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学研究，长期屈身于借鉴法治先行国家，深陷迻译处境，自不待言。无论是甫告终结的大规模立法时期，还是如今的“后大规模立法时期”，此等情形皆无丕变。其实，早在1947年，我国现代著名刑法学家蔡枢衡先生就曾指出：“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出身法国者，必对Duguit之学说服膺拳拳；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这个生动的描述仍适合于今日中国法学研究的整幅图景，就连当下的宪法学研究，都存在“规范原理上的买办主义”，或者说“次殖民地主义”。
本来，法律制度及法学理论在国与国之间的移植，在历史上并不乏先例，且存在令人惊奇的规则性。法国人借鉴意大利的，德国人借鉴法国的，日本人借鉴德国的，韩国等借鉴日本的，几乎成为成功的跨国移植的历史脉络，并为比较法研究赋予了学科意义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想象。但无需赘言，成功的法制与法学的移植，往往应立足于继受国的主体立场。在这一问题上，尽管“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这些用语往往成为经常被用于拒绝任何借鉴的概念装置，但我们还要冒险地指出：一旦脱离了本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法学研究确实将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在“后大规模立法时期”，我们的法学研究同样亦应回归中国化的主体立场。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这个时期将是法律解释兴盛的时期，晚近各个学科法教学的沛然兴起，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法教义学毕竟要以“在历史中形成的特定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拉伦茨语)，为此恰恰是“有祖国的”。另一方面，“后大规模立法时期”不仅意味着是一个法律解释兴盛的时期，同时也是迫切需要法律评价的时期，为此法学研究就进一步需要面对中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