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张能立因为追求学生的“胯下之辱”而出名了。有的人认为这是炒作，有的人认为这是行为艺术。尤其联系到澎湃新闻表示张教授还在追求新的行为艺术，张教授此举似乎只是一时兴起，很快会成为过眼云烟。不过，对他个人来说，很可能从原来的“名利场的loser”转变为winner，也许我们不久能够在某条电视广告中看见张教授的身影。要知道，资本是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宣扬自己以便膨胀自己的机会的，正如前一阵写下“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的女教师被商家追到机场，请求代言，类似的情形难免不发生在张教授身上。这叫我们这些同行甚是眼热，也想一躺在地，恳求学生从背上跨过。
然而，仔细阅读张教授和澎湃记者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张教授这么做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名利效应，但是其初衷却在创新教学方法，使得学生们明白，在科学真理面前，师道尊严不算什么。所以他要求学生跨过老师这个权威，去追求真理。
在我看来，这个想法包含了一些前提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其实我很怀疑今日学生还会不会把老师看做权威。老师说一句，学生顶十句的也大有人在。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兴致勃勃，学生在下面睡得鼾声正浓的也大有人在。老师当场抓住考试作弊，气势汹汹百般抵赖，甚至对簿公堂的也不乏其人。在这些事例中，我并没有看到老师的权威何在。张教授太天真太可爱。
但这些恐怕还主要应该从玩笑的角度来看。更加致命的是第二点，怀疑师道尊严，并不能带来科学真理，相反，科学真理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恰恰奠定在师道尊严、肯定权威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观点从某种角度看似乎有点石破天惊，逆风而行。事实上，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被教导：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因此，他才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称之为为了数清楚小鸡，而将小鸡的数目增加了一倍，——结果是显然的，仍然没有数清楚小鸡的数目。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实体说。哲学史上这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似乎为张教授的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问题在于，既然我们从小就被这么教育了，还需要大学教授面对大学生再来这么一次教育吗?难道我们的大学生以前所接受的创新教育都是虚假的吗?更严重的问题是，试问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究竟是什么关系?是批判和被批判的关系吗?恐怕首先不是这个关系，位于首位的关系很简单:师徒关系。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够成为亚里士多德，离不开他做学生时候起对老师的无限崇敬。注意，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学生的批判思维，而是说，在批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认同权威，服从权威。以我个人而言，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有幸进入了冯契先生所创造的“智慧说”的传统。我们老师一再的教导我们，先要经过老师，才能超越老师。我服膺这种说法。冯契先生在其名作《智慧说三篇》中也说，真正学好哲学，必须能入能出。能入就是正确而透彻的理解一个哲学体系，能出就是能够发现这个哲学体系的问题，从而弥补它，超越它。我想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先要相信、甚至迷信权威，才可能进一步追求真理。
以上主要是事例论证，下面说些抽象的道理。
现代常常以批判闻名。从西方来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无限的怀疑揭开西方现代性的序幕。他把个体之思抬高到了绝对的高度。从这个角度看，张教授以“胯下之辱”的方式唤醒大学生的批判意识，可谓是笛卡尔这句名言在当下的一个遥远的回响。问题在于，二十世纪很多哲学家已经指出无限的怀疑是不可能的。
在其名作《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中，波兰尼(M. Polanyi)认为，在我们对外界事物的知觉中，实际上预设了关于事物本性的信念。为使我们的基本知觉(比如视知觉)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我们必须遵守一个“我(们)必须无涉批判地加以承诺的”的体系，比如相信这个世界是存在的。还比如在语言问题上，波兰尼说，“言语只能无涉批判地获得，在某种特定语言中的言语实践，总是接受了该语言所设定的关于宇宙的某种特定理论。”因此，如果我们把无限的怀疑贯彻到底，那就意味着要放弃至今所接受的所有言述体系和所有起作用的知觉，结果，人必然沦为一种虚构的“纯洁心灵”，其基本特征是麻木、低能。也就是说，原本我们希望通过怀疑来否定权威，追求真理，不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连基本的生存技能都丧失殆尽，遑论开展具有一定难度的科学探索?
另一位比波兰尼著名的多，也为更多的文艺青年所赏识、常常挂在口边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论确定性》一书中，他认为，毫无限制的怀疑会导致一片混乱，会瓦解我们理智生活的基础。维特根斯坦说，“什么东西能够使我怀疑在这里的这个人是我已认识多年的N.N.呢?在这里，怀疑看来会裹胁一切并使之陷于混乱之中。”“也就是说:如果我在所有方面都遭到否定，并且被告知这个人的名字不像我一直所知的那样(在此我有意用“知道”这个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丧失了作判断的基础。”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怀疑并非显示小聪明的招数，反而会导致愚蠢：“如果有人对我说他怀疑他是否有一个身体，我会把他当作一个傻子。”维特根斯坦还揭示了普遍怀疑原则的自毁特征: “如果你试图怀疑一切，那么你将不能怀疑任何东西。”“怀疑一切的怀疑将不成其为怀疑。”“无尽的怀疑甚至不是一个怀疑。” 这点我们拍拍脑袋也能想明白。
如果说以上言语证明的是无限怀疑是不可能且没必要的，那么，波兰尼还论证了权威的存在对于真理的获得具有重要价值。
波兰尼认为，科学不可能摆脱一切权威，一般权威的存在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不可或缺。他认为，科学研究中至少涉及三方面的权威:师徒关系中老师对学生的权威，科学家之间的相互权威，还有科学家对于社会大众的权威。具体到本事例中师生关系而言，波兰尼认为，由于科学是建立在一些根本性的预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前提往往不是以明确的命题的形式来传递的，很多时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因此，一般只有在师徒关系中，学生在与科学家的个体性接触中，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接受了科学评价的标准，把握了科学的预设和前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波兰尼完全否定批判。他指出，在师徒关系中，导师也会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和批判，但是，他同时明确表示：“这必须保持在恰当的限度之内;学习的过程必须主要依赖于对权威的接受。在必要的时候，这种接受必须用纪律来实施。”
行文至此，也许我们不能不产生某种叹息：一叹我们的创新教育进行了不知多少年，还需要张教授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重新启蒙;二叹张教授虽然经受了“胯下之辱”，以为由此刺激了学生的批判意识、开启了他们的创新头脑，不料事与愿违，反而颠覆了创新的基础，令人不胜唏嘘。师道尊严之垮，垮掉的绝非是某个人的面子，而是科学真理得以探索的前提。呜呼哀哉!
(以上关于波兰尼、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参考了郁振华先生所著《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