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二十四史，家族腐败史不绝书。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视为家族式腐败的一个最为通俗的注解。然而，家族式贪官只不过是家族式腐败的冰山一角。家族式腐败有两种情形，一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形成贪官家族;一是有些腐败家族不只贪财，还企图控制政权甚至取而代之。为了做好有效防控，保卫帝王这一小家，针对不同类型的家族势力，出现了不同的做法和制度。

外戚之家，以“祖宗成规”制之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祖宗成规”成为制约外戚的重要法宝。东汉时，“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宋代为皇帝选皇后，特意“选于衰旧之门，庶免他日或挠圣政”。所以，宋代“女子之防尤严”，不允许后妃预政。个别得宠后妃，恃宠干政，皇帝一旦发现，也予以严裁。这些“故事”，被固化为“祖宗遗训”，深入人心，转化为朝野人士的共识和自觉，是对后妃势力的最有力的制裁。

宋代重文轻武，外戚“不得任文资”，就不可能占据要职，自然也形成不了太大的政治势力。但也有先为高官而后联姻而成外戚者，则可任文官，但一不许任侍从官，二不许任二府要职。宋代凡带殿阁待制以上职名，皆为侍从官。因此，宋代外戚受到很好的抑制，没有形成势力集团。把持朝廷、弄权舞弊的只有外戚韩侂胄和贾似道，且都出现在南宋后期朝纲混乱之际。

但是，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外戚就会成为心腹之患，如到了清代，雍正历数外戚年羹尧种种罪状共九十二款，款款都直指权力家族化与腐败，都“当大辟，亲属缘坐”。

士大夫家族，科举上抑制“官二代”

士大夫家族一旦拥有权势，便成为家族腐败的源头，或者说，家族腐败是权力腐败的变种或形式，而且单个人腐败一旦上升到家族腐败，往往便形成政治权力斗争。因此，家族腐败威胁政权。最低层次上容易引发党争，任人唯亲，是政坛上的毒瘤，因此，历代帝王都采取了相应的防控措施。

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科举上抑制官二代。科举在长达1300多年历史上为寒门士子晋身参政提供了机会，但各个时期都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而是倚仗父辈的权势实现金榜题名，这实际上剥夺了很多寒门子弟的政治权利。因此不少帝王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唐代明确提出“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宋代专门创立了“牒试”制度，规定官员子弟、亲戚、门客须专送别处考试。

为了防范家族权力过甚而腐败，宋朝还规定，官爵不能世袭，此后更是形成制度，这就使官员的权力“一代享用便尽”。王明清在《挥麈前录》提到，本朝父子兄弟为宰执者有二十余人，但是他们并不单纯依靠老子的权势，主要还是凭个人的奋斗，依赖于选官制度。因此，他们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时时表现出维护皇权的一面。

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当道，双凤齐鸣”，翟銮也因此被弹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万历八年(1580)，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考中状元，长子张敬修同时中进士。消息传来，舆论哗然。马上令人想到三年前其二子张嗣修已考中了榜眼。时人作诗讽刺：“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氏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咸丰八年(1858)，发生的戊午科场案中，主考官柏葰因家人收受考生贿赂，事发后被处以死刑。清朝康熙时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参加考试单独编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以实现“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同时，不少帝王对于官员子弟参与科举舞弊实行严惩。

为了从根源上控制权力家族化的腐败趋势，从源头上分散权力、从刑法上约束以及实行言官制等举措都收效明显。

职差分离抑制权力。宋朝别出心裁，在权力控制的顶层设计上实行官职差分离。“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官”就是官衔，相当于一个级别，虚衔。领工资的依据，权力没有，这叫“寄禄官”。“职”就是职务。相当于一个位置，上班部门，起到只是区别地位和等级的作用。“差”即皇帝临时“差遣”，等于现在的出差、某项具体任务。有了“差”，才有事权，称为“职事官”。但这只是临时的，事儿办完，得等下一次差遣。“非奉别敕，不得治本官事”。这一制度在明清两代都有所继承。

