其最终目的是永远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从1954年开始,“两个中国”一词开始出现在美国政府文件之中。例如在1954年12月鲁宾逊给杜勒斯的绝密文件中,他就使用了“两个中国”(Two Chinas)一词[(1)n ]。1954后9月3日,中国炮轰金门之后,在台美军立即进入备战状态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协助防守台湾咨文。1月28日参院以85票对3票通过决议,授权总统得紧急用兵协助防守台湾。同时美国也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不过美国的原则是不能把台湾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例如,1954年10月4日杜勒斯与英国外长艾登在日内瓦讨论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安理会问题时,杜勒斯说他同意中国代表出席。但是他强调:“不能抛弃台湾,要永远把它从中国分裂出去”[(2)n ]。

总之,战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随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和反华需要而变化。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企图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于是大叫“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在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美国率先同意战后把台湾归还中国。抗战结束时,由于蒋介石政府投靠了美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代理人,所以美国同意中国收回台湾。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美国国内反共反华势力甚嚣尘上,千方百计否定台湾属于中国,但是美国政府出于反苏的需要,希望毛泽东变成东方的“铁托”。同时美国政府还幻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某种妥协,保持某种关系。因此美国政府的正式公开的政策是不干涉台湾,并准备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即将发生的事情。然而朝鲜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对台政策。美国第七舰队长期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曾考虑过直接占领台湾、托管台湾。当上述阴谋失败后,美国就支持台独和搞“两个中国”,其目的是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下注

(1)aHungdah Chiu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New York,1973),p.23.

(2)aHungdah Chiu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New York,1973),p.231.

(3)aCongressional Records,Sanate Vol.96,Part I,1950.(此后为CR),第474页;亦参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12,No.310.,第1019页。

(4)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Formosa :611,94A/1150,Governmen-t DocumentsDepartment Green Library,Standford.

(1)blbid.,94A/5-350;and 94A/3-2750.

(2)bAppendix To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p.A3543.

(3)bCR ,1950,P.4465.

(4)bAppendix To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p.4465.

(1)cDoc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p.492.

(2)cDoc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p.492.

(3)cIbid.,p.497.

(4)cCR ,1950,P.474.

(5)cCR ,1950,P.474.

(6)cCR ,1950,P.103.

(1)dCR ,1950,P.477.

(2)dCR ,1950,P.12180.

(3)dForeign Relations,Vol.VI.,1950,P.346.

(4)dCR ,1950,P.83.

(5)dCR ,1950,P.8488.

(1)eCR ,1950,P.92.

(2)eCR ,1950,P.299.

(3)eCR ,1950,P.801.

(4)eCR ,1950.P.471.

(5)eForeign Relations,1950,Vol.VI.,P.347.

(1)fForeign Relations,1950,p.347.

(2)f 周启明:《费正清集团在台湾的大阴谋》,(台北,1969),第39页。

(3)fGeorge Kerr Paper,Memorandum,March 25,1947,(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CA)。

(4)f 秦祖清:《美国侵略台湾史》,(北京,1969),第63页。

(5)fGeorge Kerr Paper,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American Embas-sy ,Nanking,April 19,1947.

(6)fCR ,1950,pp.348-349.

(1)gRelations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Formosa,Report by K.Ran-kin to theState Department,No.569.

(2)gRelations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Formosa,Report by K.Ran-kin to theState Department,No.569.

(3)gForeign Relations,Vol.VI,Rankin Report ,Sept.4,1950.

(1)hForeign Relations,Vol.XIV.,P.1213.

(2)hForeign Relations,Vol.XIV.,P.223.

(3)hForeign Relations,Vol.VI.,pp.323-324;Vol.XIV.,P.223;See als-oRelations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Formosa ,Memorandum for Mr.Jess-up by Max Bishop,Oct.11,1950,611,94A/10-1150,Memorandum:\"Third Force\"Movements.

(1)iHungdah Chiu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New York,1973),p.231.

(2)iDoc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Asia and the PacificArea,p.506.

(3)iHungdah Chiu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p.236.

(4)iDoc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Asia and the PacificArea,p.505.

(5)iFo371/83299,FC102/74G ,(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1)jRelations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Formosa,611,94A/8-350,John Inglisto Dulles ,August 30,1950.

(2)jAppendix To Congressional Record ,p.A6210.

(3)jIbid.,p.6270.,and p.6210.

(4)j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Vol.XIV ,P.318.

(1)k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Vol.XIV.,P.327.

(2)kForeign Relations,Vol.XIV.,P.68.

(1)lJ.C.Kuan ,AReview of U.S.-R.O.C.Relations (1949-1978),p.19.

(2)lIbid.,p.18.

(3)lIbid.,p.19.

(4)l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Vol.XIV.,P.139.

(1)mForeign Relations,Vol.XIV.,P.720.

(2)mIbid.,pp.1032-1034.

(3)mIbid.,p.631.

(1)nForeign Relations,Vol.XIV.,P.1034.

(2)nForeign Relations,Vol.XIV.,P.66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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