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先生，主席指定我说话，就讲一点我的意思吧。

十位教授发表了这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那时我正在广西，未能见到。到了广州，朋友们才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我在中山大学讲演，也曾稍为说到。今天要说的也许和在广州的话不完全相同。

现在我详细的看过这篇宣言之后，我想第一先应当来确定“文化”这名词所指的范围如何。宣言上有段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意思是文化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说“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是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包在文化里；所指的范围是很宽广的。但后面有一段说：“这时的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这话的意思又把政治、经济和文化分开了，所指的范围是窄狭的。那么同一个宣言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究竟是从哪一个呢？个人的意见，所谓中国文化建设，愿在广义上说，包含着人类生活的一切。第二，宣言虽一再声明中国文化有其特征；不要昧了自己的认识。但其特征为何，则未曾说到。这总觉得有点缺憾！

总之，我们要承认这篇宣言的价值。近百年来，世界交通，中西文化相接触，很明显的我们的文化是失败了！我们只见到我们自己在严重的不断的变化，而见不到影响到外人的是什么？我们的文化过去失败了，现在既已觉悟！无疑的要建设起自己的来。至于文化可以建设与否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去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内里包括新的政治构造，新的经济构造，便是新的中国文化。苏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无论是中国或世界的问题，已经到了问题的深处，可以说过去的文化来到现在都需要改造。问题既已到了这地步，实在不容我们不去建设新的文化了。所以我们对某种文化建设都表同情，同时[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也是赞成的。

文化不妨说是建设。但新文化之建设一定逃不开它历史的背景。所以从现在说是建设，说到将来，亦无妨说是生长。文化建设既离不开它的历史背景，中国文化的建设，当然以中国历史作背景的，自然地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我看是无问题的。

有人对这篇宣言认为不免有保守的色彩，如胡适之先生等，我以为并不如此。有之，也是很淡，同时我也赞成胡先生的不保守的意思。我过去有篇文章曾说过一段话，是引的罗素的。罗素到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很爱好，回国之后，常在文字上露出赞叹的调子。他曾说“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都需要新的建造。可是我不愿中国政治经济新的建造中妨碍了、消失了他固有的文化。如果有什么消失或妨碍，那是人类大的损失。我想以不妨碍中国固有文化之下解决她的政治经济问题”。从前有一篇文章也曾说到“罗素的意思和对中国文化的爱好与我相同，但他的话我以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解决政治经济或政治经济之建造时，妨碍固有文化的固不能要。若先有不妨碍中国固有文化的意思作条件，那就难了。我们可以忘记了罗素的话，扫除一切成见，只求眼前政治经济的解决。据我的经验说，当我们求目前问题之解决时，这问题是充分的含着中国历史的背景的；所以解决的方法得切合这问题。当你去解决问题而走上一条路时，那里是同中国固有的文化相合，自然会照顾到历史的”。这话的意思，是表明罗素的态度是保守的。便是保守我不赞成，我是赞成胡先生的态度的。

近百年中，我国受西洋文化的激荡，文化日趋损败，国际的压迫日加严重，直到近数十年来才有自救的运动发生--由维新而革命。在这前后民族自救的运动中我有点感想，觉得这些运动都是被动而缺乏自动。我常把过去的民族自救运动从思潮上划分为两期。前期是从最初感受西洋压迫起，那时是羡慕西洋各国，乃讲洋务求富强。至民国初年，则感受了西洋近代的潮流，自救运动的目标在如何使中国成一个近代的国家，这时期从维新和立宪来说，受日本的影响很大。后期是在欧战停止以后，这时民族自救运动的思潮又到了个新的阶段。有力的表现，是十三年国民党的改组，十五年到十七年的北伐完成。这一期思潮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当初的讲求富强相反。前期之所学者即后期之诅咒者。这种矛盾，就是中国未能自觉；被动的成分太重了。现在似乎走上自觉的路了，一面是中国不能老不自觉，一面是想摹仿西洋已无可摹仿了，所以中国不能不自觉了。十位先生的宣言也许是中华民族自觉的一种表现。这种自觉与自信，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重要条件。保守、我不赞成，但自觉与自信是必要的。

原文载《文化建设》1卷10期

193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