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历元旦在上海访蒋百里（方震）先生，谈谈关于大局的情形。蒋先生曾在日本德国学陆军，其军事学在国内最知名。他大致说国内情势转变很快，不必轻易悲观；——自然也不必轻易乐观。他对东四省之失掉及华北问题，不视为什么大不了，说不定几年之后可以拿回来。不过虽因国际情势变化上，可从外面给我们以机会收复失地，但自己没有力量还是不行。所以就在我们自己力量的准备了。
他研究中国历史，看到这么几点：
（一）中国民族在武力上夙不优长，谈不上有武功；但每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能够战胜强敌。
（二）中国以整个国家为一个力量，而如何如何，似是很少的；亦就是国家常常没有力量。而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是从地方起来。
（三）中国人在种族上无狭隘之见，只在文化上有信念，不肯放松。中国人为种族而斗争者少，为文化而抗争者多。中国被外族征服，非从种族而有亡国之感，乃是从文化上有亡天下之感，不甘心文化之灭亡。
他判断中国复兴，或是从地方自卫的力量起来，为文化而斗争。他又说全国形势以山东为最重要。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的时候，他曾向袁世凯说过，别的可以相当的让步，唯对山东必须设法保全。美国乌德将军也特别讲山东之重要及好处。所以他对山东特别抱希望，希望从山东发出刚才所说的力量，从这自卫的文化的战争力量，而得到一个中国的恢复的根基。我听了他的话后，有很多感动启发。
他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但可以归类为人的条件与物的条件。这人和物两面的关系都很大，都很要紧；但总以人为主为先。因为物总要靠人运用的。人的条件亦包含很多，例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和不和等都是。但战争大了，长久了，那还是多数士卒的关系重大。士卒优劣长短如何，自有许多点可论，例如体力技术等；但究不如心理精神关系重要。大概以士卒对于他们的作战之意义，有亲切认识，而从内心里发出力量者，为制胜基本条件。论到这里，那各不同社会的人，其作战心理就不同了。譬如游牧民族，或者工业社会，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味；农业社会就不然，而只在自卫性的作战，才发得出力量。中国人便是如此。前说三点，亦均系指出中国人在那些作战上才亲切有力。那就是对自卫亲切，对侵略不亲切；对地方亲切，对国家不亲切；对文化亲切，对种族不亲切。这很合乎我所观察的。我常说：中国不像国家，而只是一个社会，是一个文化体。同时因为理性发达的结果，所以种族之见少，而天下一家之意思多，从不与人作对，彼此间的疆化界限不严。对固有文化所含之理性很宝贵，如宋明之末，许多殉难的烈士，与乎未能殉难而作遗民的，他们对国亡固有很大的感慨，而他们心中还有更强烈的问题，就是文化问题。战争不止一次，人家的优长点，在一次表现，在二次三次表现，但不能永远表现；我们的优长点，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以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以表现，他不能永远不表现。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最后的胜利。所以要紧的是现在要做训练民众的功夫，预先奠定文化自卫的心理基础，用不着预先存一种狭隘感情的仇恨心理。要培养其理性，使其头脑开发，问题来了，一指点就明白。
