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的那几天，有人告诉我某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的事。在他以为这或者合乎我的脾胃；其实，我一笑置之。后来某教授到济南，济南人士特为开一座谈会，先请他发表意见。在他的说话中，却露出不很负责。当时大家要我发表意见，我亦曾有所批评。今事过境迁，所说的话，已记不得。只记得先批评那宣言原文意义不清楚，后说出我的见地主张。
那宣言原文意义不清楚是在哪里呢？惜原文不在手边，不得指给大家看。他是将“文化”一词，宽狭两个不同的用法，混着用了。宽的用法，就是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什么都包括在内；——我用“文化”一词，便常是这样用。狭的用法，就是仅指学术思想，乃至文艺出版而言；例如：今日所说“文化界人”的便是。两种用法，各为通常所许，任你择用其一皆可；但在一篇文内，讨论一个问题，主张一个道理，则不得忽彼忽此，前后诡幻不同。那宣言里便是犯了此病。
我的见地主张是什么？我的意见是不必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而倒要不存成见才好。我以为虽不存成见，不建立一标准，而事实结果，自然落到中国本位，无可疑也。记得前几年英国的罗素在其所著《中国之问题》一书中，曾说：
中国今日所起之问题，可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区别。三者互有连带关系，不能为单独之讨论，唯余个人，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以文化上之问题为重为要；苟此能解决，则凡所以达此目的之政治或经济制度，无论何种，余皆愿承认而不悔。
我那时便认为罗素其心虽好，其计则左。中国问题原来是混整之一个问题，其曰政治经济文化三问题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并不是当真有分得开的三个问题。因此，在这一大问题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两面皆通；若不通时，则一切皆不通。政治经济两面，彼此互不能离开而得单独解决，大概人都晓得；其实，中国政治上出路，经济上出路，不得离开他那固有文化的出路，亦是自明之理。因为问题之演成，原以固有文化为背景；问题的解决，天然亦就不能外于他而得解决。这种解决（或出路，或办法），必含有文化上新成分，固无可疑；但同时还为过去的民族文化史所决定，亦无疑问。你看所解决的像是眼前事实问题；然此事实，却从很远的历史演到眼前的。其历史背景愈深远，其被决定性将愈高；反言之，历史浅者，就无多大决定力。但我们民族历史之特殊深远，则世所公认的。眼前事实，不论大事小事，无在不寓有过去文化上优点劣点长处短处在内。你救不了他的短处，固然不算一个办法；你不顺取他的长处，则这个办法还是建立不起呢！所以不仅新出路被旧历史所规定，而且固有长处还容纳其中。凡相信中国文化有其优长处的人（如罗素与我），都无须顾虑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上忽略其固有文化优点这件事。——这是不可能的事。
在我研究中国问题时，只见眼前政治经济两大难关，只在实际的具体的事情上，求其如何做得通而已；初未尝于此外，留心到什么文化问题。我曾说过：“‘民族精神’这回事，在我脑筋里本没有的；‘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我本是厌听的。”我真是预先没有成见。民族精神是从实际问题研究上慢慢发现的；有了实物可指，不得已乃从而为之名。是实有物，用不着捏造；若非实有，捏造还是白费。因此我敢相信，只须在事实上求办法，不必于政治经济外，另提一个文化问题。而不然者，先悬不损固有文化之一限定，或中国本位之一标准，凌空虚渺，不好捉摸，一切讨论皆成窒碍，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