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发展周期中，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较低，充足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积极的支持（称之为第一次人口红利）。随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结，学界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认为人口红利不能仅局限于人口年龄结构，而要强调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出和贡献。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所带来的储蓄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累积、新型城镇化对人口潜能的释放以及教育、就业、户籍和养老保障等制度改革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称之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累积的第一次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形势下，中国人口发展将面临红利枯竭、结构失衡、竞争乏力等系列问题。在新常态下，如何重新审视人口发展形势，认清获取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对中国能否顺利获得二次人口红利至关重要。与利用劳动力数量优势释放体力的第一次人口红利不同，要获得二次人口红利，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人力资本开发、经济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运转的制度安排，从而充分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脑力，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要通过教育和就业制度创新促进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开发。开发利用人力资本红利是塑造国家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新机遇、新动力。但从实践来看，要通过开发人力资本真正获得二次人口红利，仍然是需要条件的。一是教育投资方向的科学筛选。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事实表明，单纯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并不能必然提升劳动生产率。显然，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减少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方向的误差，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重视技术型、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的培育，才能让教育投资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二是完善就业培训制度。在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今天，就业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收益的必要手段。当前的就业培训仍然偏重于再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特殊群体，培训内容单一、培训力量单薄、培训绩效低下。因此，完善高质量、普惠性的就业培训制度，将为获得二次人口红利提供重要保障。
　　其次，要通过完善民生保障服务体系促进经济资本的合理积累。国外最早提及“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是指随着人口不断老化，人们为应对老年时期可能发生的危机而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从而在工作期间增加资产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状况在国内并未得到验证，究其原因，除去中国居民储蓄习惯、宏观经济政策、消费观念等影响外，体系碎片化、待遇差异化和流程复杂化的民生保障服务体系是抑制经济资本积累的关键因素。在基本社会保障尚不能完全公平地覆盖全体居民时，尝试利用人口老龄化带来经济资本积累，无疑是不现实的。相反，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以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为核心，深化教育、文化、医药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领域改革，构建基本民生保障服务体系，从而为经济资本的积累创造条件，为应对人口高龄化赢得时间。完善的民生服务保障体系不仅是社会和谐运行的稳定器和调节器，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安全网”和“蓄水池”。
　　最后，要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资本的良性运转。相对于人力资本和经济（物质）资本，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效用给予证明，但若把社会资本排斥于外，难以解释同样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国家为何有的经济高速发展，有的却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社会资本是指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及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能够提高社会效率，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但在我国，这种社会资本往往异化为“社会关系”（人情、投机与贿赂等），这种“社会关系”阻碍了社会资本的正常运转，抑制了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因此，通过深化改革释放脑力，充分获取二次人口红利，从社会资本维度就是要创新社会治理，重构公正的社会规范，维护公序良俗，让个体从“社会关系”中走出，在尊重人格、恪守信誉的社会资本运转中激发创造潜能，发挥聪明才智。
　　总之，二次人口红利是一种潜在红利，但也是一种稀缺红利，国家、地区间的争抢不可避免。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是人才，通过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让人才的“脑力释放”（智力创造）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就是获取二次人口红利的本质所在。
　　作者周仲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效率驱动模式下的广东人口质量提升研究”（GD13YSH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