刑法上约束家族权力。北宋初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荫纵横，二千石鲜能治之者”。官宦家族子弟横行不法，是作出公正的惩罚还是给予豁免的特权?宋初规定，官吏的儿子、部属犯贪污受贿罪，自己也要负刑事责任。翰林学士扈蒙的养子“盗官盐”，被连降多级，黜为左赞善大夫。司马光主张：“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宋代规定，州县法官独立进行审判，不得征求上级法司的意见;上级法司如果干预州县法官审判，则以违制追究责任;御史“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会皇帝与宰相的意见。

利用台谏系统独立制约。台谏始于春秋，至明朝至为完善，又称言官。言官的职责就是指出皇帝及百官过错的官，即专门挑刺的官。它职级不高，地位却很高，独立于行政系统，掌监察之权，形成“二权分立”之势，这使得制度性的“硬约束”显得有力量。如严嵩家族腐败20年间，言官从未停歇过对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言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害，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

此外，历代帝王还推行恩荫制度以弥补家族权力欲。士大夫家族的形成一般有两条渠道，一是科举晋身，二是恩荫晋身。前者取其才能，后者笼络其心，当然也不排除皇帝故意为之，意在让其后代轻松上位，堕其苦学进取之心，使其自我衰落。制度设计上，为防控有的家族势力膨胀，帝王有意识地维护即将衰落的家族势力，以达到权力平衡制约。宋代还利用恩荫制度满足官员的富贵享受之欲，以息其权力欲，其规模史无前例。荫补的范围非常广，花样也多。虽然恩荫制度在顶层设计上也对恩荫晋身者予以了限制，但也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因而它是一把双刃剑，遭到寒门士子的反感。

地方大家族，通过严谨的族规家训和严密的组织管理制度控制

世家大族世代执掌朝政，稍小的家族则纵横乡里，控制郡县政权，有的根本不把朝命放在眼里，因此，为了防控地方上的大家族，统治者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大力表彰理学治家。

宋代最早提出重建宗族制的张载，提出立宗子法可以“管摄天下人心”。理学家程颐也极力主张重建家族制度，特别是强调治理好家庭、家族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作用。南宋的朱熹同样大力提倡建立家族组织，同居聚财，反对异财别居。希望家族组织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无不懂得“国之本在家”的道理，都希望通过家族的稳定来巩固封建统治，家族内部越稳定则国家的统治就越稳固，反之就会有垮台的危险。宋明几代都把程朱理学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看中了这种理论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在具体措施上，赵宋王朝以来，历代帝王都对其进行旌表、资助，其方式有精神上表彰，如赐予“义门”、“义居”、“忠孝世家”等称号;物质上奖励，如减免赋税优惠，资助经济困难，保护族产;求忠于孝，鼓励他们读书科举。希望这种精神上的鼓励能够树立起大家庭的荣誉感，保持“肃睦治家”的家风，同时能够“乡里率化，争诉稀少”，保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江州义门陈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到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江州义门”陈氏已延续了230多年，19代同吃同住，全家族人口达3900多人，田庄300多处，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家庭，看起来就像一个缩微的国家，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田园社会典型。对这个大家庭的管理，靠的是严谨的族规家训和严密的组织管理制度。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样板家族，朝廷仍然担心势力过于膨胀，难以控制。经文彦博、包拯等奏请，宋仁宗于嘉佑七年(1062)派人监护，把陈姓产业分为291份，抓阄定夺，抓到何处就迁往何处。因此，这个跨唐宋二朝历332年的大家族就此瓦解。第二年，文彦博、包拯等又上表宋仁宗，建议把“义门陈氏”作为样板进行褒扬，诏令全国学习。

此外，自宋朝保甲制开始有意识将权力下放基层，以防止上重下轻，明朝和清朝基本沿袭了北宋的保甲制，形成了“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社会控制网络。咸丰初年明文规定：“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这其实就是乡村自治的模式。因此，自宋以来，由家族组织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状况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理学治家兼乡村自治模式之所以有成效，原因就在于改造了中国家庭文化的基因，使世家大族的关注点从权力荣耀转向家族荣耀。

(作者为国家税务总局长沙税务